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吼记》本事考

事迹。余复广搜远罗，就丘、眉山当日之事，庶无添漏矣，乃取杂剧而更编之[1]。

由此可见《狮吼记》故事确是取自苏东坡所记友人陈慥被妻子“河东狮吼”之事。但汪氏仅说“广搜远罗，就丘、眉山当日之事”（陈慥乃眉山人，隐居在黄州的龙丘），未明确此故事究竟出于哪部文献，是苏东坡的作品、传记方志、还是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或是其他后世演绎的故事，戏曲评论家们也有不同见解。关于本事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苏轼诗歌《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散文《方山子传》和《容斋随笔·陈季常》几部作品中。本文通过比对各种文献所展现的故事情节和内涵，以求考证《狮吼记》故事的真正出处。

（一）苏轼诗歌《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姚燮《今乐考证》中叙其本事时首先提到了《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2]。这首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当时苏轼刚从被贬谪的黄州离开。黄州离蕲春很近，吴德仁是蕲春人，为同一时代的名士。苏轼曾到蕲春兰溪游玩，终未能与吴德仁晤面，引为遗憾。在诗中，苏轼表达了对吴德仁悠闲生活的向往，不管是自己的学道，还是陈季常的念佛，都不及吴洒脱，饮酒食肉，“寓物不留物”。全诗最有名的两句就是叙写友人陈季常惧妻之状：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3]。

龙丘居士是苏轼的好友陈慥，字季常，隐居在湖北龙丘，因此自称龙丘先生。陈慥好参禅悟道，时常彻夜谈禅，但却以惧妻闻名。“河东”是柳姓的郡望，陈慥妻姓柳，故以“河东”指代。陈慥好佛，而佛家以“狮子吼则百兽惊”比喻佛教神威，故苏轼借用佛教用语道出柳氏之悍与陈慥之惧。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故事发生时间为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也就是公元1080—1084年间，同时明确了两位主人公，以及陈慥好参禅悟道的爱好和柳氏强悍的性格特征。可以说这首诗为“河东狮吼”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时间、人物和事件都可初窥端倪。但若仅以此为本事，断不可信，因为“河东狮”妒忌这个基本特征并未体现，更无故事情节可言。我们仅可将此诗作为“河东狮吼”故事最初的原型与发端。

（二）《方山子传》

吴梅在《顾曲麈谈》中认为“《狮吼记》以东坡《方山子传》为主”[4]。但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认为《方山子传》记录了陈慥其人其事，与“河东狮吼”故事无关。

《方山子传》记述的是苏轼贬谪黄州时，偶遇故友方山子的经历。“方山子”是陈慥隐居光州、黄州一带时的别称。全文通过介绍方山子的人生经历，表达出作者对方山子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自然洒脱的生活态度的赞赏，也侧面反映出苏轼贬谪后复杂的心理。李泽厚认为，苏轼所塑造的方山子的形象“就是苏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吧。总之，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5]。文中方山子是一位淡泊名利、自在洒脱的隐者形象，毫不见“河东狮吼”故事中的窘态。《方山子传》全篇只有一句涉及到柳氏，“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6]。苏轼所见，陈慥的妻子和奴婢都甘于贫穷的隐居生活，悠然自得，并与陈慥的生活状态保持一致，却与《狮吼记》中的柳氏有天壤之别。吴梅认为《方山子传》“不过极言妻子偕隐之乐，非陈季常之真惧内也。汪先生不加深考，贸然道之”[7]。以为汪廷讷误解了《方山子传》的文意，导致《狮吼记》的故事内容与本事内涵相左。但纵观《方山子传》全文，除了陈慥这个人物与《狮吼记》一样外，鲜少有相关之处，人物生活习性也有很大差别。《方山子传》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8]的陈慥，与《狮吼记》故事中喜宴游、好蓄妓、懦弱胆小的陈慥判若两人，更无柳氏悍妒的记载，全文完全没有提及“狮吼”之事。由此可见吴梅的相关论述是有误的，青木正儿的观点更可信。《方山子传》的故事并非《狮吼记》故事的本事，但传奇中仍有部分内容出自本篇，如第二十六出《祖席》中就叙述了苏轼为陈慥写传的前因后果。

