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霸朝”概念辨析

摘要：“霸朝”概念最早是由东晋史家袁宏对汉魏之际的政权更替提出的史学概念，它是对这段特殊政治历史现象的评价性指称，其史学价值在于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以武力定霸为特征的汉魏政治。汉魏以后，东晋南北朝皇权更替的诸多相似性使后世史家修史时在史书的结尾“史臣日”中经常使用这一概念，尤其是唐初修订“五史”及《晋书》等书中使用较频繁。但下列两种情况下不使用这一概念：第一，在儒家正统史观影响下，被史家视为正统政权，其前身(雏形)不称霸朝。第二，政权内的特殊军人执政和军事机构，如西晋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东晋的桓温等。这一史学概念的提出既突破了儒家王霸观影响下流于单一的史学认知模式，又反映了此期史学求真求义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袁宏；正统史观；霸朝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4－0103－05

近年来关于霸朝、霸府问题逐渐引起多方关注，比如柳春新认为“霸府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过渡形态，是新旧皇权处在嬗替过程之中出现的特殊政治模式”。陶贤都根据史书的记载以及参考学者们的解释，对霸府作出如下的定义：“霸府，也叫霸朝，是权臣建立的控制皇帝和朝廷、作为国家实际权力中心的府署机构。”张军在对曹操霸府的制度渊源考论时对其霸府的机构组织形式也进行了专门研究。于涛在考察曹操军府时，指出它的性质在于“由地方政权转变为中央政权，……使军府成为新朝廷，曹丕最终以禅让方式完成了新旧政权的更替”。上述对曹操政权的表述无论是使用“霸朝”还是“军府”概念，都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是新旧政权之际的过渡政权形式。本文基本认同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他们已作的研究成果不再重复，而拟从史学史角度对霸朝概念出现的背景和史学价值作一些探讨，弄清它的产生，以成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政治历史现象的前提和有效路径之一。

一、霸朝概念出现的史学背景

考诸史籍，“霸朝”一词率先由东晋的史学家袁宏提出。《晋书·袁宏传》：“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孙也。父勖，临汝令。”又载“后作《三国名臣颂》”，颂是一种评论性文体，在其《颂》中多次出现“霸朝”名词，原文引录如下：

文若怀独见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论时则人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故委图霸朝，豫谋世事。

董卓之乱，神器迁逼，公达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谭，故以大存名节。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谓。崔生高朗，折而不挠，所以策名魏武、执笏霸朝者，盖以汉主当阳，魏后北面者哉。

案文若指荀或，公达指荀攸，荀攸是荀或的从子，但年龄比苟或大六岁。他在董卓专擅朝权时，曾与人秘谋刺杀董卓，匡复汉室，虽然后来事败未成，却以此义举扬名天下，故被誉为当时忠节名士。荀攸前为勤王义士，后为附曹贰臣，袁宏褒其先前行为是“大存名节”，后来的行为则“有损名节”，因为袁宏贬低曹操，故将苟攸与荀或同列魏朝视为失节。对崔琰的评价也含类似的贬义。袁宏是在议论汉末三国史事时提出“霸朝”这一概念的，而且是史学史上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其具体所指是曹操建立的军事性政权组织形式，霸朝主指曹操。那么，袁宏为何称曹操政权为“霸朝”?下面试从历史编撰学和历史认知等角度认识这一问题。

1、名节观与袁宏对汉魏历史的基本认识

袁宏的史识、史观深受两汉忠孝名节观念的影响，他的历史著作《后汉纪》便有所体现：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竞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

袁宏修史是以名教为本，“略举义教”而记之，其目的是“庶以弘敷王道”。又见其《后汉纪》卷30《孝献皇帝纪》：

袁宏曰：夫君位，万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则弘济于仁义；至公无私，故变通极于代谢。是以古之圣人，知治乱盛衰有时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统群生，本诸天人，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则革代之义也。

这里他以“袁宏日”的方式又提到了名教、王道等概念，这说明袁宏是持“尊王”儒家史观的正统史家，而且他明确指出禅让与道德、革代与暴极的关系，同时也提出禅让与革代的区分标准在于“德”。即所谓“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则革代之义也。”可以说这就是袁宏认识汉魏历史的思想原则和价值理念。那么，他似乎只需要娴熟地运用王道、仁政、治化等概念修史即可。然而，在此基础上他却提出了一个令当时和后世都深感陌生的政治名词“霸朝”，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图通过追寻他的家世际遇和心路历程来解答。

2、袁宏家世、个人际遇对修史有直接影响。

袁宏出自陈郡袁氏，字彦伯，东汉司徒、执金吾袁滂七世孙。袁宏本人为东晋文人名士，先为谢尚安南将军府司马，继为尚书吏部郎、桓温幕府参军，后受桓氏压制，出为东阳郡，49岁(公元376年)卒。关于袁氏的家世和史学成就可参考白寿彝文，此略。袁宏虽出身汉魏高门，但身逢东晋王权衰败之世，东晋南朝一个特殊现象即文士与军阀的合作与抵牾，袁宏与桓温的关系或有类于此。一则材料见《晋书·袁宏传》：“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温重其广笔，专综书记。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时伏滔先在温府，又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另一则材料则见同书《范弘之传》：“范弘之与司马道子签曰：‘又逼胁袁宏，使作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从……’。”从桓温“逼胁袁宏、使作九锡”看，袁宏虽有报国之志，但在政治上仅在桓温擅权需要作刀之人时才被派上用场。这既是对其内心既存的名节观的背叛，也是对其天赋才华的亵渎。袁宏本人在桓温时代遭遇了如此尴尬，他在修史时对飞扬跋扈的“英雄”存在贬抑就不足为怪了。

