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18篇

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18篇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以鉴真东渡为例谈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鉴真是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师。他曾6次东渡，历尽千难万险一心弘法。同鉴真一起到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1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以鉴真东渡为例谈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鉴真是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师。他曾6次东渡，历尽千难万险一心弘法。同鉴真一起到达日本的还有其弟子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计有：佛像8尊、佛具7类、佛经34种、字帖3件。日本朝廷对鉴真的到来给予了盛大的欢迎，举朝上下，无不对其尊敬有加，授予传灯大师之号。天平宝字3年（759年），日本朝廷按照唐朝寺院布局，完成了唐招提寺的修建，鉴真遂从东大寺移居其内，广传戒律，开创了日本律宗。天平宝字7年（763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内圆寂，享年76岁。其弟子忍基制作了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了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成为日本律宗的传教之宝，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一直保存到今天。鉴真在日10年期间，受到日本人民的深切爱戴，被称之为“天平之甍”，意思是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律宗由中国传至日本，并不始于鉴真，但把律宗的教义完全传入日本，使之建立并成为佛教中一个独立宗派，却应该归功于鉴真和他的弟子们，从而使中国的律宗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弘扬。鉴真东渡，将唐代发展成熟的律学传入日本，这对唐代律宗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在律宗思想发展史上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时至今日，日本律宗还有以唐招提寺为本山的律宗与以西大寺为本山的律宗等派别。日本人称鉴真为“日本律宗的初祖”。鉴真生活在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高峰的唐朝，当时中国先进的文明对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日本天皇授命留学僧普照、荣睿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赴日传法。为了传律授戒，弘扬佛法，鉴真毅然率弟子跨海东渡，不辞辛苦，以酬宏愿。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依旧矢志不改，历经11年，先后6次东渡日本，终于在754年平安抵日。鉴真到达日本后，进行一系列的佛教活动，为日本佛教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鉴真在东大寺设立戒坛，此为日本正规受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鉴真携带不少佛经、佛像、佛具等到日本，用嗅觉鉴定草药，协助校订佛经的讹误。在日本的10年期间，完成了传律弘法的伟大誓愿，同时也使日本佛教走上了严格、正规的戒律之途。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表现在其改变日本僧侣的无序状态，建立了统一规范的“三师七证”制度。鉴真到日本之前，佛教已经在日本存在了200年，但一直没有统一、规范的授戒制度。鉴真抵日后，日本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的4月初在奈良的东大寺设立戒坛，成为日本佛教史上正规授戒的开始。前已叙及，这种制度在鉴真东渡前是没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奈良佛教界不能组成授戒必须的“三师”、“七证”（即三位高师授戒，七名高师在场作证）以及佛教界对戒律知识的贫乏，从未举行过正式的授戒仪式。鉴真大师的到来，为建立“三师”、“七证”的授戒制度创造了直接条件。之后，鉴真在东大寺建立戒坛院，成为日本全国的中心戒坛，与后建的西部观世音寺戒坛和东部药师寺戒坛被后人称之为“天下三戒坛”。鉴真的戒律思想是主张僧侣必须严格遵循戒条和提倡启发僧侣的内在自觉，使两者融会贯通。这样的戒律思想既避免了小乘戒统而活的不足，又防止了不注重内心自觉的大乘导致放任自流的弊端。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表现在其携带戒律著作，奠定日本律宗的理论基础。佛教经典的传入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鉴真东渡成功后不久就派专人抄录记载。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从中国带到日本的共有48部佛书经典，其中大多属于戒律著作。这些戒律著作对于鉴真在日本传经授律，弘扬佛法至关重要。鉴真东渡之后，立即将自己及弟子所带来的经书无私地交付东大寺的写经所，以供他们抄传。据记载其中被抄写的经典大致包括《大集经》、《四分律》、《四分疏》、《菩萨戒疏》、《明了论》、《戒本疏》、《大品经》、《华严经》、《遗教经论》、《禅门》、《音讯》、《梵网经疏》、《补释宗义论》、《大庄严论》、《分别功德论》、《行事钞》等。鉴真及其弟子曾先后在唐招提寺大力讲解这些章疏，这为之后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立播下了种子，奠定理论基础。不仅如此，鉴真大师还对日本

　　原有的佛经进行了整理和校订。由于当时日本的佛经大多是由百济僧侣口传得来，其中错漏满篇，即使用别本进行比较，也难以定夺。日本政府将校订佛经的艰巨任务交给鉴真。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借他深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和烂熟于胸的经文，为日本的佛经纠错补漏，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表现在传播佛学思想，促成日本佛教的整肃。这一点也是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最显著、最重要的影响。鉴真东渡以后，弘扬佛法、传律授戒便成为他的第一要务。抵日2个月后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登坛主持，为日本太上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以及沙弥等400人授戒。“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之后鉴真得到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被授予“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759年，在天皇敕施的新田部亲王旧宅的基础上，鉴真率领弟子们建成日本律宗的总本寺——唐招提寺，孝谦天皇亲书“唐招提寺”四字，悬于讲堂。在鉴真及其弟子的经营下，短短几年时间内，唐招提寺已能与当时日本几个较大的官寺如东大寺、兴福寺和大安寺等相提并论，成为日本僧徒的向往所在。759年集聚唐朝庄严风格的唐招提寺落成，掀开了日本佛教史上崭新的一页。唐招提寺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便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是日本众僧侣的向往之地。鉴真在中国时就对天台宗有过相当程度的研究，这些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至今。鉴真东渡使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之路，促使日本政府对佛教施以更有力的控制。同时也杜绝了那些由于疏于管理造成的种种不足，从而使佛教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被天皇任命为首席大僧都后，自然对僧侣的管理和整肃负有重要职责。鉴真与其他僧侣管理者协力合作，统一意志，共同加强戒律思想的宣传和建立健全的授戒制度。鉴真担任大僧都的数年期间，协助朝廷采取了几次大举措，对整肃佛教产生了重要作用。其中第一次举措是756年在孝谦天皇的号召下，派遣62僧侣的宣讲团，向奈良城各寺院以及各国各地寺院宣讲《梵网经》，声势之浩大实属罕见。后来由于年事已高，鉴真渐渐退出了僧官职位。但是，鉴真的思想已深入日本佛教界，加强戒律，整肃纲纪。维护佛教界的纯洁，已成为日本僧侣的共识。760年，当时的大伯都的良辨和其他僧侣受鉴真思想的启示，联名向朝廷呈递了一项改革建议书，提出“开化众生”、“劝勉三乘”生张。这条建议获得了日本统治者的批准，自此以后奈良佛教界就完成了整肃任务，各宗僧尼克服浮躁，遵循戒规，修道禅行，呈现出佛教传人日本以来从未曾有的繁荣局面。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鉴真大师东渡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有了更深程度的了解。他的到来，改变了日本僧侣的无序状态，建立了严格的“三师七证”授戒制度；他和弟子所携带的戒律典籍，为日本律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十年佛学思想的传播，促成日本佛教界的整肃。现在大师的跫音已远，但他的精神和意志却透过历史的帷幕，长久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当代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整理大师的过往，学习大师的伟大思想，让精神之花永开。

　　综上所述，中国的隋唐时期是日本佛教发展并完善的重要阶段。通过遣隋使、遣唐使对中国佛教的悉心学习，刻苦研修，以及两国僧人的共同交流，使得中国佛教在日本不断被传播开来。同时日本僧人在移植中国佛教的同时，并非全盘吸收，一成不变的一味被动的接受中国佛教的熏陶，而是不断吸收中国佛教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使日本的佛教不断向前发展、迈进，这是日本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佛教最终能够产生的先决条件。

　　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城乡规划班级：2014-2姓名：白锐学号：2014223131

篇二：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第一讲的问题枯山水何时出现？为何枯山水出现在寺院里，庭院假山在寻常人家？7世纪，中国隋文帝曾经赠送过日本天皇一景观盆景。日本僧人荣西是最早入宋求取禅法的高僧，1192年回国后弘扬禅宗教义，寺院园林接受禅宗思想侵润而形成禅宗风格的园林—禅宗园林，为反映禅宗修行者所追求的苦行及自律精神，日本园林开始摈弃以往的池泉庭园，而是使用一些如常绿树、苔藓、沙、砾石等静止不变的元素，营造枯山水庭园，园内几乎不使用任何开花植物，以期达到自我修行的目的。平安时代末期，世界第一部园林典籍《作庭记》中首次记录了枯山水。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中国唐朝（618年－907年）水墨画传入日本。镰仓时代末期，与禅宗相应的以追求自然意义和佛教意义的写意园林发展固定为枯山水形式。起源。南北朝（1333年－1392年）时代，枯山水的实践时期，一般与真山水（池泉部分）同存于一个园林中，以真山水为主体，枯山水为辅。室町时代（1393年－1573年），枯山水逐渐从寺社园林走入武家和皇家园林，并逐步与真山水分离开来。枯山水的颠峰时期，出现了枯山水的双璧大德寺和龙安寺。桃山时代（1573年－1603年），以茶道宗匠千利休所创立的草庵风茶室为代表的日式茶庭兴起。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多以小型枯山水为主，以枯山水、真山水和茶庭相互融合园林形式出现。

　　中日佛教的比较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大凡人类社会都是始于采拮而游牧，基于对大自然之敬畏，就产生了宗教感；宗教不仅是创造文化的动力，也是维持文化、社会之安定力量。我们环观世界各民族，其文化之精髓无不源于宗教，其精髓之保持亦是宗教之贡献。现存于世界上伟大精心之艺术作品，无论音乐、建筑、雕刻、绘画，大都表现在宗教上，唯有宗教虔诚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得出那些不朽的艺术，诸如印度之寺、塔，中国之石窟，日、韩现存之古代寺庙，以及罗马教廷之石刻、壁画等。一：佛教传入以及发展契机：日本以军事、政治上之目的而通新罗、百济....因而接触中国文化与佛教。中国也因同一目的而有汉朝通西域，致使西域佛教能传入中国。中日两国，都因军事的目的，西向开拓，而传入了佛教。都是由外国人传入佛教。传入后经历的发展：【日本】平安时代，最澄和空海入唐归国,分别建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强调“积福灭灾”、“镇护国家”的宗教实践活动,主张佛教徒“在家孝,为国忠”，将镇护国家作为奉法修行的目的，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镰仓时代，日本临济宗的开祖荣西西先后二次入宋,深得禅宗真传,然而与中国禅宗超然物外的思想观念不同，以镇护国家为主要使命。“蒙古袭来”的外来威胁等因素,日本的国家意识进一步高涨,镇护

　　国家的理念高度强化，禅宗修心治国之道,为镰仓时期武家伦理文化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增强了镰仓幕府推行幕府体制自信心,得到了幕府将军的推崇。日莲创立的日莲宗（佛教的另一重要宗派），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宗教观、“立正安国”的使命感,对日莲宗以后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江户时代，寺院实际成了幕府管理户籍的基层结构,直接加入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体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对外奉行扩张侵略的政策。日俄战争以及在1937～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佛教继续充当“振兴国民意识”、“鼓舞士兵”的精神力量的角色，并给予各种援助。佛教在总体上也积极地迎合政府,支持战争。1945年战败后,日本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宗教政策,佛教界痛感战争对人类的戕害,积极投身世界和平运动。（一千多年来日本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推崇,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满足来自现实的、世俗社会的精神需求。社会的每一发展,都向日本佛教提出新的要求或挑战,由此推动了佛教入世程度的逐层加深,使其理论发生变革,并促使及时反映现实社会要求的佛教新宗派产生和流传。）【中国】佛教从一个外来文化逐渐变为一个主流文化的过程在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繁荣。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可以说为佛教走向繁荣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一时期佛教的发展，更多是在引进学习这样一个阶段，具体就是印度或西域有佛经传过来，我们

　　这边就去翻译它学习它，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标准去照着说。输入原因其中主要是文化妥协，（1）对皇权的妥协，例如道安提倡：“不依国主，法事难立”。（2）对儒家文化的妥协，著《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是我们本土造出来的一本经书）（儒家特别重视孝道，但是佛教的一系列行为是与孝道格格不入，甚至争锋相对的。中国佛教界为了凸显佛教的孝文化特点，他们也讲孝道。）小插曲：帝王提倡佛教，最著名的就是南朝梁武帝“舍道入佛昭告天下”。让后宫嫔妃孩子信仰佛教，也让大臣们信仰佛教，他自己解读经书，在讲坛上讲经，他把自己布施给了当时的皇家寺院，舍身同泰寺。大臣们就很着急，皇帝都被舍到寺院了，梁武帝说你们可以用钱把我赎回去，所以大臣们不得不用钱把皇帝给赎回去。南朝四个朝代寺院图示：宋1913所36000人齐2015所32500人梁2846所82700人陈1232所32000人隋唐时期：佛教处于繁荣期，儒道释三教并立与融合，这为佛教文化的繁荣打下一个好的文化基础。佛经翻译：达到真正成熟的时代。中国佛教界开始可以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再是照着说，还可以接着说。翻译师典型代表：玄奘。隋唐时期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等。所阐释的经典还是印度的佛教经典，可是他们阐释的思想观念却是有新意的，都是经过创新的。

　　宋元明清时期：融入期，从宋以后，佛教开始确立了它作为中国三大传统文化之一的地位，也就是完全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了。儒道释三家文化，相互融合。诸宗融合：禅宗和净土宗融合为主轴，调和儒道，就是儒道释三家文化已经是一种并行的状态。它们之间互相融合互相吸收，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断生发出一些新的东西。佛经翻译，宋代是汉译佛经的尾声，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大部分都完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绝大部分佛经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都翻译过来了，所以宋以后，基本就没有佛经可翻译。

　　传入方式：（正式传入佛教）日本政府是主动、有计划地派遣学僧输入佛教及中国之典章、制度。中国政府从未主动派人到西方，而是由民间佛教僧侣凭自己之信仰与毅力前往。（传入中国并被接受的重要之原因：而佛教之教主释迦牟尼本人是太子也使得中国人之王室容易产生尊敬与信心；也因此普遍地影响到政府官员及百姓之信仰。）传入后的影响：佛教传入日本后，始将中国大陆文化根植在日本，促成日本“大化革新”，继而发展成“律令国家”。（日本大化革新内在原因是由于中国文化及佛教之传入，外在原因是借鉴中国隋代之大一统。）所以，佛教对日本之影响是根本的。日本的佛教具有强烈的“官学”色彩，各个宗派是在历代政权的扶植倡导下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而政治权力也对佛教给予支持，佛教也积极为政策服

　　务，为国家利益而存在。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已度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个学术思想之黄金时代，正是隋唐鼎盛第二个学术思想之先期时代，由于中国本土已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佛教只是丰富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幅度上，确实也是全面的、普遍的。佛教对中国之影响虽是全面的，但绝非是根本的。其结果，影响中国的，只是佛教及其文化、艺术。印度之典章、制度，对中国了无影响。学习的人群以及政府的态度：日本无论在大化革新，或明治维新，都是由政府有计划地集体派人到外国研究、学习。所以至今，日本比较著重集体研究，发挥团队精神。而日本因为著重集体工作，所以就在佛教经典注疏、研究上大都是集体、共同戮力以赴。集体可作有计划之研究，也正是现代的科学精神。日本近百年来对中国反为文化、技术之输出国，仅就佛学而言，至少已领先中国半个世纪。中国是自己个别在印度求法，乃至满清之变法自强、洋务运动所派遣出去学习的人才都不是有计划、集体的研究、学习。中国著重思想，所以是个别研究、学习。因思想是不能集体同时表现的，只能因袭承传。而中国偏重思想，思想家是不能加速、或速成的，也不能规约、或计划的。原因：大和民族为新兴民族，是根植文化，重团体、重知识，其文化根基完全赖佛教之传入，而中国文化才随之而根植于日本。新兴民族具有无限活力与锐气，对于外来文化吸收最强。中华民族为古老民族，是原生文化，重传统、重思想，中国是有原生文化的民族，佛

　　教的传入只是添加了、补充了原有之文化而已。

　　佛教对社会的贡献：【日本】平安时代空海创办的综艺种智院，招收平民子弟入学,教学的内容广泛而实用,在日本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18世纪,“寺子屋”数量大增,,寺子屋的学费(谢议)一度成为小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佛教寺院充当了平民教育的主要角色。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佛教各宗纷纷将增侣养成的教育转向面对社会的普通教育,佛教系统的教育逐步汇入国家教育的体系。在理论上立足于“现世救济”和“人类救济”的现实利益的新兴团体，最早出现于明治年间,在二战前后有了长足发展，主张经世致用。日本佛教的特点：(l)护国性。在日本佛教发展的全过程中,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2)简易性。与印度和中国佛教相比,日本佛教的哲理和思辨程度不甚发达,注重内心信念、修行方法简便成为日本佛教的特点。日本佛性理论的简易性表现为在何谓佛的问题上,真言宗和日莲宗张“即身成佛”;在佛修行问题上,主张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往生净土(3)世俗性。日本佛教注重汲收世俗人伦道德,将人世人性理论与出世佛性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日本佛教的世俗性。这同真宗把宗风建在无戒律之上,主张僧俗一样。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佛教进行了一些改革,规定僧侣

　　是一般职业,解除禁止食肉、带妻、蓄的禁令。这样,僧侣除去教外,还从事众多的社会事业。(4)移植性。日本佛教基本是中国佛教的转移这是因为日本固有文化积淀的淡薄,多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方法。

　　中日佛教的不同：（1）（传入前后）中国统治阶级以高度发展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思想,佛教始终处于依附地位。而日本在佛教传入时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把佛教作为大陆先进文化的代表,置于施政施教的主导地位,佛教曾为维护日本统一,吸收大陆文化,发挥过积极作用。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支持下,佛教势力很大,直到江户时代以前,儒家和神道教一直处于佛教的从属地位。（2）日本佛教兴办学校，医院，幼儿园等，有专门的大学。中国没有。日本僧侣富有没学思想，佛寺都可看到美术的建筑，雕塑，装饰。中国目前比较浅薄。日本僧侣可以娶妻吃肉，世俗化比较严重。日本佛教各宗族也会有竞争，但都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发行刊物或者创办学校等。日本的佛教是有系统的，中国无组织无系统。日本的僧侣各有职业，中国的除了主持和研究者之外，其他的若当成正当职业，生活都成问题。日本的僧侣受到高等教育，得到国家的援助比较多，有大量的研究参考资料，在佛学领域比较容易出成果。

　　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是伴著佛教在日本生根发芽的呢？中国文化已早传入日本267年，而竟未影响日本当时之文化进步，直到佛教传入日本以后，中国文化随著佛教才在日本生根萌芽，成为日本“大化革新”之文化背景。宗教才是发展文化之主要动力。佛教既是信仰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真正根植中国文化于日本的，实应归功于佛教。所以说，佛教之于日本文化之影响确实是根本的。◎随著佛教传入，印度之文学、音乐也于开元中（713～741年）大量盛行。凉洲“进凉州曲”，后赐名为“霓裳羽衣”，一时习染成风。西方乐谱有调无词，正合迁就流行之诗篇，这就是开元年间七绝、五绝所以特别流行之原因。至于民间文学多从佛学典籍中之文体，演变而来，称之为“变文”，因而戏剧与文学、音乐同时传入。据传说唐玄宗曾亲自主持在御花园之“梨园”演出。

篇三：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摘要

　　本文从佛教在日本发展历史入手，分析日本佛教的宗派，进而引出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希望通过对日本佛教的认识，能更进一步的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关键字：日本佛教历史宗派现状

　　目

　　录

　　摘要„„„„„„„„„„„„„„„„„„„„„„„„„„„„„„„„„„„第一章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历史„„„„„„„„„„„„„„„„„„„„„„„„1.1飞鸟时代„„„„„„„„„„„„„„„„„„„„„„„„„„„„„„1.2奈良时代„„„„„„„„„„„„„„„„„„„„„„„„„„„„„„1.3平安时代„„„„„„„„„„„„„„„„„„„„„„„„„„„„„„1.4摄关政治、院政时期„„„„„„„„„„„„„„„„„„„„„„„„„1.5镰仓时代„„„„„„„„„„„„„„„„„„„„„„„„„„„„„„1.6德川时代„„„„„„„„„„„„„„„„„„„„„„„„„„„„„„1.7明治维新„„„„„„„„„„„„„„„„„„„„„„„„„„„„„„1.8二战期间„„„„„„„„„„„„„„„„„„„„„„„„„„„„„„第二章日本佛教的宗派„„„„„„„„„„„„„„„„„„„„„„„„„„„2.1中日佛教十三宗„„„„„„„„„„„„„„„„„„„„„„„„„„„2.2日本南都六宗„„„„„„„„„„„„„„„„„„„„„„„„„„„„第三章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3.1武士道的精神支柱——佛教„„„„„„„„„„„„„„„„„„„„„„3.2插花、日本画的起源——佛教„„„„„„„„„„„„„„„„„„„„„3.3佛教对茶道的影响„„„„„„„„„„„„„„„„„„„„„„„„„„第四章日本佛教的现状„„„„„„„„„„„„„„„„„„„„„„„„„„4.1佛教在日本正在走向消亡„„„„„„„„„„„„„„„„„„„„„„„4.2日本佛教走向消亡的原因„„„„„„„„„„„„„„„„„„„„„„„结论„„„„„„„„„„„„„„„„„„„„„„„„„„„„„„„„„„„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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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日本佛教

