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的诞生
摘 要:A·H·奥斯特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是俄国最著名的戏剧家,其剧作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是《大雷雨》,1921年出版了耿济之翻译的《雷雨》﹐1937年改名《大雷雨》﹐在上海演出。曹禺是中国现代剧作家以及戏剧教育家,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其作品《雷雨》在上海曾轰动三年,茅盾赋诗曰:“当年海上惊《雷雨》”。曹禺《雷雨》发表八十多年以来,它的借鉴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目前为止,国内将《大雷雨》和《雷雨》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对比分析的仅为少数,而本文将从译介学的角度去分析А. Н.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对曹禺《雷雨》的诞生所提供的契机。
关键词:曹禺;《雷雨》;А. Н. 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译介学;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视野下迥异于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从宽泛意义上来讲,就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尤其对文学翻译所进行的一种跨文化研究。随着当前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已经有学者预言,这种研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界的热点。[1]
曹禺《雷雨》发表八十多年以来,它的借鉴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而经过搜集各方资料,笔者发现借鉴的方面都是有迹可循的。曹禺在《雷雨》创作中是否借鉴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在哪些地方借鉴了?是怎样消化和吸收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全面、准确地了解作品产生过程以及作家的创作道路,更可以从中发现曹禺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有益经验,这对于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学无疑有着重要意义。[2]
一、曹禺的个人生活及社会环境为其《雷雨》创作提供的契机
著名的戏剧家曹禺既是中外文化的传播者,其创作又是中西合璧的典范。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发表于1859年,而曹禺的《雷雨》发表于1933年。从时间顺序上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发表在前,曹禺的作品发表在后。这是曹禺能够借鉴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的基本前提。
那么,曹禺是否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呢?回答是肯定的。他喜欢俄国文学,常给孩子们讲果戈理、契科夫、讲高尔基的《海燕之歌》。[3]
曹禺于1930年由天津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在西洋文学系专攻西洋文学。在清华期间,他有条件、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谈到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时,曹禺说:“我还读了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哈代的许多作品。我觉得每个人的阅历都是很有限的,读小说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认识人生,了解世上各种人物。
由此可见,外国文学的熏陶为他自己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
此外,俄罗斯文学从民国初期至五四运动,开始传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国最著名的剧作家,其剧作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是《大雷雨》,1921年出版了耿济之翻译的《雷雨》,1937年改名《大雷雨》,在上海演出,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由此可见,奥的作品在中国富有如此声誉,曹禺——一个文学素养如此之高的人,一个对外国作品如此热爱之人,对《大雷雨》的熟知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耿济之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大家,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沟通中俄文化交流的著名外交家。在关于济之先生的介绍中曾这样写道:“济之先生对我国的戏剧事业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就是他最早翻译的,后经曹禺改编成话剧,在上海的舞台上赢得了巨大的轰动。”这从侧面反映了曹禺创作借鉴的事实。
在20世纪初,德、法文学巨匠的作品进入中国的也很多,可是看起来,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更深远。关于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关于那些被俄罗斯文学唤起的情怀与理想,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刘文飞教授曾说,五四运动大的背景,就是要汲取西方“进步的文学”和文化思想。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是当做一种思想资源、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再一次启蒙。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家虽然大部分是贵族,但都是在为“小人物”说话,呼吁改造不合理的现实,这样的文学命题对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人来说很有号召力,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于是情不自禁地翻译并模仿起来。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借鉴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曹禺的雷雨就借鉴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当时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俄罗斯文学的显明印迹。[4]
此外,曹禺出生在天津一个官僚家庭。他是万公馆的少爷,从小生活优裕,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目睹仆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下层人民的双重苦难,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对旧制度怀有强烈的反抗思想。曹禺说:“我的一个总的想法,就是对那个社会非起来造反、非把它推倒不可,一切都要重新重来。”他甚至怀着“时日曷丧,予及汝谐亡”的强烈愿望。同情与反抗成为他创作的強大內驱力,也是他戏剧创作的的基本思想倾向和主要内容。这种出身、经历、创作倾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谋而合,那么《雷雨》的创作便也是水到渠成了。
二、曹禺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原语文本在译入语语境中发生的与作者本意相背离的理解、翻译与阐释。创造性叛逆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它是不同文化之间碰撞、磨合、拒斥以及融合的表征,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初期,尤其是一种文化的转型期中,对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考察有着深刻的意义。叛逆性包括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与环境的创造性叛逆。而曹禺作为一名接受者取其精华,在根植于中华大地环境之上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的创造性叛逆与借鉴无疑是成功的。
有人说,文学在一个不同的人文环境里能够生根并扩散巨大影响,源于合适的土壤与环境。这是因为,每个民族、每个时代,乃至每位作家、每种体裁都有其自身特点。一个成功的借鉴,既要正确把握借鉴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也不能不注意这些特点及文学本身的规律。我们说借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说任何借鉴都是成功的。世界著名文学家伏尔泰写的悲剧《查依尔》,就是对莎士比亚《奥赛罗》借鉴失败的先例。
一个作家——即使是天才,他的知识学问、生活经验、创作才能也是有限的。而他人的优秀作品是创作经验、生活积累以及辛勤与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包括莎士比亚、伏尔泰、巴尔扎克、歌德、普希金以及中国现代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们,都坦言自己借鉴过外来作品。歌德曾经说过:“如果我能算一算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就连大科学家牛顿也曾经说过:“如果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曹禺以一部《雷雨》轰动了中国剧坛。《雷雨》是中国话剧成熟的标志,也是曹禺的处女作、成名作。那么,曹禺的借鉴之处在哪里呢?
