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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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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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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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背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发表的。当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加紧了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加紧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公开地派遣几十万军队对解放区进行包围封锁，企图困死解放区军民；另一方面又秘密地派遣大批军队投降日寇，在日寇指挥下进攻解放区。这种情况使我党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在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后来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对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和影响，长期以来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党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整顿自己的队伍，清除王明路线的恶劣影响，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以便战胜敌人，争取胜利，开始了全党的整风运动。这是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

　　文艺整风是整个伟大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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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前的几年内，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和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的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仍然抱着旧的世界观、旧的思想感情来对待新的环境、新的群众，对待革命的文学艺术事业。我们的文艺队伍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所争论的问题的中心，一个是为群众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的不适当，就没有明确的方向，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就不可能充分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对于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就整个左翼的文艺运动来说，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客观上看，是由于蒋管区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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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碍着作家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从领导上看，是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别林斯基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

　　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王明的错误路线，严重地影响了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从文艺工作者主观上看，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们虽然口头上也喊“大众化”，实际上“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因而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不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远离工农兵群众的，写出的工农兵形象只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是文艺工作中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反映在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更加尖锐了。有些人以反对“功利主义”为名，反对党的领导，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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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宣扬什么“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煽动作家用“鲁迅笔法”来攻击党，来“暴露”人民的缺点；散布“人性论”的谬论，提倡“人类之爱”，来模糊人们的阶级观点，等等。总之，他们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求按照他们的思想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为了系统地总结“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清除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反对革命文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解决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以这篇光辉的著作为武器，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伟大意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对“五四”运动以来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运动中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这篇光辉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是战胜现代修正主义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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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最强大的武器，是我们文化艺术工作的最高指示。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指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认真改造思想，与工农兵相结合，使我们革命的文艺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创作了许多为工农兵群众所欢迎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于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十几年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我们的文艺工作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文艺工作就要走到邪路上去，就会停滞不前，就会出修正主义。

篇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价值［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70年了，这篇讲话不仅有力地指导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关键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当代价值1942年5月，我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受敌人封锁、战事频繁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加之文艺工作者自身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和一些错误观点。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两次出席会议并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高屋建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问题，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起到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的强大作用。《讲话》的发表距今虽已过了70年，但它的基本精神和所揭示的文艺创作基本规律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一、《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文艺属于人民的首要前提。“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组成部分，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而存在，世界上没有所谓抽象的、孤立的、超越于社会历史之上的艺术发展史。伟大的艺术，无不因其深入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而获得在艺术史上的牢固地位。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讲话》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新文化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统一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巩固了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地位。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确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前进方向。

　　二、《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话，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可以说，文艺的人民性正是党的这一核心

　　价值取向或宗旨在文艺思想上的集中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文艺在人民群众生活中孕育、萌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前进而不断进步、发展。坚持文艺的人民性，也就是在文艺领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党的文艺人民性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涵，也使党的人民性思想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文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毛泽东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历史性地回答了五四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提出的“谁是人民大众”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表明，人民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就必须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去观察、去体验、去描写、去评价。这就首先要文艺家能够真正在感情上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真正地、自觉地把自己改造成人民中的一员，“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

　　毛泽东深深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长期以来存在的缺点之所以产生并且难以克服，主要在于客观上没有解决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是可以达成新的世界观和文艺立场的确立的。这样，文艺工作者在描写人民群众的同时方可真正做到文艺与群众的结合。当前，我们的文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需求。

　　三、《讲话》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继续指导着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1.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

　　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碰撞异常激烈，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浮躁、盲从、过分张扬自我的虚无主义和不正常的浮夸风、戏说风、滥情风，以及所谓的“另类文学”和“私语小说”等内容苍白、低下、颓废的不良倾向，我们应予坚决抵制和反对。同时，积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艺观念和方法。

　　2.普及和提高的统一。《讲话》明确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今天，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遵循《讲话》精神，普及广大群众的文艺知识，才能有普遍意义上的提高，才能实现文艺的繁荣昌盛。

　　3.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

　　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创新是文艺工作的生命和活力，创新是文艺工作的发展动力，离开了创新，文艺工作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就会走入死胡同。”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离不开对各国有益文化成果的学习与借鉴。同时艺术家也应有创造意识，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创造新形式，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生活，塑造新人物，创作出精品和传世佳作。