　　专业：学号：学生姓名：指导教师：

　　一、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历史

　　日本佛教是北传佛教之一，于6世纪经由中国、朝鲜传至日本，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奈良时代佛教受到皇家以及有势力氏族的支持，形成国教。13世纪开始，佛教在平民之间开始盛行。⒈1飞鸟时代6世纪传入日本的佛教，最初是从大陆来日本的人和苏我氏信仰，后来苏我氏掌握了朝廷的实权，就在朝廷的保护下快速发展，以朝廷所在地飞鸟为中心，兴起了最早的佛教文化。以苏我氏许愿兴建的飞鸟寺、圣德太子许愿兴建的所谓的四大天王寺和法隆寺为首，诸氏也在竞相修建氏寺。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干日本。推古3年(594)，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日本，说法于法兴寺。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12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17条，其第2条就是“笃敬三宝”。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个时代还开始了佛教学问的研究，圣德太子完成了《法华经》、《维摩经》、《胜经》三个经典的注释，称之为“三经义疏”。百济僧人还带来了日历和历书的出现。⒈2奈良时代奈良时代，佛教受到国家保护因而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僧侣，研究来自印度、中国的各佛教教理，继而在奈良的各大寺院形成了称之为南都六宗的诸学派。随遣唐使云游中国的学问僧和冒着各种苦难来到日本传授戒律的唐僧鉴真的活动，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僧侣的活动曾收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一般只限于在寺院内的活动，在民间的传教并不太活跃，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像行基那样的，一边遭受政府的监督，一边帮助农民建立用水设施和交通设施，把传教和社会事业结合一起的僧人。佛教为了加强与政治的结合，在这个时代末期，也曾出现像道镜那样介入政治的僧人，却招来了腐败。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好多主张进入深山闭门修行的僧人，这种动向不久就成了平安佛教的主体。⒈3平安时代随着平安迁都，佛教界兴起了新的风潮。生于进江的僧人最澄，随遣唐使入唐归国后，创建了天台宗，从南都独立，力倡佛教修行之新道。生于讃岐的空海与最澄同时入唐，他特

　　别学了密教，回国后开创了真言宗，其结果，天台、真言两宗都祈祷除病消灾并祈求现世利益的传教而获得皇室和贵族的极度称赞，成为佛教的主流。随着佛教的普及，也出现了与本土神道的融合倾向。在8世纪就已经出现，在神社里边建神功，在寺院里边建守护神，神前读经等现象，这种神佛调和的现象屡见不鲜。⒈4摄关政治、院政时期摄关政治，这时期的佛教，天台、真言两宗占绝对压倒优势，两宗都是通过祈祷与贵族密切联系。这时盛兴佛教折衷的观点，即：把神与佛结合成一体的神佛一体说。这时祈求现世利益的各种信仰齐驱并驾的还有宣扬从现世的不安中逃脱，以祈求来世幸福的净土教。10世纪中期，空也曾在京城的市中心传播此说，稍后，源信又以《往生要集》传播念佛往生的教义，净土教终于在贵族以及平民间广为流传。院政时期，上皇极其信仰佛教，他出家做了法皇，依仗他的权势建造了六盛寺等很多大寺、堂塔和佛像。为了筹措经费，他就肆无忌惮地卖官，造成政治日益混乱。⒈5镰仓时代12世纪后期由于时代的大转变，也给精神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其中，佛教由原来的祈祷和教理为中心，转换为加强精神生活的以广泛的贫民阶层为对象的镰仓佛教。这一时期最早出现这一特点的是法然，他学的是天台宗，信奉阿弥陀佛誓言。法然的教义不只在京都的贵族中，而且也在武士与平民中广为流传。后来法然和他的弟子都遭到旧佛教派系的谴责，受到迫害并且被流放。生于贵族家庭的亲鸾此时也作为法然的弟子之一被流入越后，以后又被转到关东地方，很长时间再农村过着深思和传教生活。亲鸾进一步发展了其师法然的教义，他倡导“恶人正机”教义。他的学说在武士和农民之间广为传播，不久，就形成叫做净土真宗的教团。在差不多的同一时期，在信仰法华的基础上，受到净土教影响而倡导新的救生之道的是日莲。日莲以镰仓为中心发展了日莲宗。这一时期的禅宗在关东武士中显示了最大的势力。禅宗提倡坐禅，它主张只要坐禅，便可接近释迦的境地。⒈6德川时代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成为德川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影响进一步缩小。当时京都佛教虽趋衰落，但关东地区(指箱根以东的关东八州，即今东京横滨地方)的佛教渐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同时订立各方面的制度。对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级，僧阶的高下，乃至僧侣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门迹”、“院家”以下的级别。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及“准门迹’之别，订立晋级的法规，禁止僧位、僧官的滥授。划定区域，一寺一山皆令有所隶属。以总本山德大本山，以大本山统摄其所属各寺。如净土宗以东京增上寺为本山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以日光门主统辖一宗：真宗东、西两派的别院各设“轮番”(别院轮流住职之称)等。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应遵守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备，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以前。⒈7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日本兴起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提出王政复古、“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首先命令门迹亲王复饰(还俗)，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排除神社内的佛像，废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禁止“神佛混淆”，颁布所谓“神佛判然”的法令。从而日本各地发生了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命令僧尼还俗、把守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自明治维新以后购60年间，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⒈8二战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12月15日占领军颁发了《神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教团体法》于同年12月18日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统合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270个教团。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会、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入令》而被公认。由于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问题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

　　二、日本佛教的宗派

　　⒉1中日佛教十三宗乃佛教诸宗之总称。在中国，指毗昙宗（或以俱舍宗代之）、成实宗、三论宗、涅盘宗、律宗、地论宗、净土宗、禅宗、摄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在日本则为：南都六宗之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等三宗；开宗于平安初期之天台宗、真言宗等属密教系统之二宗；镰仓时期之后，禅宗系统有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等三宗；净土教系统有净土宗、真宗、融通念佛宗、时宗等四宗，上述十二宗加日莲宗，则为日本佛教十三宗。(1)禅宗，日本佛教流派之一。所谓的“禅”是将心思沉静后以期有所顿悟，是高层次的宗教及内心面的体验。如上所述，以静坐将心思沉静下来，使意志专一，文牍主义称之为坐禅。禅宗是12—13世纪时，经由中国回国的日本僧侣荣西、道元传入日本的。禅宗认为真理已超越语言和文字所能表现的范围，唯有依靠坐禅修道，惊醒直接的自证体会才能把握其中道理。(2)日莲宗，该宗以创宗者日莲的名字命名。日莲宗是日本独立发展的佛教宗派，与中国佛教无直接关系。日莲宗开始是以东国的地方武士为基础发展，但不久便进入京都，获得来了公家和都城市民的信仰。日莲宗的传教是战斗式的传教，在中国地区和九州地区拥有有势力的日亲。日莲认为只有《妙法莲华经》是正法。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数团，有70%属于日莲系。(3)净土真宗，亦称“真宗”，是自净土宗分出的派系。真宗以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依据，崇奉印度的龙树、世亲以及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称为三国七祖。⒉2日本南都六宗指于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兴起的宗派总称。南都指奈良时代的京城所在地平城京（又称古京，即奈良）。六宗系指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六宗。此六宗为别于平安时代在京都（即平安京，又称为新京或北京）兴起的天台、真宗两宗，故称南都六宗，或称古京六宗、南京六宗。当时僧侣常以哲学的方法，研究各宗教义，而且大多一人兼学二

　　宗以上，因此一寺中各宗僧侣杂陈的情形屡见不鲜。在此种情形下的宗派，与其说是信仰集团，不如说是研究集团。其中，学习各宗教义的团体，称为学众，置‘学头’一职为其指导者。(1)法相宗，由道昭、玄昉等人相继自唐朝传回日本，此二人分别于元兴寺、兴福寺弘法，其法系至今仍传于法隆寺。(2)俱舍宗，为法相宗的附属宗派，在日本未独立成一宗。(3)三论宗，在推古朝（593～628）时传入，由高丽僧慧灌自唐僧吉藏处学得再传至日本。(4)成实宗，与三论宗同时传到日本，因此附属于三论宗。(5)华严宗，由道璇（702～760）传入，后新罗僧审祥从唐僧法藏学华严，再至日本，传法予良辨。(6)律宗，亦由道璇初传，其后鉴真到日本（753），于东大寺设戒坛，以宏扬此宗。

　　三、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⒊1武士道的精神支柱——佛教佛教对武士道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武士认同命运的安排，对于无法避免的事情选择平静的服从，即便是死亡。佛教的“无我”观点，使武士能够产生舍生忘死的决心。禅宗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则引伸出注意力游走四方，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武士也会通过打坐来提升精神凝聚力。⒊2插花、日本画的起源——佛教日本的插花于16世纪开始，是传统艺术之一，是把僧侣以花献佛的礼仪吸收到民间，后来它被普及为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15世纪以前，日本插花主要是佛教寺庙内，僧侣中流传的佛前供花。相传6世纪时，日皇派遣使者小野妹子前来中国，考察当时隋朝的佛教，看到中国佛教礼仪中有祭坛供花，印象极深，于是回国后，特别向日皇报告插花之事，并和日皇一起研究插花，学中国以花祭拜。后辞官削发为僧，法号“专务”，住到日本京都一座著名的法寺内。那里有一六角堂，堂旁有一池塘，他就在池畔筑起厢坊，隐居于此，故名“池坊”。自此他专心研究插花，世代相传，为日本插花的始源。日本画是适合日本式房屋的装饰画，有很多爱好者。日本的绘画当初是从中国传来的佛像画，但到10世纪左右也开始描绘日本的风景与风俗，大和绘的产生则奠定了日本画的基础。⒊3佛教对茶道的影响种茶最早源于中国，中国茶是享誉世界的。日本的茶道文化是在中国宋代禅院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创立伊始，就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茶道始祖千利休在继承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先辈茶人的禅茶理念的基础上，将禅宗的修行观念与茶道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创立了风格简素的草庵式茶道。草庵茶道以“禅”为精神内核，其基本精神被日本学者概括为“和、敬、清、寂”四个字，主张通过在茶室中举行茶会的方式来了悟禅法，参透本心。由此，草庵茶道亦被认为是一种与“寺院禅”相并列的“在家禅”，综合日常生活的一切形式构建出修炼身心的道场，使茶道修习者达到“无我无心”的大彻大悟之境。草庵茶道在审美趋向上推崇朴素的“闲寂”茶风，“在不引入注目的外表之下暗含着无价的宝物，在贫困之中深藏着难以言尽的恬静的喜悦”，这种意境被日本茶人奉为美的极致。“闲寂”的美学理念不仅显现于茶具、茶室、茶仪等诸多外在形式之中，更深深渗入到了茶人的内心世界，成为日本茶道艺术最为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构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日本佛教的现状

　　⒋1佛教在日本正在走向消亡佛教于6世纪经由中国、朝鲜传至日本。奈良时代佛教受到皇家以及有势力氏族的支持，形成国教。从13世纪起，佛教也在平民之间开始盛行。直到现在，佛教仍是日本人的宗教中心。日本人的生活和佛教关系密切，即使不是佛教徒也会到寺庙参拜，按佛教仪式举行葬礼，并于死后取佛教的戒名。绝大部分的家庭设有佛坛，供奉祭品及香火为祖先祈求冥福。虽然佛教在日本的历史已经有1400多年，但是随着时代的变换及高速的发展，佛教在日本的发展状况却大不如从前。根据美国据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佛教在日本正在走向消亡，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日本的佛教寺庙的数目按照每年100多家的速度递减，与之相伴，寺庙香客也在日益萎缩。日本佛教之所以面临如此窘境主要是因为它在丧葬仪式上主导地位的丧失和住持接班人的困乏。日本的主要宗教有神道、佛教和基督教。根据统计，日本人很少对特定的宗教抱有热心信仰的态度，很多人都是对宗教不关心的。这是因为日本人关心现今世事，有乐天的性格，对任何宗教都抱有传统上的宽容态度。多数日本人在出生和结婚的仪式上，遵从神道的仪式，然而葬礼却遵从佛教的仪式。同一个人，他既去参拜神社、盂兰盆时也到寺院进香，同时也庆祝圣诞节。一直以来，佛教在日本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丧葬上体现的更加明显。，每当举行葬礼时，日本人坚持按照佛教仪式，日本人用“佛教葬礼”来形容佛教在丧葬和祭奠仪式上近乎垄断的地位，具有戏剧性的是，如今这个词却道出了更迎合亡灵需要的佛教正在日本社会中丧失立足之地。⒋2日本佛教走向消亡的原因佛教在日本走向消亡的原因有很多，但总体看来有以下两点：（1）首先是佛教丧失了在日本丧礼上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在家举办丧事或者根本就不办了。根据日本消费者协会的数据，除去葬礼的策划环节，整个丧事要花费21500美元，其中5100美元是花费在佛事诵经上面，这笔费用是维持寺院正常开支的最重要来源。据日本消协统计，1999年还有62%的人在家或寺庙举行丧事，30%选择殡仪馆。到2007年，只有28%的人选择家或寺庙，61%的人选择殡仪馆。东京理工大学人类学家、佛教专家慎原加奈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直接把自己的亲友火化。他说：“正因为如此，佛教诵经和寺庙将不会包括在丧事之内。”（2）其次，缺乏住持接班人也威胁着全国范围内家族式运作的寺庙。时代的发展导致人们的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对于21世纪的年轻人来说，喜欢冒险刺激，喜欢更现代化的生活，而不是每天对着佛像敲木鱼念“阿弥陀佛”。而对于现任的主持来说，对于要不要自己的孩子来接替主持的位置这个问题很矛盾，毕竟年轻人对于寺院的事情一无所知。

　　结论：日本佛教发展的历史悠久，且经历了多个朝代而达到现在这个程度。日本佛教的宗派多，并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为日本佛教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佛教在日本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在日本的各个方面都能看到佛教文化的影子，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构成了广泛的影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日本佛教的问题，这都是日本发展佛教文化必须面对及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笑明.日本国家概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2]于长敏.日本文化史略.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3]紫薇大帝.神话演绎.2010.

篇四：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本人的心与佛教――佛教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作者：[日]上山大峻/李济沧译日本在公元6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我的同事木田知生教授在上次的讲演中,对此有过介绍。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文化对日本都有绝对性的影响。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我本人即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僧侣，也是研究敦煌出土佛教资料的佛学研究者，所以今天主要想以佛教为中心，与各位谈谈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意识，又是如何在当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二、圣德太子与佛教兴隆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产生于印度的宗教。它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又从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与日本。根据日本最早的一部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大约在公元538年左右，百济国王圣明王将一些佛像和佛教经卷带来日本，也就是说,佛教最初并非直接传自中国。538年以后，日本人建设了自己的国家，开始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说到日本接受佛教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圣德太子（574—622）。他并不是天皇，而是摄政，也就是专门辅佐天皇的人物。在日本国家的形成以及将佛教定为国教的过程中,圣德太子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以今天我想特别介绍一下他。圣德太子在日本文化与制度的建设上,贡献极大。他派遣隋使到中国,从中国输入最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使还处于未开化状态的日本成为一个国家,提高了国际地位。比如当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于是他便从中国引进了文字。此外还有律令制度，也是圣德太子将其导入日本，创建了日本的官位和官僚制度,等等。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主要想谈谈圣德太子与佛教的关系。圣德太子不但学习佛教，还研究佛教,撰有《法华义疏》、《维摩经义疏》、《胜鬘经义疏》等著作。由于当时日本的技术水平还不够，所以就从中国和朝鲜请来了许多工匠，在全国大修寺院。日本最古老的一座寺院是奈良的法隆寺，据说便是圣德太子请人修建的。法隆寺的建筑物样式、使用的材料历经1400年,没有一点变化。它有一座五重塔，里面据说藏有释迦牟尼的佛骨。塔的屋檐的形状是平移的,这与现在中国寺院建筑物的屋檐有所不同。中国寺院的屋檐一般是向上翘起，而日本则是自然的下滑,这点不同是非常显著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日本观光，请一定去法隆寺看看。

　　这张据说是圣德太子年轻时的一幅肖像画。由于圣德太子在佛教上的贡献，所以尽管日本有很多宗派，有很多寺院，但几乎所有的宗派对圣德太子都非常崇敬，这幅画像,一般寺院都可以见到他的画像。我是僧人，也有自己的寺院。在我的寺院里,就有一幅圣德太子的画像。这张是圣德太子成人后的画像。日本纸币,面额最大的是一万圆。旧版一万圆纸币上,印的就是圣德太子的头像。现在用的是新版,上面印的是福泽谕吉(1835—1901)。到公元594年，圣德太子把佛教定为国教，让日本人将自己的伦理道德建立在佛教之上，这是他的一项功绩。由于在佛教、文化制度、官僚制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使圣德太子成为日本人最为尊敬的历史人物。在简单地介绍了圣德太子以后，下面我想谈一下日本是怎样从中国引进佛教文化的。这里想举两个和我的研究有关的例子。首先这是一件在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发现的锦缎残片，发现当时,是遮盖在一具木乃伊脸上的。而这一件则是在唐代时期,从中国传到日本,现收藏于法隆寺的“四骑狮子狩文锦”锦缎，形状比较完整。大家可以看到,分别出自两个地方的绵缎,在图象和花纹上却非常相似。日本有位从事染织业的专家对两件锦缎进行比较后，认为完全是同一个人用同一种技法制做的。因为这位专家是搞织染的，根据他的经验，好比每个人的指纹都不相同，这两件锦缎也只有同一个人才能织出,如果换了别人，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他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制做的两幅锦缎。这幅绵缎的图像非常对称,上面还织有汉字“花树对鹿”，根据这位专家的判断，既有汉字，又强调了对称，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技术，而这项技术,只有在中国的长安才能见到。同一个人在长安的作坊里制做的锦缎，一件在吐鲁番，另一件却在日本飞鸟时期(6世纪末—8世纪初)的法隆寺，简直是相隔万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有的历史研究者推想，罩在木乃伊头上的锦缎残片，可能是当时建立在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国(450—640)国王麹伯雅从朝贡的长安带回高昌的(609)。可是另外一幅又是怎么传到日本去的呢？当时日本曾派遣好几位遣隋使访问中国的隋朝，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位叫小野妹子(607、609年两次遣隋)，于是有学者便推测,或许是小野妹子把这件锦缎带回了日本。两幅锦缎,一件由麹伯雅带回高昌国，另一件则由小野妹子带去日本，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理由的。大家看这幅法隆寺藏锦缎,图像上织有四匹马，在骑马者中有一人头戴皇冠。这个皇冠很特别，不是中国的。根据史料判断，戴皇冠的人是位于现在伊朗地区的一个古代王朝的国王，翻译成中文叫珂思路二世,在位时期是公元589年到628年。上面的锦缎就是专门为珂思路二世制做的。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伊朗人并没有制做这种锦缎的技术，所以便派人到中国，请长安的工匠完成了上述锦缎，时间大约在6世纪末7世纪初，刚好与麹伯雅朝贡及小野妹子至长安的时期一致。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时西亚、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发达的。下面再举一个例子。这张照片是刚才介绍的法隆寺的一幅壁画，虽然曾经被火烧过一次，

