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关系的历史和逻辑考量

摘 要：本文从现象学角度出发，考察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之间不同阶段的历史联系，并从两者对实证主义的态度，意向性对人的行动理论的影响，两者关于时间性和不确定性的观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复兴中遇到的理论困境以及解释学转向等方面出发，论证了现象学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在现代表现为科学主义思潮，哲学基础的不同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现象学；主流经济学；经验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2-0012-06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在引起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和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它的许多观点都与主流经济学相距甚远，表现出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方法论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它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挑战也动摇了主流经济学的盲目自信，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范式理论，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解为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范式。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为什么会形成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异端”范式，单纯从经济思想史中寻求原因很难得出圆满答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所以与主流经济学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其深层原因在于两者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更加侧重于认知过程所涉及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以至于人们在概括其特点时，常常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称为是哲学，而不是数学，正如Smith[1]所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与哲学紧密相伴的”。因此，在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只有把其放入更广的理论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形成和方法论特点。

按照这种思路，Gordon[2]与Grassl和Smith[3]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背景，并认识到哲学现象学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现象学在观点上表现出的诸多共性。但国内学术界显然还没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罗卫东[4]等也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接近现象学的经济学”的观点，却没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证和展开，可以说，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本文将从现象学出发，说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理论联系。

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的历史渊源

在正式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现象学的理论联系讨论之前，必须首先从事实出发，说明两者的历史渊源，这是其理论联系的基础，并界定好现象学的范围。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里影响最大的学派，由于现象学在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因此也被称为现象学运动。本文是在广义上理解现象学理论的，包括现象学运动的先驱布伦塔诺所提出的意向性理论，狭义上的胡塞尔纯粹意识现象学、广义上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伽达默尔的现象学的解释学。在界定了现象学的范围后，我们开始说明两者的历史联系。

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现象学得以分别创立并相联系的关键性人物是布伦塔诺。国内对他的了解十分有限，布伦塔诺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现象学运动的先驱者，他在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当时的德语国家中，布伦塔诺试图复兴已经被遗忘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提倡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本质主义。这就与当时主流的黑格尔主义观点针锋相对，历史学派作为黑格尔主义阵营的典型代表，他们反对科学和本质主义。这两种新、老观点并列成为当时德语国家中最主要的两种观点，影响着德语国家。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影响了一大批当时的德国青年学者，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助产术”大师，他知道如何通过对话和提问去引导在不确定中摸索的初学者，去激励青年人进行理论探索的勇气。他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期间，影响并启发了一批大师级人物的出现，其中就包括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和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他们都受到布伦塔诺的影响，这让现象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具有了共同的起点。

1884—1886年，布伦塔诺作为胡塞尔的老师，使胡塞尔学习到系统的哲学知识，接受了严格的科学精神观点和本质主义，并相信哲学是一个严格的工作领域，这使“胡塞尔最终选择了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数学转向哲学”[5]；进而，他接受了布伦塔诺所提出的意向性理论，对意识的本质进行了考察，排除了其中的心理学因素，最终导致了现象学的产生，之后，这种现象学走出狭隘的纯粹意识的领域，逐渐影响到更多的人文社会学科。

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期间也受到布伦塔诺的影响，接受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本质主义和严格的科学精神，并把这些思想运用到经济学中。布伦塔诺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知的，它独立于我们的思想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本质性的“基本因素”，也存在着说明这些基本因素之间关系的规律。这些规律以动态的或静态的方式存在着，并反映着“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规律将会一直存在[6]。按照这种理论，门格尔相信经济学中也应该存在“精确规律”，在这种本质主义的基础上，他也接受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方法，把意向性特征吸纳到行动理论中，并试图效仿布伦塔诺追寻心理实在的基础方式，以行动理论去追寻经济实在的基础和规律，在这个意义上，David[7]认为：“门格尔在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使用意向性概念（这个概念也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使用）来解释经济价值理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位旗手——米塞斯也深受现象学影响。在维基百科关于米塞斯的条目中，清晰标明了米塞斯受到胡塞尔和布伦塔诺的影响。少有学者去探讨米塞斯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米塞斯的著作中几乎很少提及现象学或胡塞尔，但这既不代表米塞斯不了解现象学，也不代表米塞斯没受到现象学影响。米塞斯对现象学一直是关注和了解的，在维也纳期间，他经常带领年轻学者在其“私人研讨班”中研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而现象学作为当时哲学和认识论领域中影响力最大的学派，自然是其中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氛围下，研讨班中的青年学者考夫曼和舒茨对现象学产生了兴趣，考夫曼试图用现象学来构造数学基础；而根据Wagner 和Prendergast的考察，舒茨也是在维也纳讨论班期间接触到现象学，并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社会学为起点，成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创始人[8]。从此，这两位学者一直与米塞斯保持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可见，米塞斯是熟悉和关注现象学的，他思想的形成也与现象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Gordon[9]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有趣的相似之处，米塞斯所使用的‘自由变化’方法也受益于胡塞尔，在这个背景下的许多主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米塞斯之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受到现象学的解释学影响。哈耶克尽管没有使用现象学或解释学这样的词，但他主张经济学应当实现“解释学转向”，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拉赫曼在纽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呼吁建立“解释学俱乐部”，拉瓦伊在梅森大学组成了研究小组，探讨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问题。越来越多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现象学的解释学，并把解释学视为适合经济学研究的方法[10]。

