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主任，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和历史研究；李鸿，深圳大学高教所硕士研究生。

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点授权审核和按“一级学科”进行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一项重大改革（以下统称“一级学科改革”），其初衷是打破原有“二级学科”之间的界限，拓展研究生专业口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认为，这项改革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矫枉过正、急于求成、一刀切等严重弊病。就高等教育学科而言，从198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入学科专业目录后，一直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但在学科点授权审核、学科建制、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保持相对独立。近十年多来，随着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改革的逐步推进，高等教育学科的相对独立地位被严重动摇，特别是大批高教研究机构的更名或撤并，已让高等教育学科及其研究人员感受到唇亡齿寒的危机。

本文拟结合国内部分高教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学科点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考察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科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提出解决的思路，以期待更多的高等教育学同行关注这一问题，增强忧患意识和学科自觉，共同捍卫高等教育学科的相对独立地位，维护高等教育学科的生存和发展。

一、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对高等

教育学科的冲击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出版为正式建立的标志，迄今刚刚度过而立之年。与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不同的是，“高等教育学属于外生学科，其诞生不是教育学科自然生长和分化的结果，而是基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1]。这一点从学科建制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高等教育学存在于高教所之中，而教育学及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存在于教育系或由教育系升格而成的教育学院之中。从70年代末开始，大批高教研究室、高教研究所（以下统称高教所）在各院校陆续建立，到90年代末达到1000多所。建立高教所的初衷主要是为本校高教改革与发展提供服务，与教育学科的发展关系不大。8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高教研究发展的需要，一些力量较强的高教所开始创建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到90年代末全国已有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和20多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绝大多数高等教育学学科点与教育学科也基本没有关系，是各校高教所独立申报和建设的。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学位和学科管理部门开始推行“一级学科改革”。从学科点授权审核来看，这项改革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90年代中后期到2010年，这个阶段是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双轨运行”，原有二级学科点可以联合起来申报一级学科点，获批后的一级学科点可以自行增设二级学科点。同时，国家仍允许高校申报二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第二阶段是2010年后，所有学科点均按一级学科申报，二级学科点改由一级学科点自行设置。

应该承认，这项改革使得高等教育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数量有一定增加，一些原来没有高等教育学学科点的院校借助教育学一级学科平台，增设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点。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院校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点都是搭着教育学一级学科的“便车”上来的，这些国内教育科学研究重镇增设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对于提高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但从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总体情况看，这项改革的弊远远大于利，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学科建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对高等教育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以下分别论之。

（一）高等教育学科相对独立地位的动摇

学科地位是一个学科存在与发展的首要问题。一个新学科是否成立，最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学科是否具备了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地位。教育学等很多人文社会学科都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取得独立地位后才被认可为“学科”。高等教育学同样如此，只有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才可以迈入“学科”行列。

考察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史不难发现，在高等教育学正式建立之前，高等教育研究就已经存在，而且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不从属于教育学。教育学虽名为“教育学”实为“普通教育学”或“儿童教育学”，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大学及各种高等教育问题。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在历史上两个学科（领域）各自存在互不相干的“道统”（或“研究传统”），长期各自为阵。十七、十八世纪，由于师资培训的需要，专门研究儿童教育的学者率先创建了学科，且一开始就以“教育学”自居，在学科地位上占得先机。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的时候，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将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分支学科。但潘懋元等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学者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实质是创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科，而不仅仅是增加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在他们的努力下，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活动中取得了事实上的相对独立地位，即高等教育学有独立于教育学之外的专门机构（高教所）、专门学术组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各级各类高教学会）、专门刊物（最多时多达数百种）；高等教育学独立申报学科点，独立地培养学科人才和进行学科建设。简言之，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以来30年的历程看，高等教育学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并不从属于教育学。

但是，近年来推行的“一级学科改革”对高等教育学的相对独立地位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一改革强化了一级学科的整合作用，淡化或弱化了二级学科的存在。由于高等教育学不是一级学科，自然受到连累，不得不像其他二级学科一样从属于作为一级学科的教育学。据我们了解，为了突出一级学科的整合作用，淡化或取消二级学科，一些院校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点已经从原来的“学科”降为“方向”。

