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意冲寒欲放梅

旋乾转坤的“改革开放”已经度过了40春秋。“四十而不惑”。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前进方向，党和人民一起便不再折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欢呼“一穷二白”，不再闭关锁国，禁锢思想，从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迈向新时代，圆“两个一百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意义，家喻户晓，这里就不必多说了，现在仅就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一些切身体会。

我是南京人，青少年时期南京沦陷在倭寇之手，当过“小亡国奴”；后来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物价飞涨，买一包盐巴也要一大捆“法币”；1949年南京解放，社会面貌大变，人际关系一夜之间变了样。我对比了敌占区、国统区、解放区三个社会，觉得成了“三朝元老”。

不过，我自1950年参加革命后，包袱就渐渐背上身了。当时知识分子有“三怕”：一怕人家说出身不好，成份不纯，天生落后；二怕人家说走“白专道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三怕人家说缺乏觉悟，不靠拢组织，不追求进步——因此思想沉闷，与同事里的党员接触，总是存有戒心，害怕打我的“小报告”。我这种精神状态，每回政治运动一来，往往成为“对象”，有时还居于“重点”，总是不断地“检讨”，深挖思想根源，老是联系那些比较负面的社会关系，翻来覆去地骂自己，总算没有被扣上任何“帽子”。有个干部告诉我：“使牛匠不愿杀牛”，因为我不管干哪样工作，总是出色地完成，三天干完的工作能半天干完；哪怕食堂缺乏装米的麻袋（那时是紧缺物资），我也能从废品站买来若干个。所以我尽管寡言少语，却得到不少领导的爱护。

我曾经帮助过安岳朝阳公社设计水库大坝，立下功劳。临走时公社杀了猪，公社书记赠送我几大块猪肉，两肩各挂一块，背上背一大块，颈子上又吊一块在胸口处，摇摇晃晃走几十里小路赶车回家，相当吃力——众人描述为“面带愁容心喜欢”（今人或谓之“累并快乐着”），可惜那时没有自拍器留下影像。

到了过春节的前夕，“甜城”内江几个糖果店早就排起长队，那里不用糖票就能买到甜品，而且数量不限。我和好友老郎选择了一家队伍最短的排上队，希望带点东西回家让妻室儿女获得一个惊喜。我俩从中午直排到太阳快落坡，才接近了柜台。那时我和老郎正在研究拱坝设计的改进方法，这种拱坝是安全度最高而且费用最省的坝型；但好多人不敢设计，因为光是计算工作便要干一年，太复杂了。我们两人立志攻克设计难关，首先想到图表化，其次是在数理上简化。我俩即利用排队时间不断提出种种设想。我提出一种“导数解法”，老郎提出的是“转角平衡法”，后来共同得到一种简便的办法，命名为“双联解法”，以纪念我们的友谊。这次排队居然奠定了我们新创6种解法的基础。快轮到我们买糖的时候，老郎向漂亮的女服务员要了两张包糖的土纸，赶快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当疲惫的服务员问“只有一种‘杂糖’了，秤几斤？”我们后面一个老头子早就看在眼里，代替我们回答：“这是两个干大事的人，就讓他们一家秤四斤吧，事事如意，事事如意！”

1978年，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肯定下来，小平同志要复出了，两个“凡是”要取消了，我和老郎著的书也要出版了。接着的喜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春风终于吹来了。

不久，高考恢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越来越响亮，工交战线活跃起来，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春天”接踵而至，出版著作再也不是难题了，封面上的“编写组”也换成作者的署名了，从此我俩在水利厅就出了名——因为开了全厅出版专著的头一炮。老郎出身不好，夫妇长期分居两地，一个妹妹当了十几年老知青不得还乡……孰料改革开放一来，自贡市便把老郎调去当了局长，他的妻子和妹子都安排在自贡计委。他上任之日，还坐上敞篷车披红游街。水利厅长说，走了个老郎，不能让老冯再走啦，便把我全家团聚后的五口人在成都市上了户口。据说公安局对此很有意见，因为占的指标太多（那时物资供应全凭户口）；还是省委宣传部出面做了解释，问题才了结。

再以后，什么票证都不要了，心里喜欢的事再也不用“面带愁容”了，过去出口转内销的稀奇货，这时普通商店都能买到。城市里汽车多了起来，我们当干部的每人出了五毛钱，大家集资给成都市修无轨电车，公交车上才不致人挤人。后来连私家车也上了街。农民开始出卖副业产品，再也不用藏藏掖掖，而是大大方方地把自留地里的瓜果鸡蛋拿到市场上卖钱。街头巷尾摆起了出售各种商品的摊摊，谓之“拴绳挂树”。如果僻街小巷忽然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那肯定又是一家新商铺开张。连不少文人也想着“下海”，常常傍晚出去摆摊赚点小钱。市场从来没有那样活跃过。私有财产受到真正的保护，再也不怕红卫兵闯进家门……

最让人高兴的是，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给知识分子脱掉了紧箍咒。从此再也不开展什么“运动”，各人准备好的《检讨书》压进了箱底。听说一位文人还出版了他的“检讨书”专集，厚厚的一本，这是改革开放以前不可想像的事情。我和老郎的第二本专著正式出版之日，大大方方地公开署名，大大方方地到出版社去拿稿费，不再提心吊胆。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了我这个喜欢摇笔杆、爬格子的人许多投稿机会。有几年，我的稿费收入居然比工资少不了多少，成为全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事迹的考证来说，我采取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古代文献与考古成果相配合，短期内便发现了许多新线索，推测出李冰60岁曾从四川调往延安地区（上郡），一直活到70岁；猜想李冰是三晋人。那时中共都江堰市委书记徐振汉告诉我，叶季壮说李冰是山西解州人，关云长是他的老乡。现在这些观点有许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由于研究中涉及巴蜀古史，我又从头到尾把“开国何茫然”的蚕丛鱼凫梳理了一遍。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扇文化闸门一打开，我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感到处处都充满了新奇，使我浑身充满活力。

在三星堆大发现的前夕，我与考古界人士有了交往。四川大学副教授林向带着考古专业学生在广汉月亮湾作调查时，我正好也在那里捡田边地角、满地堆积的黑色陶片，还找到一个鸟头勺柄，于是和林老师相结识。1986年三星堆两个宝坑出土大量青铜器，他很快把信息告诉我，还邀我参加历次考古研究会。我也不揣冒昧，对三星堆器物写了一系列考证文章，有些陆续在《文史杂志》上发表。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不少类似器物，其中有个金带子，上面刻着两条怪鱼，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称之为“鸟首鱼身金带”。我不大赞成，因为很长的鱼头鼻子是往上翘的，显然不是鸟头，应该是扬子江里产出的一种“象鼻鱼”，是中华鲟的一类，所以应该称作“双鲟金带”。成都考古队倒是赞成我这个说法。

我后来受王家祐馆员的鼓励，对失传的巴蜀文字感到兴趣。王大师在床底下翻到一本油印的摹绘本给我，令我如获至宝，捉摸了好几年，居然破译了好几个巴蜀字，喜不自禁。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老年的我，这些小小成就，就完全会是一团泡影。

党的改革开放，让学术界生机盎然。比我高明得多的大方之家，成果自是车载斗量；但我的这些切身实际，亦能颇有说服力地表明40年改革开放的迫切性、必要性、关键性与正确性。这好比从一个水滴里照见了浩浩荡荡的洪涛巨浪。

*标题诗句引自杜甫《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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