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社会治理创新【6篇】

创新是一个汉语词语，亦作“剏新”，一指创立或创造新的，二指首先。出自《南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殷淑仪》：“据《春秋》，仲子非鲁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村级社会治理创新6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村级社会治理创新6篇

第1篇: 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一、 什么是社会治理

1、什么叫社会：社会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按照自己不断增长、提高的劳动和生活需要，创造性的结合成不同社会关系，进行不同社会活动的生活共同体。（社会也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

2、什么叫治理：治理就是政府一维持秩序为目标公共事务为对象，运用治权来管理国家和人民的政治运动。

3、社会治理就是国家运用法定的权力，为了保障社会经济、政治秩序而进行的一种政治运动。

二、人的需求层次

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叫马斯洛，于1943年发表了《人类动机的理论》，文章描述了人类不同需求的理论，认为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可分为五个层次，第一是生理需要也就是说人（呼吸、食物、睡眠、生理平衡、住所）维持生存的需要，第二个层次，安全需要（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第三个层次爱与归属的需要（友情、爱情），每个人都有爱的归属，都需要得到团体和集体的认同、支持和温暖，热爱什么，追求什么

第四个层次，尊重的需要（成就、名声、地位、晋升的机会、自我尊重、信心、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

第五个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道德、创造力、自觉性、解决问题能力、公正度、接受现实能力）这种需要追求超越名利、地位和金钱，是实现个人理想高境界的追求。

一般来说只有满足较低层次的需要，对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有追求。

如何满足人民的较高层次需求，这就需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发展活力。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需创新治理体制。

三、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1、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问题明显增多，阶层群体冲突增加，社会失范引发风险。就当前情况：我国的经济虽然取得高速发展， GDP总量已超过英、德、法、日进入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严重的腐败现象而导致社会上怪象百出，社会的稳定和谐受到冲击，安居乐业受到挑战。特别是民仇官、贫仇富、弱忌强和官压民、富欺贫、强凌弱等各种行为及心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和社会乱象百出。这里仅举几例：

因对拆迁安置政策不满的云南绥江部分村民于2011年3月25日11时至29 日15时，聚集县政府采取堵路，封锁多条县城主干道等极端方式反映诉求，最多时达2000余人，第一天个别村民与施工单位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第二天个别民警被推倒后遭踩踏，第三天，公安局长被围堵踩踏，第五天调动400多名特警、武警与民兵包围路点，强力清场，共持续了102个小时，17名干警与多名工作人员被打伤，原因是征地补偿金太低，如：水田只补2.26万元每亩，安置补助费为1.356万元每亩。这是群众反映利益诉求政府没有合理解决。

今年4月30日19 时，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接人处，几个暴徒持刀砍伤无辜群众，同时引爆爆炸装置，造成了3人死亡、79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这是典型的暴力恐怖事件。

今年4月29日下午15时，河南省卢氏县文广新局局长贾建涛中午醉酒，要到自己停放在河南省广电局的院内取车被另一车辆挡住，大发雷霆，嘴里不干净的骂人，并把另一车辆的刮雨器掰断扔在地上，又跑进河南广播大厦一通大闹，最终河南省电台的一名女记者走到后，他又蛮横上前厮拽，扯拽20多米，导致这名女记者胳膊多出软组织挫伤，报警后，这位局长对民警说：“我是卢氏县的高级干部”。这哪有一点像共产党的干部。

