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

【编者按】2015年7月30日是国学大师钱穆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来自清华、人大、复旦等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多位学者相聚无锡七房桥，在钱穆的出生地凭吊先贤，追思玄远。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字宾四。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家与国学家之一，曾在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一生著书无数。1949年秋，钱穆随当时自己供职的华侨大学迁往香港。次年，他与几位大陆学者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日后，新亚书院与另外两所书院合并，香港中文大学就此成立。

国学大师钱穆学识广博，著作等身。按传统学科分类，他兼及经史子集四部，为传统国学中的“通儒之学”。按现代学科来看，其治学范围涉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等，可谓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钱穆一生勤勉，著述不倦，毕生著作70余种，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等，总共1400字。

钱穆是一位民族意识强烈、文化情结深厚的史学家。1930年，他在燕京大学教国文时，看见“M”楼、“S”楼、“贝公楼”时，极为不快，质问学校当局：“此何文？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事后，学校采纳了钱穆的建议，将“M”楼改为“穆”楼，将“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冠以中国名称。

钱穆大半生在中华民族危亡和西学东渐、中国文化衰落的年代中度过，他时时刻刻都在思索，如何才能使中国既达到富强而又不失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指出，西学东渐后，中国人面临两大问题：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精神丧失掉”。若第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国家民族根本不存在;若第二问题不解决，则中国的国家民族虽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失。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自外生成，它必须要体认和凭借中国文化自身的机制。只能从以往的旧有中孕育生成，绝不能凭空翻新，绝无依傍。

钱穆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1933年秋，钱穆在北大一人独任“中国通史”课。经过一年的讲授，形成了具有钱氏风格的“中国通史”课。钱穆的“中国通史”课，事实性强，不尚空谈，有考有识，简要精到。上课时满腔热情，激荡全室又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说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像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课听者近三百人，坐立皆满。钱穆是当时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据说只有胡适一人可与之媲美。

钱穆学识广博，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积累的治学经验、读书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1942年9月8日，钱穆带学生徒步到新都赏桂，途中告诉严耕望等人：“一个人无论读书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

就。……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重要。”至于读书方法，钱穆谈道：“读书或采直阅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之，久了自然可尽奥旨。”钱穆是自学成材的名家，这些治学和读书的经验是他多年积累而得，对后来的治学者多有启迪。钱穆自1912年登上讲台，先后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小学、中学、大学任教75年，培养出众多著名的文史专家。1990年钱穆在台湾辞世。有人称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后国学大师四字成为绝响”。

（节选自《钱穆：中国文化的守护者》）

【且读且思】

大师应该是有才华有建树的人。钱穆学识广博，治学范围广，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作等身，毕生著作总共l400万字;成就多面，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大师应该是道德高尚、行为师表的人。热爱国家和民族，时刻都在思索使中国既达到富强而又不失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的途径;做事认真，不务虚，讲课事实性强，有考有识，不尚空谈，简要精到;对后生晚辈热诚无私，上课满腔热情，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积累的治学经验、读书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大师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人。钱穆学识广博，治学范围广，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热爱国家和民族，时刻都在思索使中国既达到富强而又不失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的途径;做事认真，不务虚，讲课事实性强，有考有识，不尚空谈，简要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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