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15篇
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15篇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人工智能在智媒体时代的影响下更加成为了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通过对信息的有效整理更让传媒工作者对于新闻事件的整体发展态势如核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1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人工智能在智媒体时代的影响下更加成为了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通过对信息的有效整理更让传媒工作者对于新闻事件的整体发展态势如核心价值观点甚至是大众情感的舆论导向等都发挥了直观的作用在与传媒工作者进行有效融合的过程中既促进了媒体工作劳动力的解放在提升了和完成了行业转型的同时更为媒体新闻工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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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时代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价值重塑思
考
作者：郭柯柯来源：《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04期
摘要：国内首个智能人工平台的推出，让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以及云计算等人工智能，全面覆盖国内各大媒体市场，同时让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链更加的便捷和高效。“媒体大脑”的出现，更是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人工智能的突破，也代表着智媒体时代正式到来。本文通过对媒体发展的历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并对智媒体时代下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个人价值进行有效的重塑和思考。
关键词：智媒时代；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重塑和思考
一、主流媒体智媒体的发展现状
传统主流媒体在历史的发展的进程中，新闻工作者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让科技与媒体人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2016年至今，在人工智能的带动下，传媒行业的固化边缘开始不断的模糊，以人为中心的媒体形态在发展中也逐渐消失，智能化媒体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下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之一。而网络媒体的发展则是智媒体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体上，网络媒体时代可以划分为几个部分。一是媒体从传统单向传播转变为门户时代的多向交互性传播；二是在Web2.0时代的推动下，新闻制造的主体从传统的专业网站转变为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个体；三是人工智能的加入和参与，让物质工具逐渐取代了以人为主的主导媒体地位。可以预见，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智能化媒体时代在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引领下呈现着熠熠生辉的良好发展前景[1]。
但结合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市场应用情况来看，技术层面的发展仍处在基础阶段。例如，新闻写作机器人常被用于天气预报和财经新闻等解释性新闻领域中，尽管提高了内容的准确度和实效性，但对于哪些产生更多社会价值的深度报道来说，依旧掌握在传统媒体人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了保障新闻的温度性，尽管在引进机器人的过程中加大了规模和数量，但却没有减少传统媒体人的工作量，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报道形式仍有发展的方向和存在的意义。如何将传统媒体和智媒体进行有效的融合，是未来发展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智媒体在传统媒体中的具体价值及影响
人工智能在传统媒体中，有着诸多的意义和价值。对一线工作的记者来说，人工智能可以快速有效的帮助其进行电脑的使用，充分挖掘网络中全国各地的新闻材料和数据信息，进一步为记者在进行常规性事件报道的过程中，提高工作效率，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具有深度的新闻内容中去。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在不断的新闻实践过程中，积累了诸多可以参考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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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知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进而提高了自身的写作技能，保障了新闻行业生命力的永久性[2]。这也是新闻行业所立足于根本的核心发展动力。但在对新闻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尽管新闻媒体人的新闻经验十分的宝贵，但也难免会出现价值观偏差的报道，甚至是虚假新闻的出现。这种未经过核实的新闻报道，在这个网络信息化时代的传播下，一经传播发酵，“蝴蝶效应”便启动，这种大面积的传播，无形中会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总体上来说，人工智能终究是服务于人，它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也是双向的，不能一味的依靠传统媒体人的新闻经验，也不能让人被技术所主宰。
三、人工智能参与新闻生产的转型措施
未来的新闻实践中，新闻的参与主体不仅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工智能、甚至是万物都可以成为信息的采集者和传播者，这种智能化的加工方式，也代表着传统新闻媒体人在智媒体时代浪潮的推动下，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因此，需要在人工智能参与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要求新闻工作者不断的掌握最新的智能信息技术，通过合理有效的方式方法，运用人工智能机器进行数据的收集以及分析和整理，继而帮助自身进行新闻的选题，加深对新闻深度内容的剖析和理解的同时，传递给社会的大众。只有逐渐在新闻的生产过程中与人工智能形成生产协作体，才可以共同完成对新闻的报道和探索。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对新闻报道的受众群体以及新闻多带来的效果上有着数据化的提供和分析，可以有效为媒体新闻工作者提供真实有效的采访内容和新闻参考途径，并为新闻写作和新闻传播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技术革命为传统新闻传播工具带来新生的同时，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工作者也需要不断的提高自身行业素质，积极适应新闻生产的转型和变革[3]。
（一）新媒体一体化与主流媒体新闻准确性及真实性
人类是所有社会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机器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核心内容都围绕着人，因此，行业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由于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所生产的新闻内容是有着一定价值误差的。最典型的则是由美国梅根·凯利这个新闻主播的虚假新闻事件，人工智能在“趋势话题”的算法编辑下，仅用三天的时间便构造出一则虚假新闻。因此，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在算法和写作上有着较为显著的效果和成效，但面对真实与否，却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面对这种技术短板，在智媒体时代的传媒行业中能够，应用“智慧+智能”的方式，对新闻的准确和真实性做出双重保障，积极寻求人工智能与媒体人自身的优势进行最佳的结合，通过熟练的应用，对新闻的内容创作和价值引领上发挥传媒行业独有的优势。
不仅如此，互联网信息化的飞速发展，让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广阔性和不可确定性。在信息共享的大平台中，传统传媒所引领导向优势的独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如何在新闻媒体人的监督下，利用人工智能以及数据信息共享平台，抢占新闻热点先机。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是媒体人在智媒体时代下所需要探讨的。可以在新闻行业中，积极与独立的新闻个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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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作和融合，及时把握和传递所从新闻个体中收集来的信息，并时刻了解新闻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力争在通力合作的形式下，向社会传达具有价值的真实新闻报道。
（二）新闻媒体人在行业转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人民日报相关研究部层对智媒体时代下，新闻生产从业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出了撰文，并指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下，写稿机器人等相关智能主体，将会对传媒行业的内容进行针对性的重塑和分发[4]。但从新闻的难易程度上来区分，人工智能目前智能用来撰写一些简单的情况报告、既定事实以及按照规定格式所进行的文本写作。也就是说，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运算法则，就可以完成工作，以上是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具体工作要求。但在产业不断转型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媒体人本身的重要性也是不能忽视的，诸多具有严密逻辑和设计主题的新闻内容，都不是简单的算法就可以达到和完成的。另一方面，参与传媒行业新闻生产的人工智能也是不断的进行自我升级和完善的。随着人工智能对人心和人性的不断掌握和洞察知识，也在间接要求传媒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提高媒体人自身对人工智能的驾驭能力，通过对人工智能的有效运用获取更为全年的新闻线索，再经过排重以及真伪的渠道验证后，增加新闻的可信度，降低负面新闻的影响。
人工智能在智媒体时代的影响下，更加成为了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通过对信息的有效整理，更让传媒工作者对于新闻事件的整体发展态势如核心价值观点，甚至是大众情感的舆论导向等都发挥了直观的作用，在与传媒工作者进行有效融合的过程中，既促进了媒体工作劳动力的解放，在提升了和完成了行业转型的同时，更为媒体新闻工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和挑战。
四、结束语
科学技术的变革也为主流时代媒体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不仅通过对人工智能的驾驭，帮助其从简单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更给智媒体时代下的新闻工作者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未来每一条新闻的生产和传递都离不开新闻记者与人工智能的通力合作，这是一次智能领域的人文探索，更是一次人机合一的必然结合。只有在探索中前进，前进中反思，反思中发展，才可以促进媒体行业的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1]史安斌，龙亦凡.新闻机器人溯源、现状与前景[J].青年记者，2016年8月上.
[2]彭兰.未来传媒生态：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J].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3]王佳航，张婧琪.智媒时代媒体的叙事创新与价值回归——2018年两会报道观察[J].新闻战线，2018（4）：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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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涛，彭兰.“智媒”时代的消融与重塑——2017年新媒体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8，v.40；No.279（01）：40-60.
篇二：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下电视媒体的跨文化传播
作者：刘晓璐来源：《记者观察·下旬刊》2020年第11期
摘要：随着全球化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开始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听到中国声音，希望听到中国故事。同时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丝绸之路”“睦邻惠邻”等政策，周围各国对中国的发展形势也更加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新媒体就必须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从而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在本文中，笔者将以央视俄语频道为例，从多个角度探讨在智媒时代下电视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智媒时代;电视媒体;跨文化传播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电视是各国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体，成为了各国宣传自身民族文化、接收外来文化的主要平台。但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我国的电视媒体起步较晚，主流平台上也都是西方媒体较为活跃，这样一来既减少了西方民众对中国了解的机会，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观众的价值观。因此我国媒体部门必须采取相关措施，来应对全球激烈的媒体竞争，提升国家形象。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注重“本土化”
根据国外收听观众的本地特色、收看习惯和生活习俗等因素，为国外观众量身打造相关节目，注重电视媒体的“本地化”是当前跨文化交流部门所采取的主要策略。由于电视节目“入乡随俗”的特点，其表现形式、拍摄手法更容易被国外地区的观众所接受，因此也就受到更多的欢迎。以央视的俄语频道为例，其“本土化”设置主要从节目策划、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及推广营销几方面与俄语地区展开深入合作，进一步满足俄语地区观众的观赏兴趣。在对外合作交流方面，央视俄语频道与国外有关部门形成了制作人员互访、拍摄组互换、双方联合制作节目等合作交流形式，进一步丰富了其电视节目的内容。例如，央视俄语频道与俄罗斯媒体开展节目互换等交流合作;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家的媒体互换节目组，开展人员互访、合办节目等合作形式。
2014年央视俄语频道播出了一档新闻类节目《欧亚新闻联播》。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新闻播报形式，该节目与其他周边欧亚国家的新闻媒体进行了深入交流与合作，体现了一种信息集中、资源共享的全新创作模式，为我国跨文化传播领域开辟了新篇章。央视俄语频道借助其他媒体收集的素材，以中国角度讲述故事，同时考虑不同地区受众的观赏需求，编排出适用于电视和其他媒体的不同版本，提高了节目效果，受到观众的强烈喜爱。《欧亚新闻联播》节目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观赏性，不仅填补了俄语地区这类节目的空白，丰富了群众的观看体验，也在周边国家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提高了国际形象。
二、跨文化传播要具备主体视点
所有媒体的传播都具有主观视点，对于从事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央视国际频道而言，其主观视点的确立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确立的主体性视点就是中国人的视点。作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国际频道，必须要体现的就是中国角度。為此央视俄语频道打造了一系列电视电影、纪录片、人物访谈和综艺类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出中国特色。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就是《问与答》，每期借助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回答外国网友关于中国制度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教育方面、习俗方面等多角度的问题，解答外国观众的疑问。
其次，还要加强中国对外宣传的视点。在将来的工作安排中，中国对外交流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节目要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不仅要体现出国际化的意识，更要在不同的事件中坚持自己的特质和原则。以央视俄语频道为例，主打新闻类节目，同时开设综合类、财经类新闻栏目，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
最后，还要体现中国电视媒体的观点。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中，央视俄语频道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跟踪报道，报道角度呈多元化趋向，体现了其宣传理念的转变。但是在报道内容和形式上缺乏一定的专一性，没有形成系统的格局，针对俄语地区的报道内容极少，未能凸显出该频道俄语内容的特色。“媒介事件”是展示不同媒体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不同媒体提升自身形象、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因此我国参与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国际媒体应当组织好自身的“媒介事件”，进一步树立好自身的媒体形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增强影响力与号召力。
三、立足新旧媒体进行多平台传播
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媒体的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当前电视节目主要分为传统形式和新媒体两种形式，传统形式依旧以电视为主要传播渠道，而新媒体则以手机、平板和电脑等互联网终端为媒介进行传播。因此对外节目具体的播出效果主要受节目的播出形式、观众的收视习惯以及传播渠道等几个因素影响。但是观察当前各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形势，短时间内新媒体并不会代替传统形式的节目传播，而是两种形式互相补充，深度融合，从而共同发展。英国《经济学人》中有文章指出，在科技发达的新时代，传统形式的媒体只有坚持做出观点明确、内容详实的节目，才能够存活下去。不同媒体有自身的定位和优势，传统媒体主要做新闻采访类节目，获取专业领域内的一手信息;新媒体则通过分析观众的兴趣，做出符合观众需要的节目，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由上述分析可得，央视俄语频道在针对俄语地区制作相关的电视节目时，要充分借助不同媒介的优势，制作针对不同媒体形式的传播内容，才能提高节目的播出效果。为促进我国政府“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政策的顺利开展，央视俄语频道开播的全新新闻类电视节目《欧亚新闻
联播》，加强了与欧亚各国媒体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具有传统媒体的时效性，还加强了在新媒体方面与观众的互动，打破了不同形式媒介之间的壁垒，同时内容方面包含了欧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时政、经济与文化新闻，极大地增强了播出效果。
四、利用社交网络进行国际传播
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各个国家传统电视台和网络电视台合二为一已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受限于当前网络系统的设备成本、技术难度、推广方式及观众认可度等因素，网络电视台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然而在受众国中，部分电视节目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么由此得出可以转变电视节目的发展模式，借助社交网络进行内容传播，其主要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传播突破了传统方式的地域局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网络，网络上没有现实世界中复杂的政策限制。加之互联网商业资本的进入，互联网呈井喷式发展，几乎世界各地都有互联网的覆盖，每个人只要接上网络就能与世界对话。极其便利的互联网为电视节目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在国内就可以将制作好的电视节目上传，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覆盖互联网的地方，人们都可以打开对应的网站收看节目。这样一来，电视节目真正意义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因为我们无需再像传统节目那样规避各種限制，进行各种谈判，节省了节目组的时间和精力，可提高节目产品的质量。
第二，对于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国际频道，只有关注我国最新动态或是对我国感兴趣的观众才会选择收看，因此在电视节目播送的过程中，可以专门定位这部分群体进行精准投放，这就是社交网络为电视节目的传播进行的首次贡献。收到电视节目投放的群体为受众的第一类群体，如果他们对节目内容感到满意，就会在其社交网络上进行分享，吸引潜在受众前来观看，为电视节目构建第二类受众群体，如此不断反复转发分享、收看关注，就会不断扩大受众基础，增加节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这就是社交网络为电视节目传播所做出的又一次贡献。
第三，社交网络具有便捷性、交互性的特点，不仅为电视节目的海外传播和精准投放提供了有利条件，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视节目的质量。在传统形式的电视节目中，因时间、地点、政策和资金等因素的限制，没有办法全面了解受众国观众的收看习惯和对不同节目的接受程度，没有办法了解不同地区最新事态的进展，也没有办法及时对观众的观后意见做出反馈，总之不能最大程度满足受众群体的观看需求。但是新媒体借助互联网平台即时性、交互性等优点，可以在节目制作之前通过网络问卷进行数据收集，了解观众的兴趣点。在节目播送之前，在各个平台进行推广展示，吸引更多观众的兴趣。在节目播送之后，通过论坛等平台加强与观众的沟通交流，对观众的意见及时做出反馈，从而在后期的节目中得到改善与提高。
五、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各国的信息媒体竞争更加激烈，电视节目作为中国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的主要媒介，应当与时俱进，积极创新节目内容，优化节目形式，不断提高节目质量，在国际媒体的大舞台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力量。央视俄语频道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其传播形式和内容体现等方面还有待提高，相信随着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该频道一定会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断扩大，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篇三：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分析
作者：蒋军营来源：《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10期
【摘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嵌入下，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面向都呈现出智能化的运行逻辑。作为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和历史想象的红色文化在传播机制上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影响，只有进行传播策略的调整与重构，才能切实提高红色文化传播的效能和力度。立足于智媒技术的现实渗透力，从红色文化的当代语境、技术动能、场景叙事以及历史溯源四个维度出发，建构红色文化传播的价值理路，能够为红色文化在新的媒介生态下探索其传播策略提供一种学理关怀和路径参考。