　　但还是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画的中央是释迦牟尼，两旁是观音。现在大家看的是敦煌千佛洞第220号洞窟的壁画。最早发现这幅壁画的是平山郁夫(1930—)，他是中日交流协会的会长，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到了敦煌，又去了法隆寺，看到这两幅画除了颜色稍微不同以外，在构图上极其相似。当时画这种壁画需要一个工艺，就是先用纸做出一张纸型，把它贴在墙上，然后根据纸型进行描画。为什么法隆寺与敦煌的两幅壁画如此相似呢？有位学者的观点令平山先生十分赞同，这就是敦煌与法隆寺的壁画可能用的是同样的纸型。这与刚才介绍的锦缎事例一样，都是从中国产生的文化技术、工艺技术传到了中亚、西亚和日本，都反映了当时的东西文化交流是以中国为中心进行的，而且也十分繁盛。这张照片是法隆寺的一尊带有光背铭的佛像,又称释迦三尊。之所以想作一下介绍,是因为它的头形、脸形和笑容，与中国北魏时期的佛像特点十分相似。当我们再看这尊佛像在佛堂里的全景时，就可以发现整个建造环境和北魏的佛像营造也是完全相同的。在佛像后面刻有文字，内容是建于何时以及建造的理由等等，十分详细。据此可以知道,这尊佛像建于公元623年，是圣德太子去世后,为了纪念他而建造的。法隆寺模仿北魏营造佛像,也可以说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事例。刚才我曾提到,日本人从中国带回了壁画的纸型、锦缎等工艺技术。这里我还想进一步推测，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工匠直接来到日本来在日本建造了这尊佛像。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大家都知道，敦煌石窟的墙壁上,描绘有唐代的飞天，形式非常流畅，那种在天空飞舞的形象,十分生动、精采。现在大家再看这幅法隆寺的飞天的照片，与敦煌的在形象上虽然有点不太一样，但两者在构思和意境上却可以说异曲同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法隆寺是受到了敦煌飞天画像技术的影响，而且工笔如此细腻，图像如此相似,都不能不使人感到，极有可能是中国的工匠来到日本直接描绘这些飞天的。有鉴于此,对上述佛像的营建,也可以作出同样推测。这张照片里的弥勒佛像,藏于圣德太子所修建的一座寺院里，作深思状。这种类型的佛像在中国或是韩国都有很多，可以证明圣德太子为了从中国、朝鲜输入佛教,是花了极大心力的。圣德太子死后约一百年,在奈良营建了拥有日本最大佛像的东大寺。当时在敦煌以及山西的大同,都有十分巨大的佛像。这股营建大佛的风潮也传到了日本，东大寺的大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下面这张照片就是东大寺,大佛就建造在中央这座巨大的建筑物里。附近的这一个小型建筑物叫做正仓院，里面收藏了许多7-8世纪的奈良时代从中国引进的文物。这是正仓院的外景，1000多年前建造的这个建筑物至今没有任何变化。因为那时没有空调和调湿器，所以花了很大功夫,用一种木头搭建的方法来调节空气，防止湿气的进入。这是一个玻璃碗，估计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亚传入日本的,在当时可以说价值连城。产

　　于7-8世纪的玻璃碗中,保存如此精美完整的,现在或许只有在正仓院才能见到。当时官僚的皮带,根据官位高低，镶嵌的宝石颜色、形状也不一样。当时中国的于阗（今和田）是出产宝石最为有名的地方，这些皮带上的宝石,也可能是从那里引进到日本的。这是一件琵琶的照片，也是正仓院的收藏品。当时库车地区十分喜欢音乐，这件琵琶正是从那里传入日本的。还有一位人物,也必须向大家介绍,这就是鉴真和尚（688—763）。他是扬州人，后来到了日本。这张照片就是鉴真去世前,弟子们为他建造的一尊像，大家都知道他是失明的人，所以像的眼睛也是闭着的。鉴真五次东渡日本,都失败了，最后第六次取得了成功（754）。在去日本之前，他已经失明，但还是下定决心要去日本，最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鉴真在佛教传播上的贡献,尽人皆知,这里不拟多谈。只有一点,这就是他在医学方面的知识十分丰富。他不是医生，但对中草药非常有研究，到日本后,去山川田野采集中草药，因为失明,只有用鼻子判断草药的功效，就这样把中草药的知识传给了日本人。所以在日本,不限于僧侣，就是卖中草药的人对鉴真也非常尊敬，他们要捐款，也都要捐到鉴真和尚的寺院里。从圣德太子到鉴真，他们所做的都是尽可能把中国的佛教传到日本，教给日本人。除了圣德太子和鉴真，还有两位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最澄（767—822），他开创了天台宗;还有一位是空海（774—835），他是真言宗的祖师，他们也都竭尽全力,将中国的佛教带到了日本。佛教传到日本以后，并非一直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就像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许多变迁一样,传入日本的佛教也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3世纪以后,出现了亲鸾（1173—1262）、日莲（1222—1282）等人，经过自己的独立思索,构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佛教。有关日本佛教的历史与现状,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由于时间关系,我在下面只准备从两个方面谈谈佛教对日本的影响。三、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在上面,我主要介绍了佛教是如何传到日本，有哪些人做了什么样的贡献等等。至于谈到佛教对于日本人的精神影响，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一是禅宗。首先来看前者。圣德太子虽然醉心于研究佛教，但不要忘记他同时还是一个摄政官员，是一位政治人物。把佛教定为日本的国教，这是他所做的第一项工作。而第二项工作,就是如何才能将佛教变成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基础，如何使官员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教的教义？为此,圣德太子特意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汇编了17条,称其为《宪法十七条》。《宪法十七条》成于604年，文章现在都保存了下来，内容并非全都是佛教,还涉及到了儒家思想。这里主要介绍其中关于佛教的几条。《宪法十七条》第一条便提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讲求调和，不要争斗(无忤)。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让人和人不要斗争呢?紧接着在第

　　二条中,就提到了这一方法，即“笃敬三宝”，只要遵照佛教的教义，用佛教的思想去修行，就能达到这一境界。为什么要遵照佛教教义呢？这是因为佛教乃“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亦即世界万物的最终目标，世界各国最根本的思想。当时的上国——隋王朝，也是非常崇佛的，所以圣德太子要求人们遵守佛教。第二条中,还有这么一句话,“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人本来没有那么坏，即使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只要遵照佛教之教，就会变好。另外，人们在判断事物是非的时候，往往需要有一个标准，佛教就提出了这个标准。比如有两方正在进行战斗，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圣德太子提到，要从佛教里去找判断的标准。他在第一条里强调“和”是终极目标，在第二条中强调了理由，可是为什么要强调“和”呢?在第十条里面，作了如下阐述:十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镮无端。是以彼人虽嗔,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要达到“和”的境界，首先需要人和人之间的调和，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凡夫。什么叫凡夫？人都是有自己的欲望，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因此只要是人,都有自己的缺点。这一自我认识,十分重要。“和”的最大敌人是争斗。互相挑衅，想把对方压倒，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错误，一般人都有这种思想。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凡夫，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你就不会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自己有缺点，对方也有缺点，大家都让一步，退一步，反省自己，就会重视对方的观点，然后想办法调和双方的想法。世界上既没有绝对的聪明也没有绝对的愚蠢，既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既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这些对立的概念其实都相对的。当有了这种思想时，人和人之间才能达到“和”。上面“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一句,应该说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和”是佛教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总是处于纷争之中，总想把对方压倒，取得自己的胜利。每天这样想，就会忽视对方的存在。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善，绝对的正确，最后就会破坏生活、社会的秩序,会变得非常混乱。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凡夫，想到大家都是有缺点的人，这时就会用一种平心静气的“和”的思想去对待对方，这样往往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幸福。强调“和”,实际上也在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和人之间从根本上来说是平等的。不论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你还是一个人，也有很多错误，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凡夫,因而也都是平等的。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去压倒对方，这是佛教最为反对的行为。所以说,要想

　　达到“和”的境界，首先必须认识到大家都是平等的。作为日本人,我的感觉是日本社会还存有这种“和”与平等的观点。比如,日本人开展集体活动时，一般都尽量不想突出自己，也不过分强调或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日本人看来，处于一个团体内，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一定了不起，我的想法也不一定就高明,因此需要尊重别人的意见，更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因而在接纳别人的意见时，就会让自己做些妥协。这种思维方式和佛教有着很深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大连与日本的交流非常多，大家和日本人接触时可能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在说话过程中一直说“对不起”，似乎老是想表达自己的歉意。实际上,在日本人思维深处,始终留有一个需要向对方道歉的意识。可是,如果日本人听见日本人说对不起，并不觉得说的人真的作错了什么,日本人的感觉是,你有错我也有错,大家彼此彼此。正因为日本人不爱突出自己，主张不太明确，不太善于强调自己的意见，所以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人总认为日本人性格暧昧，说话含糊，并指出这种不直截了当和不明确就是日本人的缺点。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生活在这种大家都能退一步的环境里，相反倒会觉得有些事情能因此处理得更好，就像中国的一句俗话: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在我看来,欧美人说的日本人的缺点，可能正是日本人的一个优点。说到这里,我已经预料到了各位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你既然说日本人这么重视“和”，重视协调，经常反省自己，可为什么会发动侵略别人的战争呢？对于那场侵略战争，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非常痛苦的，深深感觉我们作了对不起亚洲人民的事。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者来冷静分析时，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心中可能已经没有了佛教的思想。大家都知道,目前影响中日关系的是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与佛教无关，他是神道，也叫神教。在当时，日本人的神教思想特别重，敬神不敬佛。从我的立场来分析,正因为受神教的影响，轻视了佛教思想，才使日本最终走上了侵略的道路。四、与自然一体的观念有关佛教对日本的影响问题，第二点我想谈一下禅宗。禅宗是在中国兴起的一门宗教,也就是把老庄思想融入到了佛教思想之中。它以公元6世纪从印度来到中国的菩提达摩为始祖,到慧能（638—713）时正式成立。赵宋以后,经荣西（1141—1215）、道元（1200—1254）传至日本，对日本的文化与艺术产生了影响。大家都知道,老庄思想主张无为自然，禅宗也主要强调崇尚自然，讲究自然，佛教和老庄学说融合到一起,这就形成了禅宗的思想。不过,一般人的观点似乎并非如此。他们认为人有很多欲望，有着很多要求、需求，而强调自然就不太符合人的这一思想，因此就总想对自然加以人为的改造。但在禅宗那里，却强调原来的自然并无不好之处，也无需改造，这即是上述“无为自然”的体现。当人有一种欲望时，便想方设法要实现自己的欲望，要达成自己

　　的欲望，但在此过程中，往往就会排斥某些东西。对自然也是同样，总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自然，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它，这应该说是一般人的思想。禅宗有句话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现在的存在就是一个佛，人便是一个自然，不需要对他强加多少东西。以一种平常心,用一种自自然然的方式去对待自然，这就是禅宗的主要思想。必须承认,这种思想对日本的艺术和日本人心理构造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大家看见的这张照片是位于京都的禅宗寺院大本山妙心寺。为了准备这次报告，我最近专门又去了一次妙心寺。这里是方丈，方丈一词出自《维摩诘经》。大家首先看它的建筑物，这是一块没有加任何人工雕饰的木头，非常质朴。在寺院里的拉门上，画的是一幅山水画。日本人认为,在拉门上画上自然山水，就仿佛使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之中。这是一幅典型的自然山水画,大家可能以为出自中国的某位画家之手，其实这是日本人画的。日本人极为崇尚中国的山水画，他们学会这种画法后，就有许多人模仿中国的山水画，非但如此,还让自己生活在其中，极力让自己融入山水之中。这张照片拍的好像是什么地方的田园风光，其实是京都龙安寺的庭院。有山有水,中间还有小岛，四周的树木自然生长，这即是自然的表现方式。下面这一张,不知各位中国朋友会有什么的感想?日本人如果看了一定会充满感动的。这是日本庭院的风景，山水交融,一片自然的风光，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对日本人来说实在是妙不可言。再看下面这幅画，中间摆着几块石头，四周全是沙子,这也是一种庭院布置,因为并没有水，所以日本人称之为“枯山水”，也就是没有水的山水。这个庭院属于龙安寺，意在不用水而达到身临大海之感，于是就以沙石为水,在上划上一层层的纹样,代表着波浪。用石头和沙来反映山水，这大概也是日本人追求自然的一种表现。大家注意庭院后面的这堵墙，完完全全是建造当时的模样，异常质朴，毫无修饰，这些都是深受日本人喜爱的。前面讲过,崇尚自然的观念中深藏着不强加欲望于人的意图,也就是干什么都要存一个知足的念头。抑制自己的欲望，是来自佛教的思想。日本人到寺院参观时一般要用清水洗手，这张照片就是一家寺院的洗手石。整块石头外圆内方,中央方形储水口的上下左右都刻有文字,合起来就是“吾唯知足”这四个字。“吾唯知足”也就是少欲知足之意。提醒大家要知足，不要把自己的欲望推加给其他人。这是龙安寺的另外一处小园子，苔藓自然而然地生长，没有清除的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部分美国军人住在这里，他们首先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掉苔藓，用油漆把石灯笼、石楼台刷得漂漂亮亮。在美国人的思维中，自然并不美。由此也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与日本人大相径庭。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庭院，一扇自自然然的门，四周似墙，极尽自然之能事。只要去日本人的家，一般都会发现这种情况:不论房子怎样狭窄，主人都要设法种几颗树，树一个小灯台，旁边还要布置一个洗手处，也就是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酿造出自然的气氛。

　　现在想介绍一下日本的茶道。日本茶道的开山祖师是千利休(1522—1591)，但茶本身却是禅宗僧人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谁都知道喝茶可以提神，不会打瞌睡，禅宗讲究坐禅,不能瞌睡，所以对禅宗来说，喝茶是再好不过的。在日本,喝茶还有一套讲究的仪式,称之为茶道。这是一个茶室，汉语叫“壁龛”，日本人的住居里一般都有这样的空间。整个空间里,只有一朵花作装饰。我估计这种形式也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不过现在的中国却不太多见，中国人要放花的话，可能会摆设很多才会感觉漂亮。日本人则不同，虽然只一朵，看上去也单调，但却感觉十分自然。再看一个茶室,这里的“壁龛”中挂有一幅反映自然的汉字，通常“壁龛”里都挂着这样的字。旁边一朵花，下面再加一个香炉，大家看前面还有一个茶炉，是专门烧茶用的，旁边再放一只茶碗。人处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大概都是能作到心平气和的。即便是来了平常不太喜欢的人，这时也会用一种平常心来招待对方，为他沏茶。“壁龛”里的这一朵花也是有讲究的。茶道祖师千利休曾有一句话：要插花，就尽量要让这朵花好象开放在自然田野之中一样。因此日本人插花,一般都讲求自然的情调。下面这张不是茶室，而是一般日本人家中的“壁龛”。大家一看,就知道这家并不宽敞。虽然不大，也还要做一个“壁龛”，为的是显示自然。主人的志趣，在此可以说一览无余。这是我家的“佛龛”,因为我是僧人,所以就在里面挂了一幅南无阿弥陀佛的字。这是一座寺院里的茶室，叫草庵，非常俭朴。佛教教义要求少欲知足，为了表示自己遵守教义，所以就建造了这种极为朴素的房子。这是一只中国的青瓷茶碗,这是高丽的茶碗，都是日本的国宝。中国的青瓷和高丽的茶碗制造技术很早也都传到了日本。在日本,越朴素越是美，价值也就越高。大家看这只茶碗，因为讲究自然，所以碗口是弯弯的,根本就没有制做平展。在一般人看来，就好像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或者说是一件失败的作品，但日本人却觉得这是一种自然，一种美。为什么日本人追求这种并非完美的东西呢?或许是善于喝茶的缘故吧，这就是感觉世上万物有好有坏，如果单纯追求完美，就会把一些并不完美的东西一古脑全都扔掉。在日本人看来,即便是失败的东西，即便是杂草,也都是具有灵气的，不应轻视。这种思想发展到现在，就是日本人比较喜欢追求质朴。就是这种碗口弯弯的日本茶碗，在日本的茶道中却被视作是美的极致，所谓“静寂”、“简素”正是日本式的审美观。关于日本人追求简素和古拙,还有一个例子。中国朋友到京都吃日本料理,就会发现日本人在饮食方面也讲究自然，无论是菜还是碗碟,都尽量要体现出自然的气氛，为此往往还要加放许多花草，而且是一道菜一道菜地端出。有的中国朋友会觉得日本人是不是太小气，怎么能拿这点东西出来招待客人呢?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在日本人看来,这是最高形式的款待，因为用的是最美的东西在款待大家。我每次来中国，就感觉中国朋友非常热情，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也令人大饱口福。可以说,仅在饮食这一点上,就会发现中国与日本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说话上,日本人也不主张话要多,而是讲求用“言外之辞”来传达自己的意思。正如《维

　　摩经》所云,言语并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心情。于是,寡言也成为日本人性格的一个基本特点,追求一种“以心传心”(汉语称作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这正是受到禅宗的影响之故。日本人一般都不太爱表达自己的欲望,认为“少欲知足”(吾唯知足）、自制与清贫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这,即是来自佛教的影响。五、现代所面临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都相继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以佛教、儒教为根基的传统文化及思考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西方的思想与前面谈到的佛教迥然不同，它主张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是幸福。发展科学,正是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自然并不完美,所以要通过人工使其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完善,这似乎也是一般欧美人的想法。所谓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乃是自然进步的法则等观念，现在也席卷了整个亚洲。我经常在想，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确实发展很快，可以说走在了亚洲的前列。但是我现在却非常怀疑这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从西方引进了那么多的技术、制度、文化甚至思想意识,可是引进来了以后，日本人真的就变得幸福了吗？你到现在的日本去看看，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孩子可以拿刀子去杀自己的父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是那样的干枯、紧张。虽然不能说完全是西方的错，但它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事实，怎样继往开来，怎样迎接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明天呢？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最后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女诗人，叫金子美铃（1903—1930）。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我就想介绍她及其作品了。这位女诗人才活了27岁，她生长在我的故乡山口县。她的诗最近在日本很受欢迎，听说很多中国朋友也喜爱读她的诗。大家现在看的这首《鱼儿丰收》,大意是:绚烂的朝霞,丰收的船队肥肥的鳁鱼,沉甸甸的鱼网海滨好像变成了集市但在那大海中,又有多少鳁鱼在为自己的伙伴而落泪呢鳁鱼也叫沙丁鱼，日本人十分喜爱,因此有很多船队出去捕捞，捕鱼回来,船上的人岸上的人都十分高兴。但作者却提醒大家,高兴的同时，不要忘记海底下有成千上万的沙丁鱼在为同伴而掉泪。也就是说,人不能只顾自己，吃沙丁鱼固然开心，但也要想一想还有许多鱼

　　在悼念自己的伙伴。这就是金子美铃的诗想要表达的东西，应该说,她的思想与佛教的关系很深。金子美铃的诗，现在引起了日本人的瞩目，这也就说明日本人开始在反省，在深刻考虑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我非常希望中国的将来变得更加美好。中国朋友经常说希望在经济发展中,从日本那里得到一些经验和借鉴。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我还是想把金子美铃的诗介绍给中国朋友,衷心期望中国能从日本那里得到思想上的借鉴和教训。最后,衷心感谢大连图书馆为我提供了这次与中国朋友交流的机会,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听我的报告!我所介绍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问：您好！通过您的演讲，我对日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自然的认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捕鲸问题，日本一般人民是怎么看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在科技发展的同时，忽略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当然现在政府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了。日本的科技发展在明治维新后，可以说跃居世界前列，在这方面中国今后应注意哪些方面呢？想听一下您的意见。答：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在经济科技发展过程当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呢?中国是日本传统文化的老师，我们作为学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经验，更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中国朋友的。唯一想提醒大家的是,互相借鉴，互相帮助最为重要。中国文化也好，日本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个共通的根，这就是都尊奉仁义之“仁”与道德之“德”。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科技，但在这一过程中，绝对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根，一个“仁”一个“德”，这是根本。在这方面，我也想继续做些研究。关于捕鲸问题，我想换一个角度回答。刚才介绍的金子美铃,她生活的山口县也有吃鲸的习惯。不过日本人在吃的时候,往往对鲸鱼有一种感激之情:你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下去,所以请接受我们的感谢之意。佛教原本是主张不杀生，不吃肉的，但是只吃蔬菜不吃肉，人就很难生存下去。所以不光对鲸鱼,日本人对任何食物都心怀感激之念。吃饭前说我吃了，吃完后说我吃好了，这就是在感谢神赐予我食物。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能得到理解，但这确确实实是日本人的一种普遍想法。吃东西无论是鲸鱼还是别的食物，既然让我吃了，那就是我生命的恩人，吃了之后，我就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做一个好人。以上回答，不知能不能让您满意，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仍然属于佛教的思想范畴。谢谢!问：谢谢您的讲演。您提到中国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儒家和禅宗，影响更大。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既然佛教文化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为什么日本的统治者还