在图1中，一级学科之下取消了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的设置，将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合并，组成多个学科方向。此图最能形象地看出“一级学科改革”后，包括高等教育学在内的二级学科地位的变化。当然，很多院校二级学科名称上还是“学科”，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学科属性，名为“学科”，实为“方向”。“学科”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相对清晰的边界及相对独立的建制，尽管当代人文社会学科逐步走向开放，但学科仍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结构性，而“方向”是学科研究过程中的“衍生体”，没有独立和稳定的建制，可以随着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变化被更换或取消。当年，潘懋元先生等第一代高教研究学者创建高等教育学，为高等教育研究争取到“合法”地位。也正因为有了学科的庇护，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获得30多年的繁荣发展。而现在高等教育学若从学科沦为方向，也就意味着它在失去相对独立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合法性”，这对高等教育学科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客观地说，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如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教育史等）主要研究的对象偏重于基础教育，他们降为教育学的一个方向，应该问题不大，但高等教育学毕竟在研究对象上与教育学不同，两者之间是平行关系，而非从属关系。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本来是“兄弟关系”，但现在硬要变成“父子关系”，于情于理，哪点说得过去？

（二）高等教育学科建制的异化

历史发展表明，“19世纪现代学科的涌现， 全赖17和18世纪新建制和新践行的发展。”[2]根据费孝通的研究，一门学科的学科建制一般包括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学系、学会、专门的出版机构和图书资料中心[3]。1978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过程，不仅是学科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学科建制的形成过程。即高等教育学不仅是形成一类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建立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专门出版机构及专业刊物等社会建制在内的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经过几代高教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努力，高等教育学这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建立起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专业刊物、专业成果等数量都在90年代跃居世界第一，中国被国外学者誉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

令人遗憾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个看似繁荣而庞大的学术共同体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一些高教研究的专业刊物改为研究“大教育”（实际以研究基础教育为主）的刊物，如《上海高教研究》改为《教育发展研究》，《辽宁高等教育研究》改为《辽宁教育研究》，还有大批高教研究的内部刊物因为经费原因被停办。这些刊物的变化与“一级学科改革”的关系不大。

“一级学科改革”对高等教育学最直接的冲击就是高教研究机构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是高教研究机构本身没有消失，而是在机构名称、工作职能、研究方向及行政隶属关系等方面发现了变化，导致高教研究机构的独立性、专门性受到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学科属性被严重削弱。

考察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大批高教研究机构的异化是一个值得严重关切的现象。为了解全国的情况，我们选取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学位授予单位名册（2006年版）》中88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科点所依托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为样本，考察和分析这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背景下发生的变化。这88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从历史来看，除了厦门大学等少数大学的高教研究机构建于70年代末外，多数高教研究机构建于80年代，都具有3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年龄基本一致。截止2015年5月，这88个高教研究机构所在院校已建成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有62个，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13个。我们发现，近十多年来在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的背景下，这88个高教研究机构中的相当一部分发现了变化，大体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所改院，即高教所升格为教育研究院、教育学院等。属于此种类型有20个，多数是高等教育学科实力较强的高教所。如厦门大学高教所改为教育研究院（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和湖南大学高教所先后于2000年、2006年改为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高教所改为教育学院（2000年）。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除了上海交通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是改为“高等教育研究院”外，其他所改院后，均在名称上减去“高等”两字。所改院后，尽管仍然把高等教育研究作为重点，但由于增设了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学原理、教育史等其他学科点，研究领域已经从高等教育拓展到“大教育”。研究领域扩大了，学科点数量增加了，而研究人员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研究条件也没有显著改善，实际稀释了原有高教研究的力量，削弱了高等教育学科实力，一些高等教育学科点已经出现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下滑。

第二种：所并院或办，即高教所并入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或其他学院或其他职能部门。属于此种类型的有33个，多出现在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最常见的是高教所并入教育学院或是师范学院，如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大学的高教所。其次是高教所并入学校的职能部门，如山东师范大学将高教所并入发展规划处、山西大学的高教所与发展规划处联署办公、河南大学高教所并入教务处等；再次是将高教所并入非教育类学院，如河海大学、西北大学、中南大学等校的高教所并入管理学院，汕头大学高教所并入法学院。很显然，所并院或办使高教研究机构失去了独立的建制：一些并入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学科并没有受到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关照”，反而被进一步边缘化；一些并入行政管理部门的高教所，研究职能逐步丧失，沦为学校的规划和写作班子；而一些并入其他学院的高教所更处于有组织但无依靠的尴尬境地。