【关键词】智媒时代;红色文化;传播路径
在新技术频繁更迭的当代社会，人工智能已经全方位介入到社会生活的众多场域，以一种强大的技术优势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各场域原本的媒介传播生态，成为推动行业变革和重塑新传播逻辑的关键技术因子。诸如机器人在新闻生产领域的创新实践就成了新闻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尝试，它不仅重构了新闻生产的主体认知，而且对信息传播的结构化流程进行了再造，是新闻业对当前复杂深刻的传播环境的变革回应。当然，人工智能对媒介传播生态的影响并非局限于直接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流程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其不断地形塑着社会大众对文化传承的认知。以爱国主义精髓、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优秀文化。[1]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底蕴始终建构着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和精神风貌。因此，在新时代的传播环境中，红色文化如何契合智媒传播的当代语境，打造出红色基因与新媒介的融合传播模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智媒技术：红色文化传播的当代语境
智媒技术日渐渗透进媒体运营的各个环节，带来了信息传播流程的一系列变化，传播模式、内容生产，以及受众体验凸显出的智媒技术，构成了当下传播活动的智媒语境。传感器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渠道信息来源的桎梏，极大拓宽了信息来源的维度;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辅助新闻编辑提升信息生产的速度，同时降低了新闻生产的成本;AR、VR技术的普及为用户建构如身临其境的现实场景;个性化内容推送的使用整合优化了信息资源，打造有层次的信息服務平台。智能化趋势成为未来传播模式的核心逻辑，[2]它不仅重塑了传媒行业的面貌与样态，也对其产业链经营过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文化传播方面，智媒语境也为文化的扩散和渗透提供了新的逻辑向度，而红色文化作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与发扬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智媒传播的浸染。
与传统媒体不同，智能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一方面，用户与媒体间的黏性更强。智能媒体能够与用户建立更加高效的连接，用户获取信息、进行反馈的实践活动都更加便捷。另一方面，“参与”成为智媒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词。智能媒体充分挖掘除专业媒体机构外个人用户的优质生产能力，内容生产过程不再专属于具备专业技能的精英群体，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更加“接地气”。
红色文化题材相对严肃，与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不够紧密，致使其传播效果收效甚微。因而，要想让红色文化在新的传播机制下焕发生机，首先，应将人民群众纳入传播者的范围，使其成为宣扬红色文化的身体力行者，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更好地入耳、入脑、入心。其次，红色文化的传播要贴合智媒时代的话语叙事。当下智媒体的受众群体逐步呈现年轻化的态势，年轻一代逐渐成为媒介实践的活跃主体，在公共媒体平台上拥有着主导话语权，成为各大媒体平台竞相争取的主力用户。红色文化的传播要符合年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采用年轻化的表达、个性化的内容以及流行化的形式等贴近用户心理，把握好其文化需求的特征与面向。最后，要注重内容优化。智媒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模式的革新与改变只能短期吸引用户驻足，平台的长期发展依然要依靠优质的内容输出。在新时代社会文化的需求取向之下，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已成为自身发展传承的必由之路。红色文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底蕴，是具有优质传播力的文本内容。因此，红色文化要积极开发媒体“新阵地”，拓宽其媒体传播渠道，依靠内容优势充实媒体平台的传播空间，架构起红色文化的传播体系。
在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过程中，社会化媒体补偿了大众传媒社交功能的不足，而智能化媒体又对社会化媒体的连通与分发功能进行升级，[3]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以一种补偿性优势影响着人们的媒介选择与实践，当下智媒技术的应用所建构的媒体生态则构成了红色文化传播的时代语境，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创新思路。因此，红色文化的传播要与智媒时代的新特点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其内容优势和文化力量。
二、智能分发：红色文化传播的技术动能
智媒时代信息传播的海量特性与手机个人终端的普适化改变了受众的信息接收与阅读习惯，催生了智能分发的技术运用与实践。智能分发是依托于智媒技术和大数据而形成的新传播模式，它颠覆了以往的传播规则，消弭了传播的边界，将传统编辑的分发权让渡于平台和算法。“算法”的概念来源于计算机领域，它是指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明确指示，是系统地描述问题解决的战略机制，[4]是智能分发的核心。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分发者与受众呈线性的单向联系，而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探寻用户需求成为各大媒体平台的市场主题，信息的播发形态正在发生深刻而长远的变革。因此，对于红色文化进行智能分发是刻不容缓的传播主题。
首先，对红色文化内容进行优化整合。在当下，海量的信息涌进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互联网作为更加高维的空间，其信息采集的节点下沉，信息的展示形式更加变幻莫测、丰富多样，满足了受众多样化、细节化、多层次的需求。
红色文化也要依托新技术，优化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优势力量，在保持红色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丰富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其次，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个性化服务平台，实现红色文化信息的精准推送。大数据将用户信息整合后形成完整的用户画像，建立起“个性化”“独特化”“精准化”的用户服务平台，对用户长期的媒介使用习惯与关注内容进行监测与追踪，为用户提供更符合其爱好和偏向的信息内容。红色文化的传播也要有因人而异的信息设定，为受众定制“私人化”的信息直通车，让红色文化的传播围绕其内核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广泛对接不同的受众群体，持续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再次，要增强平台用户的黏性与忠诚度。媒体平台要与用户建立稳定的关系链接，筛选出更加优质的用户群体，为其创设更为独特与个性化的用户体验。红色文化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的受众识别与过滤技术，在保障受众忠诚度的同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优质的传播者，促进红色文化的持续传播和发扬。
最后，红色文化要强化符号意义的传播，凝聚价值共识。传播过程是一个传播者借助特定媒介符号与受众进行意义的传达与互通的过程。对红色文化而言，无论是红色建筑、红色家书、旗帜徽章等物质符号，还是红色标语、歌谣、戏曲以及长期革命、建设中凝结起来的精神符号，抑或是实践奋斗史和理论创新史等历史符号，都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符号资源，它们不仅仅是一种传播的载体，更是一种观念的外化，无不体现着红色思想的内涵与历程。因此，增强红色文化的符号化传播是促进其传承和发扬的途径之一，可以通过对红色文化符号进行智能化的分发实现受众对内容的认知与接受，逐渐强化红色文化的社会认同。
红色文化具有丰富鲜活的内容和外在表现形式，它所体现出的精神形态、实践形态和物质形态，即红色精神、红色历史和红色遗存，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诉求，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因而，我们更要善用大数据手段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播效果监测分析，根据受众反馈不断调整、优化传播方式，在实践中摸索出契合文化特质的立体传播方案。
三、情境再现：红色文化传播的场景叙事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了“拟剧理论”，他认为社会就是舞台，教室、咖啡馆等物理隔离地点的空间概念就是场景[5]，而后，梅罗维茨从戈夫曼“拟剧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媒介场景理论”，将“场景”从固化的空间概念上升为“信息概念”，它包括技术、人和环境三个要素。智媒时代的到来，使得场景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效能的场景化对红色文化传播的叙事逻辑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混合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媒体越来越重视受众阅读的体验感，不断尝试真实场景的再造与重现。红色文化来源于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真实的实践故事，但囿于社会
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很难对历史景观进行场景式书写，如何让历史场景在新时代活起来，智媒技术为其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路径，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叙事的场景逻辑。
首先，打破叙事的时空观念，重构“沉浸式”体验场景。由于传播能力有限，人们的传播活动大多发生在固定的时空场所，智媒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播框定的限制，使信息的互动更加立体。媒介联通传受双方，将他们置于同一虚拟空间之中，在这一空间中的信息传输与反馈活动构建起各种各样的叙事场景成为智媒传播的主要特征之一。线上虚拟空间的运用，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建构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红色历史故事是红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真实鲜活的故事浸润着红色文化的崇高性和神圣性，能够让人民群众厘清戏说，拒绝庸俗，崇尚英雄。智媒技术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崇高的精神和价值内核，通过虚拟技术打造出鲜活的历史场景，让红色精神在影像的流动和沉浸的场景中强化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例如，打造出没有围墙的红色纪念馆和虚拟仿真“沉浸”体验馆，实现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真实体验的有机结合，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增强其辨识度。同时，在“互动”和“服务”上下功夫，设置友好的交互界面和参与环节，如文化知识问答、一键换装、虚拟场景线上体验等，增强文化产品的趣味性和沉浸感。
其次，强化人民群众作为红色文化叙事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不仅仅是优秀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更是优秀精神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人。红色文化的叙事要明确坚持大众的主体地位，增强用户第一视角的代入感，将用户放置在第一人称的逻辑主体展开叙事的思维与实践，使用户由第三人称的局外观看者转变为第一视角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增强受众在场景中的体验感。新时代诠释红色文化，更要明确大众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以场景叙事为新视角，更新传播语态，探索年轻化、草根化、轻量化的文化传播路径，以更生动的形式、更亲和的叙事表达，让红色文化深入人民群众，营造出积极向上的传播氛围，进一步巩固壮大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核和影响力。
四、媒介记忆：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追溯
媒介记忆是以书信、建筑、碑文等载体作为符号而嵌入人类的记忆历程，并对个人的社会记忆与群体记忆产生影响。[6]新的传播景观之下，媒介记忆的形式有了更多元的表达，大众传媒的思维逻辑将记忆的方式数字化、影像化、故事化，突破了物质性载体传承的时间限度。红色文化的媒介记忆可以通过多元的记忆形式强化社会集体记忆的力度，一方面要注重物质性载体的保存与修缮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开辟红色文化记忆的新媒介形式，让红色文化长存于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之中。作为凝聚着红色文化实践精神的中国革命故事，其媒介传承与演绎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新时期传播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交叉与融合，推动着传媒形态的革新，为革命文化的传播延伸出新的方向，突破了物质性传播的束缚，给革命文化传播与传承提供了崭新的思路。[7]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红色革命故事有助于廓清历史虚无，树立崇高价值，塑造高尚人格，增强“四个自信”，坚守初心使命，进行伟大斗争。承载着
历史厚重和实践精神的红色文化通过媒介传播在历史演进与时代发展进程中浓缩成某种物质或精神符号，并在当下智媒传播的生态下持续强化其生命力与传播力。
杨·阿德曼曾说：“回忆文化则注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8]红色文化最不可忘却的记忆就是永葆初心，铭记使命，这就涵摄出红色文化传播的两个面向：一是不能丢失红色文化的本质，重视其历史溯源和故事讲述;二是要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增强红色文化作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意识和信念。因此，红色文化的传播一是要建立起动态传播的机制，组织好符号化传播内容。创作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对红色活动、关键事件和红色人物的故居、活动场所、珍贵史料等进行修缮、保护和合理规划，制作动态宣传片等，优化展览设计和文化体验方式。二要超越历史场景，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换，凝聚集体记忆。红色历史不能成为停留在过去的历史，而应当成为当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需要在情感纽带下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以此唤起亿万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要保护好红色文化的历史遗迹，做好文化传播实体空间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利用，有效凝聚文化共识和集体共识。
再次，要增强平台用户的黏性与忠诚度。媒体平台要与用户建立稳定的关系链接，筛选出更加优质的用户群体，为其创设更为独特与个性化的用户体验。红色文化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的受众识别与过滤技术，在保障受众忠诚度的同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优质的传播者，促进红色文化的持续传播和发扬。
最后，红色文化要强化符号意义的传播，凝聚价值共识。传播过程是一个传播者借助特定媒介符号与受众进行意义的传达与互通的过程。对红色文化而言，无论是红色建筑、红色家书、旗帜徽章等物质符号，还是红色标语、歌谣、戏曲以及长期革命、建设中凝结起来的精神符号，抑或是实践奋斗史和理论创新史等历史符号，都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符号资源，它们不仅仅是一种传播的载体，更是一种观念的外化，无不体现着红色思想的内涵与历程。因此，增强红色文化的符号化传播是促进其传承和发扬的途径之一，可以通过对红色文化符号进行智能化的分发实现受众对内容的认知与接受，逐渐强化红色文化的社会认同。
红色文化具有丰富鲜活的内容和外在表现形式，它所体现出的精神形态、实践形态和物质形态，即红色精神、红色历史和红色遗存，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诉求，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因而，我们更要善用大数据手段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播效果监测分析，根据受众反馈不断调整、优化传播方式，在实践中摸索出契合文化特质的立体传播方案。
三、情境再现：红色文化传播的场景叙事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了“拟剧理论”，他认为社会就是舞台，教室、咖啡馆等物理隔离地点的空间概念就是场景[5]，而后，梅罗维茨从戈夫曼“拟剧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媒介场景理论”，将“场景”从固化的空间概念上升为“信息概念”，它包括技
术、人和环境三个要素。智媒时代的到来，使得场景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效能的场景化对红色文化传播的叙事逻辑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混合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媒体越来越重视受众阅读的体验感，不断尝试真实场景的再造与重现。红色文化来源于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真实的实践故事，但囿于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很难对历史景观进行场景式书写，如何让历史场景在新时代活起来，智媒技术为其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路径，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叙事的场景逻辑。
首先，打破叙事的时空观念，重构“沉浸式”体验场景。由于传播能力有限，人们的传播活动大多发生在固定的时空场所，智媒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播框定的限制，使信息的互动更加立体。媒介联通传受双方，将他们置于同一虚拟空间之中，在这一空间中的信息传输与反馈活动构建起各种各样的叙事场景成为智媒传播的主要特征之一。线上虚拟空间的运用，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建构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红色历史故事是红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真实鲜活的故事浸润着红色文化的崇高性和神圣性，能夠让人民群众厘清戏说，拒绝庸俗，崇尚英雄。智媒技术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崇高的精神和价值内核，通过虚拟技术打造出鲜活的历史场景，让红色精神在影像的流动和沉浸的场景中强化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例如，打造出没有围墙的红色纪念馆和虚拟仿真“沉浸”体验馆，实现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真实体验的有机结合，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增强其辨识度。同时，在“互动”和“服务”上下功夫，设置友好的交互界面和参与环节，如文化知识问答、一键换装、虚拟场景线上体验等，增强文化产品的趣味性和沉浸感。
其次，强化人民群众作为红色文化叙事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不仅仅是优秀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更是优秀精神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人。红色文化的叙事要明确坚持大众的主体地位，增强用户第一视角的代入感，将用户放置在第一人称的逻辑主体展开叙事的思维与实践，使用户由第三人称的局外观看者转变为第一视角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增强受众在场景中的体验感。新时代诠释红色文化，更要明确大众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以场景叙事为新视角，更新传播语态，探索年轻化、草根化、轻量化的文化传播路径，以更生动的形式、更亲和的叙事表达，让红色文化深入人民群众，营造出积极向上的传播氛围，进一步巩固壮大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核和影响力。
四、媒介记忆：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追溯
媒介记忆是以书信、建筑、碑文等载体作为符号而嵌入人类的记忆历程，并对个人的社会记忆与群体记忆产生影响。[6]新的传播景观之下，媒介记忆的形式有了更多元的表达，大众传媒的思维逻辑将记忆的方式数字化、影像化、故事化，突破了物质性载体传承的时间限度。红色文化的媒介记忆可以通过多元的记忆形式强化社会集体记忆的力度，一方面要注重物质性载体的保存与修缮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开辟红色文化记忆的新媒介形式，让红色文化长存于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之中。作为凝聚着红色文化实践精神的中国革命故事，其媒介传承与演绎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新时期传播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交叉与融合，推动着传媒形态
的革新，为革命文化的传播延伸出新的方向，突破了物质性传播的束缚，给革命文化传播与传承提供了崭新的思路。[7]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红色革命故事有助于廓清历史虚无，树立崇高价值，塑造高尚人格，增强“四个自信”，坚守初心使命，进行伟大斗争。承载着历史厚重和实践精神的红色文化通过媒介传播在历史演进与时代发展进程中浓缩成某种物质或精神符号，并在当下智媒传播的生态下持续强化其生命力与传播力。
杨·阿德曼曾说：“回忆文化则注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8]红色文化最不可忘却的记忆就是永葆初心，铭记使命，这就涵摄出红色文化传播的两个面向：一是不能丢失红色文化的本质，重视其历史溯源和故事讲述;二是要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增强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意识和信念。因此，红色文化的传播一是要建立起动态传播的机制，组织好符号化传播内容。创作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对红色活动、关键事件和红色人物的故居、活动场所、珍贵史料等进行修缮、保护和合理规划，制作动态宣传片等，优化展览设计和文化体验方式。二要超越历史场景，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换，凝聚集体记忆。红色历史不能成为停留在过去的历史，而应当成为当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需要在情感纽带下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以此唤起亿万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要保护好红色文化的历史遗迹，做好文化传播实体空间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利用，有效凝聚文化共识和集体共识。
篇四：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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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时代下的时政新闻发展优化策略研究
作者：张瑶来源：《今传媒》2020年第04期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智媒时代已经来临，新闻的业态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时政新闻作为重要的新闻类型之一，在合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VR/AR技术、算法推荐等先进智媒手段后，在内容制作、呈现模式、传播方式等层面均有所转变。本文将基于时政新闻在智媒时代科技引领下的技术变革，探究时政新闻的未来发展策略，并作以优化研究。
关键词：智媒时代;时政新闻;发展策略;优化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4-0058-03
一、智媒时代下新闻产业链的变革
