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共同体与文化建构

摘 要：来自国内外的百余所学校及研究机构的艺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20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主要就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符号功能与社会建构、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建构中的困境与思考、民族民间艺术的文化表征与传达、艺术乡村建设的经验与模式分析、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艺术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6-0013-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6.002

Abstract：2019 Conference on Chinese Art Anthropology brought together over 20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more than 100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field of art anthrop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who had conducted heated discussions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the issues related to art anthropology， such as，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e symbolic fun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dilemma and thought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ethnic folk art， the experience and mode analysis of rural art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art industry.

Key words：art anthropology; ethnic a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2019年10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云南艺术学院联合主办，云南艺术學院承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的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艺术人类学与文化复兴”。来自国内外的百余所学校及研究机构的艺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20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主要就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符号功能与社会建构、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建构中的困境与思考、民族民间艺术的文化表征与传达、艺术乡村建设的经验与模式分析、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经过数年的发展，会员已达1300余人，遍及国内各所艺术院校或研究机构，研究的范围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囊括各类乡村传统艺术，城市当代艺术，乃至城乡结合处的艺术等等，这些讨论将精英与大众艺术、主流与民族民间艺术置于时代背景下与历史洪流中，从而使得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艺术”的内涵和宽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在此次会议的开幕式中，方李莉会长提出，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里寻找中国的原创力，从而能够出更多的成果，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甚至为人类的社会发展服务。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组成一个共同体，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与讨论空间，从各个角度齐头并进，推动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

一、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派”与理论建构

随着艺术人类学各个门类艺术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今年的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学科建设探讨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主要包括方法论的探讨，学科建设与经验反思，门类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与方法，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常用关键词的理解与定义，还有艺术人类学发展趋势的探讨。

首先来看关于方法论的探讨。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不论是研究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1]。将人文世界进行多维一刻的时间交融的格局，确实是研究人文世界的一个难度较大的焦点问题。费先生提出的这些理念，被乔健先生归纳为“历史功能论”，其核心就是提倡人类学家应该而且可以透过田野工作来捕捉历史与功能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动。[2]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在题为《“活历史”：工匠知识的建构与变迁》的发言中提到，将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的“活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价值。她通过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对景德镇的工匠知识进行分析后发现，手工艺不仅是一门技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一套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这样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与智能社会结合有可能会促进中国从乡土社会走向生态社会。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甚至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湖北民族大学的石庆秘教授在题为《艺术民族志书写的图像修辞与非逻辑形式反思》的报告中谈到，在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建构中，图像语言修辞的形式逻辑与非逻辑形式，在艺术民族志书写中应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以艺术体验关照人类图像艺术的“反身性”，借助图像修辞的非逻辑形式体验、识读与阐释艺术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即时性等特性，以艺术体验和对话的方式还原艺术为人类生命体验的本真状态，并在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环境下，建构以艺术与生命体验的灵性“惊奇”的艺术民族志书写视角，重塑图像艺术的价值存在。

其次是关于学科建设与经验反思。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在题为《艺术实践与艺术民族志》的发言中指出，在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中，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两张皮现象。在研究中，我们要将艺术本体研究与文化的深层反思相结合，不能厚此薄彼。过去的民族志研究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文化的结构性规定与制约，强调文化的形成作用，现在的艺术实践应当对从事具体艺术实践的个体加强关注。此外，我们还需关注当代艺术实践中的人类学转向，作为民族志学者的艺术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范式。贵州大学刘剑教授在题为《作为艺术学构件的艺术人类学》的报告中，从学科建设角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作为艺术学二级学科设置的可能性与现存的问题。他认为作为门类的艺术学，由艺术学理论、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构成，艺术人类学在学科制度中的位置应当在艺术学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位置，同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并列。内蒙古师范大学董波教授在题为《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生何以可能——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生与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推进》的报告中，谈到了艺术人类学学会与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师承关系有效推动了具有学派特质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共同学术宗旨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形成的基础;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各代表人物的思想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形成的关键点。

