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的声音”里的诗人
一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第八届作代会在杭州之江饭店召开。晚上九点四十分,老友东君到杭,叫了我,又招来吴玄、雷默、唐诗云、马叙、赵柏田、夏烈、但及、马小予等,说一道去吃夜宵。我电话叫上阿航,随东君走进之江饭店南侧一家小酒店。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写作朋友,也难得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酒,菜还没有端上来,性急一点的,大呼小叫就喝上了。一众人开开心心,不知喝掉了多少啤酒。约十点半,唐诗云接到一个短信,她声音不大,却神色凝重地告诉大家:诗人高崎不在了,心肌梗塞!消息一出,一桌人突然安静下来。没有人愿意去相信这样的短信,但又不得不相信,因为没有人会开这样的玩笑。很快,集中到更多的消息:高崎其实已经去世多日。那几天,妻子王仁芳女士正巧不在家,陪二儿子到北京看病去了。高崎应该是突然发病,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而刚刚被人发现。
高崎是喜欢参加类似作代会这样的活动的,他曾告诉我,某次推选省作代会代表,他被当地主事者以种种口实拿掉了名额,为了争一口气,他就去找此公讨个说法,说到激动处、愤懑处,据说两人还吵了架。这一次他大概也不在受邀的名单中,但高崎诗歌创作的成就浙江诗坛有目共睹。这次倒好,他不来参会,却在大家聚会的时候,来了他黯然离世的消息。一桌同行,长久地沉默在凝固不散的寂静之中。
高崎,熟悉他的人,背地里都喊他老高崎。一个“老”字,代表他的年龄。但我不知道他出生于何时,多大的年纪。反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小步进入老年。他出版的八部书,都有他的简介,但都没有标示他具体的出生年月。现在倒好,连他的死,也确定不了一个具体的日期。
老高崎生前我见过多次。印象最深的是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一日那一次。当时,省作协创联部的副主任孙侃兄在余杭双溪搞了一个文学活动,叫了我,也叫来了高崎,一拨人去双溪的山沟沟采风。这一次大家不住宾馆,住山上的小木屋。主办方把我和他安排在同一间小木屋。领到钥匙的那会儿,高崎很高兴,西装领带的他,身子笔挺,像个绅士,在我的前面带路。到了房间,床沿一坐,吱的一声拉开他的黑皮包,摸出一册自费出版的散文集,搁膝盖上,取出自带的钢笔,签好名,送给我,并随口说道:“邹汉明,你写诗写评论,多批评批评,指导指导,呃……”说这话的时候,高崎的腰微微弓着,头偏着,眼光不直视我,很骄傲的样子,真诚中又不乏戏拟的成分。他最后的那个“呃”我还记得它的声调。好像他们温州的作家大多有这个声调,东君、简人、程绍国都有这个“呃”。而老高崎的“呃”最夸张,也最明显,简直有挑衅的成分。我接过书,看到书的扉页上,从右到左,竖签了四行字——“邹汉明诗友指正”“高崎”“二〇〇六年春”“余杭”。高崎的钢笔字很潇洒,上下连笔写,飘逸而流畅,他显然练过书法,学的是郭沫若。高崎活着的时候,送过我三本他的作品集,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省第六次作代会其间,在杭签赠给我诗集《征服》。二〇〇四年春是在绍兴,赠我一册散文诗集《声音中的黄金》。这会儿是这本散文集《手握两个世纪》。高崎不同时候的签名如出一辙,都是竖写,从右到左,字体也一模一样,不过最后签上的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已。而且,高崎的三次签赠,每一次都把“汉”字写成繁体。搁一块儿看,好似同一时间签下的。
开水还没有烧滚(我每到宾馆即有烧水泡茶的习惯),甚至屁股还没有坐定,高崎就又掏出几张复印的字纸来,是我大学老师、诗评家沈泽宜先生二月份给他写的一篇诗歌评论——《“骑梦的更夫”及其他——高崎论》。沈先生跟高崎的交往,大抵跟我与高崎的交往差不离,无非省里的某些文学活动或会议上碰到,大家问个好,点个头而已吧,真要说触及灵魂的交流,我看也未必。所以,这篇把高崎称作“骑梦的更夫”的“高崎论”,沈先生只写他读高崎诗的感受,偶然写一点高崎的生平,纯属大路货。至于他们个人交往的细节,并不涉及。而且,我通篇读下来,沈先生以引诗通贯全文的结构方法,明显地有勉为其难的意思在。一遍读讫,我想,一定是老高崎催着沈先生写的。老爷子(我们私下对沈先生的称呼)也是被逼无奈啊。不过,沈先生毕竟是诗人,目力惊人,一下就看出了高崎的不凡之处:
一九九三年年终岁尾,我收到了一位温州诗人的首部诗集《复眼》……由于初次接触他的作品,当时我还无法或无力对他作出稍稍接近实际的评价,只是说:“在苍南(温州的一个县)的高崎,他的诗多思,灿烂,构思常常与众不同。”……高崎的不凡,在于能把众人熟知和习见的写得如此诗意灿烂……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字句里,闪烁着高崎非同一般的天才……(高崎)在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中作了才气纵横的诗意开发,将他的人生感悟、哲学思考、审美意向乃至宗教情结一次性地投放其中,使它在人人可以共享的阅读快感中,轻轻打开人的灵视、灵域,净化和提升人的灵魂。
以“天才”来称许高崎,大致是对诗人语言能力的至高赞美,而“骑梦的更夫”,则无疑表彰这名“天才”异乎寻常的勤奋,作为一名诗人,还有比这个评价更高大上的吗?诗是语言的艺术,沈先生认为高崎诗有“一种独特的力求抵达极致的语言”,其“诗的结构异常奇特,语言已经浓缩到了极致,确确实实与众不同”,所以,连续有好几年,他在他的浙江诗歌年度评论中用较大的篇幅談高崎。比如,他在二〇〇〇年的《浙江文坛》诗歌评论中,早就有过“高崎多年的惨淡经营终于令人信服地打通了语言——现实——精神的通道,一种异常独特的个人化语言,终于奇妙地连接了大地、天空和充满和谐共振的心灵”这样的表述。
沈先生的这篇短论有一个奇怪的副题——“高崎论”。我的眼光在这三个字上逗留了足足三秒钟,我很有一点疑惑,沈先生给省里很多诗人写过评论,不记得有过某某论的。这文章不长,尚不足以担当“论”这个大帽子。这个副题,是不是老高崎自己加上去的?在这方面,我们的高崎先生一直有那么一点儿虚荣心。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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