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回扣”、“红包”现象的分析与治理探讨
医疗“回扣”、“红包”现象的分析与治理探讨 医疗“回扣”、“红包”现象的分析与治理探讨存在于医疗行业的医药购销“回扣”、医疗服务“红包”问题，医疗卫生系统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但从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医疗“回扣”、“红包”现象的分析与治理探讨 ,供大家参考。
医疗“回扣”、“红包”现象的分析与治理探讨
存在于医疗行业的医药购销“回扣”、医疗服务“红包”问题，医疗卫生系统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但从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关注的程度看，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今年中纪委二次全会、卫生部和广东省卫生厅纠风工作会议均指出:纠正医药购销中不正之风和医疗服务中收受“回扣”、“红包”问题仍列为纠风工作的重点。可见，“回扣”、“红包”问题己到了中央出面纠正的程度。
一、医疗“回扣”“红包”的现状。
（一）“回扣”现象
用一位在广州做了2年医药代表的刘先生自曝行业黑幕的事例，可窥视“回扣”现象一斑。这位医药代表为了将一种中成药打进省内某大医院，先后向该院的药剂科主任“进贡”4万元，向各科主任送上2-3千元好处费等等，然后正规进入医院。接着这位医药代表向医生攻关，为使医生们多开药，他想尽办法与医生交“朋友”，每月按医生开药数量给医生“回扣”。
南京市一间三级甲等医院的李姓主任向媒体也反映类似的“回扣”内幕。据其透露，一支进价为200多元的白蛋白，经过医生开方，价格就涨到628元，其中每支“回扣”120元左右。仅2001年7月，这间医院就有位医生开了27支，回扣高达3240元。
从药品定价到医生开药，其间，药厂、批发商、医药代表、医院和医生以各种名义层层加码，生产成本实际只占最终药价的30%，医院、零售商的利润占30%，其余40%都是流通成本，而其中30%以上属于回扣成本。
（二）“红包”现象
目前医院的“红包”现状已形成了一种病人送不出不安，一些医生收红包很自然；收和授已成为医患双方，特别是重症病人或手术病人进入医院后与部分医务人员之间一种不成文的习惯现象。据《羊城晚报》报道，一位病人从第一次住院到去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花了２
０多万元治疗费，请医护人员吃饭、游玩、送红包，又花了近５万元。更为离谱的是，就在病
人去世前一天，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还主动找到病人家属，在东莞游玩了一天，晚上还要桑拿
玩乐。病人家属没敢说一个不字。这位病人家属说，病人先后去过三家医院，没有一家医院的医生不收“红包”。另一例病人是纪检干部，他深知这种收送红包属违纪行为，属肮脏交易；但不安的是，送红包已好像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最后他的“红包”没送出去，但心里感到对不起介绍他住院的朋友，感到欠下
了这位主刀医生什么，深怕下次万一自己或亲人再找到这位医生会被“折腾”。
虽然，有许多医院的领导不认同羊城晚报的报道，但羊城晚报邀请了几位人大代表一起参加读者电话热线“红包”讨论，人大代表们在接听了2个多小时“打爆机”的电话后，对当前“红包”现象大叹“泛滥、猖獗、惊心”。事实上在广州市卫生系统行风评议回头查期间确存在有医院医务人员收取病人红包的投诉。
二、医疗“回扣”产生的原因。
（一）药厂、药商方面的原因
（1）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流通领域批发企业过多，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以“回扣”等不正当方式促销是主要原因。
（2）据卫生部资料，我国药品生产领域存在“多、小、散、乱”现象，全国目前仅化学制药企业就有6000多家（世界药品大国美国不过200家），低水平重复，造成普通药品严重供大于求。
（3）药品流通领域批发企业过多过滥。据初步统计，全国有16000多家企业独立经营药品批发业务（美国为7家）。市场的规律，自然使药品生产厂家和药品公司争相拥向有批准权的官员和拥有购买和使用权的医院管理者和医生，自然出现受贿、吃“回扣”行为。
（二）医院方面的原因
（1）占药品销售90％的医院与过去不一样。随着财政拨款的减少，医院为了增加收入，容忍药品价格的增加，因为药价升了医院可从中得到高价的利润。据了解：目前，在我省乡镇一级医院药费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70％，省级大医院占60％以上，医院“以药养医”的现状，加剧了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现象。
（2）绝大多数药品由医生指导患者消费，病人来看病，开什么药，开多少药都由医生说了算。厂家、经营部门便把眼光盯向医院的药房、科室和医生，他们虚列成本、虚定价格、虚开发票、价外让利，采取请吃、请喝、请旅游、送钱、送设备等手段抢滩医院市场。数额不小的回扣普遍“渗透”在一张张处方上。