再次是关于门类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与方法。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进行了题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的发言，回溯和分析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 “中国实践”的经验，提出 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期，体现为反思中国音乐传统的领域规范、地域文化、学理立场、学术范式、研究模式，并在对中西方音乐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基础之上，进行“中国实践”的深化和“中国经验”的探索。云南艺术学院的曾静副教授在《当代戏剧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与民族志书写》的发言中提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并不等于中国戏剧人类学的发展，具体门类艺术的人类学研究并不平衡，戏剧人类学在基础理论和田野实证研究方面犹存较大的学术空间。在分析这一困境之后她提出了应对方式，即应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之处——即田野作业和民族志书写上，进行切合戏剧类研究对象属性的具化研究，因此梳理当代戏剧民族志的典型书写方式，并从中探索戏剧民族志“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可能性，以推动戏剧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再其次是关于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常用关键词的理解与定义。深圳大学李新风教授在题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艺术学的思考》的发言中，探讨了民族艺术学的研究范围与对象，他认为，首先民族艺术学的“民族”应该包括所有民族，不应该只是少数民族，其次，民族艺术学应当关注与日常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艺术。尤其需关注那些更接近民族艺术本质的一些艺术形态。通过反思传统的民族艺术学的观念与范式，从而建构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派。东南大学孟凡行副教授在题为《三层次与六面向：一种总体的艺术人类学》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艺术，艺术民族志与艺术人类学等关键词在个体研究者角度进行了层次上的探讨，并从整体的角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研究应涉及的范围与向度。

最后就是关于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倾向探讨。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杨民康教授在《“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艺术民族志——兼论艺术民族志与相关学科的互文性渗融关系》的发言中提出，在人类学领域出现了由传统观念上的民族志研究转向“超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倾向。在较具体的研究分析方法上，则体现为由注重“面向过去”的归属型、收拢性和简化还原分析转而注重“指向未来”（含于当下）的对象型、开放性和转换生成分析等发展趋向。

二、“物”的符号功能与社会建构

艺术本体的功能一直是近年来艺术人类学探讨的焦点之一，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今年多数对于民间艺术本体——物的功能考察上，研究者们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物”的象征功能对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建构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西学院大学荻野昌弘教授进行了题为《彝族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1996-2015）》的发言。他以彝族祭龙节为个案，探讨了传统节日在维持该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认为，随着农村整体社会秩序的瓦解，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如何让社会秩序更加安定成为一个课题，民族文化艺术的象征方式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复旦大学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在题为《汉字地天通：形气神的交融艺术》的发言中，以汉字六书为例，将其放入到国家视野与整体范畴中，并将艺术本体的各种特性结合符号人类学的各种概念与方法进行探讨。云南艺术学院申波教授在题为《在鼓乐声中完成的身份构建——中老跨界瑶族“度戒”仪式人化与化人的价值功能》的发言中，从瑶族各支系“度戒”仪式中具有标志性的乐器“盘鼓”出发，谈到其作为族群集体人格获得心理转喻的法器与符号标识，帮助我们去了解度戒乐舞背后折射出的意义之网。云南大学的金红博士在题为《论傣族乐器“光邦”的象征功能》的发言中，阐述了傣族膜鸣乐器——光邦因其所处特殊环境的差异而有着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和特殊价值：在稻作文化映射下，它是沟通神灵、达成愿望的人格化象征;在神圣和世俗场域中，它作为语言象征而达成人们和谐相处的沟通愿境;在节庆活动场景中，光邦鼓声作为虚拟符号成为傣族先民生存空间地域边界的象征。乐器光邦以其象征功能的独特价值，在民心相通构建中使社会秩序和谐有序，从而揭示出“物”的存在是其内在功能对外部所起作用而满足外部需求的结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副研究员題为《民族服饰的符号功能与伦理秩序的建构——以苗族服饰为例》的发言用文献梳理与现实调查的方法，通过苗族服饰个案，探讨了民族服饰各项功能及其当代演变，揭示民族服饰视觉符号的关键内核，为当代民族服饰的发展与设计思路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达到进一步发挥其建构伦理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原有功能。山东艺术学院荣树云在题为《生产与使用：艺术人类学视域下杨家埠灶王年画的本真性探求》的报告中，探讨了杨家埠灶王年画作为一种传统艺术的多元属性。她认为一幅灶王图像作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只有在不同语境中不断被阐释，才能有效运作。同时，只有成功解读一幅神像的表征意义才能看清其“独一无二”的本真性与功能价值。浙江财经大学罗易扉教授在题为《私密文化再到公共象征：美洲非裔艺术“物的生命史”研究》的报告中，概括了当代西方学者布朗、罗卡与乔瓦瑟对于美洲非裔艺术的研究方法即“物的社会生命史”方法，讨论了物从“私密之物”再到“国家公共象征”社会生命的流转过程。同时她还谈到这些研究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将“物”作为一种国家认同“武器”，实现了文化政治上的身份认同。