第三类：保持原高教所不变。其余30多所基本上属于此种类型。

上述高教研究机构的变化，与“一级学科改革”有密切关系。第一类情况“所改院”的最直接动因就是为了申报教育学一级学科点。第二种情况也与“一级学科改革”有关，有的是为了建设一级学科而合并高教所，有的是因为申报一级学科点无望而被并入无关部门。第三种情况的部分高教所也受到“一级学科改革”的影响。表面上看，这类院校的高教所维持了现状，但很多也因为“一级学科改革”而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有教育学一级学科或准备申请一级学科的院校，出于建设一级学科的考虑，高教所随时面临被并入某某学院的可能，而没有能力申报一级学科的高教所也可能因此受到学校的“嫌弃”。

以高教所为主要形式的高教研究机构是高等教育学科建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学科独立性的核心标志。实践证明，高教所是高等教育学最适宜的家园，高等教育学只有在高教所才可以得到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正所谓“不失其所者久”（老子语）。而离开了高教所这个家园，高等教育学就很可能因水土不服而遭遇困境，并可能失去自身的特色。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对高教研究机构产生了直接和正面的冲击，特别是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高教所被改制为教育学院，对高等教育学科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而大批被并入其他学院的高教所，丧失了独立的学科建制，甚至名存实亡，让本就不稳固的学科地位雪上加霜。

（三）高等教育学科人才培养特色的丧失

从1981年厦门大学招收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后，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得到持续发展。据统计，现在全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点超过20个，硕士点超过100个，在校生数千人。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在招生和培养的各个环节都是相对独立运行的，并且已经探索了一整套具有鲜明特色的培养模式，如重视生源结构的多学科性、课程设置和培养过程的开放性、学位论文选题的现实针对性等。实践证明，30多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是可行的、成绩是显著的，各学科点培养的大批研究生已日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队伍未来的主力军和希望所在”（汪永铨语）。但随着建设“一级学科改革”的推行，高等教育学沦为教育学的一个方向，不仅人才培养的质量明显下降，而且培养特色也面临丧失的危险。

一是招生环节。在研究生教育中，招生不仅选拔人才，也是培养人才的环节，即通过招生环节选拔到具有一定专业追求和学科基础的人才，并且让考生通过笔试、面试等环节进一步熟悉学科的情况，培养和强化学生的学科意识。在“一级学科改革”前，绝大多数的高等教育学科点是独立自主命题，并独立自主进行初试和复试，以选拔适合高等教育学科需要的研究人才。“一级学科改革”后，高等教育学科的招生自主权逐步丧失。从2007年开始推行教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全国统考，使“考试大纲”成为招生的指挥棒，考生复习、备考完全跟着所谓的“考试大纲”走，以至于一些对高等教育学毫无基础和兴趣的考生都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死记硬背获得高分。近年来，随着大批教育学一级学科点的建成，高等教育学在复试环节的自主权也被剥夺。这样整个招生环节都按一级学科进行，高等教育学的导师根本无从了解考生报考动机和专业基础等情况，只能被动地接受安排。

二是课程设置。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早在80年代初期，厦门大学高教所就研制出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此后经过多年的探索，各学科点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稳定的课程体系，形成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管理、比较高等教育学等几门主要的学位课程和大批必修选修课程，编写了大批专业课程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但一些院校建成教育学一级学科后，就急于进行课程整合，通过开设所谓一级学科共同的“平台课程”或“专业学位课程”来代替高等教育学原有的学位课程。以中部某大学2013年修订的《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为例， 该方案设置的专业必修学位课多达7门，都是普通教育学类的课程，而高等教育学类的课程则变成限选课或任选课，课程门数和学分数均被严重压缩。表面上看，平台课程的开设拓宽了研究生的学科理论基础，但这项改革以压缩或取消原有的专业课程为代价，导致二级学科特色的丧失和人才培养的趋同化。如前文所述，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情况各异。除高等教育学外，其他多数二级学科的主要对象是基础教育，因此以基础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二级学科按一级学科培养尚可理解，而高等教育学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也被硬性纳入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培养体系中就值得商榷了。