《黄冈县志》载：陈季常豪侠、好酒、狂放傲世，所以怀才不遇，愤然“毁衣冠、弃车马、遁迹山林”。《宋史》记载的陈慥事迹，则放在其父陈公弼传记的附录中：

慥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在岐下，尝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西山。……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与世相闻，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遣像乎？”因谓之“方山子。”及苏轼谪黄，过岐亭，识之，人始知为慥云[9]。

对比《方山子传》，我们不难发现，历史记载和苏轼笔下的陈慥如此一致。由此可见，汪氏也没有依据真实的陈慥塑造形象、演绎事件。《狮吼记》中的人物个性及宴游蓄妓的内容都与以上两篇苏轼的诗文有较大出入。因此传奇的本事应与《方山子传》关系不大，相关内容只可能是汪廷讷创作时的参考。

（三）《容斋随笔·陈季常》

《容斋随笔》由宋人洪迈历经三十年方才著成，涉及内容广泛，《四库全书总目》推它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陈季常》一则出自《容斋三笔》卷三，内容如下：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赪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墓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贴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10]。

姚燮的《今乐考证》在考其本事时，引用了《陈季常》一则中的大半内容。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认为“柳氏嫉妒事，则见宋人随笔”[11]，指出《狮吼记》的本事应是出自宋人所编《容斋随笔》。此则小说记载了陈慥的生平、喜好，介绍苏东坡“龙丘居士”诗句的来源，以苏东坡与黄鲁直的书简佐证，表明河东夫人柳氏不但凶还很妒，并因妒成疾，而且凶妒之名远播，明确了“狮吼”的前因后果。文中还提及小妾秀英及陈慥的老年生活，都与《狮吼记》的情节有较高的吻合度。结合《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方山子传》与《容斋随笔·陈季常》的内容，与《狮吼记》内容对照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容斋随笔·陈季常》无论从人物、主旨，还是主人公的喜好表现都与《狮吼记》内容的吻合度最高，而《方山子传》则与《狮吼记》关系最远。可见汪廷讷创作时虽参考了众多资料，如《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陈慥参禅悟道的爱好、《方山子传》中陈慥夫妇晚年生活的片段，但《狮吼记》的本事应出自《容斋随笔·陈季常》这个由洪迈编撰出的小说故事。

二、本事溯源

《狮吼记》的本事为《容斋随笔·陈季常》记载的“河东狮吼”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并非陈慥独有，但凡家有悍妻就难免会遭遇此类事情，陈慥之前就有很多类似记录，如荀介子和蜀功臣的故事都是如此。因此“河东狮吼”的故事应是古已有之，《狮吼记》的本事也应有更为久远的原型。陌生化的故事造成观众和读者欣赏时的共鸣，成就了“河东狮吼”故事家喻户晓的影响力。

妒悍妇的记载古已有之，最早有春秋时期《左传》所载叔向之母妒忌叔虎之母美而不使的记载。战国时期有“掩鼻之谗”的故事，记载了楚王夫人郑袖嫉妒美人，先诱楚王和美人信任自己，再骗美人遮鼻掩丑，让楚王误会，以达到离间的作用。还有著名的悍妒妇吕后，“人彘”的暴行让人们记住了她的妒名。以上这些妒妇或阴险、或狡诈、或残暴，但当着宾客之面就直接挑战丈夫权威的事还较为少见。宴客时妻子呵斥宾客或丈夫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宋）虞通之撰的《妒记》（《太平御览》卷七百一所辑），其中荀介子妻子的行为与“河东狮吼”故事极为相似。

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荀妇大妒，恒在介子斋中，客来便闭屏风。有桓客者，时为中兵参军，来诣荀咨事，论事己讫，为复作馀语。桓时年少，殊有姿容。荀妇在屏风里，便语桓云：“桓参军，君知昨人不？论事己讫，何以不去？桓狼狈便走[12]。

晋及南北朝时期可谓是中国妒风较盛的时代，南朝宋人虞通之撰写《妒记》就是由于当时妒风盛行，“宋世诸主莫不严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妇记。”[13]荀妇即是当时妒妇的代表，她总在丈夫的房中，即使有人请教荀介子政事时，也只用屏风相隔，并不回避。一旦政事完毕闲聊几句，荀妇就隔着屏风，训斥宾客，使其离开。荀妇故事主体与“河东狮吼”故事是一致的，都是于丈夫宴客时呵斥，以达到结束宴会，隔绝丈夫与被嫉妒对象的目的。虽然荀妇并未大声“狮吼”，但其简单一语就让“桓狼狈便走”，实在有“狮吼”之威力。这一则故事也是“狮吼”故事最早的记载。

