论重庆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推进机制
乡镇企业增加值构成[25]。⑤财政支持(GOV)。财政投入能够通过税收、法律等手段,围绕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等,为乡村振兴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还能通过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为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里基于数据可获得性,采取政府财政支农水平占GDP的比重(单位:%)来表示。
对于以上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对每个变量取对数。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于少数年份的缺失值,采用相关指标前后年份的平均值代替,表8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平稳性与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普遍存在趋势性,可能不满足误差项无自相关的假设,因此上述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的主要问题在于可能存在伪回归,因此我们对模型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得到更接近真实的结果。通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对上述变量进行检验(由于涉及多个回归模型,限于篇幅,在此省略结果),得到各变量都为一阶单整,并且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结果分析
采取最常用的自相关修正方法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原模型进行适当变换以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进而利用OLS来估计回归参数,同时在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中剔除了每个模型中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从实证结果来看,土地流转、技术引进、人才培育、金融服务、财政支持均与乡村振兴呈显著的正相关,与一般经验相符。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原因。第一,在土地流转上,重庆正积极试点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让农村“沉睡”资源活起来,在土地利用上,用好用活“三权”分置政策,对农村耕地、林地、水域、集体资金等生产要素清产核资。同时,为加快确权与确股,重点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集体资产的股份,以家庭为单位,量化到人、确权到户;并且,对财政投入农村形成的资产,也将按照法律政策规定,分类确股确权,推动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第二,在技术引进上,重庆紧扣“371+X”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体制机制,以创新驱动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据重庆特色的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人才需求,从思路、培训、机制、管理上进行创新,逐步建设起一支“素质高、技能强、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26]。第三,在人才培育上,近年来,重庆加强“三农”工作干部培养、配置、管理和使用,着力培养综合素质高、生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改革乡村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建立符合基层人才评价机制,完善制度设计及配套服务政策的制定,推进人才下乡通道的畅通。通过科技特派员选派计划、“万名专家服务基层行动计划”,不断输入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乡村。综合运用脱贫攻坚等相关政策,通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和青年农场主培训、农村电商人才培训等项目,回引本土人才回村挂职带领群众创业[27]。第四,在财政支农上,近年来,重庆发挥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从“精准使用”扶贫脱贫资金、改革农业生产补贴方式、改变资金分配方式、试点财政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农户,为切实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环境、改革农业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五,在农村金融上,近年来,重庆从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以激励金融机构投放贷款的积极性;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以增强农村抵押融资能力;发展普惠金融以引导金融机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三农”领域的效率和水平等三个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目前,重庆已设立38家村镇银行,实现了涉农区县村镇银行全覆盖;全市的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100%,初步形成了“乡有网点、村有自助设备、家有手机银行”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28]。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从农业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构建了重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0—2016年相关指标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重庆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重庆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得分不断提升,重庆农业发展水平和重庆农村产业融合是影响重庆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机制研究得出,重庆农村土地流转、农村人力资本改善、农业技术进步、财政支农水平和农村金融水平对于促进重庆实现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这些结论,可获得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为重点,落实政策引导乡村振兴。围绕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个方面,构建完善的体系,推动重庆农业高质量发展。重庆要念好“山字经”、做足“水文章”,不断培育壮大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加强农产品品种、品质、品牌建设。面向都市,发展小众农业、家庭农业和精品农业。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为抓手,因地制宜發展农村休闲旅游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
第二,依托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解决好农村生态退化、资源粗放利用、过度开发和污染环境治理问题;积极改善农村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推进农村生活垃圾、生产生活污水的处理能力建设,推进村容蝶变,营造良好宜居环境;弘扬农耕文明和乡贤文化,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倡导文明新风,唤醒农村文化之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第三,完善保障机制,服务乡村振兴。在土地利用机制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要素的城乡平等交换,不断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因地制宜培育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及其中介服务、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中基层组织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农地流转的金融和保险服务、加强农地保护和管理,让全市强农惠农的力量充分汇聚起来,为农村产业融合添活力、强动力、增后劲。在人才吸引机制上,强化乡村振兴参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探索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专家库、特色新型智库,整合集聚新型职业农民、“三农”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才、乡土人才各类人才,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促进各路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在技术推进机制上,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大智移云”技术,打造智慧农业、促进农业资源共享、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繁荣、破解“三农”融资难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在财政投入机制上,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创新使用方式、提高支农效能。提高各种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多以贴息、担保或以奖代补的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不断促进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走进农村农业领域。在金融服务机制上,鼓励农村信用社(农商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向农村相关项目。
参考文献:
[1] 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李静,高继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4(2):62-66.
[3] 杨曙辉,宋天庆,陈怀军,等.工业化与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S1):398-403.
[4] 董梅生,杨德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2014(4):14-24.
[5] 方健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4,27(6):76-80.
[6] 李宾,孔祥智.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作用研究[J].经济学家,2016(8):55-64.
[7] 李伟,马永谈.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27(3):5-9.
[8] 邓卫平,侯俊军.财政支农方式、结构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研究[J].求索,2015(7):54-58.
[9] 刘晗,曹祖文.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与农业经济增长[J].经济问题探索,2012(12):84-90.
[10] 黄庆华,姜松,曹峥林.人力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动态转换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2):93-101.
[11] 邢晓柳.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基于VEC模型的实证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5,31(6):666-668+747.
[12] 蔡书凯,倪鹏飞.极化抑或涓滴:城市规模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7(7):46-55.
[13]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张曙光.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J].管理世界,2010(7):66-85+97.
[14] 戴林送,杨国才.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5):840-845.
[15] 李永宁.江苏省农村现代化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13):106-108.
[16] 沈费伟,肖泽干.国外农民协会发展模式及对中国的经验启示[J].世界农业,2016(9):23-29+113.
[17] 李婷婷,龙花楼.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5,35(10):149-155+138.
[18] 何成军,李晓琴,银元.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5):158-162.
[19] 马晓河.构建优先发展机制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J].经济纵横,2019(2):1-7+137.
[20] 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9(2):92-97.
[21] 闫坤,鲍曙光.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及实施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19(3):90-97.
[22] 申云,李京蓉,杨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2):50-60+196.
[23] 霍忻.中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模型的实证考察[J].兰州学刊,2018(3):104-122.
[24] 杨头平,潘桑桑.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与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8,38(12):119-125.
[25] 赵洪丹,朱显平.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J].当代经济科学,2015,37(5):96-108+127-128.
[26] 周雨.重庆立足“四个创新”建设农村实用人才队伍[N].重庆日报,2018-09-10.
[27] 王斌来,崔佳,李坚.重庆:引导人才向乡村集聚[N].人民日报,2019-03-22(1).
[28] 李相博.重庆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找准痛点缓解农村融资难[N].重庆日报,2018-12-04.
(责任编辑:张建升)
下一篇: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