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华鲟消失的产房
作为与恐龙同时代的中华鲟起源于白垩纪，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鱼类，在研究地球气候变化和鱼类演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中华鲟是一种大型江海洄游性鱼类，是海洋与河流信息和物质交流的重要纽带，是反映海洋和河流生态状况的重要指示性物种。
11月19日，2015年一个普通的冬日，天空因密布的阴云而显得简洁，灰色的长江在驳船的突突声中翻滚着，雨时有时无，针尖般大小地落在微凉的皮肤上，利用这一转瞬即逝的触觉，我们掩盖着彼此内心的紧张和期盼。
10点43分，在张辉博士的指挥下，6名船工在船舷边费力地拉起前一天晚上放入长江江底的采卵网，5米多长的网具在流动的深达十几米的江水中紧贴江底，盘旋很久才浮出水面。之后，所有的人都盯着清网的两名工作人员，希望这一次能有所发现。结果却和前几天一样：除了网中三尾身体已发白的小虾米，一无所获。
最近几日，这样的等待和失望每天要重复三次，从10月底到次年1月初，这段被判为中华鲟繁殖期的时间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每天都在长江宜昌段上寻找中华鲟可能迁移的繁殖地，尤其是葛洲坝下面4公里处的江段——被认为自1981年葛洲坝建成后形成的中华鲟固定的“产房”——自从2013年以来，他们就没有再在这里发现过新生的小鲟鱼和鱼卵。这种现象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野生中华鲟数量更少了，离灭绝越来越近了;二是中华鲟的繁殖地可能迁往他处了。研究人员希望是第二种。
在行船过程中研究人员放下了一个水下视频装置（每次拍摄几分钟），用以搜寻可能产在卵石缝隙间的鱼卵;他们每天捕捞一定量的中华鲟的“天敌”铜鱼（专吃中华鲟的鱼卵），通过解剖其肠胃来查找是否有中华鲟的鱼卵来判定是否还在此处繁殖;用探鱼仪直接下水探测是否有成鱼出现。但水下视频装置没有任何异样的发现;铜鱼的肠胃中也没有意外的惊喜。
随船的研究中华鲟的张辉博士和他的老师危起伟教授一样，内心非常焦急。
被人为截短的产房
对于一尾生活在近海中的成年中华鲟来说，一生中一次至少长达18个月以上的长江之旅是一段既幸福又艰难的旅程：雌性中华鲟长到14岁以上，雄性中华鲟长到8岁以上，将从遥远的大海游至江河，在适宜的江段找到合适的产房后生下下一代，然后再洄游大海。在过去，从东海到金沙江中下游，这趟长途跋涉全程是2800公里，历时两年的时间里，成年中华鲟必须不吃不喝，靠消耗体内的脂肪来得到能量以使自己支撑下去。新生中华鲟的第一段里程也是非常漫长的，要想得到新生活，就必须先完成17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从产卵地一直游回大海，在这个过程中，优良的水体环境、健康强壮的躯体，缺少其中一项就有可能命丧黄泉。100多万名兄弟姐妹，能够到达终点的通常只有几万，其中90%会成为铜鱼等鱼类的食物。葛洲坝建成后成了小中华鲟再也逾越不过去的屏障，它们父母可以觅寻到的产房变得更少了;缺少一些地势凶险江段的锻炼令它们身体变得羸弱;建坝之后繁密的江运导致了水体的污染和突发事件的发生，经常会有小鲟鱼身体被剐伤或致死的意外现象;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三峡工程蓄水之后，长江江水温度偏高，不利于生产，而小中华鲟的父母对水温非常敏感，高个半摄氏度都会导致它们的不孕……
这一切引发的后果是：以往一条中华鲟一次可产卵140多万粒（一条雌鱼可产50公斤鱼卵），现在只有40多万粒;幼鱼的残次率明显增高;自从建坝后已经历时30多年被认定为中华鲟固定产卵地的庙嘴江段（大坝下4公里处）已经连着两年没有发现中华鲟在此产卵的迹象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研究人员的心头：野外中华鲟会不会就此灭绝？因为历史上长江有记录的中华鲟的存量是1万尾，建坝后1983～1984年野外调查时还有2000尾，而这几年，野生中华鲟只有不到100尾了。不繁殖，意味断种，好在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2015年4～8月，在长江口陆续发现了3000多尾中华鲟幼鱼。这说明可能因为长江水温降不下来，中华鲟的固定产房下挪了，但未来产卵活动能否延续仍未可知，中华鲟物种延续面临严峻挑战……
从宜昌到荆州
11月20日，9点50～10点，水下视频在长江寡湖夹江段无声地工作着，不远处，装有探视器的快艇风驰电掣地驶过江面。作业船上的几名工作人员紧张地等待着以下这些数据：水深、流速、底质类型（条石/卵石/粗沙/人工基质），网号、网次、起止时间、捞捕结果、鱼苗数……这一天结果还是与前一天一样，既没有发现鱼卵，也没有发现鱼苗。
