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丽水,天雨流芳
10年前，我曾到云南丽江的南溪村进行田野调查，在此遭遇了一次文化震撼。南溪村在丽江坝子西南隅的文笔峰背后，海拨3000多米，是一个典型的高寒山区。在村里的小学调查中，我得知抗战时期这里曾设立过国立丽江师范学校的附属实验小学。“国立学校”相当于当时的重点学校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重点学校的附小肯定集中在城区，怎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高寒山区上？
由此，我萌发了一探抗战时期丽江教育的想法。蓦然回首那段历史，不禁令人怦然心动，掩卷长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陷入了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在日寇的打击下，全国的教育事业遭受巨大打击，学校损失的惨重程度难以一言以概之，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所建立的教育基础大半遭到损毁，以致当时有人发出了“全国之大放不下一张课桌”这样的感叹。然而，同一时期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丽江，在文化教育上却出现了空前兴盛的景象。
政府与精英的大力推动
是什么因素铸就了抗战期间丽江教育的辉煌？有些学者仅从抗战期间特殊国情出发来探讨其原因，即主要得益于抗战期间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迁移至西南带来的“天时地利”，西南联大就是一个典型个案。但在这些宏大的理由背后，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内因———地方文化的成因。毕竟，不是西南所有地区的教育都创造了这样的辉煌。
地方文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既是潜在的，也是显性的。潜在因素基于文化的传播、接受有个沉淀生成的过程，而这种文化传统，尤其是价值观念一旦沉淀生成，便能持久、显著地推动地方教育，以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概言之，地方文化对教育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地方精英以及民间三个力量互动中形成的合力。
丽江（县）是一个以纳西族为主体的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丽江土知府木氏土司积极学习汉文化，元代时丽江设立义学，从内地引进人才，提倡儒学，开创了汉文化教育的先河。《明史》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雍正初年改土归流以后，丽江的经济社会与内地迅速接轨，在流官杨馝、管学宣等人推动下，大力创办书院，培养师资，增設学馆，到光绪末年，丽江县内已有雪山、玉河、天鸡等3个书院，31个义学馆，纳西族中出现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就在清廷下诏宣布废除科举的1905年，丽江就建立了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丽江府中学堂及丽江府高等小学堂。1907年创办了《丽江白话报》，宣传改革和救亡思想，宣传科学，这是国内第二份白话文报纸。辛亥革命后，丽江新式学校呈现出雨后春笋之势，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到1919年丽江已有公立初、高小91所，教育初具规模。
丽江文化教育的迅猛发展，与地方政府重视教育、积极筹措教育经费有着内在关系。民国后=的第一任县长熊廷权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在大力创办实业的同时积极拓展办学经费渠道，在他主议下创办了丽江三月物资交流工商劝业会、七月骡马交易会，将所得的万余银元税款作为教育经费，从而有力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1913年，丽江府中学堂改为云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17年，建立了云南省立第三中学，1934年改名为省立丽江中学。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被人们誉为“滇西北文化的摇篮”。可以说地方政府的这些有力措施为抗战期间丽江教育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抗战时期丽江教育的兴盛与国家对边疆教育的重视政策也有内在关系。1941年教育家汪懋祖到丽江开办了丽江国立师范学校，经他推荐，从北师大本科毕业，中央研究院师范教育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宗亮东任第一任校长。宗亮东针对学生的来源及民族边疆实情，采取了教学与实际紧密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民族边疆地区的师范教育之路。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共培养了学生600多人，为滇西北地区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地方文化精英对丽江文化教育的推动作用也极为显著。这一时期丽江出现了陈可轩、和志钧、和志坚、李寒谷、范义田、周霖、杨超然等一批地方教育人才。