　　会发动侵略战争呢？当时佛教文化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去阻止那场战争呢?第二，日本一些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如果这是日本文化的话，那这种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答：您所提出的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整个日本佛教界一直都在作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发动那场战争时，佛教界无力阻止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十分痛惜的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深入的。如果说我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在走一条弱肉强食的道路，这是欧美的道路。单纯追求政治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就是抛掉了从中国引进的优秀文化。明治维新后,对儒教、佛教大加排斥，拼命吸收欧美的文化，在那时,这是大势所趋。佛教被当时的统治者们抛弃了，这就是我的看法。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佛教同样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人应该在这一惨痛的经验中吸取充分的教训,同时日本的佛教界也要多作努力防患于未然,示人以警钟。谢谢您的提问!问：尊敬的上山校长，今天上午听了您的讲座之后，感觉收获非常大，我对禅宗有过特别深的偏好，特别喜爱，我也曾经很多次地想到一个问题，天地自然生养万物，孔子曾经说过，“四时兴焉，万物盛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尔不言”。因为树木、花草，他们是自然而然地生长，但是有血腥的动物，比如说狮子等等他们需要一个生物链。从禅宗的角度讲，因为花草树木没有自我，他们靠天地自然地生养。但是人需要有自我，所以他们需要去争夺。我非常喜欢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他是一位佛学的传播者，贯穿在他心中的是每天每日都在战争，是否能够自我完成。如果说禅宗崇尚自然，也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无为”，可是“无为”又怎么样融进“有为”呢?我觉得无为和自然也应该为我们生活所用，能够帮助人们成功，能够让我们的事业成功，对此,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答：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能够听到您这样一个好的提问，我心里非常高兴。池田大作属于日莲宗，这个宗派强调要把事物中不好的东西去掉，努力建成一个好的事物，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亲鸾开创的宗派，它比较承认现状，认为现状的东西、自然的东西都是好的，要接受自然的东西。总之，日莲宗和亲鸾开创的宗派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您的问题要深入探讨,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我现在只能作这样简单地回答。最后，在今天的这场报告中，我老是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人非常了不起，也很伟大，但人同时也是非常恐惧非常可怕的。现在,我们要努力做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我也必须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工作。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一、课题的缘起和意义

　　当今，随着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渐趋频繁，中国对日本各方面的了解愈加深入。但出于种种原因，国人对日本国民性的看法始终停留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五十余年前写就的论日本的著作《菊花与刀》的层面上。作为日语专业的学生，笔者深感这一认识早已大大落后于时代，而且作为与日本比邻而居两千多年的中国，也理应通过研究，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民族性论”，以防中外互读中出现误读。要探究一国的国民性，通过其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无疑是一条捷径。其中，纯净透明、充满美妙想像的儿童文学不啻为一种瑰丽的文学体裁。经过初步探索，笔者注意到日本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非常繁荣，早已成为其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反观国内，对日本儿童文学的研究却大大滞后。因此，作为一个学习日语的中国人，希望能够透过儿童文学这晴窗一扇，对日本人的民族性进行一番探究，探寻其不为人知，却在儿童文学中得以彰显的性格特征；并通过深入研究儿童文学对日本人文化生活的影响，挖掘其在理想与现实间所起到的对接作用。

篇五：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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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佛教对日本花道的影响

　　作者：邓太玲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24期

　　【摘要】佛教自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广为日本民众喜爱的花道艺术，也受到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本来拟从花道的发展历程与流变入手，浅析佛教与花道的渊源与受容，从而印证佛教对日本人审美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推论佛教对日本国民独特花道文化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关键词】花道；佛教；自然观；审美

　　日本花道最早来源于中国隋朝时代的佛堂供花，传到日本后，顺应日本文化环境，融合日本本土文化要素，形成了诸多流派，成为日本国民性艺术。可以说，从最开始，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就对花道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花道作为传统文化之一，是日本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国民间非常普及。通过花道，可以看出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意识。本文试从花道的发发展历程与流变来分析佛教对花道的影响。

　　一般认为，花道的发展经过佛前供花——寺庙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现代插花等数个阶段，各具特点。以下对各个阶段进行简述并分析。

　　一、佛前供花阶段

　　花道的成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代的日本人已经把花草树木看待为信仰的对象。但一般还是把在佛教传入日本后的“佛前供花”看做花道的起源。插花到唐朝时已开始盛行，并流行于当时的宫廷，在寺庙中则作为祭坛中的佛前供花。宋朝时期插花艺术已在民间得到普及，并且受到文人的喜爱，各朝关于插花欣赏的诗词很多。公元六世纪，日本执政的圣德太子崇尚中国文化，派遣小野妹子等遣隋使来隋朝学习。小野妹子前后来中国三次，将天朝礼仪、佛学教义甚至佛家供奉鲜花的花瓶都带回了日本。由此佛教开始登陆日本。作为佛教风俗之一的“佛前供花”也随之在日本生根发芽。

　　最初，供花有撒花、花蔓、玷花三种形式。其中玷花即佛祖手拈莲花传授佛法真谛。可见佛教与花的关系，从最初就已经十分密切了。后来传入中国后，普遍将把莲花插入盛有水的窄口瓶或壶中供奉于佛像前称之为佛前供花，是僧侣每日功课之一。选莲花作为供花的主要材料，是由于佛家认为，莲花最能体现过去（结果）、现在（开花）、未来（蓓蕾），与其教义相符。

　　二、艺术性的花道的产生与发展

　　平安、镰仓、室町时代间，佛前供花最为盛行。同时也逐渐发生改变，向作为艺术性的鉴赏对象慢慢转换，最终在室町时代真正的花道成立了。催生这个变化发展的还是佛教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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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栽之花”的出现。佛教刚进入日本时主要被僧侣信仰。此后随着天皇的认可，逐渐被上流贵族们接受并追捧，佛前供花越发繁盛了。加上被派遣到中国的留学僧们的归国，使得佛教开始在坊间传播。

　　此时，“前栽之花”应运而生。为了培植供奉佛像的鲜花，上流贵族和僧侣们开辟了专门的庭院，这种庭院即为“前栽”。

　　（二）供花室内化。在古代日本，自然本身即神圣，神灵无须任何保护。他们暂时的居所“依代”设立于门外，祭典一结束即移去。但佛教有固定的庙宇，供花自然也在室内进行。因此，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使供花的重点从室外转换为室内陈设。

　　平安时代，佛前供花开始转入家中举行。用佛画代替佛像挂在墙壁上，铜质花瓶里插入鲜花。最初的供花由常绿植物和富有佛教色彩的莲花组成。不过渐渐地时令花材用得越来越多，增加了人们对多种植物的兴趣。随着在室内插花供观赏的风习越来越盛行，人们开始思考相关细节问题，如花与容器的关系、插花当置于何处等，并进行各种尝试。

　　（三）“座敷饰”的盛行。室町时代，产生了“书院造”（纯日本风住宅建筑形式）和佛教仪式——花会中的“座敷饰”（接待室的装饰）。书院造起初用于禅宗寺院，书院指寺院中的读书之所，后来逐渐变小，成为纯粹的装饰，墙壁上挂着中国式的卷轴画或书法，一块设于墙上挂轴之前的板——“押板”上安置供佛用具“三具足”——烛台、香炉、花瓶。在这种情况下，向花瓶里插花，必须综合考量挂的字画、座敷的宽度和高度、特别与壁龛的正面的宽度等因素，还要注意花的颜色和形状。从这点可以看出，此时的供花已经渐渐失去宗教内涵，成为了艺术性的欣赏对象。这个时期经常召开花会来进行插花和花器的竞赛。如七夕法乐。七夕庆典于农历七月初七在将军邸举行，陈列七瓶插花，供奉牵牛、织女二星。这一活动被称为“法乐”，实质是插花竞赛或展览。行此庆典的场所称为“花座敷”，除以瓶式插花为主要装饰外，还举行和歌会、酒宴。七夕法乐的座敷饰向众人展示瓶式插花，激起了人们对花材搭配、插花技巧、花与瓶相和谐的新方法等问题的兴趣。在为了做出更美丽的座敷饰的竞争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努力搜寻珍惜花材和花器，尤其是在插花的水扬技法上下了很大工夫，在更好地体现整体美以及提高色彩的和谐之美这两方面也愈发匠心独运。

　　（四）插花理论化。随着“座敷饰”的大肆流行，职业鉴赏家应运而生。无论插花还是座敷饰，都是以中国美术鉴定为背景衍生而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插花被理论化和法则化。随着插花的理论化，立阿弥、池坊专庆等插花专家归纳了插花理论最终诞生了花道。

　　由此可见花道是随着佛教的普及才成立的。并且，供花室内化、书院造的出现以及座敷饰的盛行，使插花在向艺术性的花道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个时期的插花已经不单是为了表达对佛的敬意，也在追求着与周围以及与自然和谐之美。

　　总而言之，日本信仰的宗教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在花道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以佛教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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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1]顾春芳，勇王，胡令远.花道[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李雪梅.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3]大森和夫，大森弘子.日本（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4]杨伟.日本文化论[M].重庆出版社，2008.[5]王永娟.樱花的国度——日本文化的面貌与精神[M].中国水利出版社，2005.[6]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篇六：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本佛教的早期发展

　　公元六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早期发展呈现佛教与政权结合紧密、专持一宗、与神道重合等特色，以后日渐普及，对于稳定统治阶级政治地位、完善政治体制、推动文化艺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其发展思想也有违背佛教初衷的地方，如亲鸾提倡的“在家佛”构成日本佛教一大特色，但同时失去了佛教的原点。

　　标签：日本佛教；早期发展；主要特点；政治影响

　　日本佛教文化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学术界对具体的传入时间和传入方式却持有不同的观点。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关于“公传”即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即通过民间传入。日本历史上关于私传的最早记录见于《扶桑略记》中，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1]另外，成书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虽对具体的说法略有不同，但均有关于佛教公传的记载。日本正史《日本书纪》中钦明十三年（552年）记载：“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俐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卷，……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这是日本正史有关公传佛教的最早记载。从上述两种记载可以得出佛教早期的传入只是被看作“异域神”，即外国的神。日本佛教史自此拉开帷幕。

　　一、日本佛教的发展阶段

　　在佛教传入之初，日本有其固有的民族信仰―神道。因此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体看来，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初传日本受到排斥；在圣德太子的扶持之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大化改新后，佛教异常兴盛；奈良时期达到鼎盛，随着政教的分离，到达镰仓时期具有日本的特色的佛教逐渐形成。与注重现世生活，泛神性质的日本本土宗教—神道不同，初传佛教则是宣传消极厌世，祈求来世事事皆空的思想。正如前文所说，初传来的佛教仅仅看作是“异域神”。但在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的当时日本而言，佛教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备受推崇的。

　　在佛教初传入日本时，钦明天皇就崇佛与否的问题询问群臣的意见。当时出现了以大臣苏我稻目为首主张“西蕃诸国皆礼之，日本岂独背也”崇佛派和物部尾舆、中臣镰子为首主张“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2]的排佛派。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两个政治主张派别的政治斗争在佛教上的体现。最终以崇佛派苏我马子联合厩户皇子等杀物部氏而掌握朝廷实权，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圣德太子摄政的三十年间，他大力推崇佛教，并以佛教为国教，同时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特派遣唐使来中国进行文化的学习和交流。佛教于此传入的时期便是飞鸟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与护佛思想的推广，圣武天皇兴建东大寺并铸造奈良大佛，于是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奈良时期。此期佛教鼎盛，信徒众

　　多，形成了六家宗派：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律宗、华严，也就是所谓的“奈良六宗”。其中最具盛名的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推崇，但此时期佛教的主流思想还是法相宗。第三个时期是平安时期，日本佛教已经在中国佛教的基础上衍伸出了自身的佛教文化，由于佛教与统治者密不可分，因此佛教也难免陷入统治阶级的政治纷争当中，僧侣们成了斗争的工具，六家宗派的思想逐渐衰败，新的净土宗思想开始得以展开。经过重重斗争，武家政权成了统领时代的导向，佛教的演绎于是跨入了另一个时期——镰仓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佛教之间产生了多元化的互动，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为此时期最普遍的宗派，日本佛教也在镰仓时期开始了转变。到了室町时期，社会的动乱使得佛教逐渐走向衰微，宗教本意开始弱化，混合禅味的茶道、花道、剑道和书道开始盛行，佛教文化已被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与文化当中，但到了室町末期，国内开始战乱暴动，战事频频，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内部的纷争和国外的压力使得日本统治阶级不得不颁布“锁国政策”，以禁止基督教和其他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同时又实行“寺檀制度”，使每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但这些政策给僧侣们生活提供保障的同时，也阻碍了江户时期佛教的良性发展。明治维新后，为了适应天皇亲政的需要，在明治初年颁布“神佛分离令”，废除宫廷佛教仪式，各地寺庙佛像被严重毁坏，且新政府乙太政官布告，僧人可沿用俗家姓氏，可蓄发食肉娶妻。因此举有悖于禅宗，最终引起了佛教界的反抗，直到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通过宗教自由法律的颁布，佛教才得以革新换面，蓬勃发展。

　　二、早期日本佛教的特色

　　1、佛教与政权结合紧密

　　圣德太子时期，日本危机四伏，群雄割据，圣德太子为统一思想、加强皇权统治，将佛教引入日本。推古朝到奈良时期，佛教在政治的庇护下得到迅速传播，受到扶植的佛教也更加迎合政权的需要，佛教与政治的结合形成了互助互利的关系，“作为现世佛教的结果便是与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当时的佛教可以称之为政治佛教”[3]所以日本佛教早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佛教与政权结合紧密。

　　2、专持一宗

　　佛教传入日本后，由中国早期创设的各宗分明的状态逐渐演变为各宗混杂，信徒的信仰也各宗兼修，例如“禅净双修”、“八宗兼弘”等，但到了平安时期以后，日本佛教信徒逐渐转变为专一的信仰，法相与华严、真言与净土，各宗之间决不允许相互介入，相互混杂，所以专持一宗，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3、佛教与神道重合

　　在平安时代，日本佛教出现使本国固有的神袛崇拜与外来的崇拜佛、菩萨相融合，即所谓的“神佛习和”的思想。佛寺中可以建神社，神社中可以建佛堂，神号与佛号一致，产生了“本地垂迹说”，各种神都为佛菩萨的化身所变现。佛教被神道思想的同化、融合，所以在日本佛教徒心中，神即为佛陀，视神佛为一体。这样佛教与神道直接有着共通的领域，神道纳入了佛教体系，神与佛则成为了日

　　本宗教的一个整体。

　　三、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佛教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从佛教传入初始就包裹上了政治色彩的外衣，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稳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佛教传入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拥护，作为执政的圣德太子，为了推行统一权利于天皇的中央集权政治，更是希望通过佛教把崇奉多种多样的神袛的豪族吸引过来，从宗教上统一信仰，缓和豪族间的对立抗争。”[4]因此确立了提倡佛教的国策，强化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强化中央集权。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其宣扬有“忠孝护国”、“王权神授”等思想，故为日本皇权的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进一步稳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提出了《僧尼令》，这样更有利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通过中央地方官府贯彻《神袛令》和《僧尼令》，更有效地利用神道教、佛教维系人心的精神力量，来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5]

篇七：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第一讲的问题枯山水何时出现？为何枯山水出现在寺院里，庭院假山在寻常人家？7世纪，中国隋文帝曾经赠送过日本天皇一景观盆景。日本僧人荣西是最早入宋求取禅法的高僧，1192年回国后弘扬禅宗教义，寺院园林接受禅宗思想侵润而形成禅宗风格的园林—禅宗园林，为反映禅宗修行者所追求的苦行及自律精神，日本园林开始摈弃以往的池泉庭园，而是使用一些如常绿树、苔藓、沙、砾石等静止不变的元素，营造枯山水庭园，园内几乎不使用任何开花植物，以期达到自我修行的目的。平安时代末期，世界第一部园林典籍《作庭记》中首次记录了枯山水。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中国唐朝（618年－907年）水墨画传入日本。镰仓时代末期，与禅宗相应的以追求自然意义和佛教意义的写意园林发展固定为枯山水形式。起源。南北朝（1333年－1392年）时代，枯山水的实践时期，一般与真山水（池泉部分）同存于一个园林中，以真山水为主体，枯山水为辅。室町时代（1393年－1573年），枯山水逐渐从寺社园林走入武家和皇家园林，并逐步与真山水分离开来。枯山水的颠峰时期，出现了枯山水的双璧大德寺和龙安寺。桃山时代（1573年－1603年），以茶道宗匠千利休所创立的草庵风茶室为代表的日式茶庭兴起。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多以小型枯山水为主，以枯山水、真山水和茶庭相互融合园林形式出现。

　　中日佛教的比较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大凡人类社会都是始于采拮而游牧，基于对大自然之敬畏，就产生了宗教感；宗教不仅是创造文化的动力，也是维持文化、社会之安定力量。我们环观世界各民族，其文化之精髓无不源于宗教，其精髓之保持亦是宗教之贡献。现存于世界上伟大精心之艺术作品，无论音乐、建筑、雕刻、绘画，大都表现在宗教上，唯有宗教虔诚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得出那些不朽的艺术，诸如印度之寺、塔，中国之石窟，日、韩现存之古代寺庙，以及罗马教廷之石刻、壁画等。一：佛教传入以及发展契机：日本以军事、政治上之目的而通新罗、百济....因而接触中

　　国文化与佛教。中国也因同一目的而有汉朝通西域，致使西域佛教能传入中国。中日两国，都因军事的目的，西向开拓，而传入了佛教。都是由外国人传入佛教。传入后经历的发展：【日本】平安时代，最澄和空海入唐归国,分别建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强调“积福灭灾”、“镇护国家”的宗教实践活动,主张佛教徒“在家孝,为国忠”，将镇护国家作为奉法修行的目的，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镰仓时代，日本临济宗的开祖荣西西先后二次入宋,深得禅宗真传,然而与中国禅宗超然物外的思想观念不同，以镇护国家为主要使命。“蒙古袭来”的外来威胁等因素,日本的国家意识进一步高涨,镇护

　　国家的理念高度强化，禅宗修心治国之道,为镰仓时期武家伦理文化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增强了镰仓幕府推行幕府体制自信心,得到了幕府将军的推崇。日莲创立的日莲宗（佛教的另一重要宗派），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宗教观、“立正安国”的使命感,对日莲宗以后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江户时代，寺院实际成了幕府管理户籍的基层结构,直接加入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体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对外奉行扩张侵略的政策。日俄战争以及在1937～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佛教继续充当“振兴国民意识”、“鼓舞士兵”的精神力量的角色，并给予各种援助。佛教在总体上也积极地迎合政府,支持战争。1945年战败后,日本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宗教政策,佛教界痛感战争对人类的戕害,积极投身世界和平运动。（一千多年来日本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推崇,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满足来自现实的、世俗社会的精神需求。社会的每一发展,都向日本佛教提出新的要求或挑战,由此推动了佛教入世程度的逐层加深,使其理论发生变革,并促使及时反映现实社会要求的佛教新宗派产生和流传。）【中国】佛教从一个外来文化逐渐变为一个主流文化的过程在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繁荣。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可以说为佛教走向繁荣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一时期佛教的发展，更多是在引进学习这样一个阶段，具体就是印度或西域有佛经传过来，我们

　　这边就去翻译它学习它，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标准去照着说。输入原因其中主要是文化妥协，（1）对皇权的妥协，例如道安提倡：“不依国主，法事难立”。（2）对儒家文化的妥协，著《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是我们本土造出来的一本经书）（儒家特别重视孝道，但是佛教的一系列行为是与孝道格格不入，甚至争锋相对的。中国佛教界为了凸显佛教的孝文化特点，他们也讲孝道。）小插曲：帝王提倡佛教，最著名的就是南朝梁武帝“舍道入佛昭告天下”。让后宫嫔妃孩子信仰佛教，也让大臣们信仰佛教，他自己解读经书，在讲坛上讲经，他把自己布施给了当时的皇家寺院，舍身同泰寺。大臣们就很着急，皇帝都被舍到寺院了，梁武帝说你们可以用钱把我赎回去，所以大臣们不得不用钱把皇帝给赎回去。南朝四个朝代寺院图示：宋1913所36000人齐2015所32500人梁2846所82700人陈1232所32000人隋唐时期：佛教处于繁荣期，儒道释三教并立与融合，这为佛教文化的繁荣打下一个好的文化基础。佛经翻译：达到真正成熟的时代。中国佛教界开始可以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再是照着说，还可以接着说。翻译师典型代表：玄奘。隋唐时期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等。所阐释的经典还是印度的佛教经典，可是他们阐释的思想观念却是有新意的，都是经过创新的。

　　宋元明清时期：融入期，从宋以后，佛教开始确立了它作为中国三大传统文化之一的地位，也就是完全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了。儒道释三家文化，相互融合。诸宗融合：禅宗和净土宗融合为主轴，调和儒道，就是儒道释三家文化已经是一种并行的状态。它们之间互相融合互相吸收，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断生发出一些新的东西。佛经翻译，宋代是汉译佛经的尾声，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大部分都完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绝大部分佛经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都翻译过来了，所以宋以后，基本就没有佛经可翻译。