4月28 日浙江慈溪一位抱着两个小孩的母亲因与丈夫吵架，竟然将自己的孩子扔到车辆川流不息的路上，导致一个孩子被压身亡。这连起码的母爱也丧失了。

冀中星因身残，个人诉求无门，自制炸弹，在北京机场扬言引爆炸弹，造成严重社会影响。这反映当地政府不作为。

等等此类问题比较多。有的群众讨论说社会上有20多，交通事故多、诈骗绑架多、偷盗抢劫多、拐卖妇女儿童多、假货假药多、食品安全问题多、住房困难多、残疾人多、讨钱要饭多、留守儿童多、孤寡老人多、“四二一”家庭多、无业可就多、低收入人群多、群体事件多、城管打人多、拆迁征地闹事多、政府部分职能机构不作为多、买官卖官多、到机关办事门难进、脸难看多、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多。这20多年来，既是以社会治理有不当之处造成的，也是当下和今后社会治理必然解决的。如不解决，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就无法保证，和谐社会构建就会落空。对以上出现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有的人把责任推给部分党员不作为甚至乱作为导致的。固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比较严重，但据此就把社会治理相关问题全部推给党员干部是不公平的，其实社会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社会发展与治理不同步和阶段特征的集中体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均收入差距明显扩大造成了穷人太多，生活没有出路的太多，被逼无奈不怕走向绝路的人太多。给社会埋下隐患。

二是一些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缺乏为人民服务真诚，没能从群众利益出发，为了升官发财，只求GDP增长导致一些项目决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百姓利益。

三是社会治理不作为，乱作为，不体察民情造成的。对这些问题产生，要有正确的分析，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出现就否定整个制度。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面对发展中烦恼，有人困惑，有人疑虑，甚至产生一些片面错误为认识，动摇理想信念，怀疑目前我国所走路以及取得成绩。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迷失方向，产生这些错误的认识除了立场问题，经验问题，大多源于错误的思想方法。要汇聚共识，汇聚力量就必须正确分析形势。做出准确判断，才能治理好社会，才能确保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

怎样才能正确分析形势：

以二个方面来判断分析形势

1、用“古今中外”方法认清大势。

用这种方法分析，研究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所处的历史方位，以把握规律性，掌握主动权。

所谓“古”就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抹黑昨天也就是暗淡了明天。否定了来路也就迷失去路。今天的路是历史之路的延伸，承载着民族命运是一条创造奇迹，改选面貌，成就梦想之路，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们，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充满自信，这样意气风发。把中国问题与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联系起来看，任何妄自菲薄、厚古薄今、犹豫迟疑都是缺乏实事根据的。

所谓“今”，就是从改革发展阶段性特征出发看问题，研究所呈现的新的历史特点，要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看时代，看问题，看改革。目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利益调整期，改革攻坚期，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陈痛期，这些审时度势的重大判断，反映了阶段性矛盾的特殊性，也恰恰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根据，是战略定力和改革动力的源泉。看风景这边独好，又看激流险滩；看总量第二，又看结构失衡；看发展潜力，又看瓶颈制约；看制度优越，又看机制弊端，只有辩证看阶段性特征，才能使我们啃起硬骨头来更加从容不迫，也更加锐不可当。

所谓“中”，既从中国基本国情看问题，从中外的比较中认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古国进行的。这就决定了遇到矛盾和问题极其复杂，比如当前存在的资源瓶颈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并不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而是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超大规模的基本国情相联系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有些人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归昝于改革开放，认为都是制度带来的，或者都是改革惹的祸”，而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怎么会有惊天的发展成就呢？国情决定道路，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是分析中国问题的根本立足点。

所谓“外”，就是以国际视野看问题，把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去认识。通过国际比较来认识中国当前面临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国际比较有科学方法，只看同不看异或只看异不看同。选择性比较而不是全方位比较，非对称性比较而不是以相同标准，在相同的条件下比较，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事实上我们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是各国在走向现代化新面临的共性问题。比如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带来的就业为是问题，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跨入4000美元时都必然碰到的问题。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污染，许多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历史上都曾遇到过，伦敦从雾都茫茫到今日碧水蓝天。经历了很长时间。所不同的是中国要在较短的时间走完别国的几百年所走的路，而且要走出一条不同的路，问题必然集中呈现，叠加在一起，这也正是这场斗争的伟大之所在。

2、用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①要理性客观的看问题，就是客观承认积极面对。理性对待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任何客观存在，不会因否认而消失，因轻视而渺小。也不会因夸大而变得无可救药。对于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既然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也不能“戴上有色眼镜，看是非”，定曲直，更不能故意夸大矛盾，视为洪水猛兽。比如办证多，办证难的问题，近来因为一张“人在证途”图表而成为热议的焦点。对于这样问题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客观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承认这些证件历史上的对管理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客观的分析证件过多过滥的弊端，并积极帮助政府一道寻求解决问题途径。另一种则是一味吐槽之后并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把一切证件都说成腐败的温床，并抹杀了各级政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作的努力。很显然，前一种态度更具有建设性。因而对当前某一社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时，应当善于理性思考，而不能凭感情用事；当我们想达成某种愿望之时，不妨想想客观条件是否允许，为了一种超越现实而暂时无法实现的目标而纠结，无异于“庸人自扰”；唯恐天下不乱，歪曲事实真相，随意传播谣言，或采取非理性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更是为社会所不允许。

