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堂

我很想骂上几句。但我并不知道我到底应该骂谁，是骂满街匆匆忙忙的行人？他们个个心怀远大理想，正奔赴一个个光明前程。或者要骂那些鐵壳包着不停地响着喇叭的小汽车？它们活脱脱就是这个城市养大的流氓，东伸伸头，西挪挪脚，张牙舞爪，目空一切。甚至，我应该停下脚步，站在街道边上，骂骂到了下午七点还没落下去的日头。这日头也太烈了，比古书中的那些烈女还要烈。烈得人头皮发炸，头发被烈的日头吸住，直往上竖，好像随时会被燃着。头上发晕，脚下自然就轻虚。我几乎用足了一整个夏天积攒的力气，将双脚钉在街道边的隔离护栏上。护栏发烫，黑和黄色的油漆，融化了一般，粘住我的旧凉鞋。我没穿袜子，我不喜欢穿袜子，天足多好。粗壮的五根脚趾，如同被解放了的农奴，越来越扬眉吐气。然而，我还是想骂上几句。我的情况太窝心了。自从半年前，我离开生活了三十六年的那座小城，独身来到这里，我的境况是江河日下。下午，我刚刚丢了半年来找到的第七份工作。那是一家文化公司的文案策划。说真的，我这人别的不行，搞文案还是有一套的。可惜，我碰上了一个根本不上道的老板。这老板瘦得让人心疼，但嘴里的话却比人还尖瘦。老板下午三点发出通知：要求所有人员一律休假，但手头工作还得按时完成。这叫什么理？老板的理？这明明就是不顾烈日当头，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嘛！这小公司说到底也只有五个人，一个老板，一个老板情人，三个打工的。老板和老板情人就住在公司楼上，我们三个打工的租住在离公司三站路的杏花小区。在省城呆过的人都知道：杏花小区是省城最老旧的小区之一。房子小得像鸽子笼，没装空调，全靠一台吊扇。电压不足，吊扇还时不时罢工。这多年不遇的炎炎夏日，老板让我们休假回家干事，岂不是……我当时就怒火中烧，直言老板此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瘦尖的老板居然一边听着我发火，一边在他丑得惊心动魄的情人屁股上摸了一把，接着就直接道：你被解雇了。因为今天是七月十四号，所以工资只能发半个月。拿钱走人！

走人就走人！我就是这脾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想想我这三十六年，也算是历尽坎坷，阅尽千帆。我出生的时候，是脚先出来的。这可吓坏了接生婆。这个据说接生了整个柏庄小孩子的老接生婆，浑身哆嗦，临阵脱逃。好在我祖母是个刚强的人，她摞起袖子，硬是将我顺到了人世间。后来我读《左传》，知道这叫“寤生”，这种顾脚不顾头的出生方式，往往是要死人的。不仅仅死小孩子，甚至要死大人。而我不仅出生了，且母子平安，这在柏庄也算是件大事。祖母捧着一身血的紫红的我，说：这孩子命硬！再后来，七岁时，我爬到村子南头人家的大枣树上摘枣子，结果被那家的女人，按辈份我得叫婶的，用竹竿捅了下来。十来米高的枣树啊，愣是没摔死我。可惜断了脚骨，在床上窝了半年。那个捅我下来的婶，将家中鸡蛋全都送了过来。但她自己，奇怪得很，或许真的是我命硬，一年后，她竟喝农药自尽了。她死后，我一瘸一拐，跑到她灵前，给她叩了三个响头。十九岁那年，我考上大专，成了柏庄那年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我喝了庄子上人们为我置的酒，然后到了地区所在地的那个城市，读书三年，滚回老家，当了名农技专干。然后，再然后……这大家就都知道了，男大当婚，我也不例外，我同初中同学喻小河结了婚。如今，我们的孩子十二岁，正上小学六年级。可是，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头。这不能怪我，当然也不能怪喻小河。要怪就怪这复杂的人世间。我为什么说我现在活得很糟糕，还不仅仅是因为我离婚了，成了一个几乎净身出户的男人，更重要的是因为自打我决定来到省城后，这恍恍惚惚的半年内，我竟一点也感知不了生活重新被燃烧的快乐。以前找的那些工作姑且不说，就说这文化公司的文案工作，我倒真心想安定地在这公司干下去，至少得干到我相对稳定了，可是……这万恶的尖瘦的老板啊！