（3）药品、医疗器械特别是进口医用耗材虚高定价，是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产生的原因。
三、医疗“红包”产生存在的主要原因
其一是我国民俗习惯，病人感激医护人员对自巳的救治，主动送“红包”表示感谢。这是占多数的。其二是我国现在医疗实施的是统一的收费标准，名牌医院患者盈门，名医师与普通医师的收费标准没有明显差异，患者自然以“红包”形式挑选自己喜欢的“心水”医师。例如，某著名眼科医生挂号费才10元，但他的号被号贩子买走后出售给病人，价格可高达600元。广东省中医院挂号处外面，长期存在挂号贩子炒专家诊号，就是名牌医生社会价值未能体现的原因。其三是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医疗环境，高级设备和医院硬件好的医院较少，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依然存在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事实，患者家属为了让病人尽快得到治疗而送“红包”疏通。其四是医院管理方面，医生权力较集中，住院顺序、手术时间确定等绝对是他们说了算，病人透明度差，患者家属为了缩短病人住院及手术待查时间，减轻痛苦，给主刀、麻醉师等“红包”以求最佳效果。其五是病人出于花钱买放心、保平安，或者是出于大家都送自己不能不送的无奈心理等等。
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一）多管齐下，从源头遏制“回扣”歪风。
1、严管药品进口是重要一环。
在对病人的治疗中使用何种药品，医生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这几年药品生产企业和医药代表千方百计打进医院，打通医生关节，推销自己的产品，这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少缺乏自制力的医院领导和医生就跌倒在药品回扣的面前。于是，不少医院把严管药品进口作为防止医务人员职务犯罪的最重要一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进美国医院的先进管理模式，设立药事管理委员会，由院长任主席，医务科、大内科、大外科和急诊、中医诸科以及药剂科、药库负责人等任委员，负责制定和贯彻医院药品的使用管理制度，对新药的采购进行审批，对在医院内进行的药品临床验证进行审查监督。另外还可以通过定期检查医生的处方来进行监督。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药品在进入医院这个关口上发生问题，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遏制开大处方和长期滥用抗生素的现象。
2、医药代表素质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为了顺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医药代表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有法制观念、遵守商业道德讲究信誉、能够对自己的推销行为负责的人。他们应只向医生介绍药厂新面世的药品或旧药品的新用途，使医生在成千上万的药品里知道不同的药有哪些不同的用处，让医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最新的国际医药动态和医疗信息。并可通过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来医院举办讲座，将宣传、推介药品知识作为主要的推介工作，而不掌握具体的医药促销费，也不给医疗机构相关人员任何回扣。若一旦发现，应立即除名，并给予严惩。从而使医药代表成为医院与药厂的桥梁，在其为各自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我国医药界学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不可否定的促进作用。
3、增强法律意识，使职务犯罪无存身之本。
为使预防职务犯罪成为每一名医护人员的自觉行为，我们应从根本问题上着手，从正反两方面入手，牢固树立医护人员的自觉抵制职务犯罪的法律意识。通过发放相关的宣传手册，着眼于正面教育，使医护人员了解什么是职务犯罪，怎么预防职务犯罪，并公布举报电话；同时，可开展内容丰富的警示教育活动和案例讲座，并以此作为每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一把手给班子成员讲，班子成员给分管战线的中层干部讲，中层干部给全体医护人员讲，使医护人员认识到职务犯罪给社会、他人和自身带来的危害，阐明职务犯罪行为既是不义之举也是不智之举的道理，从而被医护人员广泛接纳。逐步形成全员参与，全员预防的良好局面。
4、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治本之策。