　　传入方式：（正式传入佛教）日本政府是主动、有计划地派遣学僧输入佛教及中国之典章、制度。中国政府从未主动派人到西方，而是由民间佛教僧侣凭自己之信仰与毅力前往。（传入中国并被接受的重要之原因：而佛教之教主释迦牟尼本人是太子也使得中国人之王室容易产生尊敬与信心；也因此普遍地影响到政府官员及百姓之信仰。）传入后的影响：佛教传入日本后，始将中国大陆文化根植在日本，促成日本“大化革新”，继而发展成“律令国家”。（日本大化革新内在原因是由于中国文化及佛教之传入，外在原因是借鉴中国隋代之大一统。）所以，佛教对日本之影响是根本的。日本的佛教具有强烈的“官学”色彩，各个宗派是在历代政权的扶植倡导下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而政治权力也对佛教给予支持，佛教也积极为政策服

　　务，为国家利益而存在。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已度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个学术思想之黄金时代，正是隋唐鼎盛第二个学术思想之先期时代，由于中国本土已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佛教只是丰富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幅度上，确实也是全面的、普遍的。佛教对中国之影响虽是全面的，但绝非是根本的。其结果，影响中国的，只是佛教及其文化、艺术。印度之典章、制度，对中国了无影响。学习的人群以及政府的态度：日本无论在大化革新，或明治维新，都是由政府有计划地集体派人到外国研究、学习。所以至今，日本比较著重集体研究，发挥团队精神。而日本因为著重集体工作，所以就在佛教经典注疏、研究上大都是集体、共同戮力以赴。集体可作有计划之研究，也正是现代的科学精神。日本近百年来对中国反为文化、技术之输出国，仅就佛学而言，至少已领先中国半个世纪。中国是自己个别在印度求法，乃至满清之变法自强、洋务运动所派遣出去学习的人才都不是有计划、集体的研究、学习。中国著重思想，所以是个别研究、学习。因思想是不能集体同时表现的，只能因袭承传。而中国偏重思想，思想家是不能加速、或速成的，也不能规约、或计划的。原因：大和民族为新兴民族，是根植文化，重团体、重知识，其文化根基完全赖佛教之传入，而中国文化才随之而根植于日本。新兴民族具有无限活力与锐气，对于外来文化吸收最强。中华民族为古老民族，是原生文化，重传统、重思想，中国是有原生文化的民族，佛

　　教的传入只是添加了、补充了原有之文化而已。

　　佛教对社会的贡献：【日本】平安时代空海创办的综艺种智院，招收平民子弟入学,教学的内容广泛而实用,在日本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18世纪,“寺子屋”数量大增,,寺子屋的学费(谢议)一度成为小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佛教寺院充当了平民教育的主要角色。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佛教各宗纷纷将增侣养成的教育转向面对社会的普通教育,佛教系统的教育逐步汇入国家教育的体系。在理论上立足于“现世救济”和“人类救济”的现实利益的新兴团体，最早出现于明治年间,在二战前后有了长足发展，主张经世致用。日本佛教的特点：(l)护国性。在日本佛教发展的全过程中,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2)简易性。与印度和中国佛教相比,日本佛教的哲理和思辨程度不甚发达,注重内心信念、修行方法简便成为日本佛教的特点。日本佛性理论的简易性表现为在何谓佛的问题上,真言宗和日莲宗张“即身成佛”;在佛修行问题上,主张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往生净土(3)世俗性。日本佛教注重汲收世俗人伦道德,将人世人性理论与出世佛性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日本佛教的世俗性。这同真宗把宗风建在无戒律之上,主张僧俗一样。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佛教进行了一些改革,规定僧侣

　　是一般职业,解除禁止食肉、带妻、蓄的禁令。这样,僧侣除去教外,还从事众多的社会事业。(4)移植性。日本佛教基本是中国佛教的转移这是因为日本固有文化积淀的淡薄,多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方法。

　　中日佛教的不同：（1）（传入前后）中国统治阶级以高度发展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思想,佛教始终处于依附地位。而日本在佛教传入时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把佛教作为大陆先进文化的代表,置于施政施教的主导地位,佛教曾为维护日本统一,吸收大陆文化,发挥过积极作用。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支持下,佛教势力很大,直到江户时代以前,儒家和神道教一直处于佛教的从属地位。（2）日本佛教兴办学校，医院，幼儿园等，有专门的大学。中国没有。日本僧侣富有没学思想，佛寺都可看到美术的建筑，雕塑，装饰。中国目前比较浅薄。日本僧侣可以娶妻吃肉，世俗化比较严重。日本佛教各宗族也会有竞争，但都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发行刊物或者创办学校等。日本的佛教是有系统的，中国无组织无系统。日本的僧侣各有职业，中国的除了主持和研究者之外，其他的若当成正当职业，生活都成问题。日本的僧侣受到高等教育，得到国家的援助比较多，有大量的研究参考资料，在佛学领域比较容易出成果。

　　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是伴著佛教在日本生根发芽的呢？中国文化已早传入日本267年，而竟未影响日本当时之文化进步，直到佛教传入日本以后，中国文化随著佛教才在日本生根萌芽，成为日本“大化革新”之文化背景。宗教才是发展文化之主要动力。佛教既是信仰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真正根植中国文化于日本的，实应归功于佛教。所以说，佛教之于日本文化之影响确实是根本的。◎随著佛教传入，印度之文学、音乐也于开元中（713～741年）大量盛行。凉洲“进凉州曲”，后赐名为“霓裳羽衣”，一时习染成风。西方乐谱有调无词，正合迁就流行之诗篇，这就是开元年间七绝、五绝所以特别流行之原因。至于民间文学多从佛学典籍中之文体，演变而来，称之为“变文”，因而戏剧与文学、音乐同时传入。据传说唐玄宗曾亲自主持在御花园之“梨园”演出。

篇八：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浅谈佛教影响下的日本“年中行事”——以盂兰盆节为中心

　　作者：张艳军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张艳军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东广州510970）

　　摘要：本文主要是以日本盂兰盆节为焦点，探索日本的“年中行事”（即一年中所举行的节日庆典)与佛教之间的渊源。盂兰盆节作为宗教节日，于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举行，因其正处于一年之中，因此又称为中元节。对于日本来说在佛教节日传入之前，每年的七月份也有种种节令活动，但只有在佛教的盂兰盆会习俗传入后才为原始节庆蒙上宗教色彩，成为或复合成为宗教节日。①全文重点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年中行事”起源的方式为基础对其进行分类；第二部分是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前的“盂兰盆”②活动；第三部分是与佛教思想结合之后的盂兰盆节。

　　关键词：年中行事；盂兰盆节；佛教；佛教观

　　中图分类号：K89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22-02

　　一、“年中行事”的类别

　　“年中行事”的分类标准有很多，大岛建彦根据节日中信奉的神灵不同，将其分为祖灵信仰和御灵信仰两大类。宫家准又根据仪式内容是否跟祖先祭祀、生产、消灾解难有关进行分类。③本文将日本的“年中行事”按照起源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在受日本神道教影响下在神社里举行的节日；第二类是伴随佛教传来的佛教节日和受佛教思想影响而兴起的节日；第三类是吸收中国文化，接受中国影响时引进的中国传统节日。在日本人看来“祭り”和“年中行事”是不同的，虽然也有在寺院里举行的“祭り”——比如摩多罗鬼神祭与放生会——但是他们认为“祭り”通常是在神社里举行的，作为日本土生土长的“神社”，其发源主要是跟农作物有关。春天有祈祷丰收的“春祭り”；夏天有防备驱赶危害农作物生长的各种自然灾害与虫害“夏祭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通常会举行一些庆祝丰收的节日以向保佑农作物生长的神灵答谢“秋祭り”；冬天农作物还处在生长的初期，是人们的农闲时间，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大法时间的节日如“裸祭り”或者是一些迎接春天的“冬祭り”。④在神社举行的节日有“神田祭り、山開き、新年、夏越しの祓い、酉の市”等。佛教自经中国传入日本之后，给日本的各个方面包括传统节日带来重要影响。盂兰盆节作为日本人的公共节日，在日本的影响力仅次于新年，而盂兰盆节本身是从佛教节日发展而来的，后随佛教传入日本而逐渐扎根于日本的。因此，本文以盂兰盆节为“年中行事”的代表来探讨佛教与节日的关系最恰当不过。

　　二、佛教传入之前的“盂兰盆节”：“魂祭り”“先祖供養”

　　人的一生通常用“生老病死”或者“出生、成人、结婚、死”来作为人生的四个重要阶段。同样人们为了标记时间的流逝，通常把一年四季分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或者二分为“正月·盆”。每当到了迎接一个新的季节或者新的阶段的时候，世间万物就会阴阳失衡，同时也是妖魔鬼怪出来作乱的危险时期。⑤另外又因为“正月·盆”正好处于农作物的生长期，因此这个时候的各种各样驱鬼除魔或者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就会很多。在佛教未传入日本之前，七月十五日作为一年间的最中位置，本身就是用于祛除邪气、祈求丰收和祭祀祖先的。祭祀祖

　　先主要是出于安慰祖先灵魂，在这一天人们就会装饰年神龛和祭坛，在上面安放牌位和供品等，祈求神灵（祖先）能够保佑农业丰收家人安康。日本人的祖先崇拜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柳田国男的观点：人死后的灵魂有三种：洁净成神的灵魂；受到子孙供奉但还有污秽的灵魂；没有子孙供奉的或者是有怨、有恨的灵魂。⑥人死之后能否成为神灵，要看死后是否有子孙祭拜，只有被连续祭拜三十三年之后才能够得到洁净成为神灵，并和之前死去的祖先神灵合成一体，共同存在于离子孙很近的山上，而非与现实社会相隔很远的另一个世界。子孙通过每年定期祭拜，维系和祖先之间的亲情关系，安抚神灵，得神灵庇护。如果没有子孙祭拜，那么这些灵魂就会到人间作乱给人类带来不幸。正是现世人对死去的人的一种敬畏之心，才逐渐形成这种祖先崇拜。这种祖先崇拜祭拜抚慰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祖先或者亲人还有一些没有子孙祭拜的“無縁仏”，这一点和佛教思想中普渡众生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这也为其能和后来传入的佛教节日融为一体做好铺垫。

　　三、与佛教思想结合之后的节令生活——盂兰盆节

　　佛教宣扬因果报应，劝善惩恶，劝说人们追求死后的幸福，而其最终的目的也就是普渡众生，解脱自我。经中国传入日本之后，极大的影响了日本人的生产、生活及其意识形态，之所以对日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文明开化较晚，因此当时并没有其他精神力量阻止佛教的传入。佛教传入在历史上历经了“日本佛教的私传”与“公传”。所谓“私传”即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中国南朝梁朝人司马达等去日，设庵奉佛。所谓“公传”，一般认为在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济圣明王进献金铜释迦牟尼像一尊和幡盖、经论等，且上表赞颂佛法大法之功德。⑦佛教真正能在日本获得大发展大繁荣，圣德太子具有重要贡献。佛教传入日本之初曾受到排佛派物部贵族的抵抗，圣德太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和国的势力，积极吸取中国文明；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没有强有力的传统文化与佛教相抗衡，因此佛教很快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逐渐兴盛，流传至今。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教义、经典、佛教节日等佛教文化也大量涌入日本，盂兰盆节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盂兰盆，一般有两种解释，一说认为盂兰为梵文的音译，意为“倒悬”，盆为汉语。另种解释是“盂兰盆”三字均为梵文的音译，意为“救倒悬”。⑧相传释迦牟尼有十位弟子，其中有一位十分孝敬自己的父母，母亲去世后，他因为放心不下自己的母亲，就用神眼的法力，去看看母亲，不曾想他母亲因生前罪孽深重，死后饱受入地狱之苦，如处倒悬，然而他一人法力却无法救助母亲，后来释迦说只有用“盆”盛百味珍馐，供养十方大德众僧，以钵水饭泼给众恶鬼，他母亲才可以的救。佛教徒基于这个故事，在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法会。⑨目连救母的故事本意是传达因果报应的思想告诫人们不要自作自受。但是传入中国之后，与本土儒家忠孝节义思想相结合，逐渐成为祭奠祖先的节日。后来这种在中国发生变化的佛教活动就以新的面貌进入日本，并与当地祭祀活动相互融合，形成了今天的盂兰盆节。在本文第一部分中也有讲过在佛教及佛教节日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在七月份就有类似的节日存在，而经过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之后转化成的新的面貌——以祭奠祖先为目的，正好与日本固有节日的理念相一致。

篇九：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总体来说中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启蒙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日本佛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经飞鸟时代的传入奈良时代的模仿平安时土化再到镰仓时代的新佛教顺应政治改革的需求迎合服务日本民众的信仰慰藉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民族特色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也对日本民族精神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课题：浅谈日本佛教的发展姓名：学号：专业：年级：授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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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日本佛教的发展

　　【摘要】日本佛教是以中国佛教为母本之源，逐渐根植于日本土壤，在对中国佛教的模仿和创新中成长起来的，并成为日本民众信仰宗教的轴心，丰富着日本人的精神内质。因此，日本佛教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民族特色

　　佛教在6世纪作为大陆文明的一部分东传至日本。作为外来宗教思想的佛教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与日本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终使佛教本土化，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佛教。本文将论述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历程。

　　1佛教的传入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传播演化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这便是日本同时期的飞鸟时代。飞鸟文化是围绕佛教而展开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对佛典的研究也日渐开展，其中圣德太子最典型，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身体力行，是笃信佛教的信徒，对佛典进行了研究、讲授和注释。

　　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贵族势力庞大，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帝国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圣德太子意识到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化，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是极其有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圣德太子成为佛教的伟大支持者，圣德太子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以开展各种慈善事业，他还亲自潜心研究佛教教义。由于圣德太子如此崇尚佛教，并身体力行，从而加速了佛教的弘扬，因此一时佛教大盛，国内出现了竞造佛寺，寺院林立的局面。

　　然而，在大范围崇佛，力图通过佛教统一思想，加强统治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不和谐的声音，阻扰社会改革。这些反对力量便是当时的物部氏，他们是朝廷掌握军事的贵族，是维护原有统治方式的守旧势力，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坚决反对崇佛，于是两派间围绕崇佛与排佛展开了激烈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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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2日本人的模仿时期

　　奈良时代如饥似渴地吸纳唐朝的先进物质和精神文化。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与扶持下，佛教持续发展，终于在圣武天皇时(724—749年)迎来了兴盛的顶点。此时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视佛教为国教。日本积极摄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备，进入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太平盛世。奈良朝时期，中日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唐朝首都长安是中国佛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日本政府曾派遗唐使②20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留学生，留学于长安，长期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耳濡目染盛唐文化。随着遣唐使来中国的著名人物有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最没、空海、圈仁等。他们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来中国求学。作为学问来研究佛教，同时他们又都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他们在归国之际，不仅得到了佛教教义的真传，同时也带回大量的中国书法名品真迹和佛教经典，以及各种佛教艺术。由于对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恋，归国后还竭力宜扬中国文化，并模仿唐朝贵族教育制度，为改革和发展日本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各个领城均呈现出“唐化”现象，从而使日本文化在诸多领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奈良时期，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佛教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僧侣染指政治，朝廷对僧侣待遇优厚。寺庙均建于城市中，被称为“都市佛教”。追溯此时期形成的奈良六宗的起源，其主要传人几乎均为留学僧或渡来僧，因此各宗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佛教宗派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其教相判释、教义戒法几乎是原原本本从中国引进。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但是，通观这一时期，日本佛教宗派的创立大都是对中国佛教宗派的机械式的照搬和模仿，创新和改造极少。

　　3佛教的日本化

　　佛教在平安时代已相当流行，遍及全日本。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唐和晚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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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所以日本也有两派盛极一时，为天台宗和真言宗。这两派均从中国刚刚传入，因为重视教义理论和修行实践相结合，受到朝廷的重视，并迅速崛起。天台宗源于中国，以最澄为代表；而真言宗则由日本本土僧人空海所创立。日本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平安时代佛教极盛，日本固有的神道教不得不退避一隅，苟全于佛教之下。到平安后期，地方氏族势力增大，学习中国的高潮已经过去，日本进入“国风时代”。又由于经济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氏族势力抬头，日本固有文化开始复活。于是神道又复活起来了。日本开始注重国风文化，佛教开始受制于神道教。但神道教还不能摆脱佛教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佛教已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日本化的特征。

　　4镰仓新佛教

　　平安时代末期以及随后的整个镰仓时代(1192一1333年)，战乱接踵而至，加上不断发生的饥饿等天灾，民众处于极度的不安当中，社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们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在肉体受尽世间折磨苦难的同时，不断寻找心灵寄托，渴望得到灵魂救赎。然而，在此之前的佛教无一例外地仅仅面向贵族，而且佛教教义十分复杂深奥，所以难以成为武士阶层以及平民百姓的精神寄托。镰仓新佛教正是应这些阶层的要求应运而生的。由于其修行方法简便，得到了上至皇族、下至庶民的普遍欢迎，一时从者甚众。佛教不再被当作异国咒术，或深远莫景学问思想，而被视为能够体系化、合理化地说明日本人素朴世界观的思想。镰仓佛教虽有诸多创新，但皆与宋元时代中国的佛教教义和教派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与前代的各种“贵族宗教”相比，镰仓佛教可谓是“平民佛教”，大多没有复杂的理论体系，教义简洁易懂，注重信念和修行。针对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两种制度和思潮的交替期的状况，镰仓佛教大都倡导否定现实，祈求净土，绝对信仰往生极乐，因此容易吸引下层武士和一般平民，尤其在民间非常盛行。

　　至此，随着镰仓新佛教的日渐兴盛，日本民族佛教的格局得以确立。佛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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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入日本七个多世纪后，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与日本以神道教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生活习俗逐渐融合，完成了漫长的本土化历程。

　　总体来说，中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启蒙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日本佛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经飞鸟时代的传入，奈良时代的模仿，平安时代的本土化，再到镰仓时代的新佛教，顺应政治改革的需求，迎合服务日本民众的信仰慰藉，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民族特色，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也对日本民族精神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注释①李妮娜，论圣德太子对日本佛教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贡献[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2年05期。②中村顺昭，葛继勇：鉴真东渡及其影响[J]；唐都学刊；2007年06期。③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④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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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通用多篇)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4篇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篇1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国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751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759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905年的大约150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二年，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据《日本国见

　　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根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著《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统计，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几乎占半数。另据川口久雄统计，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588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9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见臣下小野篁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日本《史馆茗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

　　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诗达106处之多。当时白居易还在世。诚如明万历46年，那波道圆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在鸡林〔注一〕，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呜呼，菅右相者，国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诗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

　　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一千多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写。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南宋初释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

　　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注二〕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自己给元稹的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如阳春白雪，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明白晓畅，似下里巴人，因而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能达到李白、杜甫这样的水平的中国诗人又能有几个，何况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天马行空、工巧深刻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

　　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

　　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其中，如《歌舞》、《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首首如剑，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篇。这是因为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因此早年大志逐渐被消磨，为避祸远嫌，他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老庄思想以及对归隐田园的闲适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感伤诗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但随着元和六年，母亲去世和爱女夭折。白居易丁忧居渭村三年期间，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后又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从此，他开始转而求禅问佛，

　　“作为一个被人世矛盾和苦恼击倒的人，把佛教作为净化灵魂的教义和实践”。〔注三〕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正如其在《晏生闲吟》中表明的：“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转而信奉净土宗，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以踏上往生极乐的西方净土，他在《画弥勒上生帧赞并序》中说愿“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我来世，一时上生”。在白居易后期的很多作品中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但在平安文学当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种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虽然菅原道真在任赞歧守时，曾作《寒早十首》组诗，反映走还人、老鳏人、药圃人、驿亭人、赁船人、卖盐人等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状况。但作为整个平安时代腐朽没落的贵族公卿阶层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组诗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乐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种关于表现意图的明确宣言”，因而“对于这种直接的政治批评手法，道真根据日本关于诗歌应当具有雅趣风姿的传统观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注四〕他们欣赏的只是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以及贯通佛道两教的“闲适”、“感伤”思想和充满了沉郁伤感、烟霞风流的情调。这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注五〕同时，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

　　感，深感人世之无常，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广泛接受了“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这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eToDownload!欢迎您的下载，资料仅供参考！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篇2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国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751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759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905年的大约150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二年，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

　　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根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著《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统计，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几乎占半数。另据川口久雄统计，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588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9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见臣下小野篁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日本《史馆茗

　　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金子

　　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诗达106处之多。当时白居易还在世。诚如明万历46年，那波道圆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在鸡林〔注一〕，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呜呼，菅右相者，国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

　　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诗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一千多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写。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

　　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南宋初释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注二〕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自己给元稹的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如阳春白雪，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明白晓畅，似下里巴人，因而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能达到李白、杜甫这样的水平的中国诗人又能有几个，何况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

