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的另一面

人物，对袁世凯的评价变化提供了考量研究范式转换的极好视角。

三、研究范式

历史作品的演变，往往是人们对各自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关注焦点的一种回应。以北洋外交史研究为例，“新编”认为，过去两岸学者对北洋外交多持较负面评价，其原因与“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范式强调列强侵华和国人奋勇抗争，以及革命党救国北洋卖国之论述，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利于在国家危亡之际凝聚民心救亡图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两岸意识形态束缚减轻，革命史观渐被突破，从现代化进程角度评判北洋外交成就成为潮流。例如，对于“二十一条”交涉，“新编”认为：“袁世凯努力与日本周旋，其外交实已达到当时中国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签署的《民四条约》，较诸二十一条原案，已打了很大的折扣，看不出有卖国的迹象。签约以后，袁氏又订定诸多国内法规限制日本国臣民在满蒙取得土地从事工商各业……然而数十年来二十一条的损害被夸大，袁世凯、张作霖都成了卖国媚日的国贼，北洋政府也被讥为亲日，这些政治神话已成为教科书中的基调，导致国人长期将二十一条与《中日民四条约》相混淆。”从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在注意到中国外交失败屈辱的一面时，也已客观评判时人的努力过程，改变了过去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单一论述模式。

“新编”更希望，在今日“将中国外交史与全球外交史联结，将内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注意清末外交到北洋、国民政府外交之传承与创新；传统东亚世界秩序近代的演变，和东亚各国外交史加强对话；吸取国际史的优点，让东西世界秩序能平等对话。如此……庶可有助于国民建立平允开阔的历史观与世界观，为中国和平崛起奠下觀念基础，为建构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上述从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的演变轨迹，折射出革命时代——改革时代——全球化时代的重大变迁。这也启示我们，在教学中，从史学史角度梳理重要人物或事件的研究范式变化历程，将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历史书写的认识。例如，以近百年来对袁世凯的评价变化为切入点，可做如下问题设计：

材料1：袁世凯逝世后，以北洋政府为主导的舆论，将袁塑造为“手创民国”的“功臣”，对之极尽颂扬；而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口诛笔伐之下，袁则完全为“叛国违法”的“元恶”。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述，反映了民国时期两种政治势力对政局稳定和政治改良的不同考量。在此过程中，“袁世凯”已非单纯层面上的“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或者举国征讨的“逆贼”，而已然演变为一种凝聚人心、激励斗志的政治符号。

——霍慧新：《袁世凯逝世后舆论评价之南北观》

材料2：早在建国前，对袁世凯的研究就层出不穷……这些研究站在批判的角度来审视袁世凯，从袁氏反革命的结果来倒推其行为动机，更多是政治宣传。其中，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从反帝反封政治需要出发，为了彻底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而以“革命”的名义宣判“窃国大盗袁世凯”死有余辜的始作俑者，是把袁世凯妖魔化抹黑的典型代表作，也是“革命史观”的元典，这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史学界研究和评价袁世凯影响至为深远，甚至迄今在各种中国近代史教材课本上仍然可见其影响，对新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

——杜恩义：《袁世凯与山东早期现代化》

材料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袁世凯的评价采取了多元化视角，思想上有较大突破，更趋于客观。学者在充分认识袁世凯种种劣迹的基础之上，主要以“近代化”视角对袁世凯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探究，肯定了其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作出的贡献。

——苏全有、邹宝刚：《有关袁世凯研究中的评价问题及其趋势》

（1）依据材料1分析指出，在袁世凯逝世后，舆论评价的南北观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2）结合材料2和所学知识，概述“革命史观”的内涵。比较材料2、3，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袁世凯的研究视角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综合上述材料和问题，你认为历史书写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经过此环节的教学，学生将会认识到历史书写受到诸如时代背景、政治立场、研究范式等因素的影响，充满了主观色彩。之后在面对历史书写的时候，质疑精神而不是盲从自然慢慢从他们心中生长。

学术研究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基础，要使学生养成“尊重历史，追求真实”“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就必须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的进展。历史虽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但“这些政治神话已成为教科书中的基调”的批评也值得我们深思。从这个意义上，“新编”序言的一段话，对中学历史教学而言，就别具深意：

近代史虽与现实纠葛，然它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社会科学的脚注。在历史学家努力找寻真相之下，本书提供读者一幅贴近真实的历史图像，也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份重要贺礼。

此书值得我们细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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