　　4.批评与竞争的统一。《讲话》提出：“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社会生活是丰富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多样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经历，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使人们能够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

　　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

　　5.个人和群众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艺术家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知识指导、帮助群众，一方面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他们中间吸取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业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才能教育人民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做群众的主人，看做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江泽民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20世纪末，文艺领域出现了“个人化”和“私语化”写作时尚，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作家割断了文艺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丧失了表现伟大时代和为人民、为人生而写作的激情，

　　而闭门造车。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讲话》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无疑是我们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直接思想资源之一。因而，倍加珍惜这一重要的理论遗产并作出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发展就成为我们当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6.文艺与生活的统一。这既是文艺创作论问题，也是文艺本质论问题。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文艺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这样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毛泽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南，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文艺社会本质的概括和揭示，肯定了生活对文艺的最终决定作用，确立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一艺术社会学的论断。“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只有植根于生活的沃土，创作才能根深叶茂。○

　　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12—17.［3］涂途，吴开英.邓小平文艺理论读本［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责任编辑万强

篇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问题的另一面是这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种内心世界亦即作家的自我从内容到形式正在无限膨胀从一般技法到作为创作方法的提出直到题材的选择西方现代主义在客观上主观上有淹没和替代现实主义关于社会生活表现的趋势

　　/讲话稿/科教文卫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文艺工作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建构具有持中国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已经为我们几十年来的实践所证实。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文艺现状，更使我们所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文艺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并没有过时，而且日益显示出伟大的预见性。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阐明的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今天，正是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需要我们联系实际，加以思考。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文艺创作队伍中也曾一度出现了一些混乱。譬如，文学圈中不断在呼唤“轰动效应”甚至慨叹“轰动效应”失去的不可复归。其实，轰动效应的产生，正是因为作品适应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渴求，反映和再现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轰动效应的失却归咎于视听艺术抢占了阵地，更不能责备群众欣赏素质的“低下”。作家的误区在于：一味追寻被放逐的自我，而把火热的社会生活，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把新时代的新人搁置一边，自己造就了与创作源泉的距离和隔阂。还有人以“曲高和寡”来做辩

　　词，这种自觉不自觉地对群众的拒绝心理是在根本上忘记了背离了“为群众服务”这一根本的首要的问题。空前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正在和继续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施展才能提供着广阔的天地，也为作家描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可能性。有些文艺家却无视这一点，一味地眼睛“向外看”，致使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思潮在中国文坛上走俏，一些人从借鉴手法、搬用技巧到企图把它们拿来，用以否定、替代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学。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曾经出现过《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工农及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讴歌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这些都产生了无可置疑的轰动效应。它们从题材、主题到人物形象无不表明：只有紧紧按住社会生活的脉搏，适合人民群众思想、情绪、欣赏的需要，作品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反现1985年以来渐渐在文坛上占有位置的西方现代派思潮，尽管创作方法及表现形式令人眼花缭乱，却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拉越远了。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一起是文学的对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内心世界”的表现作为一种现实，在文学中也已占有了相当的位置。问题的另一面是，这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种“内心世界”亦即作家的自我，从内容到形式正在无限膨胀，从一般技法到作为创作方法的提出，直到题材的选择，西方现代主义在客观上主观上有淹没和替代现实主义关于社会生活表现的趋势。这样，题材的选择就不只是一个创作方法

　　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外部现实世界和有没有一个服务对象的问题了。有关题材的另一个问题，是表现何种人性美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理论上不限制作品题材，在实践上一段时间内又面临着对“左”和“高大全”的反拨，于是就有人逐渐淡忘了首先应该写工农群众的问题。工农群众及其知识分子是我们事业的主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已经和正在做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同时表现了极可贵的美德。我们的文学难道可以忘记他们吗？有一个时期，专写坏人的“人性发现”和写好人的“污浊”一面。几乎成了定势，成了规则。有的“作家”不去挖掘存在于人民当中的美好的东西，相反却专门追求人民当中落后的东西。这就导致了社会基本生活线条的模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可见，题材的选择也应该在“为什么人服务”的原则指导下进行。重读《讲话》，联系当前文坛的实际，我们感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一部分人当中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的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在表现方法上也有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艺术实践上体现了“百花齐放”，在艺术理论上显现了“百家争鸣”，向读者呈献了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早几年出现的“第三代”诗作，其缺陷也正在未能适应群众需要这方面。作为对朦胧、怪诞的反拨，对诗歌贵族化倾向的反叛，“第三代”诗人对