我想骂，却一句也骂不出口。我头顶上是黄昏的烈日，面前是人流、车流、信息流。这爆炸的年代！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地敬佩一下说出这句话的人了。唯其爆炸，才会让人活在这一刻，却无法感知下一刻。就像我下午两点赶到公司，哪曾想到三点就被解雇？生活啊！我叹着气。天气太热，从嘴里出来的怨气，一出口，就变成了灼热的蒸汽。这些蒸汽，缭绕着，在我面前纠结，打团；它们滚动着，忽远忽近，越来越让我心烦。我干脆将没穿袜子的脚从凉鞋里拿出来，我用大脚趾去贴了下栏杆，我的天哪！我立马听见脚皮“吱吱”直响。但同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从脚趾涌向了全身。我颤栗着，四肢抖动，嘴唇一张一翕，发出含混的声音。这引来了正在执勤的交警的注意。这是个热心的好小伙，他上前来扶住我问：“怎么啦？病啦？”

“没！没！”

“那咋这么抖呢？”

“这么抖？不抖啊？我哪抖啊？”

“刚才在抖。现在好了些。没事吧？”

“没事。我能有么子事？”我一脸正经，在小伙子转身时又丢了句：“不好意思，让您少了一次救死扶伤的光荣纪录。”

小伙子一定没有听见。人太多，声太杂，他忙着去挥他的左右手去了。

我是来到省城以后，才忽然悟明白一个道理的。人越多的地方，自己越孤独。到处都是人，商场里是人，公园里是人，桥上是人，地下通道里是人，就连电线杆上也是人。那里贴满各种或黑白或彩色的寻人照片。这么多人我都不认识。不认识，就与我不相干。在这不相干的人群中，我就如同一只被天鹅收养的小鸡，天鹅不鄙视我，但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过，我始终认为这不仅仅是我的错。就像离婚。喻小河说我跟农技站里那个丈夫在部队的副站长有关系。我承认，是有关系。同志关系，同事关系，当然……喻小河说：重点是男女关系。我说本来就是男女，说到底就是男女关系。我得坚持原则，然而我不喜欢辩解。辩解没有意义，生活就是生活，真相就是真相，靠辩解得来的真相，往大了说是自欺欺人。我跟喻小河提出离婚，她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且在第二天我正较劲时拉着我去办了手续。我最近常常觉得这里面可疑。可是可疑在哪里呢？我也不愿去纠缠了。离都离了，再回头显得没人品。祖母当年说我命硬，一个命硬的人，天生就注定不愿意回头。还有工作。农技站一个月三千多块，不死不活。我在离婚第三天辞了工作，一次性拿了六万块钱买断费。我给了老娘一万，给了喻小河四万，自己揣了一万。按理说，我到省城应该来找同学。我的同学中有人已官至处长、副厅长、农科院院长。但我不愿意，我就是命硬，身子也硬。我揣着一万块钱，干了七份工作。这不，一晃就到了这七月了。

烈日啊烈日，生活啊生活！

日头依旧悬着，虽然越来越往西，但威力丝毫没减。而且，白日那些吸饱了热量的钢筋水泥混凝土，此刻开始渐渐释放热量。地面上热浪喷涌，四周热气横流。我眼睛有些模糊，胸口发闷。我拿出手机，手机屏幕打不开。天太热了，手机罢工。我穿好鞋，退回到街道边的大楼廊下。商店的门都是关的，里面的音乐，却关不住。都是英文，一句也听不懂。我摇摇头，继续沿着街道往西。我走了大约百十米又停了下来。一丛从墙上悬挂下来的绿萝吸引了我。我是喜欢植物的，从小就喜欢。我能够记得很多植物的名字，知道它们何时发芽何时枯死。绿萝我当然更是喜欢，我在小城的那套房子外面的小巷子两旁，就挂满绿萝。孩子小时候，我经常牵着他，让他看绿萝丛中那些细小的蓝色的花朵。现在，面前的这挂绿萝，是从里面小区的院子里伸展出来的。绿萝本是清凉之物，却也挂着少有的燥热。我赶紧离开，我又往前走了百十米。