②要发展地看问题，就是把问题和矛盾解决看作一个过程，看变化，看方向，看趋势。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方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不断向前推进的。如果静止地看问题，就会被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所吓倒，就会丧失信心。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相联系的，也必然随社会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问题的解决要从改变问题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入手。而各种条件的改变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一劳永逸。比如城乡二元问题，是历史文化原因，经济社会发展原因，人口原因，体制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能解决的。消除城乡差别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要从城镇化进程的每一个进步中看变化，看发展，看趋势，而不能急于求。盲目蛮干。

③要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用系统的观点、联系的观点、立体的思维看问题。

任何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都是直线思维所能解决的。应当把直线与曲线看成是对立统一。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单靠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部门是很难完成的，需要进行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等各方面的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很容易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分析问题时既要瞻前顾后，又要左顾右盼，既要总体把握，也要分清主次，既要分析矛盾的范围、数量程度，也要分析矛盾的性质，既要分析矛盾的小环境，也要分析大环境，既要看解决矛盾的有利条件，也要看不利因素。

④要辩证地看问题，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看大势、看主流、看方向。

既“不为浮云遮望眼”，也不可“横挑鼻子竖挑眼”。而有人只看社会的阴暗面，不看光明面，这也“不靠谱”，那也需要“质疑”。比如，有些人只看到道德领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只抓住社会上一些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行为失范、社会失序的个别现象，把这些个别现象加以扩大，把道德状况看得一遍漆黑。实事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实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取得历史性的进步。近年来全国道德模范以及最美妈妈、最美护士、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基层干部等一系列最美的群体出现，恰恰折射出社会道德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看问题更要看本质，看支流更要看主流，看工作当中的缺点更要看到党和国家付出的艰辛努力。既满怀激情又秉持科学理性；既不为困难吓倒，也不盲目乐观；如履薄冰而又充满自信，心忧天下而又勇担责任，这才是应有的成熟“国民心志”。

同时，辩证地看还要求不能事物绝对化。收好一个东西，如果把它绝对化，就会物极必反。比如，如果自由没有了边界，走向极端自由主义，社会就会陷入“人与人”是狼人战争；平安没有了边界，陷入平均主义，社会鼓励懒惰，消除社会活力。我们看待问题，心里都应始终装着一条边界，刻上一条底线，不能把相对的说成绝对的，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次要的说成是主要的，把局部的扩大为全局的，把暂时的是长期的，把特殊的个别说成是普遍的。

按照以上方法，对我国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清醒认识和正确的分析。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成发生深刻变动，给社会治理带来一系列新课题。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

社会治理实际是对人的治理和提供社会服务，使社会有序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的一个户口本、一个粮油证、一张介绍信的人口服务管理制度，主要是管户籍人、单位人，而不是管实有人口、社会人，现在迫切建立一套能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政、教育、交通工商、税务、统计部门和金融系统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我们进行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人民决定的。

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就注定我们必须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决定的今天我国的制度模式。如果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不仅不能成功，而且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像前苏联的解体）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基本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立社会治理新模式。

我认为，作为国家层面，抓网格化管理，使社会安定有序，抓社会化服务，提供安全保障，使人民安居乐业，抓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具体到我们县：就是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建立三个中心二个工作站，真正解决群众诉求顺畅表达、矛盾纠纷及时化解、权益得到保障、服务达到满意的4个方面问题。

网格化管理就是将所辖的区域，划分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有专门人员负责网格内的人、地、事、物、组织，并提供必要服务，以满足人们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需求，作为县一级成立社会服务综合管理领导小组，下设行政服务中心，网格化管理办公室，社会信息化服务管理办公室，并专门设立社会服务综合管理指挥中心，下设两大平台：1、社会综合管理信息平台；2、社会综合服务信息平台。