　　社会生活趋近了，有着明显的“平民意识”，产生了一些戏剧化情节，语言也有意口语化。但从总体上考察，他们情趣不高，过于自以为是，创作不认真，表现过俗，因此，群众也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与此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新写实小说”，在当代意识、历史意识及哲学意识方面有所增强，客观上表现了现实主义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强大生命力和同化力，群众对这些反映社会生活人生世态的作品还是欢迎的。但他们还没有拿出令人十分满意的作品，基中尤其缺少具有真正现实基础的理想化的艺术典型形象，而且和“第三代”诗作一样，二者都有着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们对艺术情感的“冷处理”（也叫“零度创作”），客观上也淡化了与人民大众的情感联系。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作家的责任感受和使命感的问题，也即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在今天，现实主义仍然应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主要方法。那种取之于西方现代派的唯我主义、非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及其作品，与我们的现实基础和人民大众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对社会生活的极端夸张、歪曲、变形，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原则和要求不相适应。我们的文艺家只有把“为什么人的问题”时刻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原则。真正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才能实现自身的主体价值，才有光明的前途。只要我们继续沿着毛泽东同志《讲话》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能避免不少可以避免的失误，“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

　　助”，借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去实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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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

　　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

　　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

　　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硫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出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出造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

　　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矾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结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

　　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容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工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一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

　　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他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

　　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

　　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认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止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止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

　　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于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

　　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共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下和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三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臵，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

　　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

　　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四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这里所说的好环，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

　　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

　　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

　　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看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

　　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

　　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五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

　　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他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同说：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

　　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注释[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注[6]。[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劲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三见

　　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一212页）[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

　　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臵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篇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看，这个论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迫切。中国文艺，决不能为国际反华势力服务，这是先决条件。近段时间以来，有些作家、作者，以扭曲的价值观，借疫情之际，内外勾结，与国际反华国家遥相呼应。他们以“当代鲁迅”自居，讽刺挖苦抗疫中的中国政体，甚至言不由衷，攻击并甩锅政府。将一场天灾，转稼为“人祸”。这种“吃里扒外”、“捞钱骂娘”的行为，必须得到整顿，以净化我们的作家队伍。我们不怕批评，也不怕揭短。但必须在国家观念和政体观念之下的善意批评，更不能与国外反华浪潮“沆瀣一气”，污蔑甩锅祖国和人民。加强作家队伍建设，提升作家的思想觉悟，端正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务之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看，这个论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迫切。中国文艺，决不能为国际反华势力服务，这是先决条件。近段时间以来，有些作家、作者，以扭曲的价值观，借疫情之际，内外勾结，与国际反华国家遥相呼应。他们以“当代鲁迅”自居，讽刺挖苦抗疫中的中国政体，甚至言不由衷，攻击并甩锅政府。将一场天灾，转稼为“人祸”。这种“吃里扒外”、“捞钱骂娘”的行为，必须得到整顿，以净化我

　　们的作家队伍。我们不怕批评，也不怕揭短。但必须在国家观念和政体观念之下的善意批评，更不能与国外反华浪潮“沆瀣一气”，污蔑甩锅祖国和人民。加强作家队伍建设，提升作家的思想觉悟，端正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务之急。

篇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在这方面我们很幸福在一九四二年正是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恰恰有那么一个机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这样一次讲话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非常系统非常全面地作了一个解释作了一个发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一个纲领

　　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唐旭斌【摘要】摘要: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性思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为整肃这股文艺思潮而形成的理论纲领。《讲话》本身是一个时段性、针对性很强的文艺发展方针。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周扬突破了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意义的既定表述,不断大力提升《讲话》的历史地位。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行,周扬意识到《讲话》精神的局限性,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28)004【总页数】6【关键词】关键词:周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0引言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自《讲话》发表以来,周扬就不遗余力地宣传、阐释和贯彻《讲话》精神,他由此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周扬的文艺人生与《讲话》有着无法割舍的互动关系:既有虔诚的膜拜,也有清醒的反思。2012年是《讲话》发表70周年,是为文,以飨读者。