我忽略了所有的建筑与人流。最后，我就到了大食堂。

我先是停在外面，抬头看了看悬在一丈来高的门头子上的匾额。“大食堂”三个字，是用排笔写上去的美术字。早年，我上小学时，革命形势复杂，各种宣传不断。而美术字就是宣传最有力的工具。学校里的李老师穿一件白衬衫，用大排笔饱蘸浓墨，在墙上直接写下那些响亮的标语口号。可这些年美术字越见越少，要么是印刷体，要么是书法体。那些书法体中既有三流，也有四流，但大都是不入流。我这半年来没事在省城闲逛，也看了不少匾额，入流的少，脱俗的少，大俗大雅的更少。这大食堂三个字，选用了排笔写的美术体，竟一下子有了遥远感。这三个端正紧凑的美术字，仿佛一个满脸正直的人。他站在你面前，笑着，不语，却招呼着你。既然如此，我就得进去了。反正这半年来，我的晚餐有三分之二就是在街头各种小吃摊上解决的。在哪里解决都一样，无非是吃个饱。何况这是大食堂！我刚推开玻璃门，就看见那一张张木桌子上的人头。看来生意不错，话又说回来，城市里像我这么漂着的人多的去，哪个饭店不是客来客往？我站在门口张望，想选择一个座位。可是，几乎没有。靠近东边墙那儿有一张大桌子，此刻正坐着三个人。一人面对着我，那是个老人，年龄不会小于七十岁。另外两人，从头发看，应该也差不多。在他们旁边，有张坐两人的小桌，此刻正有两位在喝汤。他们面前的盘子已经空了。我瞅准了这张小桌子，就走过去，站在桌子边上。刚才还在罢工的手机，此刻又回了阳。里面有几个未接电话。我翻了下，都是省城的，我断定那都是些租房公司业务员推销房子的电话。我刚来省城时，曾找过房子。结果留了手机，从此便电话不断。不过也好，这些电话成了我孤独生活中的插曲。特别是上班时，我盼着手机响。一个人嘛，从小城来到省城，总得有朋友呗。没朋友让人瞧不起，我不能没有朋友。而事实上，真的没有。我换了手机号，从前联系的那些省城同学想找我也找不着。除了未接电话，另外有两条短信。一条是下午刚刚辞退我的公司的同事的，问我在哪，说换个工作也好。另一条是撒网短信，问：大哥，想交个朋友吗？这小儿科岂能入我法眼？我立马删了。

我打开手机网络，一搜，此处有无线网。我立即四处搜索密码，果然在收银处的玻璃柜台上写着：222222222。我用音乐简谱的读法读出了九个“来”。可见这大食堂的老板还是用心的。不像我遇到的那些公司的狗屁老板。这样我又想起下午的事来。老板那瘦尖的脸在面前晃荡，我恨不能用五只手指上前将他那尖瘦的脸搓成麻杆。我的手在虚空中收拢了一次，旋即就缩了回来。小桌子上的两个人喝完了汤，站了起来。我没等男人离开，屁股就坐到了椅子上。然后迅速将手机放到了桌子上。男人似乎觉得我太急躁了，望着我。我睨了他一眼，他用牙签捣着嘴，朝女人笑笑，推门出去了。我坐下来，骂了句“这对……”很快我就收了嘴，我无法骂出后面的话。我是很想骂人，而且这鬼天气，这鬼心情，不骂人才是怪事。可是……祖母说我命硬，嘴也硬。硬嘴骂不出脏话。后来祖母去世之前，曾给我留了一句评价：硬到最后，疼都是自己扛的。就凭祖母这話，我就得无限崇拜她老人家。我换了张椅子，背对着门，这样，我就能一下子看见整个大食堂里的情形。

