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制改革与地方纷争:1920年代安徽实施“新学制”研究
学习一年之后转入安大预科。但皖北、皖南教育界人士认为,补习班名额有限,且只办一届,并不能解决学制衔接问题。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以第一高中改办大学预科,牵一发动全身,皖北、皖南第二高中、第三高中将成为泡影。皖北教育协会首先哗然而起,他们与洪逵交涉,请求保存高中:“大学预科之设,意在招收旧制四年制之毕业生,为合预科大学之资格,设自此废止高中,以后皖北所毕业之中学生,皆新制初中三年,短欠一年,永无合乎大学预科入试之资格。若谓初中毕业生,再先开补习班,然后入预科,则皖北交通不便,贫苦学生,皆无入高级学校之希望。何如预科与高中并行不悖,既可以使旧制中学毕业生有升入大学之机会,高中毕业生亦可迳考大学本科,即有不能升入大学者,亦有高等中学之知识。”《淮泗道力争教育平等》,《芜湖工商日报》1926年7月29日。参与安大计划会议的皖北学界名流郭绛侯和常宗会也表示:“此次回皖,为谋桑梓教育发达,并非为筹设安大,即停止高中而来”;“若废止高中,则大学将来从何处招生。”《皖教育界请办高中与力争庚款》,《申报》1926年8月25日。皖北教育协会要求在皖北适宜地点添设第二高中,并将筹办经费列入十五年度预算。与此同时,芜湖道教育会和芜湖道区旅省同学会也一致请愿,力催筹办第三高中,并指明地点以芜湖为宜。然而,随后由于北伐战事影响,政局动荡及经费短缺,包括筹办安徽大学这些计划均未能变为现实。
洪逵筹办安徽大学多少也反映了各方对于新学制理解与认知的分歧。1922年新学制改革明令废除大学预科,然而1920年代很多大学筹办又往往从预科办起。这一方面是新制高中尚未普及,另一方面也说明旧制中学仍有很大市场。而将高中改办大学预科,则说明教育行政人员对于高中与大学预科的定位不清。如前所述,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名流,都认为高中兼具大学预科的职能,因此很多省份在筹办大学之时,往往直接将高中改办大学预科。预科方便与本科更紧密的衔接,但大量预科的存在势必又对中学学制提出挑战。洪逵在筹办安大之时,通令新制中学延长一年毕业,就再清楚不过说明了这种连锁反应。
余论
在1922年新学制酝酿与讨论之时,时人鉴于日本学制过于僵化的弊端,曾提出新学制改革要“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1]861胡适在评价全国教育联合会《学制系统草案》时也指出:“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他的弹性。”在胡适看来,这种“五花八门性”,“正是补救现在这种形式上统一制的相当药剂”。[10]231正是由于这种共识,在随后新学制实施之时,地方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如前所述,虽然教育部通令初级中学由县经费设立,但安徽实施新学制却规定“先就省立中学试办初级中学”。这种变通的处理办法,固然是经费短缺所致,但本不富裕的省款被初级中学所占,高级中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这直接导致了三年后安徽初中生升学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安徽教育当局试图恢复中学四年旧制,但仓促调整又导致了学制系统的紊乱。尽管时人大多认为这是为了方便大学预科招生,但1922年新学制改革已经明令取消大学预科。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权力越界,一方面是对新学制“弹性”的最好注解,同时也提示了学制规定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学制改革牵涉到学校的改组与合并,就其本质而言,是教育界利益的重新分配。安徽自晚清以来,教育界的地方主义一直非常强烈。徐绍端曾指出:“大抵各校之添设,由于省议会之提议,而省议员大率目光短浅,不能祛除私利而专公益,挟其前清府治之旧观念,欲于府城之中,设置中等学校,以增进其本籍地方之利益。而又有欲为校长者,出而主张之,遂由议决而成事实。” [11]26因此,在新学制实施过程中,学校的大规模改组不可避免会引起地方主义情绪。不论是皖北教育界的抗议,还是三模范小学的不满,都不免让安徽新学制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不仅如此,新学制改革还引发了人事纠纷。新学制改革将地方劝学所改为教育局,但教育局长候选人互相攻击,以致新学制改革实施近二年,全省60县只有24县任命了教育局长。地方主义、地方纷争与新学制改革相伴相生,这从某一个层面说明对于新学制的理解,更多的要从地方出发,注意区域的差异,在碎片化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拼凑出新学制改革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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