这些地方文化教育精英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能洞察国内外教育发展趋势，又深明地方实情，且能有效利用在政府担任要职的平台，大胆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改进教学方法，大力引进人才，推动了丽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譬如省立丽江中学经李澍、和志钧两任校长的努力，建成了有名的八大教学楼，藏书万卷的图书馆，物理、化学实验室。1938年至1942年和志坚任省中校长期间教学质量达到更高的水平，当时丽江中学出现了两个毕业班全部学生考上大学，同一个班有3个学生考取3名留美预备生的美谈。
李寒谷于1937年从中国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回到昆明，创办了《文艺季刊》，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战救亡的小说、散文，在国内文坛名声鹊起。1939年回乡养病，动员父亲捐献家产，并在自家创办了三仙姑小学，并亲任校长，编订教材，开创了边地基础教育的新模式。
40年代初由和志敏、和志坚、和志钧三兄弟创办的束河小学皆由当地村民集资捐款，投工投劳而建成。
1941年由杨超然倡建的黄山幼稚园由地方士绅19人组成董事会，募集资金约贰百万元（国币），由国画家周霖进行园林规划设计，整个学校环境优美，设备齐全，教学科目完备，名师如流，为地方培养了不少健美、活泼，守纪律，讲礼貌，又能歌善舞的幼童，被教育家汪懋祖赞誉为仅次于南京燕子矶陈鹤琴的幼稚园。
民间兴学助力教育发展
如果说政府办学是从上到下的办学模式，而民间兴学则成为由下到上的办学途径，二者相辅相成，互动共赢，共同构成了推动丽江教育发展的内驱力。民间兴学的故事一直在丽江传为美谈：
1938年，木松园先生以他自己的住房为校舍，购置教具，并租借邻居空闲房屋，约集志同道合的教师，创办了“私立乐群补习学校”，为准备升入中学的学生建立了学习场所，共输送了500多名中学生。
1944年因地方办学财政拮据，省立中学附小被迫停办，丽江古城的商业家牛文伯听闻后，慨然允诺承担全部办学经费，使濒临停办的学校得以延续，当地民众感其诚，改校名为“文伯小学”。
另外，段修龄捐建的雪麓补习学校，余仲斌向省立中学捐献“万有文库”，李达三捐赠田亩筹办丽江县中，都是民间兴学、助学的典型。
“抗战不忘教育，教育不忘抗战”成为丽江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在地方政府、地方精英、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丽江文化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战期间，丽江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师范（中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县属高小学堂一下猛增到230余所，教育经费也从原来的每年八千银元升至一万六千余银元。县里还成立了民众教育馆，各地建立了民众学校。到抗战后期丽江境内的各类学校达到了247所，学生人数达13800多人，教师有440多人，丽江的教育质量在云南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说，在抗战期间，丽江教育进入了一个空前兴盛的黄金时期。
凝聚人心共促社会进步
上善若水，文化化人。文化教育犹如空气，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无形中建造起精神大厦，熏濡着人们的精神价值观念，型塑着地方及族群的集体人格，深刻地改变着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走向。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极大地推动了丽江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为抗战御侮、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为丽江及滇西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支持。
抗战以前，丽江的工商业经济基本上为地方小农经济，经济规模小，商品种类少，多为小私营户。抗战时期丽江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现代工商业的民族工商业家，如号称丽江古城“四大家族”的李家、牛家、赖家、杨家，共有商号五十多家。和万华也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从丽江中学毕业后接手了父辈创建的“元德和”商号，改变了以往滇藏之间茶马土特产贸易，不仅把贸易路线拓展到康定、大理、昆明、普洱、拉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经营种类也扩张到玻璃、金属制品、编织品、收音机、钢笔等现代商品，生意最兴盛时有十多队马帮，马匹达500余匹。
当时在丽江古城内，丽江籍商户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有50多家，加上外来商号，鼎盛时期商号达1200多家。当时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考察丽江时，认为丽江“北接西康，西北通西藏，为汉、藏茶马交易之地，市面繁荣，似略胜大理”。