　　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天马行空、工巧深刻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

　　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其中，如《歌舞》、《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首首如剑，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篇。这是因为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因此早年大志逐渐被消磨，为避祸远嫌，他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老庄思想以及对归隐田园的闲适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感伤诗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

　　《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但随着元和六年，母亲去世和爱女夭折。白居易丁忧居渭村三年期间，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后又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从此，他开始转而求禅问佛，

　　“作为一个被人世矛盾和苦恼击倒的人，把佛教作为净化灵魂的教义和实践”。〔注三〕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正如其在《晏生闲吟》中表明的：“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转而信奉净土宗，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以踏上往生极乐的西方净土，他在《画弥勒上生帧赞并序》中说愿“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我来世，一时上生”。在白居易后期的很多作品中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但在平安文学当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种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虽然菅原道真在任赞歧守时，曾作《寒早十首》组诗，反映走还人、老鳏人、药圃人、驿亭人、赁船人、卖盐人等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状况。但作为整个平安时代腐朽没落的贵族公卿阶层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

　　组诗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乐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种关于表现意图的明确宣言”，因而“对于这种直接的政治批评手法，道真根据日本关于诗歌应当具有雅趣风姿的传统观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注四〕他们欣赏的只是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以及贯通佛道两教的“闲适”、“感伤”思想和充满了沉郁伤感、烟霞风流的情调。这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注五〕同时，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无常，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广泛接受了“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这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篇3禅宗对日本“剑道”的影响1中国禅宗的日本化“禅”，是梵文“Dhvana”(禅那)的音译略称，“禅那”意译为“思维或静虑”，“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通过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惠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禅”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来被纳入佛教体

　　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实践中，虽然起着支撑佛教理性实体的重

　　要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种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内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个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仅仅是戒、定、“三学”之一的“定学”；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

　　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并广为传布所致。因此，可以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认同和接纳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化和同化，必然会导致佛教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就是盛唐时代定型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禅宗。

　　自奈良时代(约A.D.710—A.D.784)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但是，到镰仓时代(约A.D.1192—A.D.1333)，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了，于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并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中国禅宗以“无我无心”的境界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

　　但中国禅宗较侧重理论，而日本临济禅则吸收中国禅宗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又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因此，可以说中国禅宗是主智

　　的，日本禅则是主实的。主实包括把禅的精神实际应用到绘画、建筑、茶道、武道、文学等诸领域，也含持戒和护国等特色。

　　自荣西传临济禅、道元传曹洞禅之后，中国禅宗各派不断传入日本，禅的宗旨在日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禅宗否定“末法”的主张，更迎合了当权者和武士们的欢心，遂在日本扎根发展。

　　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乃武士的精神支柱。南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开创者，同时也正是他把中国的茶种带入日本，并对日本茶道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禅宗在日本广为传布，获得了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禅的特色。

　　2日本剑道的含义日本武道主要是指剑道、柔道等武术之道。“武士道”这一说法在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还不曾出现，最初被称作“武士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到江户时代才有“武士道”的说法，就是在“弓矢之道”中加入了道德的成分，即“士道”。也就是说“武士道”原来就是“武道”。说到日本武道，不能不说剑道，剑道是日本武道的主要内容，是武道的灵魂和代名词。剑道包括“剑术”和“心术”。剑道从形式上看是一种持刀剑或刺刀进行的格斗术，从思想上看包含日本自身的民族传统和禅宗，儒家思想。剑道之所以称为“道”，而不叫武艺或武术，是因为真正的剑道不像武艺那样以杀人为目的。剑道或武道从技术上讲是如何杀人的问题，从道德

　　上讲又有一个不该杀的问题。剑无疑是一种杀人的兵器，剑术就是杀人的技术。剑道不是杀人而是要除恶，是除一恶人而救万人，这才是剑道的根本。真正的武士不应该以杀人为目的。作为武士道的修养读物《叶隐》中，第二条就要求武士“应成为唤醒大慈大悲的人”。武士的刀应该是“活人刀”，而不应该是“杀人刀”。武士之刀首先是要杀自己“心中之贼”。

　　3日本剑道的境界和禅宗剑道不仅仅局限于“剑术”，近代的剑道要求达到“心、技、体”一致。要达到剑道的最高境界除了有高超的“技法”外，还必须进行“心法”练习，就是对心理状态的调整和修炼。泽庵宗彭在他的《不动智神妙录》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剑道修炼首要的是去掉执着之心”。即“心无所置”，就是面对敌人把心置于任何地方都不行，不把心置于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地点，也就是心不止于一处，其次日本武士力求通过修禅达到“不动智”，即心止于一处。“不动智”中的“不动”不是指静止不动，而是“动中静，静中动”。泽庵所说的不动智，换一种说法就是“无心”。所谓“无心”就是“无停留处之心”。就是要处处留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剑出而心不追，忘却一切击法，只管出剑。杀人而勿置心于人。心悟人空我空、技空剑空，且于空心亦不住”。再进一步，“无心”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执着。它是人自然具有的“本然之心”，泽庵所说的“本然之心”，就像流水一样，不断向低处流，不与高山争高低。执着、求胜心切往往反而失败，好像是“欲速则不达”一样。

　　另外，“无心”又指“平常心”。对于武士来说就是临战之心，只有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才能集中心力。

　　“心无所置”就要求武士在拼斗的时候，不仅要将所练的一招一式运用自如，而且心就不能停留在生死问题上，要置之度外。武士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所以，作为武士的修养读物《叶隐》中，第一条就说“武士道就是超脱生死”，做到“生死一如”，只有在心理上做到“生死一如”，才能死中求生。泽庵所说的无置所之心和无心之心，是禅的领悟，同时也是日本剑道之心。

　　体验无心，靠头脑不行，只能用泽庵所说的“冷暖自知”的方法，自己去修炼。

　　此外，日本剑道的柳生派讲究“无刀取”的功夫。柳生派的创始人柳生宗矩将其解释为，在没有刀剑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双手、扇子和身边的东西防身，柳生宗矩道破无刀的本质是：“不杀人，我们以不被杀为胜。”一味无故杀人不是日本剑道的目的，“不争胜负，不拘强弱”是日本剑道的本质，应该从这里去寻求日本剑道或武道的精神。4日本剑道中武士的教育对武士的教育包括两个基点：实行儒家经典的教育是其一；对武术的训练是其二。武术的训练内容包括剑、枪、弓等，主要以剑为主，而且武术锻炼是非常艰苦的。严格的武术训练只能提高手法和身法，武士面临的是战斗，这就不仅要武技，还需要勇气。武家更注意意志、勇气的锻炼。

　　关于勇气的锻炼，武家自有一套办法。比如，为了避免造成胆小，经常要在刑场、墓地、荒废的空屋做游戏，以消除恐惧心理。偶尔也要幼童利用夜间一个人去刑场，在首级上作一个记号等。

　　“勇武”是武士最基本必备条件，然而，光匹夫之勇还不行，还要有坚毅、不屈不挠等精神风貌。

　　剑道为达到最高境界，光苦练不行，还要悟性；光练手法、身法、步法不行，还必须锻炼心意。这样才能在实战中做到“手到、眼到、心到”，达到“物我两忘”。

　　日本江户时代后，剑道内容出现了大量道德成分，并逐渐成为培养武士精神的手段。而从批评的角度分析的日本剑道，发现日本剑道思想中的某些理念，例如忠、孝观念，容易为军国主义者利用，这种利用开始于日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顶峰。二战中，日本天皇和军部法西斯对剑道进行恶意利用。

　　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思想改造，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砍掉了剑道中不合时宜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切断了日本剑道与军国主义之间的纽带。今天，改造后的日本剑道又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5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在训练等方面有深刻的联系。剑道作为日本武道的重要内容，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的“德目”，剑道的技术方面内容，如训练和实战思想，也同样借助于中国儒家和佛家唯心主义说教的力量。另外，我们从日本武道有关的一些术语，如残心、花、道、间等的内涵上，也可以看它的训练和实战思想与中国武术的关系。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在“运气”方面有共同之处，禅就是通过坐禅炼气、重视数息观的呼吸法。禅之所以为禅而区别于佛教，是它与中国本来就有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某些思想的结合。中国的太极和日本的剑道非常重视运气。在太极拳中，气无论运行到何处都不停留，就像江水滔滔不绝，连绵不断。

　　同“运气”密切相关的是“发声”，中国武术讲究“先声夺人”。日本剑道也很重视发声，发声配合呼吸，以声导气，以气导力。另外，发声与寻“机”关系密切，这里的机，即“时机”，也就是日本剑道中常常提到的“间”。日语里的“间”意义丰富，这里主要指武士在战斗过程中，间不容发，通过大喝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寻找进攻的机会，制造机会以“夺人”。

　　发声还与禅宗有很大关系，禅宗流派之一临济禅证悟的方式是大喝，或当头棒喝。所谓“证得身心脱落”也就是“震得身心脱落”。所以，临济禅很受修行人欢迎。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区别表现在：日本剑道强调精神修炼，讲究“心、技、体”一致，以培养人格精神为特征，强调通过武道教育，培养“忠诚报恩，知耻尚勇”的精神。日本剑道强调在攻防技艺的磨炼中加强心身两方面的修养。中国武术注重健身和练习形式，注重怡情，注重开展武术丰富多彩的内容，在我国民众心中，武术更多作为一种实用技巧，以求自卫防身，健身健体，调心养性。

篇十一：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P>　　论隋唐时期佛教东传日本的必然及影响

　　张桂丹;顾兴斌

　　【期刊名称】《新余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7(012)006

　　【摘要】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此时,佛教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东传日本具有其历史必然,已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交流.同时,佛教经过印度、朝鲜特别是中国长时间的吸收沉淀,融合了各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是对日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总页数】3页(P25-27)

　　【作者】张桂丹;顾兴斌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31;南昌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1;K242

　　【相关文献】

　　1.隋唐时期佛教禅宗对儒学思想的影响[J],赵茗2.从佛教东传看日本的中国文化情结[J],万芳;蒋米娜3.浅析袈裟在佛教东传日本过程中的作用[J],徐柔菲;蒋海阳4.西域与新罗——论元晓大师在佛教东传中的影响[J],金世焕5.谈隋唐时期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与影响[J],涂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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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二：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P>　　传统文化论文

　　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摘要：公元前5世纪佛教诞生于四大文明古国印度，并在汉明帝时传人中国，传入中国的大多为大乘佛法，并在中国经历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之后逐渐由朝鲜传到日本。本文旨在研究佛教的诞生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对古代日本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我们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

　　关键词：佛教；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影响。

　　一、佛教的诞生及本质。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天竺），后来被分化为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完善的思想体系。“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说这是释迦牟尼最初用来教化民众的思想。四谛即人世间的苦难；苦难所产生的原

　　因，而要结束困难，就要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即去信教。“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精髓”。

　　佛教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们逃避现实中的苦难，放弃反抗，转而在精神上寻求慰藉，追求极乐。四谛之中，人世间的困难与要摆脱这种苦难这两方面最为重要。人世间就是受苦受难，让人们消极厌世，以信教而追求极乐，这就是佛教思想的最主要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主义。而这种消极的，适合统治阶层压迫下层人民的佛教义理，就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追捧。利用民众想脱离苦海，寻求极乐的这种心理，让人民不敢反抗当局的统治，仅仅是以逃避现实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净土。

　　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现在无从考证。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佛教是通过官方（即朝廷）传播而来的。相传在公元六世纪中叶，钦明天皇时期，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者将佛教和佛经传入日本国内。“”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截然相反。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而佛教所蕴含的内在实质在于它认为人世间就是受苦难。为了逃避受苦受难，就要追求”

　　灭谛“，即消极厌世。一切皆”空“，让人们放弃现世的一切，以此来追求来生的幸福。这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相悖，刚开始很难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但佛教的这种思想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大众，所以圣德太子积在推古时期积极的推行佛教的发展。他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他将佛教看做治国，教育民众之本，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不过，在推古时期，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对佛教有正确地理解并能接受佛教。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作为人民满足现状的工具，还不如说是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神道“相悖的”他神“”藩神“。

　　综上所述，在日本，佛教经历了与本土宗教的相斥———融合，在历经一系列的融合后，终于在镰仓时期，确立了大和民族特有的佛教文化。完成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佛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它不仅与日本当局的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更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日本在公元6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的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这一点在隋唐尤为显著。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力。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日本的特有的文化更是无从谈起。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那么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此我们来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意识，又是如何在当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发挥作用的？

　　说到日本接受佛教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圣德太子（574—622）。圣德太子特意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汇编了17条，称其为《宪法十七条》，内容就涉及到佛教思想，宪法第一条便提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讲求调和，不要争斗（无忤）。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让人和人不要斗争呢？紧接着在第二条中，就提到了这一方法，即”笃敬三宝“，只要遵照佛教的教义，用佛教的思想去修行，就能达到这一境界。第二条中，还有这么一句话，”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人本来没有那么坏，即使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只要遵照佛教之教，就会变好。这两条告诉人们在判断是非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标准，佛教就提出了这个标准，即”和“然后阐述其理由只要是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是佛教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总是处于纷争之中，总想把对方压倒，取得自己的胜利。日本人开展集体活动时，一般都尽量不想突出自己，也不过分强调或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日本人看来，处于一个团体内，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一定了不起，我的想法也不一定就高明，因此需要尊重别人的意见，更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因而在接纳别人的意见时，就会让自己做些妥协。这种思维方式和佛教有着很深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个特点。

　　佛教的传入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资源，统治阶级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像、佛教艺术品。创造出了令当今艺术家们所惊叹的、高水平的艺术作品，这些绚烂的文化财产，可以说是佛教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要贡献。寺院是佛教文化的缩影，其中聚集了大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

　　大陆式的建筑、精巧的佛像、传神的雕刻，色彩艳丽的壁画随处可见，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宝库“。寺内高32米的五重塔，在日本众多的佛塔中，不仅历史最悠久，

　　而且最富有风韵。（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参考文献：

篇十三：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P>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一)佛教的传入与奈良

　　时期的佛教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在与中国和朝鲜的交往中逐渐传入日本的。最早可迫溯到公元522年，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亦作司马达、司马达止)来到大和(今奈良县)，在高市郡坂田原建草庵，妄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是民间输入佛教之哺矢。但当时人们不知佛教为何物，把它看作是一种外国的神，未有祟奉它的。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公元552年，百济明王进献金铜释迎佛像一尊和经论、蟠盖等物，并上表赞颂弘布佛法之功德。天皇应大巨苏我宿称稻目之请求，将佛像授于他，试行礼拜。正好当时瘟疫流行，死人很多。大臣物部尾舆上奏说这是国神的谴责，并把佛像投于难波(今大阪)的崛江、殿堂被烧毁。以后，佛像、佛经不断传入，僧人(如高丽僧人慧慈、百济僧人慧聪)、工匠、画工不断到达日本，日本也向中国派遣了留学僧人，佛教逐渐在日本传播起来。至7世纪初全国已有寺院46所，僧尼r1300多人。这时日本佛教的发展，是和圣德太子的提倡分不开的。圣德太子(579-622年)名厩户，推古天皇初年被立为皇太子，掌摄政大权，隋朝时曾两次派小野妹子为使臣，携同留学僧人到中国学习，大量接受大陆文化，并下诏兴隆佛法。他曾拜高丽僧人慧慈为师，学习佛教。对于传入日本的佛经和儒书，他随得随读随讲。曾开讲过《法华经》、《胜矍经》。604年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即政治原则)，其内容大部分是宣传儒学伦理道德和佛教思想。其中第二条“笃敬三宝”(佛、

　　法、僧)和第十条“绝忿弃镇，不怒人违”就是宣传的佛教思想。圣德太子著有《三经义疏》

　　(《法华》、《胜贫》、《维摩》三经之疏)。在《维摩经义疏序》中说:“维摩洁者，乃是已登正觉之圣也。论本既与真如冥一，谈迹即示万品同量。”这里所讲的“本”、“真如”有本体的意思，“迹”、“万品”有现象的意思，可算作是日本佛教展开的初步的哲学思辨。圣德太子一生中30余年扶植佛法，其目的是利用大陆的制度和佛教提高皇室的尊严，以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革新”，这是一场皇室联合部分贵族，利用从中国回来的留学僧人为基干力量，模仿中国唐代制度，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运动。曾留学中国的学问僧，因在革新中有功，被授予高官(如僧星、高向玄理被任命为国博士)，使佛教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化元年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了“十师”，并设置了“法头”检查全国各地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还拨款资助兴建寺院。夭武天皇(673686年)还下令，每家必须设置佛堂礼拜，这是日本各户所供“内佛”的起始。从此佛教逐渐遍及各地，至7世纪末，全国寺险多达540余所。这是日本佛教初传时期的概况。

　　在8世纪以前，由于迷信，经常迁都。后来受中国的制度和唐代建筑的影响，自701年迁都奈良后，有74多年没有迁都，历史上称为奈良时期(710-794年)。其中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间，是奈良佛教的极盛期。该时期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入了三论、成实、法相唯识、俱舍、华严和律六派，在日本被称为“奈良六宗”或“南都六宗.

　　三论宗根据龙树(大乘空宗)的《中观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建立教义。5世纪初由鸿摩罗什传入中国，后来又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629年一位曾入唐学习过三论宗的高丽僧人慧灌来到日本，讲“八不中道”教义，被称为日本三论宗的始祖。其第二传智藏、第三传道慈都曾入唐留过学。三论宗被称为日本佛教宗派的开始。与三论宗同时传入的还有成实派(研究《成实论》的学派)，但一直未成为独立的宗派，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唯识宗(大乘有宗)以《瑜咖论》、《唯识论》建立教义，主张“万法唯识，心外无

　　法”，它由玄类传入中国。653年日僧道昭入唐受教于玄类，在唐7年，回国后盛张法筵，为日本法相宗的始祖。道昭园寂后，遗言将其火化，据传这是日本火葬之起始。658年日僧智通、智达入唐从玄类和窥基学习，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703年日僧智凤等入唐，跟随中国法相宗三代祖智周学习，为日本法相宗第三传。717年日僧玄防入唐留学，在唐18年，回国后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传。第一、二传以元兴寺为道场，故称“元兴寺传”，亦称“南寺传”。第三、四传以兴福寺为道场，故称“兴福寺传”或“北寺传”。传入日本的俱舍派也未成为独立的宗派，被称为法相宗的附宗。

　　《华严经》传入日本较早，但作为一个宗派是由新罗僧人审祥到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的。审祥曾到中国随中国华严宗三代祖法藏学习，被称为日本华严宗的初祖。良辩为二代祖，以东大寺为本山。

　　律宗渊源于印度，S世纪传到中国，发展至唐代分为南山、相部、东塔三支。传到日本的是南山宗。律宗主张按照佛教的规定修持善行，制止恶行，所以要根据律藏接受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传入日本以来，因日本不具备“三师七证”①的条件，不能执行“白四揭摩”②的别授戒，僧侣要到百济去受戒。653年道光律师入唐受传戒律，在唐23年才回国，是日本律宗第一传。736年中国的道嗜和尚受日僧荣睿、普照的劝请到达日本，成为日本宗律的第二传。753年鉴真和尚抵日，为日本律宗第三传。次年在奈良东大寺开戒坛，为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400人授戒，又仿唐代建筑建造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对日本的影响不只限于佛教，对日’本的文化、艺术、医学也作出了贡献。

　　此时期日本流传的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六宗，可以说是原原本本从中国引进，除成实、俱舍由学派(在中国)发展为宗派外，在教相判释、教义戒法方面没有什么发展。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渐完备，对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所等均有详细规定。佛教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僧侣染指政治，朝廷对僧侣待遇优厚，寺庙都建于城市中，被称为“都市佛教”。僧侣们在朝廷的支持下，放债牟利，兼并土地，秽乱法门，逐渐表现出堕落的倾向。

　　(二)平安时期的日本佛教794年，日本的都城由奈良迁至平安(今京

　　都)，开始了平安时期(794--1184年)。此时曾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及留学生，著名的最澄和空海就是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求法的，回国后分别创立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被称为口本“平安二宗”。

　　最澄和天台宗。最澄(767-822年)俗姓三津首，近江(今滋贺县)人，幼年出家在奈良东大寺学佛.804年与空海一起入唐。先在天台山随天台宗九世祖湛然的门人道邃、行满学天台宗教义，后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密宗。回国后在比睿山建立道场，开创日本天台宗，并建立大乘园顿戒坛。以前日本所授的是小乘戒，他所授的是大乘戒，因此受到奈良僧纲的反对。最橙据理力争，并上奏朝廷，说明大乘是镇护国家利益的，即所谓“护国主义”，最后取得了胜利。最澄所创的日本天台宗已不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移植，而是把天台、密、律、禅四宗加以融合，被称为“台密”，作为佛教宗派来说是一种发展。在他寂后45年溢号“传教大师”，这是日本佛教大师称号的开始。他著有《愿文》、