乡镇一级设立为民服务中心，综治维稳，信访中心，网格管理中心，村（社区）设立，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站，综治维稳信访工作站，网格管理工作站，整合乡镇所有服务单位功能，实行一站式管理服务，通过网上办公，直接办理所需要的各种证件，减化程序，减少审批手续。使办事效率提高，减少行政成本。社会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对群众所反映问题，派送到相关部门办理，办结后由网格管理员通过末端反馈指挥中心。未办结的挂在网上便于监督，对重点人群实行网上监督。

社会化服务指挥平台设立网站，为民提供各种政策咨询、法律咨询，以及各种所需服务信息，政府为残疾、孤独老人等人群提供免费服务，对村民或社区居民提供有偿服务，这种服务快捷、有效，通过三维地图，反映服务辖区各种服务。

同时建立相应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队，以解决政府解决不了，由居民互动、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队提供各类服务。

通过这样模式真正解决为民服务便捷的渠道，使广大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带来的成果。

第2篇: 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协商对话机制的建立。要注重维护群众正当利益的诉求表达权力，及时反馈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要真心倾听群众的声音，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倾听意见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对话、协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有效协调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要及时化解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价值目标。

第3篇: 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记者就此专访了省委讲师团主任郑昌华教授。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昌华：总目标揭示的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明确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提出的目标，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由此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总目标与分目标、总体布局的体系与一个方面的体制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记者：以前我们更多地讲社会管理，现在提出社会治理，二者有什么区别？

郑昌华：治理同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而治理则既包括各方面的科学管理，也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内涵。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相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更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宣传教育手段的作用。

从讲社会管理到提出社会治理，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方面是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总目标相呼应，另一方面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说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了一个新飞跃。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形势，以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

郑昌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首先，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基于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实行重大变革，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决定》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使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坚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制保障转变；要坚持综合治理，使治理手段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坚持源头治理，使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

其次，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这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现在我国已经有50多万个社会组织，单从数量上看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人均数量在世界上还算很少的，而且一些社会组织质量不高，很多仍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在社会建设方面，要真正做到“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必须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本末倒置，而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这就要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

核心提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

专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发展，关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也关系到另一个很重要问题，即维稳。如何有序地培育与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同时，又不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就此，我们专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红云。

《21世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您曾研究过公共预算中的公民制度化参与，您如何看待预算改革？

周红云：公共预算改革很重要，它是一种基础性改革。财政与公共预算，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的问题，让普通公众合理、有序地参与到预算改革中来，是理所当然的，更有助于改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公共预算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让民众参与进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大在公共预算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使公共预算更加透明化、科学化。

《21世纪》：《决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您如何看？

周红云：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此次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此前说的更多是社会管理，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也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就是一场政府改革，主要表现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及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

须知，政府与社会，如同鸟的两翼，缺一不可，社会不断发展与成熟，对于实现良好的治理很重要。治理，而不是单纯的管理，说明了一种协同精神，各地也不断在社会治理方式方面进行探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案例。

比如杭州政府的治理改革可归纳为“复合治理”实践，即由“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民主促民生”、“开放式决策”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改革举措构成。杭州市积极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但不是简单地把政府职能外包出去的做法，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种资源，促进特色行业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展文化社会事业，提升城市发展层次，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在不断培育和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自治能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从而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21世纪》：《决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您如何看？

周红云：这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另一方面，即一方面政府在不断下放各种审批事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试图不断厘清政府与社会边界，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需要发展出各种中间组织来承接政府下放的这些权力并提供相应公共服务。政府的意图是很好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一些社会组织仍发育不足、成长不足，即使政府投入资金，交给他们项目，但是他们的能力依然有限。一些社会组织仍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自身专业化发展定位不清晰，政府项目具体是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利于社会组织长远的专业化发展。

《21世纪》：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您怎么看？

周红云：这涉及到维稳问题。稳定，应是个动态平衡问题。应用制度化方式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与诉求。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不断多元化，完善各种制度应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方法。不仅让老百姓有表达诉求的渠道，而且政府要以协商、协同治理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此外，在一些决策过程中，可考虑让普通民众有效、有序地参与进来，只要有适度的参与，普通民众对决策的结果支持度就会增加。这就是协同治理、化解矛盾的思路。

