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基塘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研究

乡镇区域经济差异，因此受访者收入差异较大。高收入者集中在顺德区，而江门市恩平市农户的平均收入偏低。

由表1可知，调查区域的很多基塘农户都存在兼业情况，如果基塘收入只占家庭总收入的10%，可以认为兼业行为明显。该比例若超过50%，则表明受访者依靠基塘为主要收入来源。而35.92%的受访民众具有明显的兼业行为。以基塘养殖作为主要产业的受访者约占受访者总数的如果兼业行为明显，农户更加不愿意参与到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环境治理工作中[2]。

总体来说，调查结果体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基塘农户的人群分布特征，受访农户是基塘土壤重金属防治公众参与主体。

2.2 调查的基塘情况

经营规模大小和投入多少会影响农户的行为特征。而基塘面积是衡量经营规模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调查，调查区域的基塘经营大多规模较小。基塘平均面积1.65 hm2，只有3.38%的农户经营的基塘面积超过6.7 hm2，基塘面积标准差为58.79。除去少数基塘面积偏大经营户的影响，大多数经营户的规模不大。基塘租金差异大，每667 m2租金最低仅为200元/年，最高租金水平位于顺德区，每667 m2租金可达6 800元/年[4]。

3 基塘的农户经营行为

农户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对外部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12]。

农户行为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自身的制约，其中，自然环境有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因素;社会环境则包括经济政策、文化传统等，自身条件因素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工作经验等方面。其中农户认知、态度与行为紧密联系，互相影响。认知决定态度，态度对认知有反作用，而态度决定了行为[13]。基塘农户通过生产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基塘环境质量，尤其是农药、化肥和饲料的投入，直接决定了对于基塘重金属污染状况，也是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关键切入点。调查农户的经营行为，尤其是新型基塘农户对于一些农业资源的投入规模和投入[6]。

3.1 传统工序的变迁

桑基鱼塘将蚕茧、基塘、鱼塘和家畜结合起来，这种多种经营，循环利用的生产结构更趋完善，其结构如图1[14]。这样实现了连环式生产，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传统基塘农户大多精耕细作，注重定期晒塘、抛洒生石灰。晒塘和抛洒生石灰的频率一定程度反映了养殖的强度和密度。定期晒塘能够使水质稳定，减少鱼虾病虫害，由表2可见，有约75%的农户每年或者每2～3年晒一次塘。而生石灰能够消毒，有效杀灭草、蚂蟥和各种病原体，此外还有改善水质、防治鱼病等作用。有93.73%的受访农户每年或者偶尔抛洒生石灰。但通过调查，也发现受访农户的生产方式较传统基塘发生了改变，戽泥上塘的方式改变巨大。传统基塘是水陆交互作用的完整的生态系统，戽泥上基可增肥土壤，让基面保持生产力[1]，由调查可知，5年才戽泥甚至不用戽泥的受访农户达到了69.39%。其中33.06%的农户其塘底已经硬化，不再需要定期戽泥。出现该现象的原因是现存基塘，基面和塘面的交互作用减少，基面的生产功能逐步下降，戽泥上基工序的必要性也随之降低[1]。

3.2 现代农业资源投入

现代农业资源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经济资源的总称，本文主要指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可以利用的自然环境要素，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等。本文细化为肥料、农药、饲料等。

根据曾维军386份农户调查问卷的研究，农户施肥施药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农作物产量的最大化[13]。能够显著提高产量的农业资源的大量投入已经是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基塘农户受现代农业影响，也会投入化肥、饲料等资料。施肥的行为和基面利用情况直接相关，由于被调查区的基地普遍存在高强度养殖的特点，基面利用频率不高，因此化肥的需要程度不高。245位受访者中，有79%的受访农户表示不施用化肥，只有21%的农户施用化肥，除3家农户表示会使用秸秆、农家肥等，剩余施用化肥的农户只能描述厂家、品牌等信息，无法回答具体成分及比例。

由表3可知，有近50%的受访农户表示会喷农药，但表示不会定期喷洒，而只会偶尔施用。提及的农药类型包括百草枯、甘草磷、丁草胺等毒性强烈的除草剂以及乐果、敌百虫等杀虫剂。