　　《照权实镜》、《法华去惑》、《守护国界章》、(由家学生式》、《显戒沦》等，现均收入《传教大师集》。

　　空海和真言宗。空海(77Q---835年)赞岐(今香川县)人，幼年学儒，后饭依佛门。801年入f唐学佛，遍访各地高僧，后入长安青龙寺，从J}果受密宗嫡传，并受“传法大阿阇梨位”，还学习了梵文及中国书法。在唐3年。回国后以平安东午及高野山菠刚峰寺为根本道场，开创日本真言宗，后世称空海所传密宗为“东密”。寂后溢号‘“弘法大师”。空海著有《十住心论》，将_II:它流派和沸教的发展分为十个阶段，即十住心。一至九庄心是显教(包括大、小乘及外道各种派别)，第十{上心为“秘密庄严心”，即密教，它们之间有深浅高下之差别。他把密教作为佛教的最高顶点，要达到它非要经过显教的九个台阶不可。这种观点对佛教理论本身说来是一种发展。空海的《声字实相义》认为如来说法，必借文字，文宁是反映对象(六大、六尘③)的，三密(身、冂,意)是不二而二，二而不二。反映了空海在解释概念和对象(客体)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

　　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在口本较盛，主要流

　　行于上层。继他们两人之后入唐留学的，台密系有园仁、园珍、东密系有常晓、园行、慧远、宗杏与蛟澄、空海一起被称为“入唐八家。

　　该期的日本佛教，如同当时政治一样，深受盛衍的影响，建筑寺院从城市到名山，开始了日本的“山岳佛教”.此时的佛教不如前代那样与政治联系密切，可以说是从政教合一转变为政教并立，佛教的任务是祈祷国家平安。此时期的日木佛教宗派不再是单纯的中国佛教宗派了，最澄的台密是台、密、禅、律“四宗合一”，“园密一致”，’已与空海的“十住心”均是日本佛教的发展。在此时期，奈良佛教(南都佛教)继续流行，但表现出衰落的趋势(特别是华严、三论两宗)。此时还出现了神(道)佛(教)习合的趋协。由于皇室及贵族信佛甚盛，加之教义之深奥，天台、真言两宗以贵族宗教的面貌出现。同时由于武士的板依，僧兵的出现，引起派别之间的倾轧争伐。至本时期末，净土、禅宗开始流行起来。(三)镰仓时代至安土

　　桃山时代的佛教此时期为日本佛教的重要时期，包括镰仓时代(1184-1333年)、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室叮时代(1392-1573年)和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年)。这时的日本佛教除前代诸宗延续以外，产生了日本的净土宗和禅宗，还产生了日本特有的净土真宗、日莲宗等新宗派。净土宗的思想早已传入日卞。9世纪时，在园仁入唐学习台、密的同时，也学习了净土，并将它传回日本。后来经先躯者源信(921-1017年)的倡导，直至12世纪，才由源空c11331212年)开创了日本净土宗。他著有《选择本愿念佛集》，认为世风混浊，靠“自力”来解脱是“难行道，主张靠佛的本愿力(“他力”)来解脱是“易行道”，只要修“称名念佛”，即可往生净上。由于它的教义和修行简单易行，深受武士及庶民的欢迎。禅宗思想传入日本也较早，奈良时代日僧道昭入唐学法相时，也学习了禅宗。天平年间津宗传入的同时，禅宗(北宗)也一起传入，但未形成宗派。开创日本禅宗派别的是荣西(1141-1215年)，号明庵，初学台、密，1168和1187年两度入宋，先后在天台山、天童山从虚庵怀敞学禅

　　(临济宗黄龙派)。共在中国居留6年，承临济禅正宗法脉，宋孝宗曾赐予“千光法师”封号，回国后开创日本禅宗。荣西著有《兴禅护国论》，主张“单传心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和护国主义，特别受到武士阶层的欢迎，日本历来有“武士好禅”的说法。荣西寂后，又有许多日僧入宋学禅。宋灭后，一些中国禅僧不服元朝统治，不少到口本避乱者，又将临济宗杨岐派传到日本。曹洞宗是1223年道元入宋时传回日本的。从此日本禅风大盛。曹洞宗信徒多为下层农民，临济宗信徒多为将军武士，日本历来有“曹洞土民，临济将军”的说法。

　　亲莺创建的净土真宗(亦称一向宗、真宗)是日本独有的派别之一。亲莺(1173--1262年)9岁出家，遍学诸宗教义，后板依净土。曾因受法然私度宫女罪的牵连，被判处流放，遇赦后在各地传教。1220年著《显净土真实教行信证文类》(真宗的根本经典)正式开创净土真宗。真宗是从净土宗派生出来的一个派别，它以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依据，但不注垂念佛，更沈重信念，

　　“一念发起，平生业成‘，，是绝对的他力宗派。还提出“恶.人正机”说，主张越是恶人，更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只要坚信阿弥陀佛，即使犯

　　了大罪，死后也可往生净土，成为佛。并且允许僧侣食肉娶妻，僧俗一样。所以真宗已不是净土宗的一个支派，而是一个独立的新派别。在战国时代，真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德川初期，分为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东本愿寺派(大谷派)、高田派、佛光寺派、木边派、兴正派、出云路派、山元派、诚照寺派、三门徒派，被称为“真宗十派”。

　　日莲宗也是日本佛教特有派别，由日莲创立，故名口莲宗，亦称法华宗、日莲法华宗多日莲

　　(1222-1282年)出身于贫苦渔民家庭，早年游历各地，遍学各宗。工253年登家乡清澄山，面向旭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被作为创宗的开始，直至20年后著述的《观心本尊钞》才阐明宗义，完成了日莲宗的创建。该宗以《法华经》为唯一的正法，认为其它经典都是非正法，咒骂诸余“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认为当前是“末法”时代到来了，只有“妙法莲华经”5个字才能拯救众生。并著《立正安国论》.上给当时统治者北条氏，要求禁止净

　　土、禅、密、律宗，因此触怒了镰仓幕府，以“诳言惑众罪”两度被流放，还受到暗害，险些丧命。被释后回到镰仓，先住妙本寺，后到甲斐(今山梨县)身延山，创久运寺作为日莲宗的根本道场。该宗以书写有“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卜界曼茶罗作为本门的本尊(“定”);以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作为木门的题目慧”)，以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作为本门的戒坛

　　(“戒”).被称为日莲宗“三大秘法”。总之只要信仰和口唱这7个字，有邪见的恶人也可成佛，十法界都能同样得到好处。口莲宗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分派很多，著名的有户莲正宗、法华宗本门流、法华宗阵门流，本门法华宗、本门佛立宗、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等。在近现代新兴教团中，有2/3属于口莲宗。

　　此时期的各宗派不像前代各宗派那样肯定现实，而是采取否定现实，厌恶秽土，欣求净土或耽禅悦，教义及戒律都比较简单。如果把而代的各宗派称为“贵族宗教”，那么本期的各宗派可谓平民化的廉价宗教。

　　此时期末，由于儒学的影响逐渐扩大，佛教的影响相对地逐渐缩小了。(四)德川时期的日本佛教

　　德川时代(1603-1867年)是日本封建制度全面完成时期，德川末年也是日本封建社会任落、解体时期。德川幕府为巩固封建秩序确定了各种制度，佛教的各项制度也随之完备起来。幕府设置了“寺社奉行”，专门管理宗教书务。为了禁止天主教，在“岛原·摆”之后，幕府强制推行“改变宗门”的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寺檀(寺院与信徒)关系”。前代形成的务宗派在德川时期持续延行。这时，天台、真言宗依靠公家、禅宗依赖武家，净上宗流行于武士和平民，真宗和日莲宗得到下层的信仰。各自在固定的地盘进行割据，长期仃留在沉滞的境地。只有随着政治中心转移到江户，而使关东地区的佛教势力有所发展。165年，隐元禅师(1592-1673年)应邀到达日本，建黄桨山万福寺，开创日本的黄粟宗，与临济、曹洞并立，形成了日本禅宗三大派。

　　儒学自传入日本以后，一直依附于沸教，禅僧好佛同时好儒，使得儒学逐渐得到发展。到德川初期，儒学摆脱了禅僧的控制，形成了独立的学派，并成为德川封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特别是朱子学被奉为“官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儒学家中出现了林罗山、新并自石、熊泽蕃山、伊藤仁斋、荻生祖徕、太牢春台、山县周南、富永仲基、藤田东湖、会泽正志等的排佛论。国学家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也倡导古道”

　　(神道)，力主排佛.这些都是对佛教的打击。再加僧侣本身的腐化堕落“就使佛教沉沦于衰败的境遇之中”④，佛教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缩小。(五)近现代的日本佛教明治维新(1868年)前后，出于反对封建幕府、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及天皇专制主义的需要，1868年颁布了“神佛分离令”，命令“宫门迹”

　　(出家的贵族)还俗复饰，废止宫廷内的佛教仪式，后来又解除食肉、带妻、蓄发的禁令。并且把神道定为国教，强制对人民进行“敬神爱国”的军国主义教育。一度形成了“废佛毁释”运动，全国各地发生了毁坏佛像、庙堂，僧尼还俗，寺庙改为学校医院，对于佛教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加上启蒙运动的蓬勃展开，科技及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影响更加缩小，但不久又被统治阶级扶植和利用。1.889年颁布宪法以后，确定了“信仰自由”的政策，一部分佛教学者为了跟上“文明开化”的潮流，极力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佛教理论，以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片断知识来附会佛教原理，企图使佛教更生。一时各宗竞相兴办学校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派人出国留学、考察，出版佛学著作，佛教又重新取得了某些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佛教形成了十三宗五十六派。改革以后的日本佛教适应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向外扩张的需要，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二次大战期间，政府制定了“宗教团体法”，将原来的十三宗五十六派，统合为十三宗二十八派.还成立了“大日本宗教报国会”(1941年)、

　　“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19.14年)，佛教也被政府纳入战争的轨道。

　　二次大战后，废除了“宗教团体法”(1945年)，颁布了“宗教法人法”(1951年)，实行信仰白由及政教分离的政策。各教派冲破了原有的限制和隶属关系，形成了270个教团。这些新兴教团发展很快，并与政治关系密切，如日莲宗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由创价学会创立的公明党〔已于1970年实行政教分离)是日本第三大党。战后在政府和财团的鼓励与资助下，佛教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各宗派拥有大学20多所，各种佛.教学会、研究会50余个。不少宗派还积极

　　在国外传教和发展组织，如创价学会在国外拥有30万会员。口前佛教还是日本的主要宗教，有十三宗，一百六十余派，约有信徒8700余万人。传统宗派中的真言宗、禅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在政治和教育界仍有较重要的影响。

　　日本佛教为何至今尚能盛行?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首先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战后日本经过了经济恢复阶段，从50年代后期开始了“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六七十年代迎来了“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国民收入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实力跃居西方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并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是高速成长的经济成果，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生产关系的进步，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矛盾，必然在社会意识及精神生活中反映出来。日本现代佛教同现代日本流行的其它意识形态一样，是战后初期人们失望、仿徨心情和

　　“高速成长”以后人们的苦闷、烦恼心情的反映，及对现实固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异化的抗议。其次，就佛教本身来说，它能不断改革，以适应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现代日本的一些新教团都有自己的学说，它来自传统佛教的某一原理，或把各种宗教教义的折衷结合。与传统佛教相比，新教团更能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条件及日本社会的需要，它们不再追求来世而着眼于尘世，不再宣扬解脱而宣扬真、善、美，甚至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例如创价学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号召人们去改造社会，建立“第三文明社会”、“佛教社会主义”等等，所以在平民中有很大影响。第三，日本的佛教思想家们能够在不利于佛教发展的条件下，通过和其它流行思潮的融合，求得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在古代曾有过儒佛习合、神佛习合、神儒佛习合。在近代有过井上园了等人的佛教与西洋哲学的融合。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大泛滥的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例如存在主义与佛教的交互作用。日本的存在主义者为了克服存在主义思想的根本矛盾

　　(二重性)，乞求子佛教的教义和范畴。佛教思想家们也想借存在主义来振兴佛教，使之摆脱日趋衰落的处境。他们把存在主义学说与佛教理论加以比较，举出在把人的存在分为真实的(存在主义认为的个人的非社会的存在，佛教认为的不死的灵魂)和非真实的(存在主义认为的社会方面的存在，佛教认为的肉体)观点，及佛教的

　　“无”的概念与存在主义对于人同周围环境道德

　　伦理的解释是相同的。有人甚至把佛教说成“亚洲型的存在主义”，把存在主义说成“现代化的佛教”。尽管这些论证对佛教起到了暂时“输血”的作用，但却不能使佛教完全摆脱日趋衰落的，命运。

　　(六)佛教在日本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日本社会重要意识形态的佛教，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较为复杂的，有它为剥削阶级辩护、欺骗群众、麻痹人民斗志的消极方面，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首先是消极作用。马克思在揭露基督教的社会作用时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

　　(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它们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间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一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⑤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佛教。佛教传入日本以后，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逐渐传播发展起来。奈良时期，出于确立封建制度的需要，急于效仿中国的制度，佛教被作为重要手段之一，熟悉中国情况的留学僧人成为政界的基干力量，直接染指政治。平安朝以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虽然有所疏远，从政教合一转到政教并立。但是佛教的职能仍然还是祈祷国家平安，论证政权的合理性，劝导受压迫者要顺从忍耐，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恩赐。劝导剥削者

　　“行善”，为剥削者辩护，并廉价地向他们兜售登上“极乐世界”的门票。在近现代，佛教经过改革，适应了资本主义的需要。由于人民群众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它所起的作用仍然如此。所以佛教在日本历史上主要起着“麻醉人民的鸦片”、“精神上的劣质酒”⑥的作用。

　　其次，佛教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也曾起过某些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以下儿方面。

　　第一方面，在佛教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同时将中国的文化、艺术、医学和工艺技术传到了日本，对日本历史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如鉴真和尚渡日，同时将中国建筑艺术、医学及技术传到日本。空海和尚入唐学佛，同时将中国文

　　化介绍到日本。雪舟入宋修禅，同时将南宋“浙派山水”绘画技艺介绍到日本。日本的茶道、花道、香道、书道都是随着禅宗的发展而流行。五山僧侣开创了策荣的“五山文学”。濡学也是由于禅僧好佛同时好儒而逐渐得到传播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佛教又与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愤融合，形成为日本民族文化、风俗、习愤的一部分，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福泽谕吉曾经说过:“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⑦。

　　第二方面，佛教某些派别在15世纪的农民起义中曾起过积极的组织作用。如“一向宗起义”，它是一场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包括农民、土豪、僧侣在内的净土真宗信徒联合力量的农民大起义。1488年加贺国真宗农民信徒，为反抗封建领主的压榨举行武装起义，北陆一带的真宗僧徒也赶来援助。结果击溃了奉将军之命前来讨伐的军队，起义军获胜，大名富铿亲政自杀。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加贺国的政权一直在寺院管理之下，由土豪、僧侣和农民代表组成合议机关。此外还有1531年北部一向宗起义、1532年大和一向宗起义及日莲宗教徒起义，均给封建制度以沉重的打击。这些以宗教形式为外衣的农民起义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除经济、政治上封建领主的残酷剥仰和压迫外，还有宗教方面的原因。净土真宗、日莲宗等新教派不要求信徒施舍钱财，不要研习经典，不拘形式，只重信念，很受下层人民的欢迎。这些新教派又往往受旧教派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⑧。一向宗起义正是这种’‘披上宗教外衣”的“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尽管当时的宗教领导人(如真宗本愿寺八代祖莲如上人)的本旨并非如此，但以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农民一旦发动起来，就超越了界限，他们要在现世寻找“净土”了。所以宗教在农民起义中曾起过积极的组织作用。

　　此外，佛教在日本传播发展的历史，也是中日两国政治、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和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战后随着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日本佛教界成立了“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

　　1955年)，该会组织了鉴真大师逝世1200周年纪念活动(1963年)。近凡年又成立了‘日中友

　　好佛教协会”1974年)，各宗派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如‘旧中友好净土宗协会”、‘日中友好真言宗协会”等等。1980年鉴真和尚像在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护送下回中国巡展。这些活动在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方面作出了贡献。

篇十四：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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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及其影响

　　作者：谭亚楠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4期

　　摘要：日本佛教是以中国佛教为母胎，6世纪佛教被传入日本之后，便开始渐渐地在日本生根发芽。佛教与日本的傳统宗教习俗融合之后，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式佛教，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

　　关键词：佛教；日本；无常观；生死观

　　作者简介：谭亚楠（1992-），女，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B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1

　　一、序论

　　佛教与日本传统文化及其传统宗教习俗进行融合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日本社会中，并逐步深入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自从佛教被日本朝廷认可之后，日本便开始加强其基础建设。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以及大大地增强了国力。另外，本文将会简单论述佛教在日本的发展，佛教适应了日本不同的时代的特点形成了其特有的佛教文化。最后本文将会分析这些宗派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佛教成为日本民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现在，佛教在日本民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

　　二、本论

　　1、佛教的传来

　　在中国佛教于后汉时期传入国内，在中国进行了发展与变化之后，于6世纪传入日本。佛教经由朝鲜半岛逐渐被引进日本，现在在日本佛教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最初，百济的圣明王向日本派遣使者并献上释迦牟尼的铜像以及经书，由此佛教开始被传入日本。但是此时神道教作为日本的国教拥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所以佛教只能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而被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苏我氏为了在朝堂上获得政治权利利用佛教与物部氏展开了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我氏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从此看出在这个时期佛教开始在日本政界发挥作用。

　　2、佛教在日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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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日本得以发展离不开圣德太子、圣武天皇、空海、最澄、法然等人的贡献，可以说他们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飞鸟时代，圣德太子为了佛教的兴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后来佛教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个时代佛教开始作为统治者的工具，起着保护国家安定的作用。圣德太子晚年时理解了佛教的真髓之后，便开始讲授佛典并对佛典进行注释，例如圣德太子向世人讲解《法华经》并对其进行注释。除此之外应圣德太子的命令，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大量寺院开始被建造。说到佛教不得不说一下圣武天皇，圣武天皇本人曾在佛像之前称自己为“三宝之奴”。这个时期朝廷兴隆佛教的政策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大量地兴建国分寺，扩建东大寺，建立唐招提寺。除了建筑之外，天平时期的雕刻也十分引人注目。天平时期的雕刻有着写实与理想相结合的特色，代表作是法华堂的执金刚神像、东大寺戒坛院的四天王神像。

　　平安时期佛教在日本相当地流行。最澄与空海是平安佛教的开宗之祖，二者从中国学成归来之后，重视佛教教义与实践相结合，分别开创了天台宗和真言宗，而且二者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迅速在日本抬头。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天台宗和真言宗无论哪一个实际都是以镇守国家和为了个人的实际利益而被建立的，它们都是与世俗的权利结合的产物。平安时代由于“神佛习合”佛教被广泛地传播，这个时期神道教的地位下降。

　　直至镰仓时期，佛教在日本达到了鼎盛时期，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时期是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以及武士文化的兴起。在镰仓之前佛教是为贵族服务的，而到了这个时期，社会生灵涂炭给人们带来了极度的不安，因此民众开始寻求心灵上的支柱，所以佛教开始为大众服务。但是旧佛教教义晦涩难懂很难成为武士与民众的支柱，所以镰仓新佛教应运而生，新佛教突破重重难关给予大家希望。这时形成了镰仓六宗，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为了救济广大百姓，提倡的是人类全体平等。

　　3、佛教在日本的影响

　　佛教对日本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且影响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佛教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死观。早在6世纪佛教被传到日本之前，日本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就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以及脆弱。众所周知日本四面环海，地理位置上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因此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一些次生灾害频繁发生，这导致日本人时常缺乏安全感，时常感到所处环境动荡不安，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以及人类的渺小。因为环境因素使日本人不得不经常面临生离死别，更能平静地接受生死。直到6世纪佛教被传入日本以后，佛家的超然思想使日本人的生死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佛教中“诸行无常”的无常感传到日本之后，被上升到一种无常观，本来无常感表达的是一种哀伤，但是无常观是一种主张、一种观念，这是这两者质的区别。无常观影响日本人时常感觉生命像花一样刚绽放就面临凋谢，人的一生短暂且充满戏剧性，坎坷不断，似梦一场，如同日语词汇中的「まぼろし」表达的一样。所以，这种佛家的无常观使日本人更加的看淡生死，同时也让日本人更加敬畏生命。正是因为生命虚幻、短暂、时不待我这种佛家思想，使日本人更加敬重生命、生与死，让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死并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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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立面，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升华，日本人认为死之后人可以成佛，不管此人生前是恶人还是好人，死之后都是生命的一种升华，这也是源于佛教的慈悲思想。除此之外，因为无常观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短暂，所以加剧了日本人的紧迫感，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快节奏、更加勤勉。另外，五十音图的创造也是受到了古印度文字的影响。

　　三、总结

　　佛教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在日本佛教有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日本的佛教有着独特、鲜明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末木文美士（1993）『日本仏教思想史論考』大蔵出版.