这大食堂足足有一百多平，靠东边那里有楼梯，上面应该还有一层。进门左首，是一溜长长的玻璃橱窗，各种做好的家常菜摆放在里面。进来的人从进门处拿了托盘，然后选择菜品。选一样，服务员给你一样；等全部选好，外赠清汤一份，付款，开吃。我选了两样小菜：一份烧带鱼，一份豆芽菜。加上外赠清汤，一碗米饭，两菜一汤，也算像样。我端着托盘，回到小桌子旁，刚坐定，就听见前面大桌子旁对着我的那位老人说话了。

“这天太热，怕是不来了呢？”他的声音虽然苍老，中气倒还很足。

有人搭话了：“等等吧，会来的。”

搭话的人声音细，是背对着我的两位老人中的一位。从他们简单的对话中，我听得出来，他们是在等人。因此，他们面前的桌子上除了三只大茶杯外，一个菜也没点。

现在都兴吃饭店，老人们也不例外了。其实，饭店再好，哪有在家好？这些老人啊，何况天热得死蚂蚁，他们又都七老八十了，要是……我叹口气，低下头来吃带鱼。

“啊，老陈来了！”我听得出还是那细的声音，但充满了激动。

果然，大桌子对面就新坐上了一位。这是个老太太，清丝亮脚，气色也好。岁月虽然磨蚀了她，但从前大好河山的底子还在。她坐下后，笑着问：“我还不是最后一个吧？”

“不是。”坐在她一排的老人说：“除了老高、小刘和我，你是第四来的。今天来的，应该有七位。”

“七位？上次不是八位……”老太太似乎是叩了下桌子，说：“又是哪个？”

“钱大师！”

“唉，听不到他的小提琴了。他拉得可真好。”细瘦声音说：“我第一次听他拉琴，是高中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在市交响乐团了。他留着长发，那个长发啊！没想到，到老了，能混在一块了。”

“上次来的时候，钱大师其实是从医院里来的。”

“看得出。那次他只呆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他走的时候那个眼色，现在想起来还……”声音有些哽咽，是那个一直没说话的老人。

“别这样，老高！我们当初可是说好的，走的时候不送，不哭，这些年，我们送走了也有十来位了吧？”

“黄院长，我只是忍不住。”老高道。

接着是沉默。四个老人围在大桌子边。我这边也停了筷子，我看见黄院长正端起大茶杯，揭了盖子，轻轻地跟其它三只摆在桌子上的大茶杯碰了下，然后喝了一大口。

老太太也揭开杯盖，轻轻地与桌子上其它三只大茶杯碰了下，然后也喝了一大口。

老高的杯子举得高，喝的声音也大。小刘的杯子几乎是贴着桌面碰着另外三只杯子的。他喝得无声。

收拾碗筷的服务员过来了，问：“还没来齐整？”

“还有三位。”

“那就再等等。”服务员从我的桌子边过，我问道：“这些老人都是？”

“每个月都来一次，四五年了。”服务员说：“听说从有这大食堂开始，他们就没断过。”

“都年龄不小了啊，每个月都来？”

“是都不小了。来着来着，有人就来不了啦。唉！”服务员端着盘子走了。

店里人明显多了。一大班子男人，衣服搭在肩上，上了二楼。但很快就下来了。其中有人嚷着：“楼上没位呐，哪里坐？”

他们站在楼梯口，手里端着选好了的菜。有人还提着瓶白酒。服务员道：“等会儿吧，很快就有人吃完的。”

“等？等到哪个时候？”

“快了，快了！”服务员扫视着整个店堂。

我吃了一小块带鱼，味道一般，典型的家常菜。对面大桌子上这时又添了个老人，这人戴着顶黑帽子。这大热天，多少人热得差点要掀了头皮，可他竟然戴着帽子，而且帽沿还拉到了耳朵根子上。他正在跟那个老太太低声说话，边上老高问：“徐爷，快拆线了吧？你也不说说，我们也去医院看看。”