饲料是淡水养殖主要原料。以桑基鱼塘为代表的珠三角传统基塘实现系统内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将蚕沙、废菜叶等重新作为鱼饲料[1]，而现有的基塘由于追求鱼的产量，必须大量投入工业化养殖饲料。在被调查农户中，仅有16.32%的农户表示会将废菜叶、草作为主要的饲料，其余农户都通过市场购买饲料，依赖市场购置饲料的农户中有14.28%的农户不知道购置市场的饲料主要成分，其余农户会通过经验获知饲料的主要成分，比如顺德养殖户直接从市场购买冰鲜饲料。

调查的结果，受访农户对于施肥和饲料投放依据经验进行，89%的农户对于饲料和肥料的投放有很清晰的概念，但是还有11%的农户则对基塘疏于管理，饲料和肥料的投放采取一种粗放的方式，十分随性。但是即使对于投放量有明确认知，对于化肥和农药的种类、如何科学施用和投放数量都没有明确认知，对于农药的毒副作用更加没有认知。

4 基塘农户参与基塘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调查分析

4.1 基塘农户对于土壤污染危害性及其防治的认知

4.1.1 基塘农户对于土壤污染危害性的认知

调查基塘农户对于土壤污染危害性的认知，问题设置为农户对于一些土壤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重大事件了解程度。有59%的受访农户表示未了解“镉大米”“血铅中毒”等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由表4所知，年龄对于土壤污染的认知有一定的关系：40岁以下的基塘经营户对于“镉大米”等土壤污染事件比较了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一些著名的土壤污染事件了解的程度逐步降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了解途径越窄，因此对重大事件了解的比例相应越低[9]。

被调查基塘农户对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的了解途径主要依靠网络及电视（图2），少部分信息来自于村委和周边人。即使对一些重大的污染事件有所了解，也认为距离自己的生产生活非常遥远。由以上分析可知，大部分受访农户主要通过网络和电视途径对有关土壤重大污染事件有认知，其认知程度较低，仅停留在一些直观认识，这主要是因为了解的渠道不多、宣传不到位。也有个别工业园附近居民看到污染偷排，如果未影响鱼的产量，农户都不会重视。

受访者对于基塘环境污染的知情权不足。经过实地走访，发现受访者对于基塘的污染情况并不了解，大部分受访农户不清楚所经营基塘有没有受到污染，无法表述基塘环境的内涵、经营行为与基塘环境的关系。

4.1.2 农户对于基塘周边工业污染的感知

当问及周边是否有工厂影响，受访农户表示总体影响不大，其中36.7%的农户表示周边没有工厂，在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对严重的顺德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62.5%。这一结果和采土样时对周边环境的观察结果相似。一般情况下，基塘周边并不布局有工厂，尤其是排污比较明显的工厂，受访农户中仅有14.28%表示周边布局工厂，并且其土壤受到了这些工厂排污的影响。对于土壤污染可能对家人的危害，只有顺德区和斗门区受访者选择影响很大。顺德区有12.24%的受访者反映土壤污染已經危害到家人健康，且顺德区的土壤重金属含量为5个样地中最高。

4.2 基塘农户对于基塘土壤污染防治必要性的认知

245份问卷中，有175人认为有必要或者非常有必要尽快治理污染，占总受访人数的71.4%，而认为不必要和无所谓的农户占受访农户总数的仅占28.6%（见图3）。可见，基塘农户已认识到环境的治理必要性。而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不必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该群体认为其土壤并没有遭受污染。虽然一些基塘并不存在重金属污染，但是个别重金属元素如镉超过土壤背景值的现象还比较普遍，镉元素超过背景的样本达到所测样本总数约90%。而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户施肥和投饲料的强度比较大且存在盲目性，如果不加强环境治理的意识，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农户的参与，土壤环境势必会恶化，环境治理更无从谈起。

4.3 基塘农户对土壤环境治理的参与方式

4.3.1 农户改善基塘土壤环境参与方式

作为基塘经营的主要参与者，农户对于基塘土壤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的，他们的行为直接决定了基塘土壤的环境能否得到改善。调查显示，受访农民首选的改善土壤环境的方式为向村委反映（69.38%），其次选择向媒体爆料（25%），向上级政府投诉（14.28%）和联合其他农户与企业抗议（12%）的农户相对较少。但没有农户选择因为基塘土壤污染而弃耕。可见，农户依旧选择村委作为改善土壤环境的主要渠道，作为基层工作机构，村委必然需要在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方面发挥更多的组织作用，而农户生产意愿并不会因为环境污染就降低，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曾出现越污染越生产，越生产越污染的恶性循环。