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的理论联系

在考察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现象学的历史联系后，可以看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与现象学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列宁曾经说过：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理解现象学就难以更好地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两个学派所具有的历史同源性，导致了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的理论态度和观点。

1.对实证主义态度的批判

受到布伦塔诺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的影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现象学都表现出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态度。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科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实证性的活动，而应该是一种描述性的活动，其任务就是研究事物之间本质的规律，并且这些本质规律具有先验的性质，不需要经验的方式就可以掌握，通常亚里士多德主义被认为是适合人文学科研究的方式，并与自然科学研究方式对立。

但近代以来，由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其他学科只能卑躬屈膝地拜倒在自然的圣像之下，把自然科学当成效仿的楷模，亚里士多德主义几乎被人们所遗忘。即便在社会学科学研究中，人们也盲目地效仿自然科学家（主要是物理学家）的自然科学方法来解释人类社会规律，于是，用自然实体、自然因素和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实证主义态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方式。

对于这种实证主义倾向，现象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胡塞尔在维也纳文化联盟中的演讲唤醒了迷途中的欧洲人，他认为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使近代科学丧失了它的“生活意义”。欧洲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科学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11]。科学背离了它的初衷，它不再把人的生活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把人当成了“事实”和“物”，人被事实化和自然化了。胡塞尔认为只有克服这种实证主义倾向，把科学研究重新还原到“生活世界”之中，才能重新恢复科学的现实意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体现在对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之中。边际革命之后，由于对边际概念分析的需要，微积分方法被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工具的引入，使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在数学化的基础之上，这使经济学家们有了共同的逻辑和语言。当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时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宇宙间有些东西不是自然科学所能描述和分析的。在自然科学所可观察、描述的事物范围以外，还有些别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行为”[12]。关于人的行动的经济规律是不能简单地用数量规律来表示，我们虽然可以建立起关于经济规律的数学模型，但数学本身是对现实的抽象，如果个人间的性质发生变化，则模型就将彻底丧失效力。因此，门格尔虽然也是一名优秀的数理经济学家，但他却不提倡用数学来分析经济问题。米塞斯也认为，“作为经济分析法的计量经济学是一种玩数字的儿童游戏，而那些数字对于经济的真实问题，没有任何说明的功用”[1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数学化批判的本质，就是想让经济学脱离数学的抽象，回到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也就是回到胡塞尔所提出的“生活世界”。