三、传统艺术现代化建构中的困境与思考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传统的现代化一直是艺术人类学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年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转化新思路、新概念、新方式的提出以及传统艺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旭东教授在题为《创意在人类学与设计学的边缘——一种乡土遭遇设计之时的艺术人类学新综合》的发言中提出一个“乡土设计”概念，他认为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下，乡土设计是乡土社会观念和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的一种产物。在今天，面对这样一种现代和传统并存的状况，我们真正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乡土和泥土之间寻找一种因为相互的结合而有的一种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这同样也是乡土设计所应该重点去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找到二者结合点，设计才能成功，乡土设计的成功即是一种传统地方性的现代化的成功，所谓“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说法的另一种表述。云南省博物馆的郭佳副研究员进行了题为《传统与现代之间——云南大理周城村白族扎染现状的艺术人类学考察》的发言，她以周城村白族扎染技艺为个案，揭示了该技艺在社会变迁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生存状态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续博弈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真实写照，也是民族地区的乡村建设在传统与现代间、地方与全球间寻找发展出路与提升空间的一种映射。她认为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也在以新的方式反哺着生长于其中的民间艺术。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谢仁敏教授发表了题为《民族艺术的现代性困境及其传承路径创新》的报告，他认为在现代性冲击下，民间艺术遭遇了系列困境。面对民间艺术的现代性困境，应立足乡土社会实际，一方面要把握其文化属性，实现保护传承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要开发利用其经济属性，实现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让民间艺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云南大学的向丽、陈顺尧在题为《记忆·审美资本·时尚——以云南剑川传统工艺创意为例》的发言中，从传统出发，探讨了作为文化最精妙的表达方式的审美和艺术如何建构时尚及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强调了其在恢复和激活当代美学的现实实践性中的重要意义。四川师范大学钟玮、刘佳的题为《台江施洞苗族服饰刺绣解析与造物意涵的时代性审美实践》的报告以台江施洞地区的苗族盛装刺绣为个案分析对象，认为地域刺绣手工艺的发展在体现对传统文化积淀与传承的同时，更应以理性的态度注入时代的审美精神，从而将手工艺设计的精神内涵融入现代创意生活实践之中，从而实现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多元化实践。

四、民族民间艺术的文化表征与传达

这一部分的研究聚焦于艺术表象所传达的深层文化结构变迁，内容涵盖空间艺术到时间艺术，从个体到社区以及趋同化现象分析。首先来看对民族民间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变化背后的文化分析。海南大学袁晓莉副教授在题为《汉化的近世理想：黎族龙被上的吉祥图案》的发言中，详细解析了黎族龙被在清代各个时期图案的造型变化，从中分析出黎族信仰观念的变化，即由祖先崇拜到近世理想的生活境界。中国艺术研究院关祎在题为《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岩画艺术》中指出，岩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中，岩画更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作和存在同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紧密相关，学者的研究应该具有“本土文化”或“本土知识”的视角，因而脱离了社会与族群的岩画研究将是刻板甚至偏颇的。清远市博物馆的吴平贞在题为《早期销美外销瓷 “鹰”纹图案探微》的发言中以外销瓷中的鹰图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鹰”纹外销瓷的图案来源、主题绘画风格、造型、胎釉和产地等问题，进而还原定制者与制作者的互动关系，探讨作为商品的“鹰”纹外销瓷图案背后体现的中西文化差异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广西民族大学的程文凤、廖明君所作的题为《彩调艺术空间体验与表达研究》的报告从戴维·哈维空间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彩调艺术历史发展经验，对彩调艺术进行空间解释，通过艺术家的空间体验和彩调艺术不同的空间表征来阐述彩调这一艺术实践活动与时空生存语境的联系，也为艺术体验与表达提供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其次是关于艺术个体到社区具体现象的关注，具体表现为艺术个体身份转化的深层文化原因以及社区定位所体现的文化再生产模式。中南民族大学在读博士吴昶在题为《“越界”的手艺——关于艺术与手工艺交集现象的艺术人类学田野思考》的报告中，对于艺术与手工艺的判断标准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通常来说，我们以产品的属性，个体人的能动性表现和不同文化语境来作为判定其属性的重要因素。如今，由手工艺人向艺术家方向转型过渡的情况如今正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在逻辑、历史与能动性三个维度之间去把握这种具有变量关系的“边界”。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博士赵跃在题为《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的报告中以宋庄为个案，梳理其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城市艺术区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画家村“乌托邦”，到市场繁荣下的“艺术家社区”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产业时代”，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中国语境下的时代文化特点，即回到实践，注重创造力和文化再生产。

最后是关于民族民间艺术发展趋同性现象的文化分析与建议。昆明学院何马玉涓副教授在题为《西南少数民族仪式艺术观念嬗变研究》的报告中通过对三个典型民族节日仪式艺术个案的纵向横向对比，提出一个民族节日仪式的周期、程式发生改变，作为内核的仪式及其艺术程式表现出功能的多重性，包括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历史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人们通过对它的观念认可、传承与发展，完成个人及社会组织的自我实践。然而趋同的社会需求和观念判断，会引起各民族现代节日仪式程式的同质化倾向，这就需要在不同区域的合力主体在推动民族仪式艺术发展的时候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民族文化传承的前提下，由内而外地进行选择、重组，满足民众情感需求，形成多样的仪式艺术表达。