智媒时代，即基于大数据、互联网、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技术，能够达到自我学习的媒体形态模式，最终实现机器自身能够进行信息的生产加工、传播、交互、消费的完整产业链的自动化过程。2016年，作为新闻业界的智媒元年，在人工智能和媒体结合后，开启了智媒时代下的新闻产业链变革，使新闻的生产模式和生态环境都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但是基于技术的发展，而且是依靠于智媒特征所达成的。
2016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彭兰教授指出，智媒时代主要呈现出的是“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三大特征。首先，“万物皆媒”主要指的是“泛媒化”的趋势，在过去，传统媒体主要是以“人”为核心要素，进行收发信息。而在智媒时代，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物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也同样能够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等工作，甚至可以进行信息的生产;其次，“人机合一”主要是指智能物体与人的智能相融合，两者进行共同作用，最终达成的新型媒体模式;最后，“自我进化”则主要强调媒介本身具备了自我进化的能力，对于人们的需求和反馈进行不断自我调整，以便更好地强化人对机器的操控力，推动机器对人的适应力。
在智媒时代下，传统的新闻产业链发生了变革，原本以人为中心的新闻制作、传播模式开始转变。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智媒开始趋于协同发展，并逐步在新闻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产生日趋增强的作用力，甚至可以独自承担其中部分重要的环节。由此可见，智媒时代下的新闻产业链已经开始出现巨大变革。
二、时政新闻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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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即对国家政治生活之中，正在发生或者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其本身具备了较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时政新闻作为受众了解国内外发展格局、政策方针等重大动向信息的窗口，一方面，可以增强公民对国内外政治信息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时政新闻，解读国家方针政策，进一步掌握、熟悉新发布的政策、法规等。当下，时政新闻在发展过程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
（一）时效性欠佳
由于时政新闻本身更强调时效性，事件发生的时刻和受众能够获得信息的时刻差要尽量短，甚至同步，才能够满足当下受众的诉求。但是，在当下这种要求是很难达成的。这是因为新闻事件往往需要通过记者的编辑撰写之后，再经过层层审核才能发布，而由此产生的时效性问题，将很可能导致新闻的滞缓发布，更有甚者，可能因为现场人员通过自媒体等方式根据个人的主观、片面理解在网络上提前泄露新闻事件，而致使受众获取不全面的错误信息，甚至掀起一场网络舆论风波。因此，进一步加快时政新闻时效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解读性不足
时政新闻具备“强政治性”因素。一方面，在政策文件、方针内容中，往往会涵盖大量的专有名词、专业术语、专业概念，此外，还会有一些晦涩难懂的条文条款，而这些内容不经过任何加工修饰，直接传递给受众，极容易造成受众的误读、错读，由此引起的对文件理解不到位、不深入的问题，就会给受众造成一定的困扰;另一方面，虽然有些时政新闻在制作过程中，比较注重内容的解读，但通常是以一种“辞典”的方式进行解读，就是将文件的条款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以文字解释文字，这样的刻板方式，往往不受年轻受众的青睐，因此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三）呈现模式单调
在当下，时政新闻的呈现模式，更多是通过新闻口播、红头文件、图文结合、微信文章等方式传播，而采用这种传统的呈现模式，主要是因为时政新闻的政治性要求。时政新闻的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条文法规、数据资料等，所以想要将这些内容以丰富有趣的方式进行呈现，又不破坏其严肃性，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长期使用这种呈现模式，就极容易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促使受众从“可读性”方面就直接给予了否定的态度，这样并不利于时政新闻的传播。
（四）传播效率不高
时政新闻的内容往往涉及国家、国际的政策法规、方针制度等，因此对于受众而言，在选择时政新闻进行阅读时，通常由以下原因构成。第一，掌握、关心国家、国际新近发生的大事，以提升个人政治素养;第二，对与受众自身相关的某一领域的某一政策比较关注，查阅相关资料内容;第三，通过时政新闻对国家政策进行“问权”，了解、监督国家政治部门的权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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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及工作进展。但是，由于当下时政新闻时效性欠佳、解读性不足、呈现模式单调等原因，导致受众在阅读体验方面欠佳，故其传播效率不高。此外，在当下，由于时政新闻更偏重于报纸、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以及微信、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传播，导致其传播未成体系化、模式化，因此出现了传播效率不高的情况。
三、智媒时代下时政新闻的发展优化策略
智媒时代的来临，将促使新闻业态产生巨大的变革，时政新闻如何借助智媒技術，打破当下发展壁垒，迈进“智能革命”的新征程，是当下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传感器新闻与机器写作，加快时政新闻时效性达成
传感器新闻，即利用传感器进行数据的生产或收集后，对数据内容做可视化处理、分析等，进而获得新闻内容。在当下，传感器新闻已经在国外有了一些尝试和应用，而传感器新闻本身是可以应用于两个层面的。第一，借助人体自身所形成的数据内容进行新闻撰写。这里强调的是人本身所传达给传感器的拓展感知能力，这种传感器被誉为“人的器官的延伸”[1]，通过感官所获得的数据会更加的专业、精确;第二，在物品上放置传感器，通过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物品，从而收集特定的数据资料。时政新闻在时效性方面的提升，是可以借助传感器完成的，如在一些危险新闻的数据采集方面，完全可以借助无人机安装传感器的方式，收集有关数据内容，再由机器进行数据反馈，最终撰写成文。
篇五：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论融媒体形态演进与智媒时代的开启
张成良;甘险峰【摘要】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打造一种以技术聚合为特征的融媒体形态,是媒介形态演进的需要,也是新兴媒介技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融媒体传播的时代性趋势,决定了智慧传收、关系偏向、形态多元化和技术驱动等融媒体传播特征的存在.以生态位视角考察融媒体形态演进,则其内在的竞争正让位于合作,进而形成媒介聚合演进的生态优势,媒介系统也不断趋向平衡与稳定.融媒体传播实质是泛化的智慧传播,强调收受者感官体验.人性化的智媒体验也带来了人际关系重构及人"去社会化"的生存体验.【期刊名称】《中州学刊》【年(卷),期】2017(000)009【总页数】5页(P168-172)【关键词】融媒体形态;智媒时代;生态位【作者】张成良;甘险峰【作者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烟台264025;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5106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06.3互联网，这种改变了既往传播范式的新兴媒体，无论在传播方式、传播主体还是在传播关系中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媒介形态的迅速扩张。罗
杰·菲德勒关于“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①的论断得以验证，其中，这“越来越多”的正是不断形成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单向度传播相比，新兴媒体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文本的兼容性，更在于它建构起即时传通的媒介新环境，在此环境下人与人、人与媒介的互动成为可能，传播也从单向度发展为双向乃至于多向度的非线性复合传播。关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区别，人们往往强调即时交互及非线性传播的特征。新兴媒体的特性还体现在即时传通回路的建构上，这不仅强化了媒介的外在特征与表现，更突出了媒介环境建设自身的意义所在。关于大众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文化认同，罗伯特·洛根认为，大众媒体分享的是一个时代共同的情感空间，新兴媒体分享的则是共同认知空间②。可见，大众媒体强调文化认同的不断聚合，而新兴媒体则在聚合和拆分之间不断摇摆并产生新的平衡。关于媒介形态的演进之路，立足于新兴媒体本位的莱文森认为，人创造媒介，并且选择媒介。生物进化论中，自然之手创造了万物，又选择适者驾驭自然；作为媒介演进的主导者，人类根据个体需要创造媒介并不断加以汰选。莱文森据此提出“共进共存”和“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理论③。事实上，媒介的演进从不以替代原有媒介为演进方向，而是在既有媒介基础上叠加式地向前发展，由此形成不断创新的媒介生态环境。媒介的“共进共存”并不代表着泥沙俱下的形态共在，而是经过人的选择后存续下来的媒介形态。事实上，我们感知到的只是强势媒介在不同时代技术改造后的“共进”形态，而非毫无进化选择的原生态本体。在媒介形态演进中，如电报、留声机、DVD等媒介都曾经影响过一个时代，虽然目前都退回到历史的角落，它们的技术基因却得以保留，在不断涌现的新兴媒体形态中时时呈现。因此“共进共存”并不意味着静态的叠加，而是选择与自我革新后的双向驱动。如果说“人性化趋势”确定了媒介演进的趋势与方向，那么智媒时代的“全觉传收”则成为融媒体“人性化趋势”表征的一种范式。全觉传收④是对应于媒介融合符号意义上的技术聚合，由此形成收受者从语境模糊到清晰、从单一感官到全觉获取的
立体传收模式。从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到全媒体理论实践再到融媒体传播，伴随媒介文化产业扩张延伸的是学术界对于新兴媒体的思考过程。对融媒体的分析，不仅局限于媒介之间结构作用所带动的形态演进，还包含着带有显著人文色彩的历时性关注和思考。因此对融媒体传播的研究，首先应回溯到传播历史的原点，由此确定传播活动的本体、认知所形成的关系结构。具体说来，融媒体传播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单向传收发展为智慧传收经历了早期的简单人际在场传播到传统媒体的单向度传播，再到互联网时期的交互式传播，传播回路日益趋向复杂化。传播特征实质揭示的正是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从初始的人际传播到单向传播再到虚拟的交互传播，技术发展带动了传播人性化趋势的日益显著，在新媒体之后的新新媒体，也就是以大数据为主要技术特征的传播媒体，将会迎来智媒化传播。智媒化传播是融媒体形态演进的必然选择。智媒化时代意味着万物皆媒、人机合一以及自我进化这一智慧传播场景的实现。从智慧传收角度来看，智慧传播就是要整合既有的声觉、视觉传播，进一步延伸出触觉和味觉等传播，使人沉浸于传播环境中，全方位感受到传播活动的深刻影响。2.媒介传播的内容偏向发展为“关系”的偏向早期的信息传播中，媒介内容至关重要。可以说，内容传播是传统大众媒体安身立命的本钱。而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眼中，媒介传播的内容比起媒介形态自身的使用已变得无足轻重。因此，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形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在对目前所处的媒介时代加以分析后，学者李沁认为沉浸传播强调以“人”为偏向，且“沉浸人的特征决定了互联网文明的特征”⑤。应该说，在人—媒介的关系结构中，沉浸传播以“人”为主要偏向的选择确立了泛在文明时代人的特殊价值。但事实上这仅仅考虑到人与媒介的关系层面，在融媒体传播时代，构成传播活动的要
素多元而复杂，除了人—媒介，还包括媒介—媒介、非媒介—媒介、人—人等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因此，要完整地思考融媒体时代的传播偏向，应该跨越“人”这一偏向性的要素结构，寻求一种更为广泛、具有普遍影响的传播偏向要素。事实上，媒介与人的偏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意义上的偏向。除此以外，媒介关系、人际关系、社会组织关系等均是在现有技术环境下不断激活的关系要素。激活的过程，实质就是一种释放社会关系网络中“人”的媒介性的过程。3.传媒形态演进到融媒体多元形态媒介微观上是人性的映射，介观上是关系的构成。新媒体强调的是社交关系的重构，据此形成具有自组织特性、与现实相对应的镜像结构：前一个断面上，线上的商务活动是线下结构的镜像，线上活动主导人们的现实行为；下一个断面则峰回路转，线下的物流传递是线上交易成功的镜像，是线上虚拟行为的现实接续。媒介形态演进链条，从大众媒体绵延到全媒体，接续而来的是融媒体。融媒体传播，是对传统大众媒体之间、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新兴媒体与其他泛在媒体之间、新兴媒体与人之间形成协同作用以共同完成传播过程，是不断超越媒介边际所形成的不断聚合、持续延伸的动态媒介生态传播圈层。4.新兴媒体技术成为融媒体形态演进的动因从熵理论视角看，融媒体系统保持稳定，就要确保负熵的不断流入，使系统处在低熵环境中。媒介融合过程中，新兴媒体技术作为最直接的动力要素，不断为媒介关系作用注入新的动力。如移动媒体的出现、大数据技术的出现等，这些新兴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移动互联网使传播活动场景化，而场景入口能够确保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符号随时随地形成交互传播；大数据技术则为场景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数据资源及优化渠道。系统内负熵流入的前提是系统边际的开放，众所周知，融媒体传播的边界从“软边界”发展到“无边界”，为技术打通融媒体系统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也符合耗散结构理论及其特征。此外，媒介融合过程中部
分媒介的兴衰，也是在系统内部要素自组织作用下完成的。融媒体传播不仅是媒介融合过程中简单的传播活动，而且反映着以新兴媒体为主导的新社会秩序的到来。如果说传统媒体向早期的网络新兴媒体演进只是在不断完善传播的回路、形成一个各要素能够充分调动以完成交互传播系统的话，那么融媒体传播则是无限开放各传播系统边际、使一切社会元素媒介化、以此完成从泛媒体向超媒体演进的过程。融媒体正在着力建构“一个超越历史上全部既有知识的平台，在其上演绎出一幅全球化、个人化、现代化、社会化、信息化交相融合、此起彼伏的宏伟动人图景”，“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知识机制、价值规律、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生产要素，它既具有继承人类过去的本能，更具有开辟未来、突破创新的天性”。⑥媒介的融合式生存诱发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促成了传播过程中“全觉传收”的实现。媒介技术的人性化发展一方面将“人”推向传播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也使人成为媒介传播的组成部分。融合式生存诱发思维方式的改变伴随着媒介属性的发展，从线性媒介到非线性媒介再到系统媒介，逐渐形成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最后到系统性思维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从被动接受到博弈再到逻辑组织这样一个思维的演进中，思维处在一个不断动态优化的过程。融媒体传播，正是催生系统性思维、使之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做出调整的传播活动。1.满足理论支撑起媒介生态位的融媒体发展群落生态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将生态学思想引入人类社会学的研究，曾经出现过两次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的前半叶，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在研究中开始使用生态学概念，这次热潮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第二次热潮是对生态学理论的系统引入，起源于汉纳和弗里曼，他们将种群生态学概念引入人类组织的研究中，使生态学概念得以系统地从竞争与共存的角度作用于人类社会学。考虑到生态位对于资源与空间占用的关系作用，因此社会学中能够关涉系统内不同
种群作用关系的都可以作为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媒介生态位有两个维度的考察：一个是受众的视角，一个是媒介产业的视角。受众的视角主要通过受众寻求满足并以获得报偿为条件。人类媒介需求获得满足的机会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或群体的时空定位。例如，电影要到院线场所去看，电视可以在家里的客厅观看。一个人一整天的时空定位强烈地影响到他可以使用媒介的数量和时间，也就是获得的“满足机会”⑦。帕姆格林、温纳和雷伯恩提出了“寻求的满足”和“获得的满足”概念⑧，并对二者的区别加以分析。“寻求的满足”强调的是“期待”(expectation)，“获得的满足”是媒介使用所获得的满意度。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形态对比中，可以看到满足机会与时间使用之间的关系作用。报纸、广播、电视作为线性传播媒介时间的约束性很难调和，人们与媒介的黏着关系是人对于媒介传播时间的绝对遵从。对此，迪米克和瓦尔施莱格认为“新媒体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或使时间消耗更具备可控性，或两者兼而有之”⑨。显然，新媒体可以提供更自由的使用时间，因此“满足机会”获得报偿的可能性更高。融媒体强调突破媒介形态限制，通过无处不在的场景入口，随时随地获得可供选择的任何信息，可见“满足机会”获得报偿的概率更高。由海量信息整合计算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是立体和智慧化的，这是“满足机会”之外的“补偿性”媒介满足，提高了场景使用的满意度。2.融媒体演进使生态位从竞争走向合作在社会复杂系统环境中，媒介由具有高度智能和控制能力的人类操纵，媒介的生态位之争可以看作是媒介种群之间以及媒介种群内部的竞争。任何媒介形态都在其所属的“媒介种群”中占据着竞争后形成的特定生态位宽度。一种新兴媒体兴起后，其生态位宽度与前在媒介之间必然出现高度重叠，势必会加剧媒介之间的竞争态势。而改变竞争态势的方向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媒介的自适
应演进。随着新兴媒体根据自身形态摸索出与众不同的信息生产传播方式，以此替代媒介之间的生态位重叠部分，竞争就此减弱。二是新兴媒体向系统外扩张。这种生态位作用跨越了媒介系统，与媒介系统外的其他系统置换生态位，如新兴媒体与金融、体育、卫生、医疗等系统的合作，在未改变媒介系统原始生态位的前提下充分拓展了自己的生态位宽度。三是以新兴媒体为核心的融媒体传播系统建构。融媒体传播系统建设，在承认既有的媒介生态位重叠所引发竞争的基础上，根据媒介形态特征推进媒介融合，形成大数据技术支撑的、具有智慧传播特征的融媒体传播格局。这三种改变媒介竞合关系的路径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同时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生态竞合关系，促进媒介之间由竞争逐渐走向合作。融媒体的生态位研究强调了以生物学研究视角对处在系统内具有相关性的组织要素的相互作用加以考虑，由此确定特定媒介形态在这一环境中所获得的产生与发展的条件。这里把媒介形态比喻为物种，融媒体形态则表示同一系统内参与媒介融合且发生化学作用的具体媒介的构成，新兴媒体形态与传统媒介形态在共生的环境中，通过竞争合作、相互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媒介生态系统。⑩从媒介融合进程可见，媒介生态系统本身也不断演进，其生态位关系也从初始的报纸种群、广播种群、电视种群、互联网种群和移动互联网种群向着融媒体种群、非融媒体种群的简单关系过渡。据此，我们建构了图1所示的融媒体传播生态位组织架构。从图1中的生态位关系可见，在媒介组织架构中，影响融媒体传播系统的组织主要是媒介技术系统和专门组织系统，媒介技术系统同时影响到泛媒体系统，进而影响到媒介系统生态位；而专门组织系统则对组织功能和社会关系两方面产生影响。融媒体形态是带有显著的系统媒介特征的智慧化作用过程。基于这样的分析理念，我们把媒介组织架构分成泛在组织架构和内在自组织架构。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在社会组织系统、媒介系统的共同作用下，融媒体置身于复杂社会环境中，其所带动的媒介竞争关系不断简化，最终形成融媒体和非融媒体
形态，促成了媒介之间的合作关系。从社会系统视角来看，媒介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竞合关系被不断强化，推动媒介种群整体的延伸。也就是说，处在边际开放的系统中，媒介生态位移是显而易见的，系统开放是新兴媒体的特征，更是融媒体传播的前提条件。通过开放系统，媒介系统采取“互联网+”的扩张策略，不断填补不同“生态位”中间的“孔隙”，以实现融媒体形态的强势发展。与此同时，媒介系统内部的生态位竞争让位于合作，由此形成媒介聚合演进的生态优势。综上所述，以社会环境变化为背景的媒介生态要实现和谐发展，必然要走一条减少种群之间竞争关系，加强媒介种群之间、媒介种群与社会其他产业种群之间的融合共进之路。在此基础上，媒介生态系统的演化才能不断趋向于平衡与稳定。正如新兴媒体形态不断延异成另一种新兴媒体一样，新兴媒体从来不会停止它演进的步伐和节奏，这也是未来媒介生态存在无限可能的根源所在。新兴媒体的兴起和演进带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繁荣，各种隐喻、假说也不断推陈出新。“媒介的形态决定人类社会形态”，这是麦克卢汉媒介技术史观的基本原理。遵循这一原理，人类的演化趋势是“个体化—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重新个体化”，传播演进对应的则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泛众传播—自我传播”，进一步对应的媒介形态演进是“前在媒体(人体)—原始媒体—大众媒体—泛媒体(全媒体)—超媒体”。媒介的兴起，实质就是一场平民化的社会关系演进运动。由此可见，媒介形态决定人类社会形态，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泛媒体时代传播活动和对象显然都是分化的，新兴媒体与大众媒体之间既存在着竞合关系，也通过媒介融合寻求一条走向超媒体时代的标准路径。其中，融媒体是泛媒体走向超媒体的必经之路。融媒体实质是泛媒体在赋能技术下系统性结构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当前媒介融合的基本思路和方向，也是建设能够链接所有社会关系的超媒体时代的一个起点。融媒体传播实质是泛化的智慧传播，也是系统的全觉传播，强调本体的感官体验，
因此学者提出沉浸传播的概念。沉浸传播的核心指向是大数据环境对人的关系作用，也由此区别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沉浸传播倾向于拟态环境的创设，不论是虚拟现实(VR)的技术生态环境建构，还是“遥在”人际关系的在线链接，都超越了现实环境的存在。事实上，沉浸传播还存在于媒介关系作用中，是媒介系统在技术支撑下的智慧传播。新媒体通过赋能技术作用于不同产业，实现媒介形态的泛化与增殖。随着传播本体超越了信息传通的框架，一种无处不在的泛化形态开始出现。媒介传播从组织行为到去组织行为再到自在组织行为，通过大数据运算完成信息推送。其中，传感器既是信息捕捉节点，也是信息传通的端口。智慧化传播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组合成泛媒体矩阵的扩展与链接，更是融媒体形态的逆向选择和淘汰。在这个意义上看，融媒体只是媒介形态演进中无法结构化的过程节点，其后现代的延异特征注定了融媒体的脚步将渐行渐远。沉浸传播作为泛媒体时代人与媒介关系作用而存在的传播方式，从人性的角度看，是人性化的智媒体验。然而，对于个体来说，这恰恰意味着人际关系的重构，使人陷于不断远离社会背景的“去社会化”环境。从人类传播发展的回路来看，传播经历的圈层是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光怪陆离的世界放大了我们的视野，从家到天下到世界宇宙，这种放大让我们开始感受到处在芸芸众生之中的孤独。于是在新兴媒体作用下，我们的传播圈层开始收缩，趋向于部落化，再到个体化。人们从全景式监狱跳脱后随即进入共景式监狱。共景式监狱显然是泛化的社会关系写照。沉浸传播让共景式监狱的范围不断回缩，直到禁锢个体的心灵。媒介的个性解放所引起的“去社会化”将一直持续下去，智慧生存换来的必将是社会关系的逐渐崩解。当然，眼下若干年内，我们会不断受惠于新兴媒体技术带来的红利，衣食住行也将因为融媒体传播而变得智慧化。融媒体形态将联结一切，形成无所不包的社会智媒化传播系统。身处其中，我们不仅被媒介形态化，也必将成为融媒体推动和演进的
一个重要节点。注释①[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2页。②[美]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页。③[美]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第2版)》，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第17页。④全觉传收概念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杨保军教授提出的。他认为，“当不断更新的传收界面持续中介我们的生活世界时，全觉传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贯穿人们的社会生活、更新社会文化的结构方式、表现方式”，全觉传收“更加符合人类交往交流的自然状态，更加符合人类自在自发的交往交流方式”。参见杨保军、张成良：《论新兴媒介形态演进规律》，《编辑之友》2016年第8期。⑤李沁：《泛在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⑥李怀亮：《新媒体：竞合与共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1页。⑦[美]约翰·W.迪米克：《媒介竞争与共存：生态位理论》，王春枝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⑧PhilipPalmgreen,LawrenceA.Wenner,J.D.Rayburn.Relationsbetweengratificationssoughtandobtained:Astudyoftelevisionnews.CommunicationResearch,1980,Vol.7,No.2,pp.161192.⑨JohnDimmick,MikeWallschlaeger.Measuringcorporatediversification:Acasestudyofnewmediaventuresbytelevisionnetworkparentcompanies.JournalofBroadcastingandElectronicMedia,1986,Vol.30,No.1,pp.1-14.⑩张成良：《新媒体素养论：理念、范畴、途径》，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丁鸿富、虞富洋、陈平：《社会生态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ClareDalton.AnEssayintheDeconstructionofContractDoctrines.YaleLawJournal,1985,Vol.94,No.5,