　　1《讲话》发表的背景及价值

　　1942年春天,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为主要载体,延安文艺界涌现出大量批评

　　性杂文,掀起一股颇为壮观的批判性思潮。这股思潮发轫于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丁玲的一篇文章。1941年10月23日,她在自己负责的专栏上发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需要杂文》一文。文章号召:“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1]574”第二年春天,越来越多针砭时弊的杂文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出现: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1日,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3月12日,罗烽发表《还是杂文时代》;3月13日、2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连载刊发。这些文章,或联系自身发泄不满情绪,或提倡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或感叹杂文的短剑已经锈蚀,甚至直接抨击延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除此之外,3月15日,王实味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在《谷雨》第1卷第4期上刊登。这篇文章的措词更为犀利泼辣。王实味写道:“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2]596”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青委的墙报《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也都热烈地加入到了这股批判性思潮中。其中,尤其以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引起的社会效应最大。1941年3月23日,王实味在《矢与的》创刊号上一人发表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另一篇是《零感两则》。在前一篇文章中,王实味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在3月18日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猛烈批评。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则高调指出:“同志,你的骨头有没有毛病?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3]139-140”中央研究院的整风

　　墙报《矢与的》顷刻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4]17”上述思潮的出现已然超出了整风运动的初衷,也触及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所能承受的底线。为彻底而系统地纠正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份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文艺工作会议。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权威地揭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原因。这份党务广播稿指出:“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①引自《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原文此处似有掉字。,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为了清算这些偏向,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作了报告与结论,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5]78-79”由此可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为了整肃已显露不良偏向的延安文艺界人士。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出的结论自然是为匡正这些不良倾向而提出的理论原则。所以,历史地看,《讲话》本身是延安整风时期文艺界整风的产

　　物。它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其适用的时间和空间是有既定范围的。《讲话》涉及的文艺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二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从属于政治。关于第一点,就革命政治的向度来说,符合革命内在规律,因为革命的文艺自然要为革命的主力军服务,但就历史演进的向度来看,工农兵文艺的提法当然会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显得不合时宜。关于第二点,就集中力量推进革命事业而言,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文艺自身发展来讲,这种规定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胡乔木所言:“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了。[6]59”

　　2周扬对《讲话》的定位和宣扬

　　《讲话》公开发表后,中共中央立刻通过下发文件的方式对《讲话》正式进行定位。第二天,即1943年10月20日,延安整风时期成立的特别机构中央总学委播发了要求学习毛泽东《讲话》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7]102”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该文件强

　　调:“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8]107”从上述两个文件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历史地位的基本认识就是:《讲话》是延安整风必读的重要材料和纠正文艺界偏向的指导方针。但是,三个月后,周扬对《讲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大幅度的突破和提升。1944年3月,周扬编辑了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籍。他在该书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读本。……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9]1”如果概览周扬这本书的主体内容,就会发现它的实际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艺。也就是说,周扬把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共产主义革命导师的论述相提并论,从而昭示毛泽东的《讲话》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一部分。可以说,周扬的这本书及其序言为确立毛泽东《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周扬的这篇序文大为赏识。他给周扬回信说:“此篇看了,写得很

　　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10]228”1949年7月,在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周扬对解放区文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在总结过程中,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他回顾和展望中国文艺工作的标杆。他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1]512”基于革命胜利的既定事实,周扬紧接着又指出了今后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他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1]513”建国初期,周扬曾三次分别通过讲演、报告和专文重点论及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1951年5月12日,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了一次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讲演。讲演中他提出:“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12]50”这里,周扬把《讲话》的历史意义纵向上推至近代文学革命的范畴,并且认为其意义已然超越了“五四”文学革命。1951年5月15日,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以近乎崇拜的口气说:“我们的文艺工作,历来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有一种特别幸福的、

　　特别好的条件,就是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好的条件。[13]65”紧接着,周扬竟然以压低马、恩、列、斯等革命先驱的方式来抬高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注意文艺工作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写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作品,仅仅有几封信。列宁发表过一些文章,如《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论托尔斯泰,但这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以后列宁就没有可能来写文章了。斯大林对文艺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写过信,也发表过很多意见(在苏联有许多重要的文艺问题都是由他提出来的),但是他也没有发表过长篇文章。在这方面,我们很幸福,在一九四二年,正是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恰恰有那么一个机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这样一次讲话,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非常系统、非常全面地作了一个解释,作了一个发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一个纲领。[13]65-66”1952年5月26日,周扬为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他指出:“十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著作不但成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战斗纲领,而且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文艺运动发生了指导的影响和作用。[14]141”这样,周扬把《讲话》的影响力又横向上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3周扬对《讲话》的拓展与修正