长江寡湖夹江段位于石首市调关镇笔架山一带，是长江水产研究所认为的中华鲟可能的新的繁殖地，因为这里的水温、流速以及江底底质类型符合中华鲟理想的产卵场。一旦在此处发现中华鲟有产卵现象，有关部门必将不惜任何代价对该江段加以保护。这也意味着一旦在此处发现新的产卵场，旧的即长江宜昌葛洲坝坝下至古老背长约30 公里江段的繁殖地有可能因为环境变化被敏感的中华鲟遗弃了，也意味着偌大一条长江可选择的产卵场将变得越来越少。救助与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作为一种大型江海洄游性鱼类，中华鲟与已经灭绝的白暨豚一样，是河流信息和物质交流的重要纽带，它更是一种反映海洋和河流生态状况的重要指示性物种。保护中华鲟对于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我国很早就开始实施中华鲟的相关保护工作了：1983年，我国全面禁止中华鲟的商业捕捞利用;1989年，中华鲟被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96年和2002年，我国分别成立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省级自然保护区和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加入到中华鲟的保护工作当中来。但人为努力不及自然破坏所造成的严峻后果，中华鲟自然种群一年比一年少，繁殖地一年比一年萎缩，虽然我们未雨缪绸地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人工驯养与繁殖计划，但仍旧改变不了其可能在野外灭绝的局面。 “引入人工养殖或野生中华鲟，开展野化驯养”“优化增殖放流策略，努力补充野生群体”保护措施正是在这种时候提出来的。
下午4点，荆州中华鲟繁育基地，60条被称为“子一代”和50条“子二代”的人工繁殖中华鲟正在喧闹地进行它们的餐后悠游。这些 “子二代”年龄最大的已有十七八岁了，2012年，它们产下了第一批100多条的“子二代”（指存活至今的）。每年10多斤的长速使得这些小家伙如今看上去是三四十斤的庞然大物了。这些被视作未来之希望的“一代”和“二代”担负着要将种群扩大的重任，按照最初的设想，它们的子孙后代将被投入到长江各合适的流域和江段，从而弥补葛洲坝建设和三峡工程对中华鲟自然繁殖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截至目前，相关单位在长江中游、长江口、珠江和闽江等水域共放流各种不同规格的中华鲟600万尾以上，但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投放的中华鲟存活率非常之低。人工繁殖也未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尽管目前人工保种群体已具有一定的数量，但性成熟个体数量有限，后备亲体来源单一，此外，全人工繁育仍不成规模，且“子二代”个体的种质质量呈严重下降趋势。
从一个物种到整个生态
危起伟，水生生态和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专家，主要研究中华鲟、白鲟等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技术和河流恢复生态学，2007年度曾获中华鲟物种保护技术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说危起伟是“中华鲟第一人”一点也不为过，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他便加入鲟类物种的保护研究行列，这么些年来，为保护中华鲟及其繁殖地，他与他所带领的博士生为此努力不少——不仅要对抗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有时候也得为中华鲟排除一些人为的障碍。2007年他与同事们投放了两尾作标记的中华鲟，一年后其中一条“回归故里”了（当时已体重达900多斤），他们一路监测跟踪，最后却在宜昌一家派出所里发现了它的尸体，而可恶的始作俑者就是一队偷渔的犯罪团队……过去是大坝，现在是鱼贩子、开发商、火锅店老板，挖沙船、游轮、化工企业……数不胜数的“敌人”威胁着野外中华鲟的生存。
“目前长江上虽然有两个保护区，但区内的水工建设、航道疏浚、航运、污染和捕捞等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仍在不断升级，保护区的保护效力有限，相关的配套能力建设和管理制度均需要进一步加强。”危教授忧心忡忡。
“现有的长江保护措施我认为需重新定位。”要想留住长江里的一些物种，尤其是濒危物种，就必须舍弃长江的渔业生产功能，10万渔民可转型从事其他的产业。把长江变成一个只提供渔业种源的养殖场，一个良种库，顺便发展它的美学休闲功能，为沿岸转型的渔民提供生计。事实上国外这方面经验很多。中华鲟和其他已经灭绝和濒临灭绝的鱼类一样，保护最大的问题就是保护部门与生产部门相分离，一条长江，多头管理，水利、交通、渔政……保护部门没有执法权限，执法部门没有保护意识，总之，非常乱……
“保护一个物种，其实就是保护整个生态。生态好了，物种才能留得住。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我们的保护方针。”
长江中华鲟的濒危现状也受到了国际环保组织的高度关注，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长江项目高级专员程琳告诉记者，由于体型大、生活史复杂、对生境要求高，在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影响下，世界上多数鲟鱼都处于濒危或极度濒危状态，鲟鱼保护早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但鲟鱼保护也有成功例子，如美洲的湖鲟，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被IUCN评为无危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在制定全球的鲟鱼保护战略，长江中华鲟将成为其中的保护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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