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素质教育需全社会合力

素质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从提出到成为一个全民性的话题，坎坎坷坷，已经走到第20个年头。人们看到的是，虽然20年来素质教育取得了一定进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与其他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它的前进步伐显得那么艰难和缓慢。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探索出情境教育、愉快教育、赏识教育等富有创建性的素质教育模式，涌现出湖南汨罗、山东潍坊、安徽铜陵等一大批素质教育典型，不能说没有成功的实践；在这期间，教育理论界开展的素质教育大讨论和教育综合大改革，已经进行了几个回合，不能说在理论上缺乏积累。一年前，全国范围的素质教育系统调研和各大媒体上开展的素质教育大讨论，再次使素质教育成为一个高频词汇。

可是，这样一个与国家和个人休戚相关的教育实践，这样一个经社会反复讨论在思想上形成共识的教育理念，为什么推行起来这么难？究竟是什么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为什么今天的孩子不快乐

◇“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

◇“课业负担在减轻的过程中不断增加”

◇“片面追求升学率”升级为“全面追求升学率”

1988年，一篇《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的文章见诸《上海教育》杂志，素质教育这一新概念引发了教育界旷日持久的教育思想大讨论。素质教育的逻辑起点是“纠偏”，纠应试教育之偏，是针对当时大学教育的过分专业化、中小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为目的的教育。

回过头来看，素质教育引起人们广泛讨论，绝不是出于偶然，它以丰富的时代内涵顺应了世界教育的发展浪潮，或者说，是世界教育改革的洪流汇成中国素质教育的横向坐标。

总体上看，20年来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推进素质教育，教育工作者努力转变观念，付出了不懈努力。比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招生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也在探索中逐步推进。尤其是中考改革试点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等级制代替百分制，增加综合素质评价等做法，为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条件。

但是，在推进素质教育进程中，一些深层次体制性障碍仍然没有消除，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

一些地方“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

一些学校对待素质教育态度“积极”，行动迟缓，认为“可以说说不可真做，就是真做也不在主课中做”。

一些家长竞争目标不断提高，竞争重心不断下移，不仅想让孩子上大学，而且想上好大学，从幼儿园阶段就让孩子上各种校外辅导班。

一些学生思想品德状况令人忧虑，身心素质发展不容乐观，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受到压抑。

不少读者来信来电反映：片面追求升学率愈演愈烈，一些地方已升级为“全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小学阶段推进素质教育还比较顺利，初三、高中阶段实施素质教育的难度依然很大；“减负”喊了很多年，不仅没减，而且“负担在减轻的过程中不断增加”。

学校和家长达成“默契”，使得音乐课减了，体育课免了，睡眠时间缩短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创新能力泯灭了，正如一年前在素质教育大讨论中知心姐姐说的一句话：“今天的孩子不快乐！”

是什么阻碍素质教育的脚步

◇追求升学仍是人们的主要价值取向

◇教育结构不尽合理，优质资源相对不足

◇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忽视技能型人才的作用

课业负担过重，升学压力过大，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感受到应试教育这种活生生的痛。这个“老大难”问题几代领导人都关心，几十年都在努力解决，可为什么应试教育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纵观历史，科举的幽灵对推动素质教育是一个隐形障碍，它潜伏在多少人的脑海里！流淌在多少人的血液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的是现世功业，把努力拼搏、求取功名作为人生目标。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高官厚禄的三部曲，无师自通地被我们模仿着、重复着：苦读、应试、求职。然而，应试教育也像科举制度一样，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牺牲一个民族创造力为代价的，说到底还是“误尽天下苍生”。

横览现实，尽管人们能够接受素质教育的理念，但追求升学仍然是主要的价值取向。问问现在的家长，孩子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是“考上大学！”能怪家长吗？现实决定了家长的选择，因为高学历意味着高收入，意味着高选择机会，意味着高晋升机会，意味着会有一个光明的前程。而且现在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承载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希望！

如果一一列举，推进素质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有许多许多：

——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发达，人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求职谋生，安身立命。加上我们的就业结构和人才成长道路单一，就业竞争和人才选拔日趋激烈。

——劳动用人制度和社会分配结构忽视技能型人才的作用，导致社会片面追求高学历，这种压力层层传递到教育内部和家庭内部，使中考、高考竞争不断升温。

——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职业教育出口不畅，分流的吸引力不强，升学压力直接指向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

——教育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需求。

还有，学校作为实施素质教育主阵地，其内动力、创新力和生机活力尚未得到有效激发，校外教育和社会实践缺乏制度保障，社会各方面还不能为素质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总之是新旧矛盾盘根错节，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共生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

这种种原因，使得学生仍是“考什么学什么”，老师依旧“怎么考就怎么教”。其结果是，无论不幸被淘汰的，还是有幸被选中的，都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创造的潜力。这种“选拔——淘汰”的教育，的确像一根魔杖，所向之处，无一幸免。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阿有一段话，很适合描述目前素质教育所面临的窘境：“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众人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谬误却是大家都参与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也就是说，这根魔杖受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不是哪一个部门独立操纵的。

这样看待素质教育推进的艰难，就不再会满腹牢骚、满腹抱怨，就能设身处地想想，自己该为推进素质教育做点什么？比如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少给学生留一点作业；比如家长，多欣赏孩子的优点，少给孩子报一些补习班；比如地方政府，从政策上多往素质教育轨道引导，别把升学率当成GDP。