pp.997-1114.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13页。李沁：《沉浸传播的形态特征研究》，《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在共景监狱的社会模式中，已经不再是个体瞭望塔对众人的监视，取而代之的是众人对个体的凝视与控制。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控制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Abstract:Itistheneedoftheevolutionofmediamorphatoconstructaconvergentmediacommunitycharacterizedbypolymerizationtechnology.Thisisalsoaninevitabletrendofnewmediatechnologydevelopment.Thetrendofmediaconvergenteradeterminesthecharacteristicsofthemediacommunication,suchassmartcommunication,relationshipbias,diversificationofformsandtechnologydriving.Fromthepointofviewofecology,thenichecompetitionwillgiveplacetocooperation,thusformingtheecologicaladvantagesofmediaconvergence,andthemediasystemtendstoreachabalanceandstability.Inessence,convergentmediacommunicationisageneralizationofintellectualcommunication,anditemphasizestherecipient′ssensoryexperience.Humanisticmediaexperiencealsobringsaboutthereconstructionof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ndhuman′sde-socializationsurvivalexperience.Keywords:convergentmedia;smartmediaera;ecologicalniche
篇六：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传统媒体迈向智能时代的思考和建议等10则
作者：暂无来源：《声屏世界》2017年第3期
传统媒体迈向智能时代的思考和建议
首先，持续深化和拓展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用更开放的心态拥抱智能化变革。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正成为潮流，但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水平，应该冷静客观看待，多角度思考和审视。人工智能会给新闻操作方式带来改变，但新闻人的理想和情怀永远是新闻业发展的根本。第二，发挥技术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的储备和研发。应当针对传媒业生态的关键维度——用户平台、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平台及信息终端等，相应地加大智能技术，如语义识别和分析、VR/AR、机器算法、深度学习、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集群的研发和渗透，为媒体内容生产与呈现开拓想象空间。第三，重视智媒人才的培养，用创新和激励机制不断提升团队的综合能力。改变传统媒体招聘重采编轻技术的现状，加大智能技术人才的选聘力度。同时加强传统采编人员的智能技术培训，提升采编人员之间，以及人机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据何慧媛贺俊浩于《中国记者》2017年第2期）
4K超高清电视的未来发展趋势
1.增强临场感。强化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一直是电视技术革新所追求的目标。HDR功能被普遍认为是4K超高清发展的下一步。除了视觉上的逼真外，4K超高清的发展还应当注重沉浸式的音频体验。相比于高清电视的5.1声道，超高清电视时代将发展22.2声道音频系统，其带来的听觉效果更接近于现实的声场，更能带来身临其境之感。2.强化纪实感。新闻、综艺和大型活动将成为未来4K超高清电视的重要内容。4K超高清高分辨率的特质也更适合大尺寸的屏幕显示，可以用于在公共场所转播大型公共事件。3.注重社交性。未来4K超高清电视业务社交性的强化可以概括为内场社交强化、外场社交强化和内外场社交强化三个层次。内场社交强化即是强调人与屏的交互、屏与屏的交互以及人与人的交互；外场社交强化即是要求内容生产符合移动互联网的趋势，不同媒体（不同屏）之间搭建融合平台，而在节目内容形式上，打造相对独立的社交电视节目；内外场社交强化则是强调多屏交互，大屏（电视屏）与小屏（手机、平板等第二屏）之间的融合。（据余莉袁智敏等于《现代传播》2017年第2期）
网络视听原创内容发展途径
1.坚持文化自信。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无穷的瑰宝可以挖掘，即使是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有很多特有的文化积淀和特质值得挖掘和表现。这些带有中国民族特色、带有传统文化韵味的网络原创作品，更接近用户，也更容易被用户喜爱和接受。2.服务于用户。“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在互联网视听行业中，“人民”就是“用户”。原创内容的最大瓶颈是故事，或者说是节目模式、创意。如何创作出用户喜欢的故事是网络视听节目的核心问题，也是选择原创内容时的瓶颈。近年来，虽然伴随网络原创内容和作品的快速发展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主创人员，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视听市场的需求。3.在创新实践中提升网络视听内容自制水平。数据分析显示，每一部优秀的作品与以前的作品都会有巨大的不同，这就是创新的结果。现在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把传统影视行业的内容平移到互联网上，平移的工作一定要做，但是突破点在于如何实现创新。4.坚守艺术理想，引领社会先进风尚。坚持民族自信，坚守艺术理想，引领社会先进风尚，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要竭尽全力抵制不健康的网络内容滋生蔓延，
这需要全行业共同的努力，统一行业标准，以实现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据龚宇于《电视研究》2017年第2期）
打造新型广播勿忘声音为王
在媒介竞争白热化的残酷环境中，广播主动求变，提出“广播+”理念，运用互联网技术、平台、思维，意在实现广播的全面转型升级，拓展广播新的发展空间。“广播+”借助新兴媒体的力量和各种线下互动形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多渠道快速传播、分发内容、实现吸引粉丝和受众的目的。广东珠江经济台较早探索从广播+内容、广播+互联网、广播+电商及教育培训等入手重新定义传统广播，尝试初获成功后，各地各级电台竞相仿效，纷纷建设自己的线上平台。然而有影响力的屈指可数，其中，多数只是用来作电商、打广告或者简单地作为留言平台，而配合节目产出高品质原创内容的凤毛麟角。互联网时代广播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弄清这一点，广播所有的加法，都应该围绕这个核心，而不是随机决定加数并机械地组装。对于广播来说，打造声音产品乃重中之重。广播不仅要在网上寻求新的内容传播渠道，更要发挥音响优势，在声音上寻求创新，这就是核心竞争力。广播的声音符号被称作“心灵触媒”，具有无与伦比的传递思想和情感的特质。其变幻无穷的组合运用，可以极大地拓宽广播的表达空间。在精品稀缺的互联网时代，优质声音作品绝不会被大众忽略和辜负。广播，生于声音也终将因声音而被铭记。在“广播+”的浪潮中，哪些要变，哪些需要坚守甚至强化，广播人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声音的加法，做出别的媒体不可替代、无法复制的独特性，广播才能真正实现品牌和受众数量的跃升，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据方毅华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年第2期）
“全球华媒联盟”
在梅地亚中心正式成立
由CTTV今日中国网络电视台发出倡议，由海外华文新媒体合作发展联盟、加拿大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北美华文传媒协会、《美中时报》（美国）、中外要闻通讯社、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社等首批海外华文媒体联合发起成立的《全球华媒联盟》日前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正式成立。据悉，该联盟旨在整合全球华人媒体资源，聚集全世界华人力量，形成联合优势和规模效应，团结协作，实现共赢，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贡献出各自力量。联盟计划用2-3年时间，在全球150个国家分别设立分支机构，构建全球最大的舆论体系和传播网络。届时，中国的声音将瞬间传遍到世界各地，努力打造出世界新闻史上传播范围最广、覆盖国家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权威融媒体平台。（消息来源：中工网）
篇七：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
彭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013年到2015年，这三年的研究都指向未来媒体的一种新趋势，即媒体的智能化。这也是2016年报告的主题。
一、智媒将临：万物皆媒、人机共生
（一）智媒化的三个特征
在2013年的报告中，我将互联网进化的一个基本线索落脚在“连接”上，并预测了Web2.0之后的趋势，如图1所示。2015的报告中，我对未来物与物、物与人充分连接前提下媒体发展的趋向，用了“万物皆媒”这样一个表达。
图１：互联网连接的演进
Web2.0之后媒体变革的起点是移动互联网，但它更大的趋向是媒体智能化，或智媒化。智媒化的特征包括三个方面：
万物皆媒：过去的媒体是以人为主导的媒体，而未来，机器及各种智能物体都有媒体化可能。人机合一：智能化机器、智能物体将与人的智能融合，共同作用，构建新的媒体业务模式。自我进化：人机合一的媒介具有自我进化的能力，机器洞察人心的能力、人对机器的驾驭能力互为推进。从信息生产角度看，智媒化将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可能：
用户分析与匹配的场景化、智能化与精准化：智能化的媒体将更好地洞察每个个体用户在特定场景下的行为与需求，并智能推荐其所需要的信息与服务。新闻生产的机器化、智能化与分布式：智能化机器进入到新闻信息的采集、分析、写作等环节，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由多元主体在去中心化的模式下完成的协作式报道，在未来将更为普遍。新闻传播的泛在化、智能化与新闻体验的临场化：各种智能物体将成为新闻接收的终端从而为用户提供无所不在的信息获取，而VR/AR等技术，将为人们塑造全新的新闻临场感。互动反馈的传感化与智能化：用户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的生理反应，将通过传感器直接呈现，用户反馈将进入到生理层面。支持这些新可能的新技术会导致全新的力量对新闻业的“入侵”，这也意味着，智媒化时代将是一个传统传媒业边界消失、格局重塑的时代。
（二）智媒化的技术基石
从技术角度看，今天我们正处于智媒时代的黎明。社会化媒体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为媒体的智能化提供基本的技术铺垫。除了成熟的社会化媒体应用外，其他几大技术都在爆发中或在临界点上。下面这些典型数据或事件可以让我们管窥这几大领域的进展：从移动互联网角度看，根据CNNIC报告，今天中国的网络用户中，92.5%的用户用手机上网，移动时代正全面到来。在大数据领域，大数据战略在中国已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2015年9月，国务院颁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从云计算的发展看，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云计算白皮书（2016年）》，2015年以IaaS、PaaS和SaaS为代表的典型云服务市场规模达到522.4亿美元，增速20.6%，预计2020年将达到1435.3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2%。而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等则为媒体的智能化提供了更直接的动力。具体而言，它们将为智媒化提供如下几方面的支持：
1．新设备与新感知
在各种新的设备中，VR和AR最引人注目，它们给人类带来了感知世界的新方式。Facebook、高盛等都把VR/AR视作下一代的计算平台，这意味着未来的内容、社交、服务及各种交互都将与这样一个新平台有关。近年来，大批国内外科技和媒体巨头都先后涉足这一领域。表1与表2列举了国外与国内一些巨头在这个领域的布局。
表１：国外主要科技和媒体巨头在VR/AR领域的行动
表２：国外主要科技和媒体巨头在VR/AR领域的行动
2016年也被业界称为VR/AR元年。高盛报告预言，正常情况下，到2025年，VR/AR技术将可能产生800亿美元盈收，快速发展情况下，则可能产生1820亿美元的市场(腾讯科技,2016)。其中，硬件市场规模的预期如图2所示。
图２：高盛对2025年VR/AR硬件市场规模三个模式的预期（高速、常规、低速）
另一方面，机器对人的感知能力也在增强。而这归功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媒体的角度看，这种新的感知能力机器可以帮助新闻生产者更好地洞察用户心理与需求，精确化的信息生产与推送将在未来更为普及。
2．新关系与新连接近几年，业界、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互联网的本质是各种对象间的关系与连接。而新的设备不断带来新的关系与新的连接模式。智能化媒体时代要解决的是人、物、环境这三个变量的关系以及与之适配的内容和服务，内容与服务之间也会产生更深层互动关系，如图3所示。
图３：智能化媒体时代互联网中的基本关系
图４：互联网连接的渐进层次
互联网中的连接也在渐进地升级。过去互联网实现了人与内容（web1.0）、人与人（web2.0）、人与服务（web2.0）的连接。今天，人与物、物与物、人与现实环境等更多关系维度，将成为构建互联网服务的基础。未来，现实与虚拟两种环境、不同的虚拟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将是新的服务拓展维度。如图４所示。在推动关系的升级中，物联网技术这样的新连接技术是关键。而物联网技术也在大爆发前夕。据IDC预测，到2020年，物联网市场将达到1.7万亿美元(新
浪财经,2015)。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预计，到2020年，将有250亿个嵌入式和智能系统被接入网络(中国信息产业网,2014)。国内的几大互联网公司以及华为这样的企业，也在近几年加紧在物联网领域的布局，如表3所示。在万物互联的前提下，媒体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表3：国内几大公司的物联网布局
3．新界面与新交互2016年对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具有特别意义。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是人工智能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埃森哲的报告预言，到2035年，人工智能会让12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翻一倍(搜狐科技,2016)。在中国，人工智能已成为BAT等互联网企业的战略重点之一。在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下，人机界面（交互方式）将更趋向“自然化”。“让人保持本性”是机器服务于人的一个重要目标。未来几年人机界面发展趋势主要包括：
语音交互将成标配。目前，语音交互技术已经趋向成熟，语音识别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微软语音识别、科大讯飞、苹果、谷歌、百度等语音技术的识别准确率都超过90%，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人的准确度还高。手势交互适应更多场景。微软的Kinect推动了用户对手势交互的认识，而未来这样的通过手势或其他肢体动作进行隔空操作的人机界面，必将越来越多，并且可以满足更多场景的需求。图像识别、面部识别应用渐行渐近。图像识别技术会使得机器而好地理解图形的意义，而未来大量的应用，将是基于“刷脸”技术的应用。智能翻译成为另一种界面。2016年9月，谷歌的GoogleNeuralMachineTranslation（简称GNMT）取得重大突破，它不再像以往翻译系统那样逐字翻译，而是从整体上分析句子。翻译准确程度大幅提升。智能翻译为使用不同语言的用户间的交互提供了一种新的界面。所有这些都意味着，VR/AR、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这些几年前似乎还离媒体很远的技术，正在快速向传媒业推进，并积蓄着引发媒体新一轮革命的能量。
二、用户渐变：向智媒时代靠近
当技术已经推动着媒体的智能化浪潮时，用户是否愿意随之跟进？对用户目前的媒介使用行为和未来意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智能化媒体的市场基础。2016年10月，腾讯网科技频道企鹅智酷团队通过网上问卷的方式对移动用户进行了调查，虽然调查数据不能说明一切，但仍为我们了解移动用户提供了一定参照。下面是本次调查的主要数据与结论：
（一）用户向移动端的迁移基本完成
受调查用户中，日均使用超过1小时的用户占比达到81.5%，近半数用户是移动端重度用户，每天使用移动终端时间在3小时及以上的用户比例为46.6%，与2015年（46.8%）持平。客户端（新闻网站）仍是移动用户的首要新闻渠道，比例为63%。但社交应用作为新闻渠道的重要性名列第二位，比例接近半数（49.4%），超过电视（22.8%）。受调查对象选择纸媒和广播的比例分别为2.2%和2.1%。受调查用户对门户网站客户端作为新闻源的信任程度最高，比例为46.3%，超出电视（40.6%）和传统媒体客户端（24.9%）。对个性化资讯客户端（14.2%）和社交应用（自媒体）的信任度（12.1%）高于纸媒（11.3%）和广播（7.7%）。总体来说，用户对移动端的依赖是较强的。他们在移动端获取新闻的首要方式是客户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客户端代表未来一切。新闻客户端的竞争格局已定，未来的增长空间有限。目前的新闻客户端模式也基本是传统门户的一个简单转型，难以满足复杂场景下用户的需求。“今日头条”这样的个性化推荐应用的市场份额日益增加，也表明用户对沿袭门户思维的新闻客户端的日益疲劳。
（二）社交化新闻传播正在主流化
2016年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社交平台对新闻获取非常重要的用户比例为24.0%，认为比较重要的为33.3%，两者之和为57.3%。而2015年调查结果认为非常重要的是18.4.0%，认为比较重要的为28.6%，两者之和为47%。相比2015年，用户对社交平台作为新闻渠道的认同度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这也预示着社交化新闻传播正在主流化。对用户群体的细分调查显示，越年轻，越偏向社交化新闻消费。19岁以下用户使用社交应用获取新闻资讯的比例为58.5%，超过他们使用新闻网站或应用的比例（44.4%）。从整体用户来看，年龄越低，使用社交应用获取新闻的比例越高。
在个人兴趣和社会热点这两大内容取向中，年轻人更重个人兴趣、老年人更重社会热点。对热点新闻的偏好程度，随年龄增加而增加，50岁及以上群体最偏向热点新闻（61.5%）。对个人兴趣内容的偏好程度随年龄增加而降低，19岁以下用户程度最高（38.4%）。这些调查结果提示我们，对于年轻用户来说，个人兴趣取向和社交渠道是他们新媒体新闻消费的两个重要特征。而要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个人偏好，机器智能的作用不可或缺。
（三）新潮技术得到用户的一定认同
调查显示，个性化新闻推荐开始得到部分用户认同。认为个性推荐能完全满足资讯获取需求的用户为15.2%，另有70.3%的用户认为满足程度为一般。对个性化推荐的缺陷用户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个性推荐的内容太少（32.6%）和认为它会让视野变狭窄的用户（32.3）比例相当，而认为推荐内容不准（30.7）和推荐内容低俗（29.4）的比例也相当。从用户的反馈来看，重大新闻视频直播潜力可观。用户最喜欢的视频直播类型为重大新闻直播（54.3%），知识科普类直播其次（45.3%）。VR直播接受率为8%。对于VR/AR新闻这样的新形式，有超半数用户看好。认为VR/AR一定会影响资讯获取的用户占14.8%，认为可能会影响资讯获取的占48.7%。对于机器写作，用户有了一定了解，而对机器写作的担忧是共通的。认为机器缺少新闻判断力的用户为41.6%，还有39.0%用户认为机器缺少人情味，37.3%的用户认为机器缺少人的创造力。从智能硬件方面的用户认知来看，仍需市场培育。用户最有兴趣尝试的智能硬件是智能家电（36.4%），智能手表（13.0%）和头戴设备（12.4%）的接受程度相近，但对智能硬件不接受的比例也很高（38.7%）。从用户反馈来看，方便性与费用是影响新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用户考虑采用新技术时最在意的是获取是否方便（50.8%），其次是费用是否合理（41.4%），再次是操作复杂程度（34.0%）。总体来看，用户已基本完成到移动端的迁移，这为智能化媒体的普及提供了基础，而年轻用户的“个人兴趣导向+社交化传播渠道”的信息消费习惯，为智能化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个性化推荐、机器化写作、VR/AR得到一定认同，也增加了我们对未来智媒化业务发展的信心。
三、新闻+机器：五大模式
智能机器、智能物体和其他技术进入到新闻生产领域，带来了新闻发展的五种新模式。它们有些已经成为普遍的现实，有些还只初露端倪。而有些趋向也显现出某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我们不能把现在的缺陷和问题作为预测未来的唯一
依据。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对技术可能抱着更多期待的同时，时刻警惕技术的陷阱。
（一）个性化新闻
个性化新闻在今天已被普遍接受。个性化新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个性化推送：个性化推送凸显了“算法”对于新闻分发的意义，算法的水平决定了个性化匹配的精准程度。但算法设置的议程，用户未必永远买账。前文提到的用户调查结果，也表明了用户对算法推荐新闻的一些忧虑。对话式呈现：一些媒体在探索社交机器人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它们将某些新闻的获取和阅读过程变成一个互动对话过程，通过机器人与用户的对话，来了解用户的阅读偏好，进而推荐相关内容。但用户是否愿意承受这种对话的成本，仍需观察。定制化生产：定制化信息生产即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基于场景的个人化信息定制。定制化生产是个性化新闻的更高目标，它的成熟与普及取决于更深层的用户洞察能力，场景分析是理解用户在特定环境下需求的一把钥匙。
（二）机器新闻写作
从Narrative公司到美联社、华盛顿邮报、路透社、Facebook，从Dreamwriter到快笔小新、Xiaomingbot等，机器化新闻写作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但撇去炒作与跟风的泡沫，我们更需要在理解人工智能技术潜力的基础上，探索机器新闻写作的未来模式。机器写作不够自由个性、没有质感与温度，机器没有人的创造力，一直是今天人们对机器化写作的主要批评理由，用户的反馈也说明了这一点。但随着机器深度学习、语义分析等能力的提高，未来的机器写作未必不会在这些方面实现突破。未来理想的新闻写作，将是人的能力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机器的作用，不仅仅是自动获取数据并进行填充，还将体现在：引导新闻线索的发现、驱动新闻深度或广度的延伸、提炼与揭示新闻内在规律，甚至可以借助机器分析对内容的传播效果进行预判，从而决定写作角度与风格。而在机器新闻写作的范围不断扩大时，人的新闻写作将向何方发展，是今天我们就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传感器新闻
从新闻生产角度看，传感器扮演着两个方面的角色：其一是作为信息采集工具的传感器。
在这个层面上的传感器，是人的感官延伸，它们可以见人未见，知人未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突破自身的局限，从更多空间、更多维度获得与解读信息。通过传感器获得的大规模环境信息、地理信息、人流信息、物流信息、自然界信息等，可为专业媒体的报道提供更为丰富、可靠的数据，甚至可以为选题的发现提供线索。传感器对某些特定对象或环境的监测能力，也使得它们可以更灵敏地感知未来动向，为预测性报道提供依据。其二是作为用户反馈采集工具的传感器。作为反馈机制的传感器，将用户反馈深化到了生理层面。传感器可以采集用户的心跳、脑电波状态、眼动轨迹等身体数据，准确测量用户对于某些信息的反应状态。这样一个层面的反馈，不仅可以更真实、精确地反映信息在每个个体端的传播效果，也可以为信息生产的实时调节、个性化定制或长远规划提供可靠依据。在智能物体作为信息采集者日益普及时，“物-人”间的直接信息交互也将逐渐变成常态。由“物”所监测或感知的某些信息，也许通过“物-人”信息系统，就能直接到达目标受众，这会使得专业媒体的中介性意义被削弱。甚至可能出现OGC（ObjectGeneratedContent）——物体生产内容。
（四）临场化新闻
尽管以往的电视直播在视觉上传达了一定的“现场感”，但观众与现场的关系是基于二维画面的“观看”。新技术将创造媒体用户与现场的新关系：“临场”，即进入现场。新技术从不同方面推动新闻用户在新闻事件中的“临场感”或“进入感”。具体而言，临场化新闻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１.