　　[2]杨增文（2008）《日本佛教史》人民出版社.

　　[3]稻盛和夫、濑户内寂听（2011）『利他』小学馆.

　　[4]鈴木大拙、刘大悲译（2013）《禅的生活》上海三联书店.

篇十五：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P>　　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摘要：公元前5世纪佛教诞生于四大文明古国印度，并在汉明帝时传人中国，传入中国的大多为大乘佛法，并在中国经历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之后逐渐由朝鲜传到日本。本文旨在研究佛教的诞生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对古代日本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我们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关键词：佛教;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影响一、佛教的诞生及本质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天竺)，后来被分化为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完善的思想体系。“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说这是释迦牟尼最初用来教化民众的思想。四谛即人世间的苦难;苦难所产生的原因，而要结束困难，就要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即去信教。“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精髓”。佛教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们逃避现实中的苦难，放弃反抗，转而在精神上寻求慰藉，追求极乐。四谛之中，人世间的困难与要摆脱这种苦难这两方面最为重要。人世间就是受苦受难，让人们消极厌世，以信教而追求极乐，这就是佛教思想的最主要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主义。而这种消极的，适合统治阶层压迫下层人民的佛教义理，就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追捧。利用民众想脱离苦海，寻求极乐的这种心理，让人民不敢反抗当局的统治，仅仅是以逃避现实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净土。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现在无从考证。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佛教是通过官方(即朝廷)传播而来的。相传在公元六世纪中叶，钦明天皇时期，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者将佛教和佛经传入日本国内。“”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截然相反。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而佛教所蕴含的内在实质在于它认为人世间就是受苦难。为了逃避受苦受难，就要追求”灭谛“，即消极厌世。一切皆”空“，让人们放弃现世的一切，以此来追求来生的幸福。这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相悖，刚开始很难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但佛教的这种思想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大众，所以圣德太子积在推古时期积极的推行佛教的发展。他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宪

　　法十七条》。他将佛教看做治国，教育民众之本，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不过，在推古时期，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对佛教有正确地理解并能接受佛教。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作为人民满足现状的工具，还不如说是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神道“相悖的”他神“”藩神“。综上所述，在日本，佛教经历了与本土宗教的相斥———融合，在历经一系列的融合后，终于在镰仓时期，确立了大和民族特有的佛教文化。完成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佛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它不仅与日本当局的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更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日本在公元6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的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这一点在隋唐尤为显著。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力。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日本的特有的文化更是无从谈起。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那么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此我们来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意识，又是如何在当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发挥作用的?说到日本接受佛教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圣德太子(574—622)。圣德太子特意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汇编了17条，称其为《宪法十七条》，内容就涉及到佛教思想，宪法第一条便提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讲求调和，不要争斗(无忤)。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让人和人不要斗争呢?紧接着在第二条中，就提到了这一方法，即”笃敬三宝“，只要遵照佛教的教义，用佛教的思想去修行，就能达到这一境界。第二条中，还有这么一句话，”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人本来没有那么坏，即使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只要遵照佛教之教，就会变好。这两条告诉人们在判断是非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标准，佛教就提出了这个标准，即”和“然后阐述其理由只要是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是佛教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总是处于纷争之中，总想把对方压倒，取得自己的胜利。日本人开展集体活动时，一般都尽量不想突出自己，也不过分强调或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日本人看来，处于一个团体内，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一定了不起，我的想法也不一定就高明，因此需要尊重别人的意见，更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因而在接纳别人的意见时，就会让自己做些妥协。这种思维方式和佛教有着很深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个特点。佛教的传入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资源，统治阶级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像、佛教艺术品。创造出了令当今艺术家们所惊叹的、高水平的艺术作品，这些绚烂的文化财产，可以说是佛教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要贡献。寺院是佛教文化的缩影，其中聚集了大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

　　大陆式的建筑、精巧的佛像、传神的雕刻，色彩艳丽的壁画随处可见，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宝库“。寺内高32米的五重塔，在日本众多的佛塔中，不仅历史最悠久，而且最富有风韵。

篇十六：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P>　　浅谈佛教影响下的日本“年中行事”--以盂兰盆节为中心

　　张艳军

　　【期刊名称】《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本文主要是以日本盂兰盆节为焦点，探索日本的“年中行事”(即一年中所举行的节日庆典)与佛教之间的渊源。盂兰盆节作为宗教节日，于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举行，因其正处于一年之中，因此又称为中元节。对于日本来说在佛教节日传入之前，每年的七月份也有种种节令活动，但只有在佛教的盂兰盆会习俗传入后才为原始节庆蒙上宗教色彩，成为或复合成为宗教节日。①全文重点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年中行事”起源的方式为基础对其进行分类；第二部分是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前的“盂兰盆”②活动；第三部分是与佛教思想结合之后的盂兰盆节。

　　【总页数】2页(P122-123)

　　【作者】张艳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东广州5109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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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七：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P>　　综上所述佛教在传人日本后历经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等几个发展阶段终于在镰五日本佛教本土化的特色仓时代以独具特色的日本民族佛教的诞牛为标志完成了由以上论述可知日本佛教是以中国佛教为母体在对日本本土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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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作者：吴春燕来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01期

　　摘要: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镰仓新佛教

　　中图分类号:B3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170—03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的发展阶段后,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

　　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一。但总起来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所谓“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关于“公传”,在奈良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即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入日本。另据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①。这是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

　　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②。佛教所宣传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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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厌世思想,世事皆“空”、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古时期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帝国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圣德太子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与传统的神道教相比,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化,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极其有益。于是,圣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笃敬三宝”。他不仅将佛教看作治国、教育民众之本,还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臣民“笃敬三宝”,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造诣颇高的佛学家,圣德太子不仅潜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并在此基础上撰成《三经义疏》。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③。

　　然而,在这一时期,极少人能如圣德太子般正确理解佛教教义,佛教在当时的日本与其说是作为解脱的说教,毋宁说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国神”相异的“他神”、“蕃神”,是“以消灾祈福的巫术而传播的”④。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可以说是在本质上与民族宗教并无区别的巫术仪式,可以称之为“巫术宗教”。

　　二、佛教的持续发展

　　在日本文化史上,一般把推古、舒明、皇极三朝称为飞鸟时代,而把从大化革新至迁都奈良之间称为“白凤时代”(645—710年)。在这一时期,佛教不仅在日本社会稳固立足,而且在朝廷的扶持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在随后的奈良朝迎来鼎盛时期。

　　公元645年,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史称“大化革新”。改革不仅彻底清除了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守旧势力,还废除了长期制约社会发展的部民制,实行了取效唐朝的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任命留学隋唐的僧旻法师、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国家政策的最高顾问),并将佛教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至此,佛教终以“国教”的名义稳固地立足于日本社会。

　　大化革新将日本从氏姓制的奴隶社会带入了律令制的封建社会,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天皇制中央集权,朝廷将“镇护国家”的期望寄托于佛教,对弘扬佛教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政府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建造大陆式的壮丽伽蓝、制作精巧的佛像和佛具、绘制精美的寺院壁画等行动,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皈依。在律令制度呵护下继续发展的白凤佛教,由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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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镇护国家”的政治色彩,在思想上并未出现值得一观的东西,“但在艺术领域却营造出古代文化中的一大奇观,至今仍被人们叹为观止”⑤。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以其浓郁的艺术氛围而被称为“艺术宗教”或“寺院宗教”。

　　和铜三年(710),都城从藤原京迁至平城京(奈良),日本由此进入“奈良时代”(710—794年)。奈良时代依托前代构建的律令制度基架,如饥似渴地吸纳唐朝的先进物质和精神文化。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与扶持下,佛教持续发展,终于在圣武天皇时(724—749年)迎来了兴盛的顶点。

　　这一时期,日本与唐朝频繁往来,大量的汉译佛经和章疏被渡来僧和留学僧传入日本。与此同时,奈良也出现了专事研究某部(或几部)佛教经典的学僧团体——“众”。以寺为单位的“众”,在朝廷支持下经过横向统合,扩大为超越寺院的“宗”,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南都六宗”,即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南都六宗之制的建立,说明朝廷开始重视佛学研究,统治阶层的视线从眩目的伽蓝表象,投向深奥艰涩的佛典内蕴”⑥。然而,律令制度下的佛教,始终难以摆脱与政治的关联。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的佛教界,僧侣非但不能自由布道,且具有准官僚身份,其行动受到法令的严厉约束。这就决定了从大陆传去的南都六宗“只能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是学僧们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的信仰几无关系”⑦。此外,由于唐代佛教界“兼学”风气的折射,奈良佛教“一寺一人兼习数宗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在当时仅被视为一种高深的学问,同时也说明了奈良佛教宗派意识的淡薄。因此,严格地说,奈良佛教充其量是一种“学派宗教”,还称不上是“信仰宗教”。

　　通观这一时期,日本佛教宗派的创立大都是对中国佛教宗派的照搬和模仿,创新和改造极少。

　　三、佛教的日本化

　　随着都城由平城京迁移至平安京(京都),日本进入了历史上的平安时代(794—1184年)。为了继续使佛教发挥“镇护国家”的作用,迁都前后的光仁、桓武二皇对佛教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其中,“改革度僧制度,鼓励佛学研究”这一措施对日本佛教由学派宗教向信仰宗教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刚刚传入的两个重视教义理论和修行实践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和真言宗受到朝廷的重视,并迅速崛起。

　　由最澄和空海分别开创的日本天台宗、真言宗虽然均传自中国,但为迎合当时的日本国情都有创新和改造。天台宗经最澄传入日本后,除宣传天台宗的教旨外,又大力提倡持戒守律,还与密、禅二宗混合,完成了“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据此创立的日本天台宗已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翻版。空海的真言宗在印度、中国密教的基础上创立,提倡“三密成佛说”,即若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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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手密”、“口密”、“意密”三密,则可即身成佛。真言宗“教名即强调咒语(真言)的灵力,与标榜山林修行可获特异功能的修验道融合,已非唐土密教旧观”⑧。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佛教已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日本化的特征。

　　由于受本土文化的影响,日本天台宗、真言宗都带有咒术、祈祷的特征,并且有许多事相与民族传统信仰的神道教仪式暗合,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还明显地呈现出“神佛调和”的倾向。平安时代中期由佛教产生的“本地垂迹说”,具有浓郁的神道教色彩,进一步加快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

　　日益日本化的平安佛教虽然完成了由“学派宗教”到“信仰宗教”的转变,但其始终以贵族阶层为护法母体,从未广泛深入到民众中去,依然没有脱出“现世佛教”的巢窠。

　　四、民族佛教的形成

　　平安时代末期以及随后的整个镰仓时代(1192—1333年),战乱连连、天灾不断,社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们处在对现世的极度不安之中,渴望得到灵魂上的救赎。然而,在此之前的佛教无一例外地仅仅面向贵族,且教义十分艰涩深奥,难以成为武士阶层以及平民百姓的精神寄托。在这一背景下,镰仓新佛教应运而生。

　　所谓“镰仓新佛教”,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从旧佛教天台宗中脱颖而出的新兴教派,如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二是从中国传入的禅宗诸派,如临济宗、曹洞宗等。新兴教派的创始人均为因关心民众疾苦而奔走于民间传教的僧侣,与前代的高僧大佛不同,从未到中国求法镀金。然而,正是这些扎根于日本社会底层、专心一意拯救民众灵魂的草根僧侣,使得“佛教在传入日本七百年后,首次成为日本人自己的信仰”⑨。另一方面,早在7世纪便已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禅宗,此时也因入宋禅僧荣西、道元的积极宣传而兴起,构成了镰仓新佛教的另一半。禅宗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佛教宗派之一,是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倡导“道在日用”、“不立文字”等简洁明快的修行方式,并大力宣扬“兴禅护国”的思想,迎合了武士阶层的口味,受到幕府、皇室、贵族的信奉,成为整个中世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由禅宗、净土宗等新兴教派共同构成的镰仓新佛教具有与以往旧佛教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由以往的“现世佛教”转变为凭个人信仰获得救赎的“出世佛教”,佛教开始发挥原有职能,朝着深化信仰的方向发展;信徒不再拘囿于贵族阶层,扩大到地方的广大民众;注重实践,主张专修念佛、一味打坐的简易修行方式;推崇精神信仰,轻视理论及造寺建佛之类的外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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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和神道教在这一时期继续交流和融合,也成为促进日本佛教本土化的一大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平安中期兴起的“本地垂迹”思想在本时期直接催生出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和真言宗的“两部神道”。此外,各个新兴教派也先后提出自己的神道学说。

　　至此,随着镰仓新佛教的日渐兴盛,日本民族佛教的格局得以确立。佛教也在传入日本七个多世纪后,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与日本以神道教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生活习俗逐渐融合,完成了漫长的本土化历程。

　　五、日本佛教本土化的特色

　　由以上论述可知,日本佛教是以中国佛教为母体,在对中国佛教的改造和创新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日本佛教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鲜明的护国主义

　　纵观日本佛教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佛教初传时期的“崇佛”与“排佛”之争,还是后期发展阶段以佛教“镇护国家”的政府行为,佛教始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进入镰仓时代,新兴的佛教宗派一反前代的“现世佛教”,努力宣传出世主义,从表面上看,此时的佛教似乎已经远离政治,其实不然。开创日本禅宗的荣西著《兴禅护国论》,阐明禅宗“专护国家利众生”,使镰仓新佛教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护国主义倾向。

　　(二)“神佛调和”的特性

　　初传时期,佛教曾遭遇到本土信仰神道教的短暂排斥,但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日益发展,两者之间开始友好相处、相互调和。从奈良时期“神上佛下”的“神悦佛法”、“神前念佛”到平安时期“神下佛上”的“本地垂迹说”,佛教和神道教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交汇融合过程。日本佛教这种“神佛调和”的特性,不仅促进了神道内部的统一和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自身的本土化进程。

　　(三)教义、教理及修行方式的简化

　　“与印度、中国的佛教相比,日本佛教的哲理和思辨程度不发达,注重内心的信念、修行方法简单便成为日本佛教的特点”⑩。这一特点始终贯穿在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阶段。在日本佛教的发展阶段,直接移植于中国的佛教各宗派之所以难以在民众间普及开来,除了其“政治宗教”的现世性特征外,佛教教理和教义的繁琐深奥以及修行方式的复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主张“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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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成佛”的禅宗与主张“专心念佛”的镰仓新教派构成的镰仓民族佛教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流行并普及,可以说与其浅显易懂的教理、简易明快的修行方法有直接的关联。

　　(四)世俗化倾向

　　大化革新后,佛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僧侣也被允许参与政事,获得了准官僚的身份;奈良中后期,寺院的政治、经济势力急剧扩张,“僧侣犹如身披袈裟的公务员,关心朝廷大事有余,留意宗教事务不足”(11),这都使佛教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进入平安后期以及镰仓时代的日本社会,由于战事与天灾的不断发生,整个佛教界再度陷入戒律松弛、争权夺利的世俗化状态之中。这一时期产生的镰仓新佛教不但没有试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倾向,反倒迎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用简易的教义吸引民众,主张无须念佛、无须固守传统戒律的修行方法,进一步加重了佛教的世俗化倾向。

　　综上所述,佛教在传入日本后,历经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等几个发展阶段,终于在镰仓时代,以独具特色的日本民族佛教的诞生为标志,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在漫长的本土化历程中,佛教作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与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更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②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③⑤⑥⑧(11)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5、174、203、277、261页。

　　④⑨[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书店,1992年,第40、97页。

　　⑦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⑩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责任编辑:耦合

篇十八：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P>　　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摘要: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镰仓新佛教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的发展阶段后,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

　　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一。但总起来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所谓“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关于“公传”,在奈良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即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入日本。另据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①。这是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②。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厌世思想,世事皆“空”、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古时期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帝国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圣德太子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与传统的神道教相比,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化,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极其有益。于是,圣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教思想的《宪法十

　　七条》。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笃敬三宝”。他不仅将佛教看作治国、教育民众之本,还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臣民“笃敬三宝”,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造诣颇高的佛学家,圣德太子不仅潜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并在此基础上撰成《三经义疏》。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③。然而,在这一时期,极少人能如圣德太子般正确理解佛教教义,佛教在当时的日本与其说是作为解脱的说教,毋宁说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国神”相异的“他神”、“蕃神”,是“以消灾祈福的巫术而传播的”④。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可以说是在本质上与民族宗教并无区别的巫术仪式,可以称之为“巫术宗教”。

　　二、佛教的持续发展

　　在日本文化史上,一般把推古、舒明、皇极三朝称为飞鸟时代,而把从大化革新至迁都奈良之间称为“白凤时代”(645—710年)。在这一时期,佛教不仅在日本社会稳固立足,而且在朝廷的扶持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在随后的奈良朝迎来鼎盛时期。公元645年,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史称“大化革新”。改革不仅彻底清除了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守旧势力,还废除了长期制约社会发展的部民制,实行了取效唐朝的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任命留学隋唐的僧旻法师、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国家政策的最高顾问),并将佛教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至此,佛教终以“国教”的名义稳固地立足于日本社会。大化革新将日本从氏姓制的奴隶社会带入了律令制的封建社会,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天皇制中央集权,朝廷将“镇护国家”的期望寄托于佛教,对弘扬佛教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政府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建造大陆式的壮丽伽蓝、制作精巧的佛像和佛具、绘制精美的寺院壁画等行动,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皈依。在律令制度呵护下继续发展的白凤佛教,由于具有“镇护国家”的政治色彩,在思想上并未出现值得一观的东西,“但在艺术领域却营造出古代文化中的一大奇观,至今仍被人们叹为观止”⑤。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以其浓郁的艺术氛围而被称为“艺术宗教”或“寺院宗教”。和铜三年(710),都城从藤原京迁至平城京(奈良),日本由此进入“奈良时代”(710—794年)。奈良时代依托前代构建的律令制度基架,如饥似渴地吸纳唐朝的先进物质和精神文化。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与扶持下,佛教持续发展,终于在圣武天皇时(724—749年)迎来了兴盛的顶点。这一时期,日本与唐朝频繁往来,大量的汉译佛经和章疏被渡来僧和留学僧传入日本。与此同时,奈良也出现了专事研究某部(或几部)佛教经典的学僧团体

　　——“众”。以寺为单位的“众”,在朝廷支持下经过横向统合,扩大为超越寺院的“宗”,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南都六宗”,即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南都六宗之制的建立,说明朝廷开始重视佛学研究,统治阶层的视线从眩目的伽蓝表象,投向深奥艰涩的佛典内蕴”⑥。然而,律令制度下的佛教,始终难以摆脱与政治的关联。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的佛教界,僧侣非但不能自由布道,且具有准官僚身份,其行动受到法令的严厉约束。这就决定了从大陆传去的南都六宗“只能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是学僧们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的信仰几无关系”⑦。此外,由于唐代佛教界“兼学”风气的折射,奈良佛教“一寺一人兼习数宗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在当时仅被视为一种高深的学问,同时也说明了奈良佛教宗派意识的淡薄。因此,严格地说,奈良佛教充其量是一种“学派宗教”,还称不上是“信仰宗教”。通观这一时期,日本佛教宗派的创立大都是对中国佛教宗派的照搬和模仿,创新和改造极少。

　　三、佛教的日本化

　　随着都城由平城京迁移至平安京(京都),日本进入了历史上的平安时代(794—1184年)。为了继续使佛教发挥“镇护国家”的作用,迁都前后的光仁、桓武二皇对佛教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其中,“改革度僧制度,鼓励佛学研究”这一措施对日本佛教由学派宗教向信仰宗教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刚刚传入的两个重视教义理论和修行实践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和真言宗受到朝廷的重视,并迅速崛起。由最澄和空海分别开创的日本天台宗、真言宗虽然均传自中国,但为迎合当时的日本国情都有创新和改造。天台宗经最澄传入日本后,除宣传天台宗的教旨外,又大力提倡持戒守律,还与密、禅二宗混合,完成了“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据此创立的日本天台宗已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翻版。空海的真言宗在印度、中国密教的基础上创立,提倡“三密成佛说”,即若能完成“手密”、“口密”、“意密”三密,则可即身成佛。真言宗“教名即强调咒语(真言)的灵力,与标榜山林修行可获特异功能的修验道融合,已非唐土密教旧观”⑧。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佛教已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日本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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