什么是破除改革羁绊的关键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落实“健康第一”

◇全面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稳步推进高考改革

◇建立有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的劳动人事制度

推进素质教育极为复杂和艰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要求，决定了加快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极大的紧迫性。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教育系统身负重任，应该从哪里着手突破？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落实“健康第一”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力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举措……这些都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

而社会上谈论最多的，还是高考制度。恢复高考30年来，可以说高考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过，高考制度改革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1999年试行“3＋X”科目改革，试点网上录取，2002年推广到全国；北京、安徽等地试行春季高考，高考时间由7月改为6月，对考生年龄的限制也逐步放开；近年来又在16个省进行了分省命题的改革，在53所高校进行了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试点。这些都是逐步使高考走向公平的努力。

的确，不进一步改革高考制度，素质教育难以向前推进，但高考改得不好，教育天平就可能出现失衡。目前高考改革正处在实行统一考试与兼顾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统一选拔与发现特殊人才、保持一定考试难度与减轻学生负担、扩大高校自主权与保证公平公正、考试多样化与高效简便等一系列两难选择当中，这个被一些人指斥的“万恶之源”实则是“万难之源”。因此，高考改革既要积极推进，更要十分审慎。

目前需要大力倡导的，是办好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大分流的力度，增强分流的吸引力。加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沟通和衔接，加强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建设，在职业资格证书和高等教育证书之间建立对应、等值与衔接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应试教育的“独木桥”变成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改革用人制度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有关素质教育的调研中，86.3%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用人观念和用人单位的需求，是对素质教育影响最大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们在人才使用方面崇尚高消费，在人才评价方面注重高学历。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94%的美国招聘广告没有学历要求，而我们的人才招聘广告常见的文字是“35岁以下，硕士以上学历”，更有“本科生不要不要，研究生研究研究，博士生欢迎欢迎”的荒唐标语。

这样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加快建立有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的劳动人事制度，制定科学的用人标准，完善行业、职业准入资格制度，引导企事业单位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完善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评价体系。

“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靠科学家来操劳。”借用美国科普大师阿西莫夫这句话，素质教育太重要了，不能单靠教育家来推动，也不能单靠教育界来推动。只有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学校、社区、家庭都积极行动起来，才能形成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

相关评论

素质教育亟待三个解放

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 成锡锋

素质教育要求把学生培养成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一流人才，然而，不少地方“管、卡、压”的教育教学管理体制，使许多师生处于沉闷、压抑、枯燥、乏味的环境之中，学生学习兴趣无从激发，实践能力难以培养，创新精神严重缺乏，素质教育的实施自然成了纸上谈兵。

何以如此？究其原因，不外乎3个“管得太死”。

校长“戴着镣铐跳舞”。早在1985年中央就提出“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但从实际看来，校长们应有的权力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与保障。在不少地方，校长选个干部、调个教师，都得经教育局批准；大的决策和改革没有局里领导的“恩准”，校长的工作就难以进行；就连录取几个学生，注册备案时也得求人。“戴着镣铐跳舞”，实在是不少校长的切肤之痛、难言之隐。加之今天要普查，明天要统考，校长工作便只能听鼓下桡，应付上级；执行指示也只能追求形式，不务实际。于是，办学应有的个性便荡然无存，从实际出发搞好教育教学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教师被当做工作机器超负荷运转。一些学校的校长，在厌恶上级部门对自己管得太死的同时，自己在管理和改革中也似乎忘记了管理的本质就在于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而以管住教师为荣，以卡住教师为能，把活生生的人当做工作机器。特别是在实行了“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后，教师超负荷运转，应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还有一些校长教育思想陈旧、僵化，却自以为是，强加于人；工作只能谨小慎微，深恐越雷池半步。学校变成了机械作业似的工厂，缺乏活力与生机。在这种环境里，教师每天只能是例行公事地消极应付，教学也只会日复一日地照本宣科，哪还有什么研究学习的激情和创新教学的冲动。

学生成了被塞食的鸭子。教师对学生管得太死。在有些地方科学教学却成了科学的“禁区”。比如，加班加点的司空见惯，不少学校学生每天6：30到校，晚上22：30回家，星期日不休息，节假日仍补课；教学侧重于考试的科目，不考的科目干脆不讲，美其名曰“集中精力，聚焦成才”。由于知识面的狭窄，学生很难融会贯通；由于老师教学方法陈旧呆板，学生的学习兴趣无从激发，个性也难以发展，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就更无从谈起。

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和陈旧的教育观念犹如“三寸金莲”般的小鞋，严重束缚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前进的双脚。上述3个“管得太死”不仅影响了校长办学的自主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还使得校长少了锐气，教师少了生气，学生少了朝气。

为此，必须把3个“管得太死”改为“3个解放”。

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解放校长，需要教育管理部门由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转变，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减政放权，保证“校长负责制”的真正实行。而校长要准确理解“校长负责制”不是“校长一长制”，更不是“校长独裁制”。

校长要解放教师，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必须确立师生协同发展的教育管理理念，关心教师成长，关注教师发展，通过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来提高学生的发展水平，而后又通过发展学生来发展教师，切不可无视教师成功和成才的需要，一味强调“奉献”。

还需要教师解放学生，使学生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让学生学会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评价和自我提高，自觉地向着成才的目标马不停蹄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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