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模式”的兴起：五四时期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之考察
摘 要 五四时期，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规模空前、时间持久、影响巨大。在这场“活剧”中有关各方争先恐后之“镜像”跃然于纸上，其特点是：“学生在前、群众在后”。五四时期广东学群抵制日货意义重大，不仅给日帝经济直接造成重创，还迫使反动政府和日帝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调整政策，这标志着广东地区体制改革先行和公民治理先试为核心内容的“广东模式”的兴起。
关键词 抵制日货 学群运动 广东模式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8-21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tudent-mass in Guangzhou boycotted Japanese goods with an unprecedented scale， a long time and great social influence. In this "drama"， "mirror"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falling over each other appeared on the paper. Its characteristic is "students in front and masses behind". Student-mass’ boycotting Japanese goods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period May 4th movement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directly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Japanese economy， but also forced the reactionary government and Japan to adjust their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policy. It marked the rise of the "Guangdong model"， which took "system reform and citizen governance first" as the core content.
Keyword boycotting Japanese goods； students-mass movement； Guangdong model
一、五四時期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之历史地位
“革命范式”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由北京爱国学生领袖发起的一场爱国民众合力反抗日帝侵略，配合爱国学群运动，维护国家政治、领土、主权、外交利益的爱国运动。根据爆发学群运动的时间、规模、影响力在全国主要城市形成了三个中心：北京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上海和广州并称为工人运动的中心。
学者对五四运动的区域研究比较深入的是对武汉、贵州、南昌三地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引入新理论，而且也更加注重挖掘各地五四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不同地域特色。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研究员认为，学界过去对广州五四运动的评价偏低，其实当时广东的运动同样轰烈，尤其广州的学运发起较早，五月七日就对北京学运作出响应。“广州的第一次国民大会有10万人参加，规模空前，参与的人员也涉及多个阶层。”广州接触民主思潮比内地城市早，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提倡三民主义开始，各界就受到新民主主义的熏陶。正是有了政治思想做基础，群众极力反帝反封建，广州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李次岩指出，五四运动使广州成为三个中心之一：北京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上海和广州并称为工人运动的中心。“可以说，广州的学生运动最大的意义，是发动起群众，尤其是工人的参与。”广州的五四运动不仅仅限于学生层面，学生激烈的行动激发起全社会的爱国热情。至当年7月13日，广州机器厂工人、电灯局、电力公司工人、广九、广三粤汉铁路工人、自来水厂工人以及人力车夫等，陆续宣布罢工，整个广州城缺水断电，交通阻塞，至此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局面形成。