五、艺术乡村建设的经验与模式分析

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关注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在“振兴乡村”的时代背景下，今年的艺术乡建专题也尤其热闹，内容主要包括海外艺术乡建模式分析，当代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经验与反思，民族传统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模式与思考。首先是海外艺术乡村建设的模式分析。四川美术学院张颖副研究员在题为《日本艺术乡建诸模式》的报告中，梳理了日本艺术乡建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实践路径和价值向度，她认为除了延续刚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资本投入外，文化艺术在日本乡村复兴、地方创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本在乡村传统产业衰退、高龄少子化、交流机能减弱、生活方式个别化、共同消费手段消失的困境下，艺术不仅要直面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还必须以提供“美的共感”之形式，凝聚精神、唤起行动。其次是当代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经验与反思。福建师范大学贺瀚副教授在《“低成本”的艺术乡建之路——以台湾“剪纸合作社——萧垄计划”为例》 的报告中以台湾的艺术乡建个案为例，从以乡民为主体、集合地方知识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络的角度，论述艺术乡建在人力资源利用、知識储备、传播渠道方面降低成本的可行性，并从艺术家角度谈到艺术乡建这一历史命题的当代意义。燕山大学李东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北戴河村——艺术走进乡村的实践》，他梳理了拜年乡建的实践与思考，以北戴河村为个案，探讨了当代艺术走进乡村后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分析了不同艺术乡建主体的群体状况，对于当代艺术乡建运动出现的各种差异化进行了反思。最后是民族传统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模式与思考。湖北经济学院的黄朝斌教授发表了题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艺术乡建”的内容、价值与意义——由恩施二官寨古村寨建设说起》的报告，他以恩施一个古寨为个案，提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艺术乡建”是乡村振兴、文化复归、环境宜人三者的有机统一。他认为在艺术乡建过程中，需要对项目片区的现状解读与问题梳理，确定依托古村寨的特色文化和自然资源，从而打造相应的文化活动，这对于促进乡村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提振乡村的文化活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云南大学博士闻云峰在题为《内部介入：少数民族地区艺术山村建设的另一模式——以洱源县松鹤村为研究个案》的报告中谈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建立一种有别于艺术家“外部介入”的以当地民族艺术为资源、以当地民众为主体的“山民在场”的“内部介入”的艺术乡建模式，利用当地民族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当地山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得民族艺术文化资源与当地民众生活日常发生直接联系。

六、文化旅游产业的反思与实践

当文化遗产被定义为资源的时候，各种产业的开发也必不可免地形成时代大潮，传统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顺利转型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西北民族大学牛乐教授等人在题为《“八坊十三巷”到“茶马古市”——文旅融合后临夏州民族手工艺的转型与变迁》的报告中谈到，在当下“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视域中，“旅游”与“文化”的结合表现为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构”的社会化策略与多层次的互动实践。振兴民族地区的手工艺是一项策略性的社会整合行动，在这种整合过程中，地域文化、行业文化被适当解构和重构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须的行动策略，其既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之间矛盾的延续，也是“融合”“借力”“助力”等新文化传承与发展策略得以实施的内在机制。云南大学苏俊杰副教授在题为《旅游文化产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的报告中，阐述了从商品化过程中的动态价值构建和多元价值构建两个方面来审视丽江典型的非遗商品化案例，分析了洞经音乐、东巴文化和手工技艺在丽江旅游发展中的商品化过程，揭示出了商品化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非遗的动态、多元价值构建现象。广西艺术学院高尚学副教授发表了题为《文化生态壁龛视域下广西民歌艺术的保护传承与产业开发策略研究》的报告，他提到广西民歌的保护传承与产业化开发二者之间，存在着二难之境，即缺乏一个合理有效实施的“度”。而“文化生态壁龛”概念的提出，很好地解决了广西民歌保护传承与产业化开发两者之间的悖论，这为其他地区的民族艺术的价值开发与传承保护提供了参考。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李贝副教授的《传承与发展——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陶瓷唐卡》认为，从陶瓷唐卡的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文化转换为文化资源，在传承和发展中找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新路径，适宜的产业化利用是民族特色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新需求，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为民族特色文化保护提供了资金，开拓了空间，同时也增强了保护的自觉和信心。

總之，此次会议的讨论成果对于艺术人类学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参与会议的研究者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专业也不尽相同，但是所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是当下，关注的是相同的目标，运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所以才使得艺术人类学学会每年的年会热闹异常，大家可以在这里分享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收获，并且提出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建议。当下的艺术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艺术，而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艺术，艺术人类学是将艺术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4）.

[2] 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

（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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