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苏湖教法”的创新陸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胡瑗的“苏湖教法”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他的“分斋教学”打破了古代单一的教学内容,把教学分为经义斋、治事斋,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因材施教,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以达“明体达用”的目的。在教学中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亲历游学”相结合,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在生活中关心爱护学生,重视生生之间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等等,在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胡瑗;苏湖教法;创新性;现实意义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1-139-03
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著名教育家,因祖籍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合称“宋初三先生”。胡瑗的教育生涯可分为苏州郡学教学、湖州州学教学与中央太学教学三个时期,“在教育改革实践中,苏州州学是其初步探索时期,湖州州学是其形成具体成果并未太学采用时期,中央太学是其进一步实施和完善时期。”胡瑗的教育效果非常显著“诚明者达,昏愚者励,顽傲者革”,为社会培养许多优秀人才,开创了“分斋教学制度”的教学改革的先河,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富有启发的宝贵经验。
一、胡瑷“苏湖教法”的创新性
1、“明体达用”的教育现,培养经世致用之人才
“明体达用”的教育观指导着胡瑗的教育改革,北宋之初,“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虽然设有国子监,但居常听讲者只有一二十人。科举考试内容枯燥,与现实生活相脱离。为此胡瑗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观。
“明体达用”中时“体”是指儒家的纲常礼教,“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明体达用就是体会圣贤之道,遵循儒家经典中的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的实质精神,以达到国治民安的目的。但是在胡瑗看来,更重要的是把儒家的纲常礼教,仁义之道运用于实际,“大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培养各种德才兼备的实用之才。胡瑗赋予“明体达用”新的内涵,打破了古代单一的育才观,以便各尽其材,材尽其用。在他的学生中,有长于理学的程颐、长于兵战的范纯祐、长于政事的范纯仁、精通经学的孙觉,等等。
2、“分斋教学法”,教学史上开拓性的创新
“分斋教学法”是“苏湖教法”的精髓所在,在教学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分斋教学法”也就是现在分科教学的前身。《安定言行录》中记载:学中固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耑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道:“立经义、治事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经义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学生主要学习六经和儒家经典,培养科举之士;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培养不同类型的实用人才;治事斋中“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即习治事斋的学生每人可选一门主科,同时兼学一门副科。这种主、副科学习的教学制度即现在中学、大学的必修和选修课,胡瑗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及品性,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打破了学校教育只培养科举之士的人才结构,培养不同类型的实用人才,是学校功能更为多样化。
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首创了在同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第一次将使用学科和儒家经典放在同等地位,第一次创立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虽隋唐时设算学、书学、律学等专科学校,但这些专科学校的地位不能与儒学平起平坐的,其规模也很小。胡瑗通过变革这种教育制度,使他们既能深刻领会儒家圣人之道,同时把圣人之道运用于实际之中,理沦和实践相结合,培养“明体达用”的人才。这是一种伟大的变革,它使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在教学史上有开拓性的创新,因为“先创立并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的是在中国的北宋时期,早于世界各国四百年之久。”
3、“教授、解经,指意明白”、“亲历游学”的教学法,提升实践能力
胡瑗在教学中,不仅重视课堂上的讲授,“教授、解经,指意明白”,也重视学生走出课堂,走出书本,进行“亲历游学”。这样课内课外相结合,使学生学以致用,更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更好的融入社会。
胡瑗在讲授时借助于图形、实物、模型等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图之讲堂,朝夕对之,皆若素习”,通过直观的教学法使学生更形象地学习知识。据《安定言行录》记载:“先生以三礼仪物黜其于古无考而益其未见者,图之讲之”,使得“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对之,皆若素习。”
胡瑗不仅重视课内的讲授,也重视课外的学习,这一点在古代教育教学中很难得。因为古代非常重视学者在私塾、学社苦读圣贤书,正所谓“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胡瑗看到这种学习方法的弊端,他指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在胡瑗看来,学者一定要游历四方,观南北风俗,品各方文化,这样既可以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也有利于身心发展。事实确实如此。感性经验是理性经验的基础。学生有了丰富的感性经验,不仅有利于书本知识融汇贯通的掌握,也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现在许多学生为了中考、高考,每天学校一家两点一线,并没有时间走出家乡看看外面的世界,这并不利于学生生存能力的发展。
二、胡瑷“苏湖教法”的现实意义
1、遵循教学原则,结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大胆革新教学方法
胡瑗的教育思想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而形成的。这并不是盲目的改革,而是在教学实践中反复实践的改革。在教学实践中,他看到了科举考试对人才的束缚,看到了学生不同的发展潜质,也看到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于是他提出了“分斋教学法”。
现在我们正处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之中。我们要看到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进取创新精神,革新教育方法,而不能单独的追求新方法。如有的语文课堂过于热闹,热闹之后学生是一片空白。我们要明白,不管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要遵循教学原则,结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不能盲目的使用,盲目的革新。我们要看到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才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涵养自身修为,锻炼教师以能
胡瑗在从教之前,曾和石介、孙复在泰山苦读十年,潜心钻研儒家经典,博览群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泰山的十年苦修为他三十余年的执教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瑗励志精勤、刻苦攻读的精神
值得当代广大教师的学习。
我们不禁要问:“现在教师的知识储备怎样?”战国时期著名学者教育家荀子曾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也就是说,教师要有尊严贏得学生的尊敬:讲课有条理而不违师法;有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一名教师最起码的条件要有广博的知识。胡瑗精通儒家经典,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经学大师,“讲授经学,不局限于一家一派,旁征博引,自辟溪径”;他精通音律,曾与阮逸“更定雅乐,合撰《皇祐新乐图说》,又同校钟管十三律”;他还曾任丹州军事推官,颇知武士。“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
舒尔曼将教师的知识基础分为七大类:学科知识、一般教育学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育学知识、学生及其学习特点的知识、教育情景的知识、教育目的与价值和教育哲学、教育的知识。胡瑗在拥有渊博知识的同时也有着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能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实施分斋教学法,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特长,培养实用人才;运用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以身作则,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等等。这都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值得当代教师借鉴学习,
3、“以广其闻见,有益于学者”与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讲授教学法是教师使用最早、应用最广的教学方法之一。《东塾读书记》记载道:“朱子《名臣言行录》、黄东发《日超》皆载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尚行实。”伍朝名臣言行录》记载道:“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乎治人者。”由此看来,胡瑗在教学时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地讲授经理。同时,胡瑗还非常注重教学资源的开发,主张学生走出私塾向大自然学习。这与语文新课标的精神不谋而合。仑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版)净中明确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的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作为新时代的语文教师不能只看到学校中的教学资源,而应看到生活中的教育资源。如路上的标语、电视上的广告、学校建筑等潜在课程资源。
胡瑗的“苏湖教法”內涵非常丰富,不仅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而且深刻的影响着后世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的“分斋教学”打破了古代单一的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以达“明体达用”的目的。在教学中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讲授与“亲历游学”相结合,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在生活中关心爱护学生,把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弟,重视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等等,在素质教育的今天仍散发着理性的光辉。
注释:
[1]姚成荣,胡瑗的教育改革实验及其文化效应[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1,(2)
[2]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A),四库备要[C],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A],四库备要[C],北京:中华书局,1987
[4]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5]刘建国,胡瑗“苏湖教法”及其现代价值研究[A],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D],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7][清]顶宝书,安定言行录(卷上)[H),月河精舍丛抄本,
[8]旬子,荀子,至上[u),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u),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0]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1]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版)[u),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校:赵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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