要彻底根治医疗卫生系统受贿、贪污等职务犯罪的顽症，就必须加大对现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力度。首先要严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全面实行“医药分家”，切断医疗机构与药品营销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不断提高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并进一步提高医生的工资收入待遇以及各种保障制度，使医生的“高风险”得以保障，这样医生就不至于冒着断送自己前途的危险去接受医药代表的回扣了。其次通过医疗体制改革，使医院真正依靠治疗来养活自己，而不是以卖药为生，应以医为主，充分体现医术的价值，使医务人员得到应得的正当收入，并且要拉开医疗水平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使那种教授开刀与住院医师开刀一个价钱的现象不复存在，同时使医院能够依靠治疗收入维持正常的开支。医院服务收费差距可拉大，不同级别的医院提供同类服务，收费可以不同；同家医院为患者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收费也可不同。医疗服务市场将更加细分：同是门诊，随机式的、预约式的、一站式的、陪同式的，选择的看病方式将决定数倍差距的服务费用。然后要大幅度降低药价，使医院的药价至少与市场持平，扭转卖药为生的低水平医院经营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药品回扣的出现，才能保证廉洁行医。
（二）建立医德医风评议标准，加强医院管理，杜绝“红包”现象。
近年来，卫生行业开展以病人为中心，评选百佳医院；行风评议活动；行风评议回头查等医德医风主题教育。“红包”的整治确取得一定成效。但整治内容多是停留在经济处罚3-6倍罚款、不予职称评聘和评先等处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对情节严重的也有吊销执业证书处罚，但目前医院的纠风工作主要还是从成党性、道德、廉洁自律等方面的“软”约束为主要手段。行风评议活动虽有效果，但活动“阵风”过后又有回潮，终未能根治。所以，纠风工作必须要有长期性和硬性规范标准。
1、制定一套符合卫生系统的规范评议标准和评议制度。使医务人员和医疗单位医德医风行为有固定的标准，评估人员有一套可操作的评议统一标准。把行业作风作为评价医院管理水平进行定期评审，流动挂牌，动态管理。克服过去行风评议“阵风”的现象。使医德医风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成为医院管理的硬件部分。
2、卫生部在今年纠风工作会上指出，纠风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全面落实纠风工作责任制。医院院长这个法人代表，不仅要承担业务工作责任，也要承担抓医德医风建设的责任，克服过去只由党委牵头抓的薄弱环节。
3、对收取“红包”除公开名单，经济上重罚，停止行医资格一段时间，给予严肃的党纪政纪处分；对索要“红包”者一律公开当事人名单，取消行医资格，让其无法在本行业立足。
4、参照美国、新加坡等国外依靠法制的做法，形成法律条文，将违规收“红包”等同于受贿犯罪，使处罚有明确的界限。
5、营造医患双方约束机制。（1）病人入院时院方发放书面通知，告诉患者，他已按标准付足了医疗费用，无需另送“红包”，同时希望病人及家属帮助医院建立良好的医疗环境。（2）出院后医院向每位病人发问卷调查，进行匿名调查。凡有收取红包问题，公开调查结果并按章处理。
6、媒体和医院应多向市民宣传，转变送红包者的心态。多数医生认为，送红包不会对手术进展起任何根本性的作用，病人送了也白送。举例来说，一个患阑尾炎的病人找医生给他开刀。他给一百元也是这样开，给一万元也是这样开。医生决不会根据病人提供钱的多少来制定和实施手术方案。
五、按价值规律完善医疗法规，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医疗卫生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需要
总体上看，医疗卫生队伍的主流是好的，特别是今年在抗击“非典”战疫中，医务人员对我国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中硫底柱作用。白衣战士救死扶伤的形象再次在人民心目中收回了失地，在抗击“非典”战斗中涌现出钟南山、张积慧、叶欣、邓练贤、陈洪光、范信德等等的医德医风高尚，致生死度外的新时代的白衣战士，这是我们广大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主流，这一点必须理直气壮地肯定。然而，当前医疗事业正处在这样一种境况，名牌医生的市场价值未有得到充分体现，许多医生抱怨自己正当收入水平过低，药商们唯利是图，拉拢医务人员等等，这说明了问题的客观存在。如果医疗界以行业特殊性为借口寻求从业人员的最大利益，也决不会使一个行业获得良性的发展。单纯以道德来约束的话，也不实事求是，到头来牺牲的还是道德良知本身。
所以，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要真正消除“回扣”、“红包”现象，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还须得到真正市场价值体现，医疗行为法律必须明确清晰完善，这是医疗卫生行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是真正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