各种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民众间很好的缓冲带，尽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让他们尽快成熟起来，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政府首先应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成长和发育，致力于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和水平。因此，政府培育强大的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正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职能。另一方面，社会自治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并不排斥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公共管理，而且在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存在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管理必定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当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区别于政府其他管理职能，它更侧重于对公民社会自身无法自我管理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且必须以公民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为前提和基础。

《21世纪》：未来，促进民间组织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周红云：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需要一个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目前，我们还并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母法，仅有一些条例，这方面需完善，立法需及时跟上。此外，税法应怎样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也需明确化。总之，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到一个制度与法律的环境中来，不仅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政府与社会建立良性关系的应有之义。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概念的理论创新（2）

2013-12-24 14:07 来源： 深圳特区报 作者： 汪斌锋 鲍宗豪 字号：

提 要

十八大报告涉及关于我国社会现实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回顾这一年，学界围绕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新型城镇化、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社会学等热点问题，从不同视角和面向展开深度研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成果，从而彰显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追求。

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乏力

社会结构和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众多学者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内在分层机制展开研究，以期揭示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从而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一是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底层社会向上流动乏力。钱兆成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王伟宜通过对7所重点大学学生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公平逐渐丧失成为社会流动之忧。

二是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一方面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刘志伟根据全国性面板数据对城市房价与劳动力流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择业流动，同时高房价还剥夺青年人的梦想，使其不得不生活在还房贷的高压力之下；另一方面高房价使得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有为青年——大学生及农民工群体无法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阻碍了地区间人口流动。

三是流动性缺失导致“社会病”流行。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拥堵。郭强、王芳等人的研究表明，大量底层社会群体有向上流动的需要而现实中流动渠道狭窄，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然导致社会拥堵。第二，阶层固化。马西恒等人提出阶层固化，意图强调处在上层的社会和处在下层的社会同时出现流动乏力的情况。

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成为2013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从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城镇空间规划、功能设置、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研究，还是城市产业布局、就业机会的研究，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首要位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田莉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土地出让，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房价飙升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及忽视“人的城镇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

第二，“城市病”研究。我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人口急剧过度聚集、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对“城市病”的关注使得大量研究人员加大对城市空间规划、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市制度设置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第三，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研究。2013年同济大学科学发展研究所与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成立的新城镇化中镇模式研究小组对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进行了深度阐释，“中镇模式”汲取了大城市高效、小城镇快速的优点，克服了大城市过载、小城市浪费的缺点。从以上总结来看，2013年城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人的城镇化，旨在用文明发展来增进人的幸福和幸福感，从而形成人口宜居、生态美好、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

社会建设：价值、结构、制度与关系

近几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一直是社会学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从2013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双管齐下，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价值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进行了多个层次的研究。

一是社会价值建设。学界认为，社会价值建设旨在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学界也试图构建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的公民身份认同。

二是社会结构建设。学界主要从社会结构化的角度展开，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单独二胎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等与之相关联的诸多问题。有区别地判定社会结构现状并试图预测社会发展的可能，从而通过对当前社会改革调整入手，通过制度设置来规避社会风险，塑造结构合理的社会发展态势。

三是社会民生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社会民生制度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其中，社会保障机制、社会福利体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公共卫生建设和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等众多领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底层民众利益保障的制度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建设取向，一方面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最基本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断提升我国制度化建设水平。

四是社会关系建设。学界认为，社会关系建设在于重建社会信任，尤其是现代法制的建立健全和传统道德观念中信任文化的挖掘。同时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培养社会组织能力，通过“社会人”和“共同体”培育来抵消“经济人”的冷漠。

社会治理：从管理到治理体现全面创新

从理论来看，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密不可分，2013年“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在京挂牌成立也充分说明其中的渊源；从实践来看，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培育社会参与自身建设的制度与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提高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从2013年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新形势下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第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市场的地位，也表明政府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市场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共治，它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第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通过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单位的主动性、能动性，发挥社会自身的调解、净化作用。通过法治手段、社会规则和市场秩序来规范和协调社会利益群体，使其正常发展。

