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生涯

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的变动中。出生那时,“九一八”事变,七岁时,抗战军兴,随后十五年,战争不断。自己的生命,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转眼,已是八十岁。

入学台大: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台大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等到日本人撤退,教授只有五六个留下来,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大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设,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大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是半饥饿状态。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回忆傅斯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但是傅斯年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大,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透过他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匹兹堡往事:王小波

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我跟王小波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翘在桌子上,我的脚也翘在桌子上。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会不会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反正他进来问问题,我都跟他讨论,我提出三五个不同的方向: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我也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炼字炼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贴了。文章要干干净净。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

后来,王小波有篇文章,我看不错,就推荐到《联合报》,得了奖。第三年,他得了《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两个奖加起来当时是台币二十几万,在大陆是四五万人民币,颇能派上用场,他就不用工作了。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他是较早用电脑写文章的人。?茭

(摘编自《许倬云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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