首先,两部作品均已“雷雨”命名,在作品的主题寓意上不谋而合。自然界爆发的雷雨,是由于空气中上升的热气流无法承受住不断膨胀的积雨云而变成雨滴直冲地面,这里体现了自然界两种力量的抗衡。[5]两部作品凭借各自女主人公的形象,都充分的表现了雷雨的原始力量:卡捷琳娜在大雷雨中纵身跳进伏尔加河,以死向黑暗的农奴制社会作了最后的抗争;蘩漪的执拗复仇犹如惊天响雷,她们震撼了各自时代里那阴霾米不到天空,她们以自己的行动向整个社会发出了雷雨般的抗争与拷问。
其次,两部作品的社会背景既相似又迥异。《大雷雨》发表于1859年,当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封建农奴制土崩瓦解的前夜,尽管当时国内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受农奴制的桎梏,大部分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真正的自由,农民的人格和自尊心被无情的摧残,他们整天无偿的为地主劳动,甚至被作为物品抵押债务。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庄园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需劳动力由此缺乏来源。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因此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雷雨》发表于1933年,虽然距离俄剧发表已有70年之久,但是作品反映的当时的中国也在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巨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化,旧制度,新旧势力不断斗争。人民的反抗情绪犹如雷一般激烈,呼吁着一场大雷雨的洗礼。
最后,两部作品都有一位贯穿作品始终的悲剧女主人公。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曾高度评价卡杰林娜这一形象的思想艺术价值,称她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卡杰琳娜无疑是一位成功的俄罗斯女性形象,她是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悲剧女性的代表之一,文学比较中她也是经常被拿来分析的人物之一。卡杰林娜纯洁美丽,但嫁给了平庸无能的奇虹。专横的婆婆卡巴诺娃把卡杰林娜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卡杰林娜不甘心这样屈辱地生活着,她偷偷爱上了青年鲍利斯。卡杰林娜勇敢地爱着鲍利斯,鲍利斯却在关键时刻怯懦地离开了她。最后,卡杰林娜在大雷雨中纵身跳进伏尔加河,以死向黑暗的农奴制社会作了最后的抗争。因此,卡杰林娜是19世纪俄国戏剧中最美丽动人的悲剧女性形象。而曹禺笔下的蘩漪也是一位富于抗战精神的女性,她受过新式的教育,周朴圆的折磨逼得她发出了最愤懑的抗议。她破坏了传统的伦理秩序,促进了罪恶家庭的崩溃。她的形象有力地冲击着黑暗的封建旧制度。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不管是人物构思还是时代背景,曹禺都紧扣中国传统文化。
尽管曹禺借鉴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精华,但是文学是不分国界的,俄罗斯文学虽然如此辉煌强大,但是他们过去和现在也在不停地模仿其他国家的文学,比如普希金模仿拜伦,模仿海涅。俄国也有作家模仿蒲松龄,很多现当代俄罗斯作家都认为中国最好的古典作品就是《聊斋志异》。
在当今这个文化交融的世界,已经不能单单地将一部作品桎梏在本土大地上,奥的作品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同样的,曹禺的作品在译成其他语言的同时,也获得了国际的认可。曹禺,不但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也是一位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在中国的剧作家中是被国外演出最多,翻译也最多的。[6]也许是一种巧合,曹禺的第一部剧作的第一次演出就是在国外进行的。
关于曹禺剧作的外国翻译状况,据掌握的很不完全的材料,《雷雨》和《日出》是翻译语种最多的,尤其是《雷雨》,英、法、德、俄、意、西班牙等都有。由于历史的原因,前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诸国也是演出曹禺剧作较早较多的国家。50年代,苏联的阿·柯索夫导演的《雷雨》,译名《台风》,这位导演为演出此剧于1958年3月还同曹禺有过通信。他说:“我认为《雷雨》这一个剧名,把正在来临的革命风暴从直接的概念扩大成为现实的感觉。这场风暴将要摧毁当时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周朴园的家庭的瓦解和毁灭,便是中国剥削阶级不可避免的毁灭。”1981年,《雷雨》再次于莫斯科演出。[7]
可以说,借鉴是优秀作品产生的重要条件,就像学画必先经过临摹阶段,这也是艺术家成长的必由之路。即使是功成名就的作家,相互借鉴也在所难免。俄罗斯的国力在逐渐恢复,俄罗斯的文学,依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曹禺借鉴的事实已不是重中之重,重要的是它丰富了世界文库,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为译介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范例。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02.
[2] 史锦秀.从《雷雨》和《大雷雨》中看两位剧作家的“雷雨”精神[J].俄罗斯文艺,2003(02).
[3]乌鲁木齐晚报.文学专家: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时不在[R].华夏经纬网,2014-05-21.
[4]杨晓笛.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曹禺《雷雨》之对比研究[D].2009.
[5]田本相.曹禺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为纪念曹禺先生诞辰90周年而作[J].广东艺术,2000(3).
[6]阿·柯索夫.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J].戏剧报,1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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