2.意向性与人的行动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认为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视角过于狭隘，只关注对利润的分析，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主张用人的行动理论代替劳动价值论，通过研究人的行动解释经济行为和效用等基本问题，从而把经济学建立成为人的行动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行动理论在建立过程中吸取了现象学中意向性理论的分析方法，把哲学中认识论意义上的意向性分析方法运用到人的行动学中（在上文已经提到，门格尔的行动理论就受到意向性的影响，但由于门格尔的行动理论缺乏体系性，本文将以米塞斯的行动理论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奥地利学派受到意向性理论的影响。可以说，意向性概念不仅是现象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也是现象学能够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建立联系并影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关键性概念。在这个意义上，Prychitko[13]就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米塞斯在现象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奥地利经济学理论，并分别在他1933年发表的论文集《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以及他1949年的巨著《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意向性概念首先由布伦塔诺提出，他认为意向性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意向性指意识可以包含实际上不存在的内容；另一方面，意向性指意向活动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胡塞尔剔除意向性的心理含义，接受并发展了布伦塔诺意向性的第二种含义。胡塞尔从认知维度出发，对人的意识分析中发现：一方面，意识总是具有某种不受经验影响而严格不变的部分和本性，也就是意向性；另一方面，意向性连接了主体和对象，人们不可能单纯地去感知、判断或爱、恨，而必须爱其所爱，恨其所恨，感知某个对象，判断某个事态，无论是人的感知、判断、思想、怀疑还是期待和回忆，这些不同形式的意识活动都具有“意识总是意向着某些对象”的特征，这种意向性并不是因为意识受到对象影响而产生的外在关系，而是意识的本质和内在性质，它连接主体和对象，从而克服笛卡尔对主体和客体的割裂。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行动概念受到现象学意向性概念的影响。在理论态度上，意向性理论中表现出的现象学态度影响了奥地利学派，现象学所坚持的“面向事情本身”正是要以加括号的方法，排除非本质因素的干扰，将研究对象还原到其本来面貌，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真实和有意义的。在这种态度影响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开始关注经济学科中最真实和基础的人的行动。在对行动理论的研究上，一方面，米塞斯认为人的行动先于所有的经验，是先验的。行动就像因果规律一样，“它涉及的是人类心智逻辑结构的本质和必要的特征”[14]。人的行动学不关心变幻莫测行动的内容，而只关心其纯粹的形式和逻辑结构，认为只有历史学才关心和研究人的行动的偶然性因素。而且“人的行动学的研究范围限于阐释人的行动的范畴。人的行动学一切定理值演绎需要的，是有关人的行动实质的知识。这些知识为我们自身所有，因为我们是人；只要是人，就不会缺乏这些知识，除非他因病理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植物人”[14]。同时，人的行动学意味着人的行动是有目标的，它必将指向目标，并会利用特定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行动连接了主体和对象[12] 。这才是经济行为中最本真的意义，而不能把经济行为进行抽象理解。

可以看出，人的行动学与意向性具有相同的性质：一方面，它们都连接了主体与对象；另一方面，它们都关注的是先验，而非经验，是不受经验影响而严格不变的部分和本性。这里还有必要对奥地利学派行动学中的先验论做进一步探讨。虽然米塞斯多次肯定康德的先验论的积极意义，许多学者也把康德作为米塞斯先验论的理论来源，但这仍是不准确的。与其说米塞斯的人的行为理论中的先验性是效仿康德的，还不如说是效仿现象学的。因为，源于认识论的先验论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加强论的先验论。这种观点认为先验的知识只能是对“心智的逻辑结构”的反应，而不可能是对实在本身的反应；另一种是反映论的先验论。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获得人心智之外的、关于实在本身的先验的知识[1]。很显然，康德所持的是加强论的先验论，他的哲学的最大特征是不可知论，康德认为认识不能达到对象的彼岸，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不能逾越的鸿沟。这不符合奥地利学派关于人的行动学中主客体之间必须相联系的基本思想。而米塞斯对康德先验论的肯定，更多地在于肯定康德先验论对知识论的奠基作用，两者的共同点更多是在旨趣方面，而不是在方法层面。而现象学所持的是反映论的先验论，这种观点强调的就是主客体之间必然的“意向性”联系，显然，现象学所持的反映论的先验论才符合人的行动学的理论初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人的行动理论和先验论问题上，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

3.时间性与不确定性

时间维度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有特色的理论之一。古典主义经济学效仿近代物理学形而上学的特征建构理论体系，缺失了时间维度，这就导致古典主义经济学把均衡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而建立在人的行动学之上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受到现象学的影响，使经济学研究从抽象回归到现实本身，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时间和过程之上，实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现象学通过对人内在时间意识的分析，认识到时间性是人存在的根本属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总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15]，也就是说，人总是在面对未来不可知的情况下，不断地筹划着自己的行动，去成为他“还未是”的东西，即使筹划这种行动存在种种困难或者难以实现，人也必须不断行动，去面对未知的未来。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人的行动学中也表达了与现象学相同的旨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必然要发生的，行动一定需要在时间中进行，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现在，并指向未来要实现的目标。不仅如此，行动还意味着，人不是先知的，如果人是先知的话，他的行动就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改变，所以行动意味着人所在的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承认时间性的存在，那么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无知性这些问题就自然会出现。