临场化新闻方式之一：网络视频直播
网络视频新闻直播可以创造当事人与观看者的面对面感，或将当事人体验传递给观看者。如果在直播中应用可穿戴设备，则将带来更真切的“第一称视角”。网络视频直播不是电视直播的简单小屏化，直播的主体、直播的题材、直播的方式与体验等都会有大的变化，如表4所示。网络视频新闻直播，需要通过PGC+UGC的方式实现突破。
表4：电视新闻直播与网络视频新闻直播的区别
２.
临场化新闻方式之二：VR/AR新闻
VR/AR体验让用户在三维空间里直接“到达”现场，360度沉浸于现场，而不是由媒体用二维平面“再现”现场。这意味着，“你所见即是你所得”。也就是说，用户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视角，从现场发现更多的个人兴趣点，而较少受到传统电视直播的摄像、导播视角的限制。他们对于现场的理解与认知，也是基于他们从现场观察中所获得的信息。
３.临场化新闻方式之三：VR（AR）直播直播+VR（AR）可能在大型活动及体育赛事报道中成为趋势。目前，奥运会、NBA、超级碗、欧洲杯、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国网球公开赛、武汉网球公开赛等多个体育赛事都已尝试VR直播；2015年10月，CNN与NextVR合作，首次VR直播民主党电视辩论，2016年9月，NBC与AltspaceVR公司合作，对2016美国大选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进行VR直播。2016年3月，国内有网站在“两会”报道中尝试VR直播。可以看到，目前VR直播在一些大型活动中初显身手，而AR与直播的结合则需要更多技术与想象力的支持。但VR/AR新闻的未来发展也面临很多问题，主要包括：VR/AR设备的普及：VR/AR设备的普及还有待时日，目前媒体所做的VR新闻很多都只能用360度照片方式呈现，效果打了折扣，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的热情。用户的生理限制：VR/AR观看时产生的晕眩感，是目前用户体验中最大的问题，而未来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克服这一问题，决定了未来应用的深度。此外，VR/AR观看不像手机使用那样可以一心多用，这种体验是排他的，用户的“生理带宽”有多少可以交给VR/AR，也会影响到VR/AR的应用前景。互动的创新：VR/AR新闻需要全新的互动模式，而这方面的想象力与创新能力也决定着VR/AR新闻的发展前景。新闻真实性与伦理：VR/AR新闻会使新闻真实性受到新的挑战，一些过于刺激的场景是否适合用VR/AR来表现，同样也是一种新的新闻伦理考验。
（五）分布式新闻
智媒化的另一个含义，是用机器集成人的智慧。社交媒体的应用，使得新闻生产逐步趋向分布式，即多种主体在自组织模式下共同参与某一个话题的报道。人工智能等技术将进一步推动分布式新闻生产的普及，甚至分布式生产的参与者将扩展到物体。分布式新闻是信息与知识生产领域的共享经济。维基百科在这方面已经树立了典范，而在新闻领域，借助一些开放平台，人的认知盈余与机器、物体的智能资源结合在一起，将有助于对一个特定的新闻主题建立起丰富的认知框架，也有助于推动人们在某些角度下的深入挖掘。在分布式新闻这样的模式中，各种主体的资源发现与整合，报道任务的分配与报道过程的协同，是发展的核心。在其中，机器智能或许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分布式新闻意味着新闻生产进一步去中心化。专业媒体虽然仍然不可取代，但并非惟一决定性力量。
四、智媒生态：无边界重构
用户平台、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平台及信息终端是构成智媒时代传媒业生态的几个关键维度。它们彼此关联，而每一个维度的每一个变化，都意味着更多非媒体力量的进入。这也意味着传媒业原有边界的进一步消融，一个极大扩张的传媒业新版图将在新的角逐中形成，新的生态也是在这样无边界的大格局中重构。
（一）用户平台的重构
未来的用户平台将是人的社交平台、与人相关的物体平台（如可穿戴设备、智能家电、汽车等）以及与人相关的环境系统（包括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三个系统互动形成的大平台，用户分析也将是对三类数据的协同分析.在这样的大平台系统中，人的社交平台仍是用户平台的核心，基于社交黏性的平台是可持续的。而各种与人相关的物体的数据，是人的行为、需求及状态等的一种外化或映射，物可以提高人的“可量化度”与“可跟踪性”，通过物来了解人，将是未来用户研究的另一种途径。与人相关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现实环境是用户场景的构成要素之一，把握用户环境有助于提供更精确的服务。虚拟环境是新媒体为
用户提供内容和服务的基础，而基于VR/AR的临场化环境的构建，将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
（二）新闻生产系统的重构
图5：未来的新闻生产系统
未来的新闻生产系统，会在信息资源、分析加工模式和生产者构成等方面发生一些重要变化，如图5所示。在新闻生产系统的重构中，有两个动向尤为值得关注：1．机器成为新闻生产者在未来的新闻生产生态下，从信息的采集到加工各个环节，参与主体都不仅是人，机器及万物都可能成为信息的采集者，而机器也可以完成信息的智能化加工。这意味着掌握着智能机器和传感数据的IT企业、物联网企业，也将成为新闻生产系统中的成员。2．新闻信息存储、分析、加工系统可能脱离专业媒体独立存在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信息的存储、分析与加工系统都是嵌入在媒体内部的，是媒体生产流程的一个部分，但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动向，这样的系统正在开始脱离媒体，向外部转移。2015年Facebook发布的“即时新闻”系统、谷歌发布的“新闻实验室”系统以及2016年“今日头条”发布的“媒体实验室”，都是非媒体平台提供的媒体化工具，它们共同展现了未来的可能性。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动下，这样一种趋势可能会加剧，未来的以数据为核心的新闻信息处理系统，甚至可能会存在于云端。
（三）新闻分发平台的延展与重构
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新闻生产与新闻分发这两者逐渐分离，成为两个独立系统，两者不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捆绑在一起。互联网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以来，出现了很多新类型的新闻分发平台，如图6所示。这些新的平台都并非为传统媒体所掌控，但它们或者借助用户流量与黏性优势，或者借助技术优势，成为主流的新闻传播渠道，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诸如购物、地图服务、天气服务这样的专业化服务平台甚至也开始承载一定的新闻与资讯分发功能。而未来的新闻分发平台更有可能是现有各种平台的混合。在这样一个延展过程中，传统媒体在新闻分发平台中的地位会进一步下降。
图6：新闻分发平台的延展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新闻分发平台，未来的新闻分发平台都要能实现如下目标：
稳定用户规模，维持用户活跃度，促进社群发展；集聚更多内容生产者，保证信息环境的均衡；提供内容生产与消费匹配的恰当算法或手段；提供多重新闻体验环境；
关联内容与其他互联网服务。
（四）信息终端与生态的重构
未来将是“万物皆媒”的时代，而信息终端未来发力的三个重点领域是：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汽车。可穿戴设备将使人体变成双向的“人肉终端”。人体终端化，不仅意味着人体向外界发送数据的丰富，也意味人对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的增强。人体上的智能物体可以拓展人的感知、认识能力，以及人与物的信息交互能力.这也将带来人的一种“外化”，人的思维活动、内部状态这些本来的隐秘，成为可以感知、存储、传输甚至处理的外在信息。另一方面，VR/AR的普及，也离不开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将重构家庭内的信息生态。智能家居使得围绕个人产生的信息变得丰富，人的行为、需求和环境被全方位信息化、数据化。个人化信息的传播，是人与物体、环境之间的“对话”过程，各种智能家居设施在其中扮演着媒介的角色。家庭成员间的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也可以在更多场景中借助各种家庭设施展开。未来的智能汽车不仅是无人驾驶的，更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它可以实现：车与人的信息互动、车与车的信息互动、车与环境信息系统的互动、车与公共信息系统的互动。
五、人机博弈：以人为本
未来的媒体进化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人机博弈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对机器能力的挑战，更是对人的挑战。
（一）人机边界：三种可能
未来人与机器的关系，会向三种模式发展。这三者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到人工智能成熟时期，三种关系模式会并行存在。1.机器辅助从传媒业角度看，这样一个趋势已经开始。在人的主导下，机器帮助人进行数据的采集、分析，为人的信息生产提供可全面、深层的依据，此外，机器还可以辅助实现人与信息的适配。2.人机协同从传媒业角度看，人机协同意味着，人与机器共同完成选题策划、资源发现与采集、新闻写作、数据分析与解读、内容智能分发、传播效果预判、用户反馈
的自动收集与分析等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全部环节。而人机协同时代，更多数据与机器智能的拥有者，也会在新闻生产的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3.人机合一人体上将有越来越多的“机器”，它们以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和其他芯片形式存在，甚至某些芯片可以植入人体。“人”将被机器重新定义。机器则越来越隐身于人、物体、环境之中。人机合一的另一层含义是，人的智力注入机器、机器延伸人的感官与智慧，人机共同作用，实现自我进化。
（二）超越算法：人的价值坚守
尽管机器将在未来的传媒业不断渗透，人-机互动也将日益进入深层，但在人-机互动中，主导者还是人。机器智能的方向，应由人决定。算法大行其道时，人要有能力对算法进行评判，及时发现与纠正算法中可能存在的陷阱与漏洞。人更需要警惕自身对数据、算法、机器的裹胁、迷信与滥用。算法只是未来信息生产与分发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全部。人应该超越算法，保持自身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力与判断力。机器帮助人更好地进行信息的收集、汇聚与分发，但对这些信息的价值判断、真伪判断，还取决于人。机器可以帮助媒体更好地描绘现实世界的图景，但对这些图景的价值判断与解读，还是依赖于人。在机器可以批量地进行事实性信息生产的时代，人的力量将更多地向意见性信息生产倾斜。当机器可以把人从机械的、程式化的内容生产中解放出来时，人将更有机会来提升自己的情感表达、个性化创作甚至哲学思考能力。
（三）人文关照:机器时代的缰绳
无论未来机器智能如何发展，我们都需要始终把人文关照作为首先考虑。我们需要在人机博弈中时时关注下列这些问题。虽然很多问题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明确答案，但智能化媒体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这些答案的追寻过程。1.隐身权与被遗忘权：未来我们还有隐私吗？人在被全面数据化、可跟踪化，也就意味着，隐私泄露与侵犯在随时随地发生。个性化服务是基于个人的数据的，但如何在个性化服务与隐私保护之间实现平衡？除了隐私权，个人是否还应该拥有隐身权，以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受侵犯？数字时空是无限绵延的，这意味着个体在其中产生的数据不仅在被即时使用，也在被延时使用，个人在某个时刻留下的数据化记录，可能会成为很久之后其个人危机的一个导火索。被遗忘权，是否应成为新媒体时代个体的新权利？在技术带
来的新问题不断涌现时，技术之盾能否防住技术之矛？自律与法律之绳，能否缚住技术这匹野马？这都将是我们在未来时时要做出的回答。2.信息茧房：算法真的能读懂人性吗？算法在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与分发中将成为一个新的关键词，但是建立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基础上的算法虽然能理解并顺应人们的行为，却未必能完全读懂人性。徘徊在人的低层次需求上的算法，是否真的是人性的？完全围绕人的外在兴趣和行为建立起来的算法，是否会把人们带到“作茧自缚”的境地？这是对个性的解放，还是新的束缚？如何解决算法带来的偏见与歧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靠算法，而是靠决定着算法的人。3.信息鸿沟：智能机器是否会带来新落差？当机器、算法、数据、传感器等成为智媒时代的核心资源时，资源拥有上的不平等，是否会带来新的信息鸿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一些传统媒体也会逐渐被抛在鸿沟的另一边？那些拥有着数字资源霸权的机构或个人，应该如何善待手中的权力？如何对这些权力进行制衡？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信息鸿沟会更广泛存在，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而如何缩小这些鸿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4.虚拟与现实：谁更真实？互联网刚兴起，就引起了人们对于虚拟与现实关系的思考。VR/AR技术，将创造一种与现实世界关联度更高的全新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不只是符号化的，也是临场化的，是对真实世界的再现与增强，未来的我们，能否分清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虚拟世界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逃避，还是对现实世界的再造？对我们来说，未来的虚拟世界，是一种新的真实吗？这些问题的思考，会逐步上升到哲学层面，而这在未来技术时代，会变得格外重要。5.机器伦理：约束的是机器还是人？机器当道的时代，对于机器，我们也会开始有新的伦理思考：机器能欺骗人类吗？机器能与人类产生情感联系吗？当人过分依赖机器，甚至成瘾，是机器的过错，还是人的过错？当机器犯了错，该负责的，是机器，还是人？2016年9月，英国标准协会（BSI）发布机器人道德，指出：机器人的设计目的不应是专门或主要用来杀死或伤害人类；人类是负责任的主体，而不是机器人；要确保找出某个机器人的行为负责人的可能性。这些关于机器人的伦理，也适应于更广泛的智能机器，它们其实是指向主导机器的人的伦理。对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及其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决定着未来是人驾驭机器，还是人被机器所异化。智媒时代不应该是一个机器统治人的时代，相反，机器的力量应在于更好地连接人与人，更好地汇聚人的智慧，并以机器的智慧拓展人的能力。但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取决于人对自我及机器的认知能力。
篇八：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视听传播的挑战与机遇
作者：许晶来源：《新闻论坛》2021年第01期
第六届视听传播高峰论坛暨第二届网络文明建设高端论坛近期在海南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全球修辞学会-视听传播学会和海南师范大学主办、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承办。来自国内的近50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网络文明建设”“智媒时代的视频直播”“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视听传播”“智媒时代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与谣言治理”四项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此次论坛主题鲜明，学术研讨和实践考察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启发性的学术成果，对做好智媒时代的视听传播、推动网络文明建设、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一、智媒时代的视听传播与网络文明建设：新关注与新追问
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汝东教授在《论我国当代媒介文明发展的新趋势》的致辞中指出，我国当代媒介发展取得了新成就，媒介类型不断丰富，媒介主体迅速扩大，媒介时空大大浓缩，呈现出新的媒介格局，媒介文明進行了新的转型，逐渐向智能文明、量子文明时代发展。陈教授认为，分析研究我国当代媒介文明发展的新成就、新格局、新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新的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技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修辞学会-视听传播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宫承波教授在题为《走出智能传播的伦理迷途》的主旨演讲中分析了智能传播中出现的异化问题，宫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人工智能伦理学问题，只有改进现有的伦理体系，以人为本，将技术伦理纳入传播伦理，才能走出智能传播的伦理迷途。
技术推动了视听传播的发展，却带来情感缺失、人文色彩不足的问题。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院长何海翔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传播方式趋向智能化，公众的认知、态度和情绪等成为信息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媒介心理学的共情传播逐渐获得关注与应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的李焕征教授认为中国美食纪录片之所以在国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了观众共鸣，主要原因是这类纪录片在受众研判、话语建构、传播策略等方面注重和讲究修辞技巧，从而提升了对外传播的效果。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学院的李再军教授强调认知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传播不仅仅是“科学信息”的传播，同样也是“情绪与感情、立场与态度、焦虑与烦恼、痛苦与喜悦”的传递。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来安教授，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营造的封闭场域中广告行业变化的观察，分析了广告各要素的变化、营销变革和伦理边界，为探索未来广告的创新路径提供了新思路。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裴永刚教授从社交媒体时代疫情舆论
引导的角度，分析了社交媒体框架下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交媒体时代，正确高效的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仅靠一方力量很难完成，需要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从政府、媒体、网络意见领袖以及网民自身出发，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北京广播电视台编辑葛文捷以广播剧为例，探究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播作为应急新闻传播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把突发事件的过程和第一现场的瞬间及时地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对及时救援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具有重要作用。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曾晓苹副教授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B站视听作品为例，深入探讨了二次元视听叙事的内在机制以及与疫情相关的视听作品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参与社会进程中的作用。
二、新媒体、新形态：理论探索与价值引领
智媒时代，传播媒介不断丰富，短视频作为重要的载体，为视听传播注入了新活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智华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只有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优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才能将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功向国外传播，与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宁海林教授在发言中表示，卫健类政务短视频在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技巧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政界、业界、学界共同努力去关注、去探索，切实提升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及公信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副院长董玉芝教授提出从戏仿角度深入分析短视频，戏仿重构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戏仿者网络性别差异与参与差距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短视频时代，传统的电视剧、新兴的网剧如何实现其传播价值，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异质文化领域也是本次论坛关注的话题。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厚远副教授分享了短视频时代主旋律电视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引导的创新路径与方法。燕京理工学院传媒学院朱竞娅副教授从受众需求、社会需求、悬疑属性、新媒体平台等多视角全面探讨了悬疑题材网剧的传播策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月月分析了5G时代网红文化消费的发展现状，她在发言中探讨了网红文化消费的内在理论与媒介逻辑，提出了网红文化消费甄选与引导的策略与方法。艾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春一分享了大数据时代的可视化新闻实践，介绍了云制作软件在全媒体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情况。
三、媒体融合：现实关注与路径探索
媒体融合是视听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红秀教授在题为《中国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产业策略》的发言中指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是全要素融合，广播电视媒体要在产业政策、人才保障、技术创新等方面全面布局、点面衔接，才能达到深度融合的真正目的。
除了媒体融合，新的媒介形态、新的传播方式也是本次视听传播高峰论坛关注的话题。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中心主任刘雯以时政Vlog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传统主流媒体迈向新媒体场域的话语转向。西南大学文学院田义贵教授认为网络院线作为电影产业放映终端的新样式可以分解产业集中霸权并促成新的权力产生，从而维持一种趋于公平的电影文化环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张建平副教授认为，融合创新发展成为时代发展潮流，运用信息场域理论解读城乡二元结构，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城乡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电广传媒系姚宝权副教授和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勇副教授提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及路径。他们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的新型传播平台需要利用自身政府组织、媒体组织及企业组织的角色，扎根乡村社会，在融入城乡社会的基础上，嵌入县域社会日常生产、生活，才能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提升媒体服务水平。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孙宇以虚拟人物才艺竞演节目《跨次元新星》为例，展现了虚拟偶像与综艺节目的深入融合，分析了视听节目的形态变革与文化转向。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曦梳理了听觉媒体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音频广告在不同空间、不同传播模式下演变出的新型样态和特点。
此外，有的学者还对智媒时代如何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进行了探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兵娟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中医药文化符号不仅能够在中华民族内部进一步凝聚共识，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凸显和提升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而且有助于实现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李然忠研究员在题为《美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的借鉴》中提出要想做好对外文化传播，要借助中国的科技优势，打造强大的传媒企业，勇于创新传播策略，积极推动民间文化交流。
