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内容提要侯外庐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内涵、特征及其与启蒙思潮的关系。他将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崛起等作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及动因；他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思潮研究结合、中西对比等重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侯外庐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并对当前的明清社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100-09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它也对中国近代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实质上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前辈学人试图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在学术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侯外庐与邓拓、翦伯赞等学者在建国前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其理论成果对建国后的“十七年史学”及80年代至今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以往学界对侯外庐的这一学术贡献关注较少。因此，在当前构建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的时代要求下，回顾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前辈学者的理论成果，反思和借鉴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得失，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仍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背景与研究阶段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即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者邓拓较早提出并研究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35 年他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及《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文中已经指出，从17世纪（清朝中期）开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的萌芽；他还提出了著名的资本主义萌芽“假设”，即“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封建社会，也可能由它内部所孕育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变为资本主义社会。”邓拓：《邓拓全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424页。这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基本认识。此外，1937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吕振羽也提出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1937年，第491～492页。认为中国到明末已经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清朝继续发展，这实质上是对邓拓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深化和发展，同时也反映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认识在逐渐丰富和深化。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虽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却被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而非自身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作的阐述，可以视为主流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问题的权威性总结，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此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和毛泽东政治地位的巩固，这一观点已成为经典式的论断。侯外庐在1957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也引用了这一段话，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页。这些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成为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开展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理论前提，但他并未简单地引用已有观点，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著作为基础，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内涵、特征及其与启蒙思潮的关系，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中国化的努力。
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代表学者，侯外庐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与其启蒙思潮研究相伴进行，并贯穿了20世纪4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几大阶段：（一）第一阶段是1943-1948年，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早期阶段，侯外庐从思想史和社会史角度探讨了16世纪（明中叶）至20世纪初（清末）启蒙思潮产生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与资本主義萌芽的关系，并为建国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代表成果是1945年重庆三友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7再版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二）第二阶段是1949-1966年，即“十七年史学”时期，这是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深化阶段，其代表成果为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该书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基础上，新增补了“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一章，对17世纪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以及启蒙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作了深入发掘。侯外庐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和内涵，对于启蒙思潮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全面；（三）第三阶段是1977-1987年，这也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重受关注并对50年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总结的时期。侯外庐晚年修订完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则展示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全貌，标志着侯外庐对其近半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的理论总结。
侯外庐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的创建者之一，其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反映。
二、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
邓拓、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这也是建国后至今学者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视角。侯外庐的研究思路与此不尽相同，他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和启蒙思潮研究相结合，从思想史角度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并以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变化为重要标志，展现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深远影响。这种思想史视野正是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最鲜明的理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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