总而言之，国家推行“一级学科改革”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可一刀切。在社会需求和高等教育发展多样化的时代，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一定要因时制宜、因学科制宜，否则会使改革走偏方向，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对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认为，近年来一些院校的高等教育学科陆续出现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除了自身学科建设不力等因素外，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改革难脱其咎。

二、高等教育学科的出路

在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学未来的发展面临上中下三种策略的选择：上策是利用“一级学科改革”，争取自己建成一级学科；中策是在教育学一级学科框架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下策是维持现状，逐渐被教育学兼并、同化，彻底失去学科的独立性。

先说上策。近年来高教研究界陆续有学者发出了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呼声。2010年，张应强教授撰文指出：“当今的高等教育学已经突破了教育学的学科框架”；“将高等教育学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已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学科知识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学需发展成为独立于教育学的一级学科”[4]。2011年，本文第一作者撰文提出：历史上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是两个不同学科。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相比，研究对象、知识体系不同，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也有差异，已具备一级学科的所有条件[5]。

如果按照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关于一级学科的标准，高等教育学确实已具备条件。现在的问题有两点：一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经历多次发展危机后，学科的自信心已经严重不足。本文第一作者在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学年会上阐述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观点时，遭到众多同行的质疑。他们的理由是高等教育学不具备一级学科的条件。二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备受忽视，自身的学科体系构建和基础理论研究进展缓慢，这一点也影响了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学者的信心。因此，高等教育学自身要加强建设，增强信心，加强对现实的服务力度，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成为一级学科。从长远看，高等教育学成为一级学科，才可以化解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才可以保证高等教育学的“长治久安”，才可以推动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这是最理想的选择，也是高等教育学科要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

再说中策。建成一级学科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即使符合条件，也可能受制于其他因素。因此，在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框架下保持高等教育学相对独立性，亦不失为解决当下困境的务实选择。这实际上是回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态：名义上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但在学科点授权审核、学科建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保持相对独立。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国家“一级学科改革”的政策，特别是按一级学科进行学科点授权审核的政策不改变，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想保持相对独立就很困难。

“一级学科改革”本身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各个学科的情况复杂，在实践中不可一刀切。同时，学科的分化和整合都是学科发展的逻辑。只重视分化，不重视整合，会导致学科视野和学科发展路径的窄化；只注意整合，无视实际存在的分化，必然导致学科特色的丧失，也不利于各个具体学科研究的深化。现实中，如果不顾学科自身的规律和各学科的实际情况，用行政和政策的手段武断地引导高校各个学科都按一级学科来发展、来培养人才，势必导致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陷入“千校一面”的尴尬境地。

如果将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识到“一级学科改革”的弊端，不再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学科都按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允许不同的学科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选择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相对独立）的存在方式，就会有利于学科，特别是一些特色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健康发展。这样高等教育学科即便没有机会成为一级学科，也会有机会重新争取到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在一些大学恢复高教所等高教研究机构的独立建制。

最后说说下策，即在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学被教育学收编，乃至同化，逐步丧失相对独立的地位、建制和特色。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坚信其后果是严重的：高等教育学将逐步失去存在的空间和意义，近30多年来中国几代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为创建和发展高等教育学科所做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对此已无需赘言。

30年来的历史证明：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不仅推动了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而且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持。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改革本身无可厚非，但若这项改革以消解和弱化高等教育学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在现在的形势下，高等教育学当化危机为动力，加强学科建设和为高教改革与发展服务的力度，以“有为”争“有位”。可以肯定，一个强大而有为的高等教育学，即使不能成为一级学科，也可以为自己争取到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为未来屹立于学科之林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均，等.作为开放学科的高等教育学[J].高等教育研究，2014（10）：25.

[2]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4

[3] 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J].高等教育研究，1993（4）：5.

[4] 张应强，等.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定位[J].教育研究，2010（1）：39.

[5] 李均.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J].高等教育研究，2011（11）：3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ffected by the reform of building education as the first grade discipline， higher education appears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n disciplinary status，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and personnel training. These issues have posed a threat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first grade discipline， higher education has three strategies to choose. The best strategy is to build it into the first grade discipline， which is the ideal path to defuse the crisis and promote discipline to ge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medium strategy is to maintain more independ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education as the first grade discipline. And the worst strategy i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gradually merge and assimilate by education， and lose the independence completely.

Key words： education as the first grade discipline；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dilemma； outlet

（责任编辑 李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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