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华神道碑》中契丹大将萧宁身份考
人物混乱,错误百出,因此出现名不对人,张冠李戴的现象十分正常。
三、萧排押与萧特末
前举四条史料中(《辽史·圣宗本纪》所载)两条的萧宁应该为萧排押,而《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的萧宁应该为萧特末,《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应该是萧排押。
(一)契丹大将萧宁——萧排押
萧宁即为萧排押的理由主要有:第一,身份相当。《辽史·萧排押传》记载:“(统和七年)尚卫国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统和二十二年)宋和议成,为北府宰相。(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圣宗征高丽,排押入开京,大掠而还,帝嘉之,封兰陵郡王。开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讨使。”这说明自统和二十九年东征高丽班师之后到开泰二年期间,萧排押身兼数职:驸马都尉、北府宰相、兰陵郡王。这与《辽史·圣宗本纪》开泰元年条“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督有司具仪物”中记载的萧宁之职务、封号完全一致,且属同一时间区域,所以萧宁即萧排押。第二,经历相符。萧排押长期参与对宋朝的军事活动,统和四年(986),“破宋将曹彬、米信于望都”,“收复山西所陷城邑。”后来担任南京统军使,即为南京统军司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对辽南京的保护与对宋朝的征讨,军事和政治地位极显赫。南京统军使也负责一些策反、间谍等活动,“辛丑,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奏宋边七十余存来附”。辽宋战争时期,双方都大量使用了间谍,南京统军使极有可能是辽边界的重要间谍机构之一。前文已述《韩国华神道碑》中萧宁遣使叩和之事发生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此时辽朝南方对宋的主要负责人正是萧排押,在萧挞凛死后一直“专任南面事”,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萧排押谋划了这场雄州诈和事件。第三,地位相符。萧排押地位尊贵,“国舅少父房之后”,少父房是阿古只所属族系,在辽朝是显赫大族,“如此昌运显赫之家,圣、兴、道三帝何能轻视”?《辽史·地理志》载“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其他史籍中也多有记载可为佐证,福州当为萧排押的私城。另外,在辽宁北镇出土秦晋国妃(圣宗弟隆庆妃)墓志中,称妃家“世为后族,答组照烂”。妃父“故枢密使北宰相驸马都尉讳曷宁”,祖父“故燕京留守内衙都指挥使讳割烈”,曾祖“故迷古宁详稳讳演乌卢”。朱子方等先生曾考订曷宁即萧排押,其说甚确。曷宁(即萧排押)的高级官阶与崇高地位,与国舅萧宁不相上下,更有助于我们推测二者实为一人。我们把萧排押与萧宁的年谱简表罗列一下,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二者实为一人。
(二)贺宋使者萧宁——萧特末
至于《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笔者认为应是萧特末。除了正史,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太康五年,是岁遣萧晟、萧宁等使于宋,宋遣使来贺生辰及正旦。”又如:“太康五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但是这些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萧宁其他信息,目前只知道他作为使者出使宋朝。然而实际上,萧宁只是历史上一名遣送使者的别名或者误称。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仁宗庆历二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长编》中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且稍有不同。仁宗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男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六符来致书。”他们此行是为求关南十县,由于当时“契丹屯兵境上”,“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最终吕夷简举荐富弼接见,富弼很好地完成了接见任务。史载:“西羌盗边,战未解,契丹保境使请关南十县之地及昏。”这里所载保境使即萧英与刘六符。可以看到,所谓萧宁即萧英也。那么萧英又是何许人也?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四):“是月辽谴南院宣徽使萧特默旧作特末,今改,考异《宋史·富弼传》及《涑水记闻》皆作萧英,盖一人而两名也。翰林学士刘六符来使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毕沅在这里提出《宋史》等书中的萧英就是萧特末,实际上是一个人两个名字而已。曾贻芬所编的《辽代人名索引》中也是把萧英与萧特末看作一人。蔡美彪先生也据《长编》等考证萧特末,汉名萧英。查《辽史·萧特末传》可见:“明年(重熙十一年),与刘六符使宋,索十县地,宋请增银、绢十万两、匹以易之。”与前文萧英、萧宁故事相合。《辽史》中其他篇章也印证了萧特末出使之说,如“庚戌,谴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十一年,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十县地”等。萧特末是一个使者家族,除萧特末使宋之外,其兄萧和尚也曾作为使者出使宋朝。辽代谴使多选派可靠的契丹人,对家世背景和个人能力十分看重,萧特末和萧和尚乃“国舅大父房之后”,兄弟二人也是以“多智略”、“有能称”,因此多次被委以重任。
四、萧宁的多重身份
史书典籍中对不同个“萧宁”的记载原因是多方面。一是《辽史》内容简略而前后矛盾。清人赵翼曾言:“《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比多矣。”另外在誊录传抄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姓名、职位、时间等方面的差错。如《辽史》和《长编》把使者冯元分别错记成“马宗元”和“冯元宗”。二是后代修史记录不同。如今通行的《长编》有嘉庆间张氏爱日精庐活字排印本和光绪间浙江书局刊本,浙本出自张本,张本则本之《四库全书》本,三者为辽人名氏均已改译。《长编》载:“天圣元年……契丹谴……耶律唐古特……程昭文来贺乾元节。”局本《辽史》载:“太平三年闰(九月)以唐古特程昭文充贺宋生辰使副。”省略“耶律”二字。而殿本《辽史》则作唐骨德成昭文,如此混乱,如果不是以官爵职务等考证,很难知其是一个人。三是辽人名字较为复杂。钱大昕尝云:“金人多二名,一从本国名,一取汉语。”实际上辽人也是如此,尤其是赴外使者,或许觉得沿用旧名有所不雅,所以特立一名,从而在双方的史书中出现一人多名的现象。再加之年代久远,天灾人祸等原因,史书中的记载更加问题丛生,这需要历史研究者仔细分辨,厘清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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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元]脱脱撰.辽史·卷八八·萧恒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2.
②孟凡云.辽圣宗时期宫闱斗争探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5):63.本文认为排押于应历十八年(968)为政事令,原文无注。
③[元]脱脱撰:《辽史》卷十五《圣宗本纪》载:“庚子,谴排押、盆奴等攻开京,遇高丽兵,败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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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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