这里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接受的时间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时间，即独立于所有人类主体的时间或自在的时间，而是伴随着行动主体的时间，是主观时间。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初期，庞巴维克还试图重新把李嘉图所提出的古典工资基金等因素重新引入资本理论，并确定平均生产时期，从而在根本上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同质化。虽然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里也关注时间性维度，但他所涉及的时间明显是客观时间，而没有从人的行动、主体的偏好以及对未来的选择这样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因此，他的资本利息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理论更相近，在这个意义上，门格尔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是他最大的错误，米塞斯也认为庞巴维克的理论是毫无价值的[16]。第二，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论述时间问题时，提到了胡塞尔和柏格森。有学者认为米塞斯是受到了柏格森时间观的影响，胡塞尔和柏格森所提的时间都是主观时间，认为米塞斯受柏格森影响当然没错，但柏格森时间观中缺乏的是“未来不确定性”的成分，而这正是现象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 Madison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时间性和不确定性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是现象学的”[10] 。

在奥地利学派理论中，米塞斯关于企业家的论述，最能体现这种人在行动中的时间性和不确定性。企业家是“能够专门发现每一行动之不确定性的行动人。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记，每一个行动都镶嵌在时间长河之中，因而必然具有投机性”[17]。企业家存在于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基于对可能结果的预期，而非对未来的了解。柯兹纳也认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企业家只能利用自己的“警觉性”和“对未来的机敏”，让自己对未来的预测更接近现实，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4.解释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拉赫曼等学者的影响下，发生了解释学转向。解释学最初是一种对圣经中晦涩难懂字句的解读方法，现代意义上解释学不仅是一种关于文本解释的理论，更是对文本中所涉及到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他的创始人是海德格尔，得到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新奥地利学派在复兴过程中遇到了米塞斯留给后人的难题。米塞斯是一名先验论者，他认为可以先验地从“人有目的行动”、“人有不同的偏好和能力”、“行动在时间中进行”等公理出发，不受经验限制，通过演绎推导，获得相关知识。这种观点虽然在奥地利学派内部产生很大影响，并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但它也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理论困难：第一，这种先验论难以解释主体如何获得经验知识。第二，更重要的是，这种先验论如果贯彻到方法论上的原子论和个人主义中的话，就会使主体之间相互隔离，成为孤岛上的鲁滨逊。

现象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相似的先验主体的鲁滨逊问题。胡塞尔的办法是提出主体间性概念来克服主体的困境，我们的知识基础是主体间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由此，对事件的意义和理解就不能从单一主体角度出发，而必须从主体间性的角度进行理解，从而解决了其理论困境。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吸纳了现象学的这种解决方式。主体间性的提出，使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开始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共时态上来说，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开始关注和解释个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不是在经济活动中否定个人的计划和选择，而是把经济活动置于主体之间既协作又竞争的过程中，这不是对主观主义传统的否定，而是让主观主义建立在主体间这个更合理的基础上。第二，从历时态上来说，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开始从事件参与者与经济学家两者共同的角度来探究事件的意义，这种意义应该存在于两者相互作用中。因此，经济学家不能仅关注抽象的数字和模型，还应该收集事件中的其他材料，使自己有更翔实的材料来解释历史事件。

解释学转向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克服了先验论带来的主体困境，它不再局限于一个纯粹理论的层面上。它重新诠释了自己的主观主义和过程观点，认为经济学家与对象或他人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活动，而不再是主体的独角戏，并重新回到了对现实的关照。解释学转向不仅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发生了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结 论

通过以上论证，可以看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之间不仅存在着紧密的历史渊源，而且具有许多相似的理论观点。

本文在宏观层面上考察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历史和理论联系，对于两者关系更细致的考察，笔者将在未来的文章中逐渐展开。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它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象学影响，如果抛开两者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理论特征和发展趋势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地利学派被称为是“最接近现象学的经济学”。

至此，我们也可以解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为什么会表现出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理论特征。其原因就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进入现代后，表现为现在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其中包括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的分析哲学以及众多其他科学哲学流派[18]，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现象学属于现在西方哲学中另一思潮——人本主义。哲学基础的不同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特征，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称作“异端”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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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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