“看个么子？不就是拉了一刀嘛。不过，嘿嘿，塌方了一大块。”这个徐爷的脸色虽然古铜，但看得出来有点虚。原来是头上拉了一刀。我看了看他，他这时竟然揭了帽子，一只青亮亮的光头露了出来。不仅仅青亮，整个左边几乎全部瘪了下去。那就是他自己戏称的“塌方”吧？触目惊心，却一点也不丑陋。老太太在那塌方处摸了下，问：“疼吗？”

“不疼。”徐爷的口气孩子般。

老太太说：“赶紧戴上帽子，别伤了风。”

徐爷戴了帽子。小刘说：“待会得点个海带排骨汤，给徐爷补补。”

“再补这塌方也长不起来了。想想当年在越南战场上，子弹擦着我的头皮飞过。麻嗖嗖的，硬是让我的头皮给抵走了。可这回，抵不过这病哪！也好，少了一块就少一块嘛，快八十岁了，少一块骨头算个么子！”徐爷说得豁达，黄院长说：“有这心态最好。老了，就要有老的心态。凡事看开，就是最好。”

那班子人依然站在楼梯口。有的甚至坐在了楼梯上，边喝酒边聊天。他们应该是在同一处打工的老乡，难得工余聚到一块，到这大食堂来喝酒。可是……有人忍不住了，跑到收银台边问：“啥时有位子呢？难不成真的坐楼梯上吃？”

收银员瞅了瞅店堂，说：“楼上有！”

“我们刚从楼上下来。楼上人头比下面还多，黑乎乎，跟黑木耳一样压着呢。”这人说话地道，新鲜。

收银员走出柜台，四处张张，回头说：“再等会儿吧，真的没位了。”

这人将扛在肩上的衣服扯到身上，指着我面前的那张大桌子，说：“那不有？那些人又没吃？”

“那可不行！”收银员答得肯定。

“怎么个就不行了？我们端着菜站着，他们在那喝茶。哪有这规矩？”这人声音提高了，楼梯口立即就有人过来增援，说：“没桌子就别开店。什么个大食堂？到底是喝茶的，还是吃饭的？瞧不起我们外来人是不是？”

收银员不断解释。过了几分钟，楼上下来个男人，看样子是老板。简单问了几句，老板道：“委屈你们了，再等等吧。那边大桌子，说什么也是不能让的。”

“咋就不能让了？写着他们的名字不成？”

“没写。但是不能让。”老板态度坚决。

人群从收银柜台慢慢向大桌子这边靠拢，老板拉住他们。老板说：“这样吧，你们到我办公室去吃，行了吧？”

“宁愿让我们去办公室，也不让他们让桌子。这真奇了怪了！”这群人虽然还在嚷着，但身子已随着老板往楼上去了。我看着对面桌子，就在刚才吵闹时，桌子上又增加了一个人。也是个老太太，正斜坐在墙边。她一边喝着水，一边说：“火车晚点，不然，早就到了。”

“现在火车哪有不晚点的？来了就好。”黄院长给她续了水。

老高问：“胡老师，听说你马上要去美国？”

“我才不去呢。睁眼瞎，老了，还去看美国大兵的脸色，我不行。我不去！”叫胡老师的老太太说：“我前两天跟我那丫头说，我得搬回这边来住。想想从前我们住在那大院里多好。”

“是好呢。”陈老太太攏了下白发，说：“上周那天下雨，我一个人晃着晃着，不知怎么地就晃到了大院子那儿。现在全成了商业广场了，都是人，挤得慌。从前那些小巷、柳树、爬山虎，还有那口井，都没了。”

“百花井。”小刘插了句：“听说移到公园里去了。”

“井怎么个移法？”徐爷嗓门大，他一问，小刘也愣了。小刘声音本来就细，这一下更细了。他支吾着：“大概是将井台移过去了吧？别的，难道井水能移不成？”

“那就不是百花井了。只不过借了个名字。”黄院长看着手机，自言自语道：“老金人呢？平时他可是来得最准时的。”

“是啊，老金？”徐爷朝大食堂里扫了一遍，好像要将躲在那里的老金给扫出来。他回过眼神，说：“老金听说最近在写书，写我们那个大院子。说不定哪天就弄到了电视上呢。我想想那大院子，也该写。住了那么多人，发生了那么多事，经商潮、出国潮、大拆违……这个城市发展的哪一件事，大院子里没经历过？到头来，一院子人东南西北。远的，甚至到天上去了。”