第三，网络社会治理。2013年以微博等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又一焦点，当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这三者互动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社会治理是有限政府视域下的延伸。

生态社会学： 由环境危机引发的热议

生态社会学的崛起与其说是生态环境进入社会学视野，还不如说是社会学回归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态社会学跨学科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的反思富有启发意义。

一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生态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经济增长的反思。生态社会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制，通过将生态代价计算入经济增长的成本，转移经济收益用于生态补偿，从而修复已经受损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模式转型，例如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等等。

二是对社会发展目的的反思。生态社会学在社会哲学层面进一步反思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对传统社会发展的目的进行质疑，试图重新厘清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既要人类发展，同时又不对人类未来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方式成为难题，或许当前科技能起到调节矛盾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有多大，还有待证实。

第三，社会学研究回归现实生活中。生态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回归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首先，人的生存危机作为人类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其次，资源能源的枯竭已成必然，未来的人类将如何生存？因此，生态社会学的反思不断推向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层面，还进一步推向未来社会的发展可能。

第4篇: 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强化村级治理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既是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是其总体目标。这20个字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因此，村级治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当前，村级治理的现状如何呢？有没有加强村级治理的好办法?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带着上述两个问题，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一致认为必须强化村级治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才能搞好基层政权建设。

一、当前村级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治理条件不足

1、资源不足。表现在：村级治理经费短缺；作为村级治理的劳动力条件是有的，但受一家一户生产方式的束缚及其缺乏有效的组织，难以动员起来；村级治理的专业知识普遍缺乏。

2、权威不威。表现在：一些村特别是贫困村的“精英”们外出务工去了，无“精英”可选；因家庭、宗派和派性作崇，真正的“精英”没有被选出来；村支两委班子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思想倾向保守的状况比较普遍。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有的村民压根没把村委会和村干部放在眼里，说“不靠村里吃，不靠村里喝，只要不犯法，你把我奈何！”

3、制度不刚。村村都有成文的平均达10个以上的规章制度，但多数村缺乏落实制度的制度或机制，缺乏足以让人畏惧的舆论力量，缺乏正气压倒邪气的村风民风，缺乏惩治不良行为的“惯例”即“不成文法”。

4、奖惩不严。不少村的现状是：奖励制度必须到位，不到位就要告状；惩戒制度则形同虚设，谁也惩罚不了。

5、民风不正。忠、孝、节、义这些有积极的优良传统受到严重挑战，旧社会才有的“笑贫不笑娼”的现象在农村已被认为是平常事。

（二）自主治理不强

村级治理的内容可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政务和村务。自主治理能力不强的突出表现有两个：一是“政务”强于“村务”。二是村务治理中的“管理”强于“服务”。

（三）村民参与不多

从整体情况看，村民群众基本上还是站在村级治理岸边的旁观者。一是对村级治理状况漠不关心。“种自己的地，发自己的家”、“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二是依赖思想。认为村里的事都应该由村干部管、由政府管。三是缺乏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只要权利，不履行义务。四是缺乏对民主的正确理解和权利让渡意识。

（四）制度环境不良

1、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反映突出的问题有五个：一是三年一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耗时耗力成本很高。二是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制度使土地失去了生产要素的性质。三是滞后的户籍制度。使得一些有志于改变农村面貌的非本村的优秀人才难心进村。四是信访中的问题。现在对有的农民的上访告状，大多采用安抚平息事态的策略处理，即先把“葫芦”按下去，形成了“多闹多得，少闹少得，不闹不得”的咄咄怪事，并且把很多“板子”打向了乡村干部。五是“三农”政策方面的问题。在对“三农”扶持中，对“农民”的扶持最大，“农村”次之，“农业”问题则显得相对薄弱，缺少对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大型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和支持。每年发到农民手中的每亩100多元的各种补贴，并未取得促进农业发展、粮食增收的预期效果。同时，取消农业税，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2、治理环境方面。一是村级负债严重。村级沉重的债务包袱及其危险的债务结构，严重影响着村级治理。表现在：村级组织难以正常运转；农民权益难以保障；对农村大局稳定带来了隐患；“老账未了，又添新债”。很多村干部和农民发问：“中央帮助农民工讨了工资，中央什么时候能帮我们讨债？”二是农业基础设施严重老化、滞后。表现在：灌区老化；水库库容萎缩、病险缠身；排灌机埠陈旧老化。三是农村人口结构的平衡被打破。原有的平衡的农村人口结构被代之以“四多一少”：老年人多、妇女多、夫妻分居人多、种田干事的人少。由此带来了如老年人赡养、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粮食生产等一系列的问题。