总之，参加本届高峰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认真分析探讨了智媒时代视听传播的发展态势和当前网络文明建设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机遇。此届视听传播高峰论坛取得的学术成果，对智媒时代视听传播的创新发展和中国网络文明建设、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
作者简介：许晶，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副教授
编辑：徐峰
篇九：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新闻业技术生态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想象
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新闻学博士生学术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以“智能·全景·未来想象”为主题，下设八个分论坛，主要探讨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给当下新闻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开幕式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刘昶教授主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的钟布教授，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方兴东教授受邀于开幕式作主旨演讲。钟布教授聚焦了美国政治选举期间，假新闻的传播影响力及扩散路径，为当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理论借鉴。方兴东教授着眼于中国互联网20年的发展历史，指出当下超级网络平台的治理危机，提出重构网络空间全球新秩序的思路。两位学者的演讲为本届年会奠定了一个基调：反思。
一、技术全面占领信息流全球新闻界正在经历由思维顶尖技术与传感技术推动的惊人变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MR等技术的推动下，媒体出现了智能化趋向，它具有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等特征。这是智媒时代的总体特征，对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信息收集无人化。技术应用于新闻线索、数据收集环节，给新闻报道题材、内容带来更多可能性，例如当下的传感器新闻、数据新闻等。来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认为传感器使得新闻采写过程更加智能化、高效化。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晓敏认为智能语音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一环，是万物接入互联网的入口，是数据生产的重要终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王浚丞谈到智慧城市的建设时认为，智慧城市意味着一座城市可以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以及整合城市各项核心信息。信息编码——编码者机器化。机器新闻写作是技术应用于信息编码领域的实际表现。它解放了记者浪费在一般消息写作上的精力，又引发了记者对自身职业存在意义的焦虑。来自北京大学的朱垚颖指出机器新闻写作依托于用户平台的数据库，数据库内部的用户信息越多、类别越完善、质量越高，机器新闻写作就越成熟。那是否意味着记者可以被机器取代呢？来自长安大学的李海玉认为，记者与机器人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技术的自主性将不断强化人的主体性，推动人成为新闻生产的核心。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王亚
囡认为，即便是机器新闻写作技术日臻完善，优质的新闻内容仍然是受众的追逐点，人始终握有主导权，是新闻写作的主体。因此，坚持内容的创新，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产出“富有时代内涵、弘扬良好风气、凝聚发展力量”的新闻作品，是智媒时代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
信息分发——算法推送智能化。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新闻推送技术改变了新闻在分发渠道上的工作模式，更新了新闻推送的思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吴心悦、杨惠涵指出，平台媒体依托精准的算法推送，逐步主导着新闻的产品市场，在媒体公司化、新闻商品化、受众用户化的语境中，平台依靠用户使用场景判断使用需求，为用户进行精准周到的新闻推送，并进一步吸引用户脱离现实的生活场景，进入平台的虚拟场景中，最终完成商业利益的变现。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李育儒则认为，抛开商业资本的运作，算法的匹配实质是价值观的匹配，算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价值观的数学表达方式。因此，“智慧算法”将通过更全方位的智能推荐实现与用户价值观的匹配，尽管它代表着智慧媒体的发展趋势，但更多参会者担心个性化推送会强化人们固有的知识结构，筑起“信息茧房”阻断信息多元化流动的通路。多位參会者指出，处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们虽然群组内部交流通畅，但由于缺少信息维度上的拓展，“被裹挟”的群体意见被不断强化的“回音”控制和支配，最终走向极端的爆发，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更是进一步指出“信息茧房”存在反向形塑的可能，即在“信息茧房”环境下生长的个体，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可能会极大地退化。
信息解码——呈现方式现场化。新闻产品在技术的加持下呈现方式多样、新鲜，科技感十足，人们追求更优质的审美体验，更具现场感的感官刺激。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于利芳指出，沉浸式新闻追求的是将观众带入创作者的视角，再建受众对于新闻发生场景和事件的整体感知。参会者林杨莹则从新闻叙事理论出发，发现VR新闻具有“浸润”与“在场”的叙事特点。感受在场是否意味着媒介偏向的消失？另一位参会者潘晓婷从符号学理论出发对这一问题作答，她认为VR新闻是一种拟态环境而非真实的客观环境，在这种被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感受真实遮蔽了新闻真实，具身化限制和情感代入可能导致对新闻真实的忽视，正是因为VR新闻对人们的感官有全面占领的趋势，有参会者担心个体对媒介产生过度依赖将造成不可逆的后果。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阿希塔认为，智媒构建出的高度中介化的交往模式可能造成群体性的深刻孤独。
二、智能媒体并不很智慧整体看，智能媒体生产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即机器人新闻写作产品、用户生成的内容和专业机构内容产品。从生产总量和生产效率上看，前两者，尤其是用户生成的内容远远超过专业机构的内容产品。尽管信息数量呈爆炸式发展，但有效信息的实际增量未必可观。本届年会中多数学者从理论出发，深刻反省新闻业的生态环境，得出这样的结论：智能媒体的智慧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来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指出，机器新闻写作存在“近似推理”和“习得性认知偏差”的二重认知困境，阻碍着人机交流，影响了其对事实描述的客观程度，当前的机器新闻写作仅能处理程式化、简单化的消息写作，且其真实度有赖于背后的成熟算法和高信息丰度的数据库。因此，机器新闻写作并不能独立走路。来自河北大学的韩立新、张秀丽认为，在“后真相”时代里，信源不仅需要权威，更需要可证。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具备信源核查的意识，新闻行业应有缜密的信源核查操作流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游勇超追溯事实核查类新闻的渊源与发展情况，他指出，事实核查类新闻本质上是从新闻发布的内部程序演变成的独立的新闻样态，它催生了独立的新闻核查机构，为新闻做事后把关。三、未来想象：智能媒体前景与隐忧技术发展日臻完善，智慧媒体将更加智慧，这是大趋势。参会者李育儒对技术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她认为机器新闻写作、数据新闻等“智慧新闻”未来将成为重要的新闻生产方式；“智慧用户”伴随着社交化媒体的发展而诞生，成为促进媒介融合的内源力量，“智慧算法”将通过更全方位的智能推荐实现与用户价值观的匹配。然而，更多参会者都不约而同地思考技术的道德属性以及对个体、社会的形塑作用。智慧媒体的发展必将加速媒介化进程向深度媒介化发展。来自安徽大学的严康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提纲挈领的论述，由技术驱动、资本激发的智媒时代，其文化价值将不仅仅是从技术逻辑上改变了媒介传播的形态与样式，更重要的是，这种由智能媒体引发的日常社会文化形态的不断改变，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参会者对技术副作用的隐忧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深度媒介化中个体是置身于真实环境还是拟态环境；第二，个体、个性被无限制地满足后，开放交流的公共空间是否形同虚设；第三，深度媒介化，是否意味着用户必须付出数字劳动，让渡隐私，让渡信息原创权。
篇十：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及提升路径研
究
作者：常凌翀来源：《新闻论坛》2020年第03期
【内容提要】在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媒体智能化趋向愈发明显。在智能媒体时代，大学生群体是网络使用的主力军，而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提升与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并不同步，使得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成为公众重点关注的对象。本文全面梳理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分析归纳媒介素养教育现存问题，从容应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现实挑战，有效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路径，进而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水平。
【关键词】智媒时代学生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
智媒时代悄然到来，以人为主导的传统媒介形态逐渐被打破，各种智能终端与新技术交互融合，推动传媒产业链的新变革，海量信息无差别化地通过各类媒体传播，整个社会呈现出“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的典型特征。在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到来之际，当代大学生作为活跃在新兴媒介中的“原住民”，呈现出一些独有的时代特征。随着“媒介融合化”“媒介多元化”进程的次第展开，媒介的内在价值已经远远超越其作为工具属性的表征存在价值，媒介进而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
现今社会新兴媒体层出不穷，信息接收者与传递者界限日渐模糊。而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形成，还暂时缺乏独立判断与思辨的基本能力，导致他们对接收的信息全盘接受，限于自身的偏见和误解而产生误读、误用，进而酿成严重后果。以手机为例，作为一个交流工具，大学生既要认识到它带给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也要觉察它的一些负面效应。通过总结和归纳，合理使用媒介，并借助这些信息更好地发展自身，这正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①。
一、智媒时代下大学生媒介素养面临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启动较早，但在国内除港台外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和研究对象多以未成年人为主，常常忽视了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分析和提升。而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关系着国家未来发展。因而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探索强化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的途径和方法刻不容缓。智媒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以智媒新变革为背景，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以实证对比的研究方式不断总结出更为细致化、可操作、有针对性的中国式、本土化的媒介素养提升路径。
（一）对社交媒体的高度依赖与新媒体语境对大学生的反噬
智媒体时代不仅仅媒体工作者对于媒介信息进行传播与发布，普通公众也能借助大众媒体进行自主表达意见和态度，这就要求受众必须有更高的信息筛选能力、信息解析和综合能力。智媒时代的传播环境以其人性化、智能化、法制化和系统化加速融合构建多维度的媒体生态系统，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改造着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让大学生对价值体系与价值共识重新进行了打量与思考。手机、电脑等终端媒介设备上层出不穷的社交平台客户端、网络游戏牢牢吸引着大学生的目光。由于缺乏理性的自控能力，大学生极易迷失自我，经常出现“一刷抖音就是几个小时”“一追网剧就是大半夜”的现实窘况。快餐式的阅读方式也影响了大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使得他们难以集中大量时间和精力于某一具体事件上，学习效率大打折扣。更有甚者，因缺乏父母老师的有效监督，颠倒娱乐与学习的关系，成为手机的“工具人”，逐渐形成了网络依赖症。置身于媒介语境中的大学生，只有以互动讨论、模拟训练、亲身体验等形式参与到媒介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去，才能具备主动反思的媒介使命与行为，才能达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预期效果②。
随着大学生对网络依赖程度的加深，虚拟媒体将逐步侵蚀乃至把控大学生的思维观念，这背后的现实情况更为严峻。2011年出版的《科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人与外部的交互记忆，信息被存储在自身之外，我们更多的是记住信息的位置，而不是记住信息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Google效应。“遇到问题，百度一下”“作业帮”等已经成为时下大学生们解决问题的惯用方式，“不用手机，我怎么学习”成为青少年和大学生们的学习常态。网络依赖症逐渐消解着大学生们对未知的探索能力、学习能力、理解能力、掌握能力，使他們形成依赖的思维惯性与思考惰性;网络搜索取代大脑记忆库，放空了他们的知识储备。当知识变得唾手可得、可以随意复制时，其价值就会为人们所低估，探索知识的路途也因此而变得索然无味;当懒惰、麻木、庸俗等心理抢占先机，大学生群体的活力优势、创新优势、高知优势将会不复存在，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也将陷入困境。
（二）对媒介信息的主动思辨与辨别信息能力不完全间的矛盾
大学时代正是青年大学生思想活跃的高峰期，大学生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心态也随之上升，体现在媒介素养上则是借助互联网等媒介，大学生主动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话题讨论，争取话语权，并积极创造与制作媒介信息，满足自己的多元化需求。大学生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程度较高。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大学生对于预防病情采取的主动防控措施多数源自微博等新兴媒体，在危急时期体现出强大的配合度和凝聚力;同时大学生渴望表达自我、追求认同感，极易形成群聚形态，逐渐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创建自己的独立社区，形成自己特有的“小圈子”。同时大学生对信息的解读又具有一定思辨性，由传统的被动接受信息转向对信息的主动选择性接收，思考重点也从信息本身转向信息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意涵。
纵观当下，不少新媒体受市场利益驱动，为满足公众恶俗趣味，获得更多点击率与知名度，罔顾企业主体责任，对新闻信息的选择有意趋向“商品化”“娱乐化”，助长平庸、肤浅的快餐式新闻大行其道，而湮没了那些具有思想文化深度的、但无法给予人直接快感的“消息补
药”，甚至任由不良信息、虚假消息汪洋恣肆。大众传播作为职业传播者沟通公众的重要载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到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大学生通过接触媒体间接感知社会和了解世界，大众传媒提供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无形中影响着大学生对社会事件的追问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不足，缺乏信息甄别能力，无法有效对信息进行合理评估和细致甄别，极易受虚假信息误导，甚至不自觉地被别有用心的信息传播者所利用，他们会刻意误导社会舆论风向，扭曲真相。这些都是需要大学生在接收分析媒介信息时提高警惕的。
（三）青年大学生群体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叛
青年亚文化的主体是青少年群体，是借助新兴传媒对已掌握主流社会话语权的成年人社会秩序的反叛，反映出青少年精神层面的媒介素养问题③。当代大学生在未成年时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加之成長过程中与父辈产生的逆反心理，强调自我文化消费内容和文化形式，容易导致亚文化的价值理念代替主流理念，从而对主流文化进行批判与颠覆，对成年人文化进行抵制，表现在网络上则是过度娱乐化，形成了以轻松自由代替严肃正经的文化氛围。模糊道德界限的固定思维，使不少学生因猎奇心理作祟，会不经意地浏览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这种思维未经正确的教育引导，经过十几年长久发展已然合理化，成为青年大学生观念里不可动摇的存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使得一些大学生在面对大量新媒体信息时，区分和筛选信息的能力不强，批判意识薄弱，尤其对不良信息难以形成抵抗力④。
新兴媒体成为亚文化发展的理想场所，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接受和对传统教育方式的认同。大学生认同的是他们真正参与过的文化，这也导致大学生对虚拟媒介产生近乎“发泄”和“狂欢”的沉迷，但这事实上阻碍了大学生与社会主流文化间的交流，且长期沉迷娱乐化媒体，并不利于大学生自我媒介信息思辨能力和自控能力的培养，更会对高校教育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与挑战，进而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和育人效果。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的关键因素：媒介素养教育
智媒时代条件下，传播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无差别化地通过各类媒体得以广泛传播，在思想上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大学生面对蜂拥而至的芜杂信息，往往缺乏正确筛选和合理使用，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
（一）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扫描分析
当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状况不甚乐观，媒介素养教育严重滞后。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起初是为了避免青年一代在媒体使用时有效抵抗低水平满足，英国学者李维斯针对维护传统文化价值、批判大众传媒文化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和推广。到了90年代，欧美国家更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青少年正规教育内容中。但纵观我国教育体系，“素质教育”并未得到
真正全面的普及，应试教育仍占据主流地位。各中小学极少提及媒介素养，更遑论涉及具体课程建设，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长期处于理论学习和实证研究阶段，没有得到充足的教学实践机会，更多时候是部分大学生利用校园媒体资源自发进行媒介实践，没有得到相关的专业性指导。除针对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之外，高校极少提供深入探讨媒介素养的理论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
智媒语境下，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滋生蔓延，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异质发展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后现代特质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大学生群体在面临纷繁复杂的信息时，容易受到误导，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学习和成长时期，对外界信息的选择性接受与学习模仿必将为未来打下坚实的认知基础。网络直播中“早恋早孕”“未婚生子”的爆款视频多次登上平台热门，为大学生逃避学习、逃避责任提供无厘头借口。随着校园浮躁和攀比之风的兴起，大学生“校园贷”“裸贷”现象愈加严重，主体责任的缺失使“网络键盘侠”走向低龄化……种种现象表明，针对大学生群体展开媒介素养教育是新时期下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担当。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
青年大学生在校期间仍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不够理性和成熟。全面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媒体信息驾驭能力，为人才培养在思想认知层面奠定良好基础。当在校大学生能够自主辨识新媒体语境下的众说纷纭，理性选择健康、合适的资源加以吸收并有效抵御不良信息侵袭时，校园文化氛围也就能因此得以净化。以高校为表率对社会不良风气进行打击遏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跟媒体有关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近年来，社会各界愈发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一些一线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的学校率先做出让媒介素养走入课堂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随着多媒体应用与现代网络建设在高校的普及，高校配备完善的校园网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展开提供诸多便利，同时，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也有了专业化、具体化的提升，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不断成熟完善，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都能为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与此同时，各类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基地也在各省、市落地生根，联合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媒介素质教育，合力推动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
三、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对策和措施
（一）确立科学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建立以大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信息选择、识别能力、媒介表达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提高媒介素养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当然，要完成这样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学校双管齐下，协同发力。一方面，政府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引导各大中小学校、各类教育管理机构科学构建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整合公共资源，注重媒介素养工作者的教育培训，从制度上引起学校管理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高校应推进媒介素养课程多样化展开，将思政理论课教程融入大众媒体常识，将主流思想传授与自主信息获取渠道相结合，将个人宏愿融入社会洪流之中，这样既提高了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兴趣，又培育提升了学生的媒介素养;可以在原有教学教程体系基础上开设通识性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合理设计教学方案，增加大学生对媒介伦理的认知与专业性知识储备，提高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和思辨能力⑤。在课程教授过程中，教育者还要注意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进行因材施教。大学生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群体，教育者不能以简单的灌输模式传输自己对媒介素养的认知，而是要与他们进行互动，在教学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与学生交流思想过程中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观念。