“老金要写，我们也得给他凑凑。比如黄院长教人唱戏那事，就是很好的段子。”老高有些调侃。

黄院长也不恼，只笑得有些尴尬，说：“都陈芝麻烂谷子了，提它干啥？”

“就那精彩！”徐爷将大茶杯在黄院长面前摇了摇，说：“比如这茶水，陈茶经泡。你那时候教小叶儿唱戏，一招一式，一唱一念，恨不得将人家抱在怀里。可到头来，人家还是飞了。”

“她不飞能留在大院子不成？”黄院长倒是豁达，说：“她是个苗子，只可惜后来没继续唱戏……”

“老黄，到咱这年龄，说说，还想那小叶儿么？”徐爷问。

陈老师捅了下徐爷，说：“还想个啥？别再问了。”

又是沉默。

我继续吃着带鱼。带鱼又干又硬，不过辣得到味。我喜欢吃辣，就像我这个人命硬一样。我将带鱼的细刺从嘴里吐出，这时手机响了。本来我不准备接，接了也无意义。不是租房电话，就是推销电话，反正与我无关。不过这回铃声却响得顽固，我有些生气。我又想骂人了。连餐饭也不让人吃个安生，这世道？我瞥了眼来电提示，居然是老板。

就是下午三点钟刚刚辞退我的文化公司的那个瘦尖的老板。

这下有戏了。我突然很兴奋。我按了接听键，又按了免提，却不说话。里面的声音在喘，我想象得出来，那声音从瘦尖的喉咙里挤出来，时断时续，多么艰难。我听着却受用。那声音道：“你下午说我司什么之心，路人皆知，是啥意思？”

“没啥意思？”

“没啥意思是啥意思？”

“没啥意思就是没啥意思。”

“你不要侮辱我！”

“我哪敢侮辱你？老板——”

“你虽然走了，但你手头那个文案还是得交给我。那是职务行为。”

“哈哈，我都忘了。我又不是你公司的人了，还有什么职务行为？见鬼去吧！”我挂了电话。

前面大桌子上的那个细声音的小刘回过头来，他脸色清秀，有些女相。他将手指贴在嘴唇上，说：“年轻人，别发火。有什么事好好说。看看我们这些老家伙，个个不都心平气和？”

“我可……”手机又响了起来，还是瘦尖的老板。我干脆关机。

小刘，不，其实应该是刘老，依然望着我，然后在转回头时道：“吃饭吧，吃饱了，火气就消了。”

我笑了笑。我觉得他说的话符合物理学原理。气在肚子里，吃下饭后，就被饭给挤走了。我吃了口豆芽菜，冷了。大桌子上黄院长正在拨打手机。他拨了会，对盯着他看的几位老人说：“没人接。”

“那打家里。”声音有些急促了。

黄院长又打，还是没人接。他摇摇头，说：“老金这是怎么哪？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不会吧？”

“肯定不会。”

“那再想想办法。”

“我记得我家儿媳妇认识老金家丫头。我来问问。”老高说着就在手机上拨弄。大概是视力不好，找了半天才找着号码。

很快老高家儿媳妇就接了电话，问咋了，有啥事？老高说我们几个老伙计正在聚会，老金，就是那个从前大院子里那个老金，一直没来。手机也打不通。人找不着。老高儿媳妇大概觉得老高有些绕，就问找不到老金给她打电话干吗？老高说你不是认识老金他女儿吗？你给她女儿打个电话问问。

老高儿媳妇有些不太情愿，但还是答应马上就联系。陈老太说：“依老金的性格，他要是不能来，是会事前来个电话的。”

“那就是。”徐爷又脱了下帽子，再戴上，说：“我这都塌方了，不也来了？”