　　随着历史的发展,面对日益嬗变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周扬不得不对其曾经奉为经典的著作进行反思。这种反思,表现在对《讲话》中的主要观点作出一些拓展乃至修正。下面,笔者择其要者加以介绍:第一,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讲话》强调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

　　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5]863”周扬根据《讲话》精神,多次撰文肯定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但到了1961年7月28日,在一次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职工、商业工作者等等,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16]47”不仅如此,周扬还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服务范围更广阔了。文艺的方向是一个,由于时代不同,文艺的具体任务也不同了。[16]47”1962年5月23日,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周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的标题就十分醒目——《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彰显了周扬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问题上的重大转折。文章中,他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周扬写道:“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革命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工农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这在今天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17]151”这样,周扬依据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进行了拓展。第二,在文艺要服从于政治的问题上。《讲话》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

　　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15]865-866”对此,周扬在其后的多篇文章中吸收并阐释了该观点。但从建国初期开始,周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试图修正这一观点。1952年5月26日,在纪念《讲话》十周年时,周扬提出:“我们必须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我们也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反对在服从政治任务这个借口之下一任这种作品的制造和泛滥,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够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的。[14]149”1953年9月24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再次指出:“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18]242”1961年2月22日,在参加《文学概论》编写讨论会上,周扬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是说分析作品看有几分政治,几分艺术,更不能用今天的政治标准去分析古人。[19]235”1961年6月22日,周扬在与日本作家访华团谈话时大胆地重新规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说:“全部文化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自觉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这就是文艺的根本的政治目的。[20]365”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周扬进一步阐述道:“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只有一个,即为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是限制和缩小文学的范围,而是无限地扩大这种范围,各种题材、风格、形式的作品都需要,要充分发挥作家的才能。[20]365”到了1961年下半年,周扬连续在三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尺度的修正。这三次讲话分别是:《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和《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称:“我觉得文艺为政治服务,从根本上说只有两点:提高人民的觉悟,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战争时期把文艺当作宣传鼓动的工具,是好的传统,但现在把它绝对化,以为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唯一方式,从而限制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不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不同了,服务范围也应该扩大。[21]24”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周扬说:“对文艺创作的中心要求,就是要表现社会主义时代,表现新社会的生活、理想,表现人民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而不只是表现具体的任务和政策。这种片面的了解,……把政治了解得狭隘了,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的教育作用了解得狭隘了,以为政治口号就是政治。[16]43”在《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承接上两次讲话的基本观点,继续修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次,他从文艺要满足人民的需要的角度来修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内涵。他认为,人民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物质需要,一种是精神需要。精神需要须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第一位是物质需要,第二位是精神需要。人民的精神需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是提高人民的文化修养。这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为政治服务就是服这个务[22]103-104。“文革”结束以后,周扬继续撰文或讲话,从解放思想、繁荣文艺的角度基本上抛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这些文章主要有:1979年11月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80年2月的《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1980年9月的《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2年5月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周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的本质属性。他说:“在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

　　用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与伟大的影响于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23]177”在《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中,周扬石破天惊地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他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文学又是要写人的命运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24]213”在《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周扬干脆直接提出要摈弃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他说:“文艺服从政治这个口号,我认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现在不提为好,也不要去批评它,可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25]348”《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是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一篇讲话稿。在此讲话中,周扬最终比较系统地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他指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26]409”参考文献

　　[1]丁玲.我们需要杂文[G]//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G]//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3]王实味.零感两则[G]//朱鸿召.王实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G]//温济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G]//选编组.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6]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8]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9]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10]毛泽东.致周扬[G]//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3]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4]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7]周扬.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8]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9]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0]周扬.与日本作家的谈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1]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2]周扬.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3]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4]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5]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6]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2.04.008基金项目:2012年度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谐文化建设视域中的周杨研究(SK2012B193)【文献来源】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journal-north-university-china-

　　social-science-edition_thesis/0201233916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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