二、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建设农村社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建设，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合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决策意义深远。从最现实最直接最感性的方面说，是由“三大需要”所决定的。一是农村社区建设是实现乡村管理有序的需要。当前农村社会管理无序的突出表现在：乡镇、村关系无序，即关系不顺；村支两委无序，即村支两委关系不协调；村民关系无序，即农民中一些无序的力量在滋长。一些村的家族、宗族、宗派势力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一些村民为着个人的一已私利不惜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农户之间、邻里之间为一寸宅基地而大动干戈的事屡见不鲜；一个村一份对全村人都利的规划往往因利大利小的差别而得不到全村村民的普遍赞同而搁浅等。二是农村社区建设是改善和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的需要。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使得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极为短缺。三是建设农村社区是建设文明祥和农村社会的需要。文明祥和的农村社会至少必须达到“六个有”：有健全的村规民约；有发达的农民教育；有整洁的村容村貌；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活跃的文化生活；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不但非常迫切，而且完全可行。

三、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探讨和思考：

（一）在体制机制上，村委会和农村社区对接——实现二者合二而一。一是在法理上，依据比较充分。将村民委员会和农村社区而二而一，统称“社区村民委员会”，既没有改变《宪法》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和法律地位的规定，又使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找到了村民委员会这一法定的可靠的依托。二是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简约。这对于精简机构改革、畅通政令和强化公共服务是大有好处的。

三是在建设成本上，能够大大节约。

（二）在组织上，村支两委对接——实现村级二元权力结构走向一元权力结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2]14号），是解决村支两委对接的武器和法宝。文件提出了著名的“四个提倡”。通过贯彻“四个提倡”，实行村党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村支两委成员交叉兼职，由此实现“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使村级二元权力结构转变为一元权力结构，是解决两委矛盾、实现两委对接的可选择的最佳方案。

（三）在资源上，各种资源对接——实现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和新投入的统一。一是加大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二是化解村级债务。三是搞好资源整合。要把政府公共服务、新农村建设、村级组织场地建设、扶贫开发、建整扶贫、老区建设资金、退耕还林还草资金、社会力量的投入、农村基层资源等有效整合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钱往一处投的强大的合力。

（四）在乡、村关系上，依法行政和村民自治对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目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村民自治权。它们构成了现阶段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为了使乡镇、村有效对接，乡镇必须做到“三二一”：就是乡镇政府要实现观念、管理、决策方式上的“三个转变”。要坚持“两条原则”：在指导村民自治上“越宏观越好”；在服务村民上“越微观越好”。要建立健全乡镇指导村民自治的一种机制，即“乡镇指导、村委主办、村民作主”。在社区村委会一方，则要做到“一二三”：要牢固树立一个观念即依法自治的观念。要坚持两条原则即“自己的事自己定”，“大家事大家办”。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社区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社支两委、社区村委会和村民的关系。

（五）在社区与村民关系上，通过发展壮大“草根性”民间组织，实现社区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的对接——形成生产、生活、利益共同体。在一个农村社区，重点要建立健全好以下4类群众性组织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一是服务类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关心下一代协会；计生协会；扶贫帮困组织等。二是文体类组织。如文体协会，舞龙舞狮队等。三是治安类组织。如维稳协会、民事纠纷调解协会、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组织以及“两释”人员帮教组织等。四是农业经济组织。这是解决当前农业生产过度分散化和非组织化的一条有效途径，其本质是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六）在党和国家政策层面上，出台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文件，实现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对接——达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完成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以下几个问题迫切需要通过中央出台文件来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建设还不为所有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所熟悉、所认同。如，有一位领导干部问：“什么是农村社区建设，我怎么不知道？”二是抓农村社区建设底气不足。如有人说：“新农村建设有中央1号文件（2006年中央1号文件），村民自治既有法律又有中央文件（《村组法》和中办发[2007]17号文件），农村社区建设连个专门的中央文件也没有”；也有人说：“现在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和村民自治就行了，再搞农村社区建设就重复了。”三是搞农村社区建设势单力薄。目前农村社区建设是民政部门牵头抓，而民政部门的人力、财力很有限，迫切需要一个中央文件予以支持和协调。