（三）青年大学生群体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叛
青年亚文化的主体是青少年群体，是借助新兴传媒对已掌握主流社会话语权的成年人社会秩序的反叛，反映出青少年精神层面的媒介素养问题③。当代大学生在未成年时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加之成长过程中与父辈产生的逆反心理，强调自我文化消费内容和文化形式，容易导致亚文化的价值理念代替主流理念，从而对主流文化进行批判与颠覆，对成年人文化进行抵制，表现在网络上则是过度娱乐化，形成了以轻松自由代替严肃正经的文化氛围。模糊道德界限的固定思维，使不少学生因猎奇心理作祟，会不经意地浏览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这种思维未经正确的教育引导，经过十几年长久发展已然合理化，成为青年大学生观念里不可动摇的存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使得一些大学生在面对大量新媒体信息时，区分和筛选信息的能力不强，批判意识薄弱，尤其对不良信息难以形成抵抗力④。
新兴媒体成为亚文化发展的理想场所，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接受和对传统教育方式的认同。大学生认同的是他们真正参与过的文化，这也导致大学生对虚拟媒介产生近乎“发泄”和“狂欢”的沉迷，但这事实上阻碍了大学生与社会主流文化间的交流，且长期沉迷娱乐化媒体，并不利于大学生自我媒介信息思辨能力和自控能力的培养，更会对高校教育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与挑战，进而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和育人效果。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的关键因素：媒介素养教育
智媒时代条件下，传播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无差别化地通过各类媒体得以广泛传播，在思想上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大学生面对蜂拥而至的芜杂信息，往往缺乏正确筛选和合理使用，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
（一）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扫描分析
当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状况不甚乐观，媒介素养教育严重滞后。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起初是为了避免青年一代在媒体使用时有效抵抗低水平满足，英国学者李维斯针对维护传统文化价值、批判大众传媒文化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和推广。到了90年代，欧美国家更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青少年正规教育内容中。但纵观我国教育体系，“素质教育”并未得到真正全面的普及，应试教育仍占据主流地位。各中小学极少提及媒介素养，更遑论涉及具体课程建设，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长期处于理论学习和实证研究阶段，没有得到充足的教学实践机会，更多时候是部分大学生利用校园媒体资源自发进行媒介实践，没有得到相关的专业性指导。除针对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之外，高校极少提供深入探讨媒介素养的理论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
智媒语境下，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滋生蔓延，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异质发展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后现代特质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大学生群体在面临纷繁复杂的信息时，容易受到误导，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学习和成长时期，对外界信息的选择性接受与学习模仿必将为未来打下坚实的认知基础。网络直播中“早恋早孕”“未婚生子”的爆款视频多次登上平台热门，为大学生逃避学习、逃避责任提供无厘头借口。随着校园浮躁和攀比之风的兴起，大学生“校园贷”“裸贷”现象愈加严重，主体责任的缺失使“网络键盘侠”走向低龄化……种种现象表明，针对大学生群体展开媒介素养教育是新时期下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担当。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
青年大学生在校期间仍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不够理性和成熟。全面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媒体信息驾驭能力，为人才培养在思想认知层面奠定良好基础。当在校大学生能够自主辨识新媒体语境下的众说纷纭，理性选择健康、合适的资源加以吸收并有效抵御不良信息侵袭时，校园文化氛围也就能因此得以净化。以高校为表率对社会不良风气进行打击遏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跟媒体有关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近年来，社会各界愈发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一些一线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的学校率先做出让媒介素养走入课堂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随着多媒体应用与现代网络建设在高校的普及，高校配备完善的校园网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展开提供诸多便利，同时，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也有了专业化、具体化的提升，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不断成熟完善，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都能为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与此同时，各类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基地也在各省、市落地生根，联合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媒介素质教育，合力推动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
三、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对策和措施
（一）确立科學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建立以大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信息选择、识别能力、媒介表达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提高媒介素养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当然，要完成这样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学校双管齐下，协同发力。一方面，政府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引导各大中小学校、各类教育管理机构科学构建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整合公共资源，注重媒介素养工作者的教育培训，从制度上引起学校管理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高校应推进媒介素养课程多样化展开，将思政理论课教程融入大众媒体常识，将主流思想传授与自主信息获取渠道相结合，将个人宏愿融入社会洪流之中，这样既提高了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兴趣，又培育提升了学生的媒介素养;可以在原有教学教程体系基础上开设通识性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合理设计教学方案，增加大学生对媒介伦理的认知与专业性知识储备，提高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和思辨能力⑤。在课程教授过程中，教育者还要注意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进行因材施教。大学生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群体，教育者不能以简单的灌输模式传输自己对媒介素养的认知，而是要与他们进行互动，在教学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与学生交流思想过程中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观念。
篇十一：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P>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智媒时代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作者：彭溢来源：《新闻传播》2018年第09期
【摘要】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新闻行业已经经过了专业机构传播的门户网站时代、用户参与的Web2.0时代和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众媒时代，现在进入到人机共生的智媒时代。那么智媒体发展对新闻行业带来哪些挑战，是否创造了新的机遇，新闻行业从业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与机遇，本文将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智媒时代；机器写作；人工智能；生态重构
2017年8月8日，在四川九寨沟发生地震后仅25秒，人们就收到了相关信息播报。最先发布消息的，竟是中国地震台的一个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这一细节反映出机器已经开始在新闻领域深度参与，也显示着智媒时代的来临。本文将重点探讨智媒时代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一、智媒时代的特点和演进趋势
（一）智媒体时代的特点
智媒是指以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为基础的媒体内容生成和传播方式及过程，智媒体实现了人与内容、人与人、人与服务、人与环境的自然连接。智媒体时代具有以下三大特征：万物皆媒，过去的媒体是以人为主导的，智媒时代机器可能媒体化；人机合一，智能化机器人将与人的智慧融合，构建媒体业务新模式；自我进化，人机合一的媒体具备自我进化的能力，机器能洞察人心，人能驾驭机器，互为推动。传统媒体行业的边界在消失，格局在重塑。
（二）智媒时代的演进趋势
从目前来看，机器算法正在改变新闻媒体信息分发机制，提升内容与读者个性化匹配程度，如今日头条。从中期来看，一方面，数据挖掘等技术正不断促进机器写作能力的升级，大大拓展了自动写作的边界，2017年四篇机器人创作的小说参加了文学奖“星新一奖”的角逐，在评审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中部分作品通过了初审。另一方面，以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为代表的新技术迭代，将为新闻内容生产与呈现提供全新想象空间。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将实现媒体全链条渗透，推进生态重构。在未来，机器智能与人类将通过互相学习、共同升级，最终完成智媒革命。
二、智媒体对新闻行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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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媒体对新闻行业受众的影响
根据腾讯2017年的媒体调查，目前媒体受众当中，81.5%日均使用移动终端超过1小时。53%的移动用户将新闻网站、客户端作为看新闻的首选，39%的受众将社交媒体作为首选，仅有8%的受众选择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和平面媒体。值得关注的是，智媒时代的新闻受众的需求表现为社交加兴趣。39%的25岁以下受众偏好自己感兴趣的内容，58.5%的19岁以下受众成为社交新闻的核心用户。
在这一趋势下一个突出表现是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崛起。个性化新闻APP的使用率达到36%，位居新闻门户网站（54%）之后，高于传统媒体的10%。2017年个性化新闻APP的用户使用时长增长速度超过50%，其中又以短视频的增长最为抢眼，达到1436%。还有63.5%的受众表达了对VR/AR技术表现新闻的强烈期待。
（二）智媒体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智媒体对新闻生产带来四大模式变革，分别是个性化新闻、机器写作、临场化新闻和分布式新闻。个性化新闻的关键在于1）设置个人议程，例如今日头条和天天快报的算法推荐；2）对话式呈现，例如FACEBOOK的智能聊天机器人；3）基于场景的定制化生产。对于机器写作来说，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内容以财务报告、股票信息、天气预报和体育赛事等数据性、格式化较强的事实类报道为主，增长速度很快。但目前机器写作明显缺乏判断力和创造性，还有频繁出现的语法错误。对于临场化新闻来说，智媒体通过网络直播加上可穿戴设备、VR/AR技术将创造新闻事件中的浸入感。分布式新闻模式使新闻生产进一步去中心化，专业媒体虽不可取代，但已不再起决定作用，社交媒体的应用，使多种主体在自组织模式下共同参与某一个话题的报道，各种主体的资源发现与整合，报道任务的职能分配与报道过程的协同，是分布式新闻发展的核心。可能成为共享经济的一种形式。
三、智媒体新闻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新闻行业要重构生态系统
智媒时代，新闻行业生态有四个关键维度：受众平台、新闻生成系统、新闻分发平台及信息终端彼此关联，融入更多新技术应用。这也意味着新闻行业乃至传媒业原有边界的消融，进行新的传媒行业生态系统重构。对于用户平台，要做到可量化、可跟踪、可精准服务。对新闻生产系统，从信息的采集到加工等环节，参与的主体不仅仅是人和机器，物联网所连接的各种传感器都可能成为信息的采集者。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支持下，数据加工存储将成为独立的子系统。自媒体在新闻生产系统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自媒体的广告收入将达到80%，通过跟踪自媒体，新闻生产系统建立自身创作风格的同时，紧跟社交兴趣热点，更精准地实现“按需创作”。智媒时代的新闻推送平台应该是现有各种平台的整合，其目标是稳定用户规模，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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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内容生产者，提供与消费匹配的新闻生产，提供多样化的新闻体验环境，提升用户活跃度，关联其他网络服务，创造附加价值。
（二）新闻行业要实现人与机器的协同工作
在初期还是以人为主，机器辅助。在人的主导下，机器辅助进行相关数据采集分析，为新闻生产提供全面的素材。在这一阶段，不仅要重视个性化新闻推荐产品的开发、市场推广和占有率，也要重视新技术的底层应用。进一步的人机协同能够进行个性化创作，机器能为不同读者提供不同内容，可独立完成更丰富的内容创造。在人机协同过程中机器和新闻从业者共同完成选题策划、内容采集、写作、分发和反馈全过程。
（三）深刻认识机器的不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机器写作不可避免地缺少新闻判断力、人文关怀和基于人性的创造性。这些都要发挥人在新闻业内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机器可以批量写作事实性新闻的时代，人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意见性新闻领域，如评论等。新闻从业者要思考和提升自身独有的优势，包括情感的感知能力、基于同理心的诠释能力和写作风格。
篇十二：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P>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重新定义智媒时代：内容2.0的变革趋势及创新要素
作者：张琛来源：《出版广角》2019年第09期
【摘要】智能媒体是科技和媒体融合的产物，受到它的影响，智媒时代的概念正逐渐被重新定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使媒体有了快速发布信息和定向传播的可能，而高度智能化的新媒介平台为内容生产的创新带来更多可能性，由此也引发了媒体的三种转变。一是从受众思维到用户思维的转变;二是从内容生产到信息服务的转变;三是从传统发行、点播方式到新内容分发系统的转变。这些整个媒体行业的突破性进展，解决了很多实际的业务问题。在知识产权开发、新媒体算法推荐和垂直领域的细分上，智能技术作为一种重要手段正在替代人工完成大量的工作，而未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必将迎来更大的变化。
【关;键;词】智能媒体;信息服务;算法推荐;垂直领域细分【作者单位】张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工作站。【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09.009一、重新定义：智媒时代的概念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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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7日，洛杉矶地震发生后的3分钟，《洛杉矶时报》的网站使用Quakebot新闻报道机器人发出关于这次地震的第一条新闻。除了在新闻报道中使用机器人，《洛杉矶时报》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了一个媒体数据库，借助人工智能深入理解和学习人类语言，然后追踪事件和撰写报道。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应用在各个方面，高速的检索和精准的匹配再次颠覆了传统内容生产模式，同时影响着社会运行。
当尝试思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媒体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我们有必要回到人类媒介发展的历史中去思考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日益多元化，从图书、报纸到广播、电视、互联网，再到今天的智能媒介，每一个阶段都由一种新媒介技术来推动发展。Web1.0时期，互联网刚刚兴起，大量信息迅速涌入，但初次问世的门户网站也只能提供较少分类和不加标签的内容。在Web2.0时期，博客给了用户参与互联网内容创作的第一次机会，微博出现后，为用户强化了社交功能。而用移动互联定义的Web3.0时期，除了媒介平台使用更加便捷，还提供更為专业的自媒体内容。
移动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媒体的结合，形成了最初的智能媒体概念，也带来了内容新革命。报纸、广播、电视已经形成融媒体形态，而让不同媒介连接的是人工智能，这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内容生产流程的各阶段正在被重新定义;另一方面，内容生产者的角色更多元。对于内容接收者来说，他们正被万物皆信息的智能媒体环境包围。因此，我们在对智媒时代定义时发现，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新媒介形态带来了一场传播革命，从历时性角度来看，还无法严格定义这个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其可以被视为互联网技术在21世纪发展的延伸，信息呈现方式和媒介角色变化都在促使内容生产方式的改变。
对于智能媒体时代的定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机器具有类似人类的思考能力，其有以下特征：一是智能媒体在内容采集和整理上进一步为受众的潜在需求服务;二是智能媒体打破不同媒介之间的界线，真正实现了多对多的传播方式;三是智能媒体节约了大量的人工成本。
需要承认的是，人工智能在搜索和深度学习方面的能力远超人类，但是在创造性和情感细节的处理上，则无法代替人类。罗伯特·洛根认为，当前处于“互动式数字媒介或新媒介时代”[1]。在这个时代，媒体依靠智能技术和智能硬件开始了内容生产的智能化，写作机器人、智能聊天平台、数据库系统等都为媒体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无论是传统媒体机构，还是新媒体机构，在出版书籍、采写新闻时，已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和判断。
从最初更快速地发布信息，到今天更准确和生动地为目标人群定向传播，智能媒体给内容生产带来了挑战，促使了新闻媒体机构的改革驶入快车道。虽然无法完全解决可能面对的问题，但是新技术对内容生产链条的改造已经展开。
二、正在发生的转变：内容2.0生产的新趋势
1.从受众思维到用户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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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一直都在尽可能多地满足人类需求。从言必谈受众到“用户中心化”，传统媒体的一些传统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解决的是信息会被谁接收、为谁服务的问题，其在视听两方面正不断进行技术突破。“腾讯翻译君”的推出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翻译领域，如将现场的演讲实时翻译成英语。写稿机器人Dreamwriter不仅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新闻稿件的撰写，还能配上新闻图片，让报道更生动、有趣。美国《华尔街日报》为了弄明白《汉密尔顿》为何受到观众追捧，对这部百老汇音乐剧进行大数据分析，将复杂的韵律结构可视化。中国财新网在2016年这个有记录以来雨量最大的一年，推出《2016·洪水暴至》，使用VR、短视频等可视化手段，配上现场图片，对洪水灾情进行深度报道。这种让数据可视化的手法是由用户的兴趣爱好倒逼形成的展现形式，内嵌视频和高度交互已经成为媒体对用户的积极响应。
传统媒体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论证才能找到符合受众需求的选题，经过采写、编辑和审稿后，用户的需求很多时候已经发生偏差。《卫报》在2017年英国提前举行大选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消费者行为实验。用户能在“全国数据”和“地区数据”之间切换，定制和浏览自己在大选中最感兴趣的信息[2]。这种依托用户定制而生成的内容，促进媒体自建平台既能运用智能媒体技术全天候提供信息，又能让“文字+图片+视频+音乐+X”的表现形式更能为用户服务。报纸的发行量、电视的收视率潜移默化地被互联网化的词语——流量所替代，尤其是近些年来，用户可以在不同媒介之间切换接收信息，流量的背后是他们一次次点击阅读的行为。智能媒体不断收集用户的地理信息和个人信息，以求更好地捕捉他们的体验效果。
篇十三：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P> 智媒时僦景下蒯智媒体是基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生态系统，以用户为中心，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进行智能化的信息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分发的新闻生产模式。在智媒时代，智能技术为传媒工作者提供先进的传媒技术的同时，也对传媒行业带来冲击。传媒工作者只有学会掌握新技术，学会新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传媒产业开展。未来的媒体工作必将是人与机器的智能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传媒人才将是最活跃的因素。如何培养新型传媒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当下传媒人才培养工作的时代命题。
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开展，智媒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从技术层面看，智媒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媒体行业的开展路径，智能化技术对新闻生产方式进行了重构。这无疑能够加速传媒行业的更新迭代，能够量级式地推进传媒行业的开展。面对智媒时代下传媒业态的深刻变化，传统传媒人才的媒介素养已无法满足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需求，在信息采集能力的培养、信息加工能力的培养和信息传播能力的培养上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1.信息采集能力培养的挑战。传统的传媒行业，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是新闻采访，即通过新闻记者实地走访调查，通
[2]李明德，王含阳，张敏，等.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能力
培养的目标、困境与出路[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
[3]国秋华.智取未来：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J].中国编辑,2019(09).