妻子以“狮吼”的威力震慑丈夫的故事还有不少。这些故事虽然与“河东狮吼”故事没有必然联系，但对研究这一故事原型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乃至时代背景的研究有利于“河东狮吼”故事的溯源。《太平广记》在卷二百七十二中专门辑录了古代著名妒妇共计12名，其中《李廷璧妻》、《蜀功臣》所录故事都可视为“狮吼”故事。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卒。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浃辰晦迹……[14]。

李廷璧因连续参加宴会三日未归，妻子威胁：回家就杀了你，李廷璧不敢回家，躲到寺庙中。可见其妻子积威日久，一句话就吓得李廷璧不敢相见。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圹，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有掌衣婢，尤属意，即幸之。方寝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15]。

蜀功臣妻子好妒，男主人在妻子死后日夜笙歌，却因妻子余威，被一声霹雳活活吓死，可谓“狮吼”之极。

另有《朝野佥载》中阮嵩妻的故事：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16]。

阮嵩妻阎氏虽未“狮吼”，但在丈夫宴饮时，毫无顾忌拔刀相向，实为“狮吼”行为的另一种极致。

《李廷璧妻》辑自唐代卢瓌的诗话《杼情集》；《蜀功臣》辑自五代时期王仁裕所作的笔记小说《王氏见闻录》；《朝野佥载》为唐代张鷟所作笔记小说，多记载武则天时期的故事。这三则故事产生时间相近，都写于唐及之后的五代时期，结合上文所述《荀介子》故事，都发生于礼教较为松弛的朝代。特别是唐代妒妇有着“宁死而妒”的决绝勇气，房玄龄夫人卢氏、管国公任环夫人柳氏都曾因妒被唐太宗赐予毒酒（醋），两人皆一饮而尽。这种正大光明表现嫉妒的故事，至注重理学的宋朝已极难见到，女性被儒家节烈观约束，即使有妒心也不敢公开表现出来。“河东狮吼”故事出于北宋年间，柳氏的行为在当时倍受诟病，陈慥也因此常被友人耻笑，从陈慥晚年生活可以看出柳氏已改变为温良贤淑的女性，失去了唐代妒妇的坚持与坦然，并被后人引以为戒。

三、“狮吼”故事演变的时代因素

“狮吼”故事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至明末汪廷讷笔下完善，其演变的历史也呼应了中国妒妇故事发展的历史。中国从奴隶制社会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以男性本位为中心的伦理系统，自汉代董仲舒倡言儒学为官方哲学，“三纲五常”的核心思想，让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地位在整个社会确定下来。《仪礼》曰：“夫者妻之天也！”，告诫女性要“既嫁从夫”[17]，也规定了“七出”的条款，严格约束妇女的言行，凡有“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18]的女性可被丈夫和家族逐出。“狮吼”故事中的女性，都犯有妒忌和口舌之恶，同时也常伴有无子、恶疾、不事舅姑等行为，因此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封建道德标准下的异类，更是反面形象。儒家文化以家庭和谐为核心，男性作为家庭的中心，拥有至高的权力，“狮吼”打破了男性家主的权威，与之相对应的君臣、家国关系都随之破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19]女性处于整个社会关系的最低层，受到的束缚也最为沉重。她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大都丧失了自我，顺从丈夫的意志而生活。被树为楷模的“贤妇”、“节妇”被广为传颂，“悍妇”、“妒妇”则存在于各种笔记小说中，当做逸闻趣事被流传、批判，“狮吼”故事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演绎丰富。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妒妇大量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最早的“狮吼”故事就出于南朝《妒记》。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人的自觉时期，又由于门阀制度，促使贵族女性地位提升，妒妇大量产生，妒风盛行。北朝出现了“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20]的局面，官僚贵族之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南朝甚至有公主公然纳面首的行为，“宋文帝姊山阴公主，适何戢，谓帝曰：‘陛下六宫数百，妾唯驸马一人，太不均！’帝笑为置面首三十人。”[21]“三从四德”的礼教约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女性主体意思被唤醒，特别是贵族女性们不再只知顺从丈夫，开始关注自身的需求，甚至追求社会地位的平等性。此时“悍妒”就成为她们追求爱情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表现。悍妒现象之普遍，妒妇之多，让同一时代的男性和统治阶层大为头疼。虞通之所作《妒记》就是应宋明帝所请，将妒妇故事收集编纂，以求维护儒家伦理，鞭挞悍妒行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狮吼”故事已具雏形，故事表现为：妻子厌恶丈夫宴客时与异性或年轻男性交往，发出“狮吼”终止宴会。