抗战后期，国内大陆交通线被日军切斷，只余一条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国至印度的国际通道。据史料统计，当时来往于这条国际交通运输线上的马匹约有2.5万匹，每年从印度至昆明的货物达5万多吨，占航空运输的一半多，但人员伤亡、货物损失情况远远低于航线付出的代价。这一时期丽江成为这条古道上的货物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工业合作社于1941年在丽江开办分部，短短几年得到了迅猛发展，抗战结束时其创办的毛纺、纺织、皮革、五金、家具等工厂达到了36个，其中毛纺业的发展尤为突出，甚至一度成为云南毛纺业的中心。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抗日救亡宣传在丽江各类学校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师生们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戏剧、宣传画，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城乡各地进行宣传。丽江中学校长和志钧亲任抗日义勇军大队长，带领师生到街头声讨日寇；《丽江大众壁报》《丽江周报》《丽江白话报》（创办于1907年）成为丽江宣传抗战的主要媒体阵地；1940年8月丽江社会各界在黑龙潭隆重举行“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立碑仪式，丽江中学教师周霖指挥师生与民众合唱《追悼歌》。这种爱国激情也燃烧到了偏远的纳西族山寨，1939年4月，在丽江县鸣音村，250余名纳西族东巴（民间祭司）为284名纳西族抗日阵亡烈士举行了超度祭奠仪式，仪式连续举行了三天，参加人次达上万人。丽江纳西族佛教界人士也为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圣露活佛于1941年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邀，带病前往重庆主持超度抗战阵亡将士的仪式，督噶活佛应邀到成都、重庆、泸州、宜宾等地通过讲经形式积极宣传抗战，谛闻法师在抗战爆发后连书《敬告今日之僧伽》《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为抗日救国再告全国佛教徒书》三篇呼吁书，号召广大佛教界人士抗日救国。《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一文中如是说：“国存尔存，国亡尔亡，宁作战场鬼，莫为亡国僧。彼以利器，我以热血，彼以野心，我以义愤，十以当一，千以当百，倭奴虽蛮，其奈我何，如有慷慨激昂而兴起者，我当舍头颅髓脑以从之。”
维西叶枝的王氏土司为丽江木氏土知府所委“木瓜”，即纳西军事首领，统辖范围包括现在的迪庆州、怒江州所辖的澜沧江、怒江、独龙江流域，包括了印度那加山区、缅甸密支那一带。抗战爆发后，王氏土司第九代传人王嘉禄成立了抗日队伍，到中缅边界防御，并埋下了铸有“北路土司界”的界碑。后来民国中央政府委任其为“三江边防司令”，1943年，王嘉禄带领抗日武装到独龙江地区收复失地，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丽江各民族同胞积极参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录，当时人口只有13.2万左右的丽江县，有3000多青壮男子参加了抗战，而其中30%牺牲。丽江华坪籍的张第东历任60军21师副师长、师长、少将代理副军长。在台儿庄战役中，参加60军的丽江官兵1000余英烈前赴后继，昼夜拼死血战禹王山、陈瓦房、五圣堂、凤凰桥、邢家楼等阵地。其勇猛顽强也可以从日本报纸窥视一斑：“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置生命于不顾，实属罕见。”
丽江各民族自古就有保卫国家、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抗战期间得到了深化与升华，有力促进了地方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融合，而抗战期间的文化教育在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丽江因金沙江环绕而名，古称金生丽水。丽江地处边远、民族众多，为什么总是显得文气氤氲、气质不凡？恐怕不能只归功于这里的奇山丽水、奇风异俗，更深层的内因，来自文明的交流、冲突、结合、升华。而文明的这种递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教育。在丽江木府门前的牌坊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天雨流芳”，表明了木氏土司对中央王朝的忠君爱国之心；但此匾额的另一个意思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纳西语的“读书去吧”。其实这已成为这方水土的劝学古训，自明代木氏土司兴办学府，提倡学习汉文化以来，丽江的学风日渐兴盛。就是依靠了这种兴办教育之风气，丽江渐渐洗去了荒凉之气，渐渐显出独特的人文气质。可以说，抗战期间的文化教育不仅在丽江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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