中办发[2000]23号文件，使全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解决了城市管理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维护了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中央再出台一个专门的农村社区建设的文件，必将进一步把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到实处，进一步解决农村社会管理中的许多问题，使农村长治久安。

第5篇: 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为了加强创新意识，我特地找来一些创新的案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花溪区委群工委：打出“组合拳”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花溪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社会组织搭建发展平台，通过孵化培育，积极引导，典型示范、政策支持等方法为辖区社会组织及居民服务，在示范组织涌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元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得到加强。
南明区新华社区：“青云路夜市自管会”走出新路径。按照“六小联通”社会组织创建要求，由新华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牵头，指导青云路夜市成立自管会，促使夜市摊主实现自我管理和文明经营，让青云路夜市在发扬筑城饮食文化，“老”夜市迎来了“新”秩序。
云岩区公安分局：创新“互联网+”人口管理模式。通过房屋二维码管理和搭建智慧门牌管理平台，实现“把网格建起来、使管理连起来、让数据活起来”，建立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高效的社会治安管理模式。
白云区白沙关社区：夯实基层队伍建设 补齐大数据人才短板。结合社会治理大数据云平台“社会和云”及“党建红云”作为试点的工作实际，从“建、管、用”打造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着力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方式。
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创新智慧e云惠民生 “3+8”便民服务进万家。依托1个已成型的有线电视网络，设立1个社区实体服务站，运用1个移动终端，整合8项公共服务资源，通过“电视屏幕+服务站点+智能手机”的三重立体界面推送给辖区居民，实现人们从“看电视”到“用电视”的飞跃。
息烽县委群工委：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整合各部门单一网格，将所划网格建设目标设定为“管理优化、服务优质、环境优美、业绩优秀;社会管理好、平安建设好、群众反映好;群众满意”的“四优三好一满意”网格，帮助群众办理了大量的好事实事。
市群工中心：以大数据为支撑全面提升信访工作科学化水平。“数据信访”平台依托贵阳市大数据产业优势，按照“信息化、数据化、自流程化、融合化”四步曲的建设思路，建成了以“一网二责三化四库”为基本构架的信访业务系统，使信访工作真正做到了摸清底数、监督流程、掌握进度、把握形势、提升效率。
市法制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开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清理工作，积极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创新监管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幅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团市委：打造“5A”社区青年温馨之家。社区青年之家以青年发展和成长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开展各种服务和活动，将青年凝聚在一起，形成城市青年的新型熟人组织，为城市青年提供社会支援和社会约束，畅通青年的社会参与渠道，引导他们成为积极奋斗的城市青年群体。
市商务局：建设社区惠民生鲜超市 精准解决市民“买菜难买菜贵”问题。惠民生鲜超市通过精准选址建设，解决社区菜市场覆盖不到位的问题;同时，通过精准限价，其生鲜产品价格原则上在批发均价基础上加价不得超过30%、低于周边农贸市场和大型综合超市价格，较好解决其覆盖社区的“买菜难买菜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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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任程远

【期刊名称】《法制博览》

【年(卷),期】2015(000)028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多领域面临着纷繁复杂的转型升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现了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新变革。从多个层面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为引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页数】1页(299-299)

【关键词】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作者】任程远

【作者单位】中共洛阳市委党校法学与科技文化教研室，河南 洛阳 471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0;D920.0

【相关文献】

1.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兼论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J], 阴琼琼; 刘伟

2.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J], 徐长业

3.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J], 曾正滋

4.网格化管理创新青海社会治理方式浅议 [J], 张双喜

5.网络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研究 [J], 曲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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