中山大学肖滨教授认为广东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笔者认为，广东模式强调两点：一是体制改革先行；二是公民治理先试。广东模式就是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与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治理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并体现出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态势的一种思维逻辑。广东模式的精神内核：敢于正视问题、勤干务实、敢为天下先、为中国改革探路。广东模式的兴起就是经济现代化和公民治理意识在国内的兴起。
二、五四时期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之镜像
1.广东学界及时自觉呼应北京学运——传递星火。广东学界首先对北京五四学生游行示威作了最强烈的呼应。五月七日，广东学界就对北京学运作出响应，只要听到铜钟急促的铃声，学生们便会走出课堂，上街游行。学校不分界限，几经共同开会，以南武中学校长何剑吾为首，同谋共策，筹划斗争。每次到会数千人。做过事项：（1）致电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2）拍电巴黎和会要求归还青岛；（3）力争取消与日本所订之廿一条密约；（4）举行学生示威游行；（5）组织调查劣货会（当时名日货为劣货以避日本领事干涉）。五月十一日，广州公民大会，各界赴会者约十万人，会后分九十九队各持小旗上书“还我青岛”“诛此国贼”等字样，绕行各街，赴军政府请设法收回青岛，取消廿一条，废除不平等条约，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1]。广州的五四运动不仅仅限于学生层面，学生激烈的行动激发起全社会的爱国热情，至七月十三日，广州机器厂工人、电灯局、电力公司工人、广九、广三粤汉铁路工人、自来水厂工人以及人力车夫等，陆续宣布罢工，整个广州城缺水断电，交通阻塞，至此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局面形成。
2.广州学群一致抵制日货反抗奸商、反动政府——趁热打铁。广州学群在抵制日货肩负反抗奸商和反动政府的历史使命。抵制日货作为广东学群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因为当时广州学群认为：（1）我国是日本货之最大销场，若能坚决杜绝日货，日本的工商业必大受打击而发生内变，由此可以获致取消廿一条条约；（2）抵制日货使得北洋政府穷于内外应付，必然更多露出丑态，以此作为打倒卖国贼的手段之一。广州的先施、大新、真光三间公司中，日货充斥，不受劝导，继续沽售，所以人们呼之为三大亡国公司。他们的面目暴露以后，每次示威游行，必围集其门前，高呼“打倒三大亡国公司”“抵制劣货、坚持到底”“打倒卖国贼”“取消廿一条条约”“警惕五分钟热度”等口号。在游行示威和检查日货的过程中，不时对横加弹压的军警予以回击，挺身搏斗。其中以焚毁和安泰商号的日本洋纸事件、反抗先施公司摧残学生案事件最为剧烈，规模大，影响深远。
3.广州学生坚持抵制日货，汇成爱国运动之巨流——燎原之势。广州学生抵制日货赢得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使抵制日货的星星之火汇成爱国运动的燎原之势。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十二月一日，各校学生举行大队巡行。十二时，齐集天字码头出发。男女大小学校数十校，学生千余人[2]。三日下午，学生联合会男女学生百余人，列队前往军民两署请愿。而先施公司旋使伙伴挑衅辱仇，加生等以暴行。武装警察，枪头上刺，凶铣著肉，杂以拳足，疾如风雨。生等赤手空拳，围城坐困；血肉欲飞，冒死抵抗。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控告先施公司、警察伤害学生多人。四日，下午四时，（学生）继续发出检查劣货之宣言书[3]。九日（报）此次学生罢课风潮，至今仍未稍息。兹查各校学生等连日在某校会议[4]。十日，粤日使指维持国货、实行检查规则为“碍条约”，今囡督长交涉，请明令禁止[5]。十五日，各校学生又复大举巡行，并赴疋头行随人焚烧日货之会。由圣心学校领队，于天字码头集合，共三千余人，并担拾焚烧之货九十余疋。随行沿途学生大呼疋头行热心救国，而至西瓜园，于旷地中围一大圆圈，将货拆散，瀣以火焚烧之，围观者达万人[6]。
三、五四时期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之影响
1.重创日本对华贸易，民族经济现代化意识崛起。五四时期，抵制日货给日本经济，尤其是对华贸易顺差造成重创，令日帝看到依附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广州学群提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广东地区民族经济现代化意识崛起。
五月四日，中央新闻云：“近因山东问题惹起排日之机运，由扬子江沿岸各埠延及北省，相约不买日本货……就对华贸易上所可见者：1.英美货之输入显然加多；2.华人除购必需之日制现货外，无大宗远期之定货；3.藉口于货样不符不出定货之事渐多……此现象可谓为抵制日货之预兆。”[7]十四日，东方通信社电，五月上旬，日本对华贸易，计出口一千二百七十三万八千元，进口六百零一万三千元，出口超过进口六百七十二万五千元[8]。廿一日，东方通信社电，五月中旬，日本对华贸易，计出口四千六百零六万元，进口四千九百七十万元，进口超过出口三百六十五万元[9]。廿五日，共同通信社电，因中国排货勃发，日市面因之趋于萧条，棉丝生丝突太昂价[10]。卅一日（电），闻日本政府拟将朝鲜台湾米转运出口，以为米价飞涨之调剂法[11]。
