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兼顾普及的尝试，是否成功？
贵州赫章可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一处重要考古遗址，近几十年在这里陆续发掘的一大批墓葬，提供了古夜郎国时期地方民族文化的大量信息，因此很早就引起重视，在二○○一年度的“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上即被列为六个重点报告之一（《考古》二○○二年第七期）。它的不同年度的发掘情况曾有部分以简报和报告的形式分别刊载于《考古》与《考古学报》。最近又出版了《赫章可乐——二○○○年度发掘报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二○○八年版）一厚册，主要披露了战国至西汉时期一百一十一座墓葬的田野考古材料，并在“结语”部分以几批发掘材料的比较为基础，进一步讨论了地望、族属与时代，遗存反映的社会形态，又文化性质等问题，可以说是带有阶段性总结的性质。报告在甲、乙类墓综述之外，又设“墓葬资料分述”一编，且尤其注重对出土位置的叙述，颇予人阅读与利用的方便。
不过这里想讨论的是报告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即它在专业报告的内容之外，又以“发掘者说”为题，特地为非专业者开辟了一个阅读窗口。这一题目穿插在报告之间，一面扼要介绍墓葬情况，一面用讲故事的方式胪陈出土遗物，并在叙述过程中随时疏解报告所涉及的若干专业名词，比如墓葬形式，层位的打破关系，器物的不同类型对判断墓主人身份和遗址性质的意义，陶器的制作方法，乃至关于碳十四测定等等，都有一段简明易懂的叙述。编著者说，这样的安排，是基于为非专业者利用考古成果解除阅读障碍。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可贵的努力。作为第一次，这样的形式自然也很新颖，然而却不能不说，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即显然无法要求凡涉及这一问题的报告都来做这样的普及常识的叙述。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数百部以至于更多的报告都要重复大致相同的内容。那么，它所做的尝试，意义在哪里呢？
曾和一位从事考古人类学研究的朋友讨论他的专业，他说：我认为考古学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叙事系统：假使我们的文献全部没有了，那么纯粹以考古学的材料，还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这才是考古学存在的意义。历史事实只是一个，但阐述的方法可以有许多种，称它是不同的剧本、不同的影像也可以，其中的区别也许是情节多寡与分辨率高低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不妨说，考古学也是剧本或影像之一。不过重要在于，它应该独立于文献之外，成为自成一体的一种叙述方式。
这段话我不止一次引用，因为觉得它把考古学的独特之处表述得很明白。完全没有相关文献，只是从遗址发现的物质遗存，复原曾经有过的生态环境，人类的生活场景，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结构、政权性质、与周边或中心地区的关系等等，这样一个如同破案一样的发现过程，才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科林·伦福儒等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他们吃什么？——生存和饮食”，所讲述的考古学方法，便是特别吸引人的一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二○○四年版）。
那么作为考古报告，它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对田野考古材料的忠实纪录。为了纪录需要便不得不使用的专业名词，同任何专业一样，它必须是专业内的约定俗成的术语，比如根据出土地点和具体位置所给定的器物代号，器物的分型分式等等。如此，方可分类、排序、描述，乃至覆案，否则便不可能用准确、简捷的方式完成对考古现场忠实而完备的纪录（理想的考古报告，应该使人以它为依据便能够复原出已经不存在了的现场）。此外则是每部报告都必不可少的“结论”部分。它是对现场记录融会贯通之后的叙述，或曰认识，以阐明这一考古活动的意义。所谓“由物见人”，其实重要即在于揭示各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物与人的关系，物与人与遗址的关系。总之，考古报告之要，是各种数据准确全面，并以排列、分析和理解、判断到位而提供一个明确清晰的关系之网。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就是“人书”，而不是“天书”。
反过来，对希望利用考古材料的非专业读者似乎也应该提一点最低要求，即他至少要有一点基本常识。很难想象，不了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不熟悉考古报告的基本语汇，而能够正确使用考古材料。真正把考古成果运用于学术研究，毕竟仍然需要直接阅读、直接征引正式的发掘报告。
作为非专业读者，专业与普及的著述我都爱读，但却以为专业和普及实在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因此只能分作两步走，而很难绑在一起。考古报告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它的专业性、可靠性，有教人可以放心引用的权威性。至于普及工作，另外撰写即可。其实考古界早已在这样做，即以汉代为例，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等，都有相关的通俗读物，而且多数出自专业人士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