大食堂里就餐的达到了高峰。有好事者曾作过研究，说一个城市晚餐高峰值往往反映了一个城市经济发达程度。晚餐越早，经济相对就比较滞后；晚餐在八点到九点之间，说明经济活跃程度最高。在我居住了三十六年的那座小城，晚餐一般是下午六点，不会超过七点。而在省城这半年，我发现一般晚餐时间是七点以后，高峰时段在八点到九点。此刻，不少人站在店堂里，等待座位。服务员也在不断提醒：请就餐结束的顾客，主动让出座位，以供他人用餐。我吃完了最后一块带鱼，开始喝汤。这时前面桌子上老高的手机响了。几乎就在响的同时，老高大声且急切道：“找着了吗？怎么啦？”

“找着了。老金正在医院抢救。”

“抢救？咋啦？”

“脑溢血。听说下午要出门时在楼梯上摔了下，后来就……”

老高问：“在哪家医院？”

“省医。”

老高捂着手机，说：“来不了了。老金，怎么就摔了呢？”

没人回答他。他又问了遍，还是没人回答。

我又喝了口汤。汤味有点咸，不过，这大热天，要咸一点。咸点才有味道，才有感觉。我打开手机，儿子给我发了条短信，是他在小巷子里那绿萝下抬头看的图片。儿子同时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绿萝都这么茂盛了。”

我眼睛一湿。再命硬的人，也过不了这一关。我低下头，又喝了口汤。汤味更咸了。

有人端着盘子坐到了我对面。我将盘子让了让，抬起头，就看见大食堂的老板站在前面大桌子边上。老板问黄院长：“人都来齐了吧？个个气色都好，真不错！”

“有人来不了了。”黄院长说：“不好意思，耽搁太久了。我们就来点菜。”

“不，不！我不是催你们。这里再忙，你们这桌子也都得是你们的。今天晚上，这桌子只属于你们。店里新做了酸辣汤，等会儿，我让服务员给你们每人送一碗。”老板又拿起水瓶，给六个老人每人续了点水，说：“你们慢慢点菜，我还得去招呼别人。”

“没想到，这小子如今越来越懂事了。”胡老师说：“他当年在我班上，可是最调皮的。大院子的其他孩子，哪个没受过他欺负？”

“那倒是。一转眼，他也四十多了吧？”小刘说：“怪不得我们一天天老了，一个个走了啊！”

徐爷“哈哈”一笑，说：“别这么闷着了。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不送，不哭的嘛！走，点菜去。”

陈老太扶着徐爷，两个人过去点菜，其他人也跟着过去。大桌子上就只剩了老高一个人。我看见老高在抹眼泪。我喝完了小碗中的最后一口汤，起身正要往外走。手机又响了。

我迅速接起来，我以为是儿子。但不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迟疑了下，还是接了。

只说了一句，我就听出来了，是吴大权。我大专的上下铺。

吴大权一直是土得掉渣的皖南口音，问：“在哪？怎么到了省城，也不說？想玩失踪？我要不是到你们老家出差，还真不知道你小子也玩了这么一出，在省城半年，居然也不联系。存什么心呢？”

“我……我……”我一向命硬，嘴硬，但这会儿却软下来了。我鼻子发酸，眼睛潮湿。我说不出话来。吴大权说：“你别说了。你的事我都知道了。这样，你到我这来吧，院里最近正要在江南搞个试验项目，你去，怎么样？只不过那不在省城，但可是干老本行呢。这你能行，是吧？”

“在江南？”

“江南。”

“我考虑下。”

“还考虑什么？总比你到处漂好。明天来我这里，咱们细谈。”吴大权说：“我在你老家见到了喻小河。所有事我都清楚了。明天再细谈。”

我还想说。但吴大权挂了。他这人就是这样，比我还霸道。

徐爷和陈老太已经选好菜，端着托盘回到了大桌子边上。老高也已起身去点菜了。我在大食堂门口站了会，又走进来。我径直走到大桌子边，问徐爷：“我能在这坐会儿吗？”

“当然行，小伙子，坐，坐！”徐爷说着，将托盘推到了大桌子中间。

我坐下来，给瘦尖的老板发了条短信，告诉他晚上将文档传给他。等我发好短信，六只托盘已整齐地摆放在了大桌子中间。我坐下看着他们，脑子里却涌出一朵盛开的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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