其他的“狮吼”故事大都出自于唐代。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各族及许多国家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一个思想活跃，相对开放的社会形态。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登基，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女性在行动上受到的约束减少，可以走出闺房，思想方面也更加开放，这样的社会风气也造就了部分女子雄健强悍的性格。因此唐代女性比两晋南北朝时期更为开放，悍妒行为更显强悍。李廷璧妻与阮嵩妻不满丈夫宴客招妓，夜不归宿，爆出“狮吼”外，还挥刀相向。蜀功臣妻更是在自己死后，都要约束丈夫的行为，一有放纵，则“狮吼”至死。这些极为凶悍的“狮吼”行为，反映了当时女性地位的相对提高，在家庭及社会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女性妒忌心理毫不掩饰，甚至表现的极为强烈、凶悍。日本学者大泽正昭在《妒妇、“悍妻”以及“惧内”——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一文中指出：“所谓‘妒妇’的现象，自古以来即被指出是两晋到隋唐五代历史的特征。”[22]唐代女性在家庭地位提升的同时，却不可能挣脱封建伦理的约束，一夫多妻、狎妓娈童等社会道德允许的男性权利，都会引起妻子心中强烈的妒火。悍妒妇们采取各种手段，发泄对姬妾、丈夫甚至是对社会的仇恨，造成唐代悍妒现象的盛行。唐代“狮吼”故事中的悍妒妇表现更为凶悍，“狮吼”对象除所宴宾客外，更集中针对丈夫，终止宴会的同时予以丈夫严厉惩罚。

“狮吼”本事的源头出自于北宋苏轼笔下，但仅从苏轼的记载研究，柳氏悍妒并无实据。宋代的妒妇记载也比两晋南北朝和唐代要少得多，“狮吼”记载除《容斋随笔》外，鲜有类似故事出现。宋代对女性的约束也较为严苛，特别是陈朱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说得到充分发展，对人们行为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女性的行为、品德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南宋时期，女性地位更显低下。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名言让宋代乃至元明时期，“节妇”、“烈女”的记载逐渐多。《宋史·烈女传》记载55位烈女事迹，董家遵又从《古今图书集成》中统计了宋代节烈妇女有274人[23]，这一数字已大大超过之前各代。宋代女性受到严格的节烈观影响，她们为维持婚姻、家庭及名声，很少将悍妒心理曝露于外。宋代“狮吼”故事仅有陈慥畏妻之事，也正因为发生在这样一个悍妒妇稀少的年代，借了苏轼的名气，这个本不特别的故事才得以流传深远。

明代《狮吼记》的创作使“狮吼”故事真正成熟，柳氏也成为中国悍妒女性的代表，这是有其时代原因的。明代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市民文化高度发展，对社会结构及心理结构都产生一定影响，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及人格模式都提出挑战。虽然男性依然恪守男权本位的传统，女性却有冲破附属地位的需求，于是悍妒妇形象于明代中后期大量产生，惧内现象也较为普遍。时人叹息：“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24]悍妒与惧内成为明代，乃至清代悍妒故事的主要内容。明人为重展男性权威，纷纷研究各种疗妒手段，汪氏以戏“疗妒”便是其中之一。明代小说《醋葫芦》中的都氏作为当时悍妒形象的代表，对待丈夫和妒忌对象的手段非常凶残，且步步升级，最后受到冥界惩罚，放弃妒心。小说人物形象丰满，故事完整。明代“狮吼”故事大率内容完整，悍妒行为花样繁多，并常以疗妒为目的进行展现。“狮吼”故事的发展历程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社会开放程度越高、思想越活跃，出现悍妒妇的几率也就越大，相应的“狮吼”故事内涵就越丰富。

“狮吼”故事从本事《容斋随笔·陈季常》，甚至更早的“狮吼”故事原型一步步发展至传奇《狮吼记》，汇集了各个时代的特征，内容由简到繁，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明代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促成“河东狮吼”一词的流行，也促使汪氏选择陈慥畏妻作为惧内传奇的主题，演绎出一个全新的“狮吼”故事，被世人接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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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董家遵.历代节烈妇女的统计[A].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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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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