4.3.2 农户参加土壤污染修复工作意愿

据调查，71.43%的受访农户愿意参加土壤污染修复工作，受访农户的参与意愿较高。 明确表达不愿意的受访农户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土壤污染修复是政府的工作，不应该让农户参与（50%），或者是担心土壤修复工作会耗费时间和金钱（38%）。鼓励农户参与基塘土壤环境治理，尊重农户意愿对于制定科学可行方案势在必行。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农户（见表5）。

4.3.3 农户对土壤环境治理的方案偏好

针对现阶段基塘受污染状况提出几种适合基塘生态系统的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具体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辅以实验验证。但是，让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过程，必然需要几种常用的土壤污染修复方法选项1为化学修复方法，即向土壤投放一些化学修复剂，经济有效的改良剂如石灰、沸石以及一些表面活性剂[15]等。选项2为选择合适的植物，为重金属生物修复方法;芦苇、黑麦草[16]等对于重金属有一定的吸附作用的植物，依靠某些植物对重金属的萃取、根系过滤、植物挥发和固定作用[17]，修复土壤。选项3为更换鱼种，换重金属耐受性更强的鱼种，减低重金属进入食物链的可能性，但鱼种的選择必然要兼顾修复和经济效益双重需要，必须经过大量研究和认证工作。选项4为客土法，即移除严重污染的土壤。该方法适用于污染严重的场合，但是成本高昂，耗时长。选项5为净化水，该方法可视为淋洗法的简要表达。将受污染严重的土壤淋洗过后，再移除受污染的水。该方法成本相对较低，又利用了基塘蓄水的天然特点。

调查结果见图4，选用化学修复的农户最多，占总受访者的47%，其次为换水法，比例也达31%。由结果可以看到，农户选择土壤修复方法极其理性，偏好成本低、对生产干扰少，且简单可行的方法。成本高的客土法、对生产干扰剧烈的换鱼种方法未受青睐。

4.3.4 受访农户希望从政府得到的帮助

询问农户希望从政府得到的帮助类型，有利于制定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和拟定治理方案。61.22%的受访者最希望得到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而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合适的修复方案的偏好相差不大，三者均为18%左右。可见，直接的资金支持是最受农户欢迎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钟功甫.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一个水陆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J].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80，35（3）：200-209.

[2] 袁兰，胡月明，范建彬.珠江三角洲农户整治基塘土地的意愿及影响因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5，42（7）：180-186.

[3] 聂呈荣，骆世明，章家恩，等.现代集约农业下基塘系统的退化与生态恢复[J].生态学报，2003（9）：1851-1860.

[4] 梁文莉.试论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J].经济师，2005（10）：78-79.

[5] 徐雄，张健，廖尔华.四种土壤管理方式对李园土壤微生物和土壤酶的影响[J].土壤通报，2006（5）：901-905.

[6] 张猛，张健，刘远鹏，等.土壤管理方式对李园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的影响[J].中国南方果树，2005（1）：42-45.

[7] 毕明丽，宇万太，姜子绍，等.施肥和土壤管理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和群落结构的影响[J].生态学报，2010（1）：32-42.

[8] 刘德兵，刘国银，陈业渊，等.土壤管理方式对贵妃与台农杧果叶片及果实的影响[J].中国南方果树，2013，42（6）：69-70.

[9] 孔祥斌，刘灵伟，秦静.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北京大兴区耕地质量评价[J].地理学报，2008（8）：856-868.

[10] 何浩然，张林秀，李强.农民施肥行为及农业面源污染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6（6）：2-10.

[11] 舒冰.论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J].内蒙古环境保护，2004（2）：6-9.

[12] 魏欣，李世平.基于农户行为的农业面源污染机制探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6）：26-31.

[13] 曾维军.基于农户意愿的减施化肥生态补偿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4.

[14] 赖作莲.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1.

[15] 张永，廖柏寒，曾敏，等.表面活性剂在污染土壤修复中的应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3（3）：348-352.

[16] 田伟莉，柳丹，吴家森，等.动植物联合修复技术在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修复中的应用[J].水土保持学报，2013，27（5）：188-192.

[17] 徐良将.张明礼.杨浩.土壤重金属镉污染的生物修复技术研究进展[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4（1）：102-106.

（责任编辑：赵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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