2.迫使反动势力调整策略，民主现代化意识崛起。（1）在群众压力下，北京政府不敢马上签字。五月四日（电），（北京）政府以国人对山东问题异常愤激，电陆征祥，依民意要求直接交还青岛[12]。六日（电），院顷将学界风潮情形电巴黎各专使，嘱力争青岛直接交还。六日，总统府秘书长对京中各报访员云：政府已竭力设法保全胶州归还中国，如果失败，要为时势迫，国家太弱，只可忍受[13]。（2）广东军政府被迫采取软硬兼施之手段。广东学生的爱国运动，备受政府当局的软硬兼施的镇压，学生不少被拘捕、恐吓。①直接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广东的督军广东军阀莫荣新受北京压力和相互利用，亦为巩固其自身的统治，阻压和破坏新思想新潮流的兴起，示意警察厅长魏邦平极力摧残爱国运动，任意拘捕、监禁学生。中上学联会自始即遭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之忌。会名牌额固被无理拆毁，即每有集会亦被横加压迫。迫得利用外国人之韬美医院、博济医院及沙面域多利酒店等处召集会议和进行各种活动。托庇外人，事似自卑，但为求事成，遂不计小节。②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反动政府终于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将囚在公司内饿了三天的同学释放出来。释放前还逞淫威，借搜查失去马枪为名，使用刺刀挑起女学生的衣裙，其兽性举动，殊令人发指，女同学陈慕德、陈英勉、陈爱珍、严静宜等又被他们痛殴一场。这就是反抗先施公司摧残学生案事件的又一次重大的斗争。
四、五四时期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与广东模式之建构
通过翻检当时《申报》《国民日报》等大量珍贵史料，笔者认为，一是学术界关于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理由是《申报》《国民日报》等主流报纸多围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学群运动进行报道，其他史料也无过多的记载。二是学界对广东五四学群运动评价的确偏低，理由是广州很早接触民主思潮，学运发起较早、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三是广州并不是工人运动的中心，而是学群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中心。四是广州学群抵制日货不只是迎合政治、外交目的需要，而是由学生发起的，商会积极筹划的，商人和工人积极参与以“经济对抗”反抗反动军阀和日帝侵略行为。五是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的特点是：“学生在前、群众在后”。六是广东抵制日货意义重大有三个层面：一是对日帝经济直接造成重创；二是迫使反动政府和日帝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调整政策；三是抵制日货看似这样简单有效的爱国运动以“星星之火化为燎原之势”逐步深入人心。
五四时期广州学群抵制日货“敢作敢为”之创举，是那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忧患，先进的人们在不断的批判和选择中，苦苦寻找能使中国真正走向独立和发展道路的爱国主义精神，直接参与了对相应政治主体的塑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近现代变革，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深层次的反思，并提出了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思想，如民族的精神、自主的意识、自强的精神、创造精神、开放意识等，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从观念层面推进了国人的现代化，从实践层面建构了广东之模式。广东模式的崛起是经济现代化意识之崛起，是爱国民主意识之举觉醒，是民间外交之创举。这种经济、政治与外交现代化的“自觉”，可能会颠覆西方列强主导的现代化理念、模式和秩序，必将给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学群运动之范式。
参考文献
[1]申报[N]，1919-12-9. [2]申报[N]，1919-12-9. [3]民国日报[N]，1919-12-12 [4]民国日报[N]，19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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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申报[N]，1919-5-23. [10]申报[N]，1919-5-27. [11]申报[N]，1919-6-1. [12]申报[N]，1919-5-6.7
[13]申报[N]，1919-5-7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广东高水平大学教学型青年教师职业规划及培育机制改革研究”（项目编号：006940116/2016-00981）；广东省委宣传部课题“协同创新视域下构建广东省宣传思想文化人才培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XCWHRCZXSK2013-17）
★作者简介：童锋，暨南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夏泉，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盛创新，暨南大學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