[4]王思思.论智媒时代地方高校传媒人才的培养[J].传媒论坛，2020(24).
[5]孙姣娇，郝雯靖.智媒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的新挑战与再定位[J].传媒，2021(14).
[6]彭翠，郝雨.反思与超越：智媒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与创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
过现场调查和人物采访来获取一手信息。在传统的新闻人才培养中，注重对新闻传媒工作者的沟通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培养提升。智媒时代下，新闻信息的采集更注重通过大数据、即时通信、虚拟现实技术等技术手段实现信息的获取。通过传感器技术，可以弥补人体感官的缺乏，更好地获取调查数据；大数据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增加信息獴取渠道；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代替人类进行采访工作，提高信息获取效率；智能识别系统可以更好地对人和物进行智能化分析，拥有比人脑更强大的信息获取识别能力。传统模式所培养的传媒人才信息采集技能偏向单一，已不能适应智媒时代传媒市场的信息采集需求。
2.信息加工能力培养的挑战。传统的信息加工方式主要靠人工来完成，人才培养中，对传媒工作者的知识素养和编撰剪辑能力提出较高要求。随着智媒时代的深入，信息处理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开展。智能封面处理系统可以根据新闻内容生成合适的新闻封面，自动字幕生成系统，可以通过声音识别技术，对音视频内容自动填充字幕，不仅可以识别普通话和英语，还可以对方言和小语种进行识别，大大减轻了添加字幕和翻译工作，节省信息处理时间，提升工作效率。智能剪辑编辑技术可以简化视频剪辑时间，对固定内容和突发事件进行自动编辑，轻松应对突发事件。智媒时代下的媒体产业需要的新媒体人才不仅仅要具备传统的新闻编辑能力，更需要具有通晓网络化、数字化、信息技术化的能力。
3.信息传播能力培养的挑战。传统的传媒方式主要包括纸质传媒和广播电视传媒，随着互联网、计算机、手机的普及,短视频和直播逐渐成为传媒的新开展方向。短视频和直播获取信息具有更好地直观性和互动性，传媒受众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直观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大数据算法还可以根据受众的爱好习惯，精准推送内容，节省用户获取信息的时间本钱。传统媒体的传播力与新兴媒体相比逊色许多，在传媒人才培养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不同媒介形态传播规律和特性的了解，增强信息传播的能力。
传统模式下，传媒人才的培养理念、培养路径、培养手段等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实践也证明，这是一套相对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案。但是，面对5G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新兴产业和技术手段的飞速开展，尤其是在智媒时代来临后，传媒行业经受着巨大的冲击，当前的传媒人才培养质量已经不能有效供给传媒行业高速开展的人才需求，现有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力不从心，出现了一些弊端。
1.师资力量缺乏。师资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高校，由于高校扩招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进入到大学校园接受高等教育，师资力量缺乏问题随之而来。在师资问题上不光是量的缺乏，师资力量的质也需要提高。一些高校教师毕业后直接从事教育工作，缺乏社会实践能力和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对于行业开展与需求缺乏了解。长此以往，接收不到行业的最新信息，加
上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教学工作便会脱离实际需要，无法发挥课程作用，这些现象在传媒行业尤为突出。
2.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人才培养的同质化现象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同专业间差异不明显，授课内容几乎相同，侧重点不明显。通过调查发现，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播音主持等传媒专业的教材和授课内容相似度较高，侧重点不够明显，差异化教学实施程度低，同质化情况严重，对学生的培养和日后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同质化严重，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异化教学水平较低，对于教学内容缺乏创新，对于新技术的介绍讲解较少，只注重对学生传统传媒知识的教授，对新知识接触较少，缺乏对学科前沿知识的讲解，学生所学知识相对固定，同质化现象严重。
3.人才培养方案落后。现阶段的传媒人才培养方案主要是面向传统的传媒机构，如报社和电视台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人员缺口较小，导致了传媒行业一方面传统传媒人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新型传媒人才严重缺乏。高校应该根据传媒行业开展现状，结合现代传媒企业实际需求，定向培养人才，而不是故步自封。高校要主动出击，接触最新的行业技术和行业技能，在教材编纂，课程规划，指导思想等方面进行转变，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篇十四：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P> 智媒体的特点及其构建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传统媒体转型的逐步深化，全媒体、新媒体、融媒体等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这些概念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传媒业的未来又是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概念能进行清晰的界定呢？
一、全媒体、融媒体、新媒体辨析纵观人类传播史，最早的传播革命——文字的发明突破了时间限制，使得传播能够
代际之间进行传播。此后，纸张、印刷术、电报、广播等技术的出现，又给我们带来了报纸、杂志、书籍、广播和电视等丰富的媒介形态，相对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媒介形态，我们把它们称之为传统媒体。而互联网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第四次传播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基于互联网的形态丰富的互联网媒体。因此，人类传播史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技术革命史，一次次新技术的出现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媒体。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学术界和业界提出了新媒体、全媒体和融媒体的概念，但是这些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清晰，也导致了我们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混用和不清晰。
1.新媒体的本质是互联网媒体首先，新旧从来就是相对的，当一个新的媒体形式出现时，相对于旧媒体来说都是
新媒体。在人类传播史上，报纸相对于书籍，广播相对于报纸，电视相对于广播来说，都是新媒体。再进行深入分析，报纸和书籍都是以纸张为媒介，广播以无线电技术为媒介，电视以电视技术为媒介，我们实际上是以媒介来命名一类媒体。因此，从人类历史的长河可以看出，新媒体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太过空泛的概念，正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一样，当前的新媒体也必然会和特定的媒介联系在一起而成为特定的名词，由于新媒体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互联网媒体是能够更好地体现新媒体的特点和本质。
其次，互联网媒体与传统媒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互联网媒体作为最新的媒体形态，与传统媒体的旧媒体形态在五个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一是在信息承载量上，互联网是海量空间，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和信息，而传统媒体则受到版面等因素的制约，只能承载很少的内容和信息；二是在及时、互动性上，互联网实时、互动性强，而传统媒体则有一定的时滞性且互动性弱；三是在和新闻生产方式的结合上，互联网能够结合文字、音频和视频等所有的新闻生产方式，而传统媒体只能和三种生产方式的某一种结合；四是在开放性上，互联网以用户为中心、更为开放，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而传统媒体则以自我为中心、相对封闭，为用户提供的体验较差；五是在商业模式上，互联网是“免费+收费”的商业模式，具有很强很好的发展空间，而传统媒体则是“二次销售”的商业模式，现在基本上已经崩溃。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当前及未来十年内，互联网等相关技术将依然是新媒体的基础和主体，则在这个时间段内，互联网媒体就是新媒体的准确说法。
2.全媒体、融媒体都是过渡概念
首先，全媒体只是形态上的全。自从21世纪初“全媒体记者”的转型思路出现后，全媒体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热词和重要选择路径，但是实践证明这条路并不通。从实践来看，全媒体思路的本质是媒介形态的全，即指既有报刊、广电、出版等传统媒体形态，又
有两微一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形态。而对于记者来说，则既要能采写，又要能拍摄、还要能主持和播音。可以看出的是，全媒体的重点在于在于“全”，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媒体会快速式微，未来将是互联网媒体的天下，因此，全媒体的实践自然也就没有了价值。
其次，融媒体的核心在于融。自从2014年8月8日，央改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推出《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意见》之后，融媒体成为热词，也成为传统媒体转型实践的重要方向，但是从实践和转型路径看，融媒体也只能是一种过渡形态。融媒体的本质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介的有机互动和融合，如报网融合、报网互动、广网互动和融合等等，其重点在于融合和互动，而很多传统媒体还想以传统媒体为主体来进行融合和整合。从传媒业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一定是以互联网媒体为主体，传统媒体的价值将很小，因此融媒体也只是在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转型中的过渡形态。
基于上述认识，全媒体、融媒体的共同特点是：一是时代背景都是基于现在，而不是基于未来；二是都是在互联网的猛烈冲击下而被迫做出的被动实践和安排；三是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传统媒体面临的困境，而不是去创新全新的媒体形态。这也决定了全媒体、融媒体只能是过渡概念，不可能代表传媒业的未来。
二、传媒业的未来——智媒体
全媒体、融媒体等只是媒体发展进程中的过渡形态，互联网媒体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导媒体形态，而智媒体将是互联网媒体的未来形态。
1.智媒体及其本质
所谓智媒体，是指立足于共享经济，充分发挥个人的认知盈余，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新技术的自强化的生态系统，形成了多元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实现信息与用户需求的智能匹配的媒体形态。智媒体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智慧，即具有高尚的价值观。媒体作为社会的良心和真相的记录者、传播者，应具有优秀的价值观，避免作恶。具有智慧的媒体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甄别假新闻和为用户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信息，而避免为了达到给自己赚取利益的目的而利用技术手段欺骗用户。
其次，智能，即能够实现信息智能匹配。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用户需要个性化、定制化、精准化的信息，而智媒体能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第三，智力，即智媒体本身能够不断自我演化和发展。智媒体基于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较高程度的智力，这种智力能够帮助媒体自身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2.智媒体的特点首先，智媒体以互联网为主导。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的猛烈冲击之下，先是
美国的报业陷入断崖式的下滑，其报业广告已经下滑一半以上。我国的报刊业也于2012年进入断崖式下滑，广告实收额2012年下滑15%以上，2013年下滑20%以上，2014年下滑25%以上，2015年下滑30%以上，预计2015年全国的都市报会有一半以上出现亏损；而目前电视广告实收额也正处于快速下滑通道。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的此消彼长的时代大背景下，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传媒业的主导和主流，而传统媒体的地位则越来越边缘化。因此，智媒体一定是基于互联网的，而传统媒体则是属于过去的，属于被淘汰的范围。
其次，智媒体是技术媒体。纵观人类发展史，到目前我们经历了文字发明、古登堡印刷术、电报和互联网技术四次传播革命，每一次传播革命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媒体形态。1989年万维网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互联网媒体，而1994年互联网技术传入我国，给我们带来了互联网媒体，短短的20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流，正可谓技术决定媒体变革。那么，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技术的变革尚未平息，各类技术仍将日新月异，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技术呢？可以预测的是，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技术、VR、AR技术、人工交互等新技术将进入商用和普及期，推动着媒体发生新一轮变革，给我们带来智媒体。
第三，智媒体能够更好地建立用户连接。任何媒介的作用都是连接，唯有与用户建立起有效的连接，才能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入口，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传统媒体出现困境的根源在于与用户连接失效或者说只有受众而没有用户，进而导致广告主流失、骨干流失和话语权丧失，进而进入快速衰落通道。而互联网媒体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更好地与更多的用户建立起连接。在未来，谁能帮助媒体与用户建立起更好的连接，谁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谁才能成为智媒体。
第四，智媒体是生态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之前的内容、产品、平台竞争上升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单纯的内容不可能打造成熟的生态系统，更难以赢得未来。成熟的生态系统能够实现正反馈和自强化，供应商、用户、平台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良性发展。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内容提供商，有分发商、有营销服务商，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因此，在未来，智媒体能够打造正反馈的生态系统，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第五，智媒体实现了盈利模式多元化。当前，很多媒体高度依赖于广告这一单一的盈利模式，必然造成风险高企，而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日渐成熟，人们消费的升级，未来媒体的盈利模式一定会更加多元化。从单一的广告向信息收费、广告、电商服务、多元服务等综合性盈利模式转变，智媒体的盈利模式会更加健康，也会更加可持续。
三、智媒体的打造
1.智媒体的构成
首先，在信息发布上，充分发挥个人的认知盈余，既有专业的媒体机构，有自媒体和自媒体组织，也有基于个人的用户自生产内容，更有信息机器人等提供的内容。
其次，在信息服务的层次上，既有免费的浅层次信息服务，也有收费的针对个人的
深层次信息服务，更有高收费的针对组织的专业的信息服务。
第三，在信息的内容上，在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信息的基础上，也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甄别和分析虚假信息，以提升信息服务的质量。
第四，在信息服务的方式上，实现了智能信息匹配服务。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要真正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化和精准化的信息需求，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技术，实现信息和用户需求的智能匹配，在大大节省用户时间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第五，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等各类新技术为基础。
2.搭建智媒体的基础平台
打造智媒体，实现信息智能匹配，首要要打造大数据信息资源平台、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和用户沉淀平台，并根据新技术而不断演化。
首先，大数据信息资源平台是硬件、软件、数据、云存储和平台服务的组合，具体包括大数据资源中心、大数据智能分析中心、大数据组件服务、虚拟化云平台、大数据运营系统、安全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内容。其核心是通过互联网采集、接口导入、历史数据导入、远程汇聚等各种方式，将传媒集团内部资源、互联网资源、第三方资源以及UGC资源汇聚到大数据资源中心，实现信息和数据资源的汇集。
其次，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是立足于传媒集团大数据平台，以大数据智能分析工具作为技术支撑，将传媒集团旗下媒体资源融合共享使用，以“中央厨房”的方式重构新闻生产，实现“一次采集、多元加工、多次发布”的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其核心是建立起智能化的新闻线索智能决策系统、智能创作系统和融媒体智能发布系统，实现创作的智能化、个性化，提高新闻采编的效率和针对性，进而实现新闻内容的一次加工和多渠道多终端统一发布，将新闻资讯和信息服务点对点推送给潜在用户，实现信息服务的个性化、智能化。
第三，用户沉淀平台是将传媒集团通过优质内容资源、线下活动、经营行为沉淀下来的优质用户数据进行整合、清洗、认证、管理、记录以及深入挖掘、分析，并通过智能化、个性化的信息、数据服务，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其核心是用户画像，即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通过不同模型及算法实现对用户肖像的刻画、行为轨迹的分析等多维度的分析，为产品优化、精准营销、以及面向用户的智能化服务提供服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和成熟，智媒体将充分利用这种技术而变得更加智能。
3.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搭建平台
传统媒体在搭建三大平台的过程中，面临着资金实力不足、缺少技术基因、体制机制等三大难题，而要解决这三大难题就需要本着合作共赢的互联网思维拓展思路。
首先，资金的需求一方面来自于三大平台建设和服务器投入，另一方面来自于运营启动费用，这两方面费用加起来至少需要五千万元以上，这对于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解决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向各级政府申请各类财政扶持资金；二是把三大平台的建设纳入当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规划中，由当地政府拨款；三是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以解决运营资金问题。
其次，传统媒体的技术能力弱，不具备自主研发和搭建平台的能力。一方面由于传统媒体普遍存在严重的“重采编轻经营无管理无技术”的问题，技术的地位极为边缘化，导致自身的技术能力很弱，另一方面新技术需要快速迭代，而传统媒体业不具备对技术进行快速迭代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的解决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技术外包的方式，如浙报集团、中国教育报刊社等委托拓尔思公司帮助其开发相应的平台；二是和技术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如湖北广电传媒集团和思拓合众成立合资技术公司负责媒体云的开发。
第三，传统体制难以满足互联网业务发展的需要。互联网业务作为高风险、高投入的业务，需要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例如给予管理层和骨干以较高比率的股权激励、薪酬上的按贡献分配，而这些在传统体制下都很难达到，这就需要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建立起完全市场化的体制。
篇十五：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P> 智媒时代主流价值引领需要“四个力”作者：
来源：《声屏世界》2020年第12期
一是增强全程把控力。全程媒体的出现突破了信息生产与消费的时空尺度，实现了信息生产、传播、反馈等环节的全链条呈现。新时代背景下，主流价值引领应对信息传播保持全流程介入，借助媒体融合实现流程再造，鼓励信息传播多元主体在各司其职的同时进行协同联动，推动内容生产、传播、消费的全面深入改革。二是激发全息创新力。全息是指媒体信息格式的多元化，信息呈现的形式更为立体。智媒时代的主流价值引领应把握和运用好这一媒体发展趋势，发挥好技术和各类平台优势，充分释放全息传播的创新力，重构主流价值传播生态。三是调动全员生产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生产、传播权力得以下放给普通用户，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智媒时代，要提升主流价值引领力和影响力，应顺应这一趋势，激发人人参与主流价值传播的积极性，动员更多用户为主流价值传播做出贡献，以实现主流价值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四是扩大全效辐射力。智媒时代，媒体的功能得到更大丰富和拓展，其正逐漸从单一的信息传播中介演化为集信息、社交、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聚合性平台，全效传播得以实现。完成好新形势下主流价值传播的使命任务，应在媒体平台的功能拓展上继续下功夫，为用户提供更加多元化、高品质的功能服务（据王晓红于《现代视听》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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