袁宏通过对其近代史认识和主观评价而提出霸朝这一概念，是对政治兴衰、王朝更迭现象的再认识，带有主观历史认知和道德评判的双重意味。当汉政权衰落之际，虽然仁义、正朔余韵尚在，但权谋兴起豪霸迭出，新政权取代旧王朝已是不可阻挡之势，袁宏正是秉承了历史编撰学以史求义的修史标准，用此概念准确地捕捉到武力定霸这一历史特征，并用这一概念揭示这一段历史真实。可以说正是现实政治与已有的王霸史观之间的矛盾迫使袁宏创造性地发明了“霸朝”一词。“霸朝”概念诠释了他对汉魏历史的认识和把握，并在后世史家的使用中被泛化为普遍的史学概念。

3、正统史观对袁宏修史的潜在影响

王霸观是儒家正统观的早期表现，也是评价历史现象的道德准绳。先秦儒家孟子率先对这一概念作出了解释，其核心思想可以诠释为以仁服人谓王，以力服人或以力假仁谓霸。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由此提出了政权建立及施政两种模式：仁道(政)与霸道(政)。到两汉封建统治者继续推行杂用霸王道的治国方略，即“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后汉书》卷52《崔寔传》：“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论曰：‘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着法术以检之。’”，此“霸政”应是霸王之政的简称。崔蹇的看法代表当时人对时政的认识。其后唐修《南史》《北史》又使用了霸政一词。见《南史》卷31《张裕传》：“论曰：张裕有宋之初，早参霸政(指刘裕所建宋)，出内所历，莫非清显，诸子并荷崇构，克举家声，其美誉所归，岂徒然也。”张裕字茂度，与刘裕同名，为避讳只称字。《宋书》有《张茂度传》记其事，但“史臣日”部分无“霸政”一词。考虑到《南史》为唐初修订，再次折射出唐代正统史学观念。又见《北史》卷49《朱瑞贾显度弟智樊子鹄侯深等传》论曰：“……贾显智、樊子鹄、侯深等并驱驰风尘之际，但自陷夷戮，观其遗迹，虽获罪于霸政(指高欢所建东魏)，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

霸道之治是史家逐渐熟悉和认可的治国模式，相应地它对史家修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汉末统一帝国的土崩瓦解，使得史学家不再囿于儒家耽于空想的仁政假说，转而致力于寻求理解历史真实的理论武器。袁宏贬低曹操、称其权力机构为霸朝正是持儒家正统的名节忠孝观念来评价前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兼并战争中多行杀戮之事，其本人虽然未行改朝之事，但其子却在他奠定的基础上行禅代之事，故为东晋的正统史家所诟厉。袁宏的《三国名臣颂》《名士传》《东征赋》等篇章也可反映他的这种一贯的观点。因此，受时代史学思想的影响，在认识和总结汉魏史问题上，袁宏率先指出曹魏政权是霸朝，并用霸朝一词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魏晋禅让政治的血腥底色。

二、霸朝概念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中的使用

生活于袁宏之前的西晋史家陈寿编撰《三国志》未用霸朝概念，比袁宏时代稍晚的刘宋史家范晔修著的《后汉书》中也没有援用这一概念。唐代修《晋书》对魏末司马氏替代曹魏的政权组织形式也不用霸朝一词。但同是《晋书》在对两晋之际的政治变迁进行表述时，却把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的过渡政权称为“霸朝”“霸府”。

先看两个例子：《晋书》卷68《顾荣纪瞻贺循薛兼传》：“史臣曰：元帝树基淮海，百度权舆，梦想群材，共康庶绩。顾、纪、贺、薛等并南金东箭，世胄高门，委质霸朝，豫闻邦政。”《晋书》卷78《孔愉传》：“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莜荡之材，邀缔构之运，策名霸府，骋足高衢，历试清阶，遂登显要，外宣政绩，内尽谋猷……”此处的“霸朝”应为东晋元帝称帝以前的政权组织。晋元帝司马睿以司马氏疏宗获得的第一个有份量的军职是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稍后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永嘉之初才过江，镇建邺。再后又随着中原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东海王继续对其加官，虽无显赫战功却迅速升至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愍帝即位长安，又先后任命他为左丞相、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其职位已是司马氏在江东的最高代表了。按照传统的说法，司马睿应为“继体之君、中兴之主”，或者是“内禅之君”，是西晋政权的遗续。但《晋书》却以“史臣日”的方式表明其为霸朝。同为司马氏一姓政权，唐代史家为何不对司马懿父子建立的西晋政权前身称“霸朝”，而单单只对东晋政权前身称“霸朝”?或许按照唐代正统史家的理解，东晋既已丢失了北方中原地区，且其后续南朝政权皆亡于北朝，故只能是一个偏霸。而西晋则完成了短暂统一，应为统一王朝，故在政治上是正统。

再看南朝几个例子：

《宋书》卷94《徐爰传》记载孝武帝时议宋史起始断限，徐爰上表：“其伪玄篡窃，同于新莽，虽灵武克殄，自详之晋录。及犯命干纪，受戮霸朝，虽揖禅之前，皆著之宋策。”

《南齐书》卷34《虞玩之传》记载虞玩之于宋元徽中为尚书右丞，太祖(指萧道成)引为骠骑谘议参军，“霸府初开，宾客辐凑，太祖留意简接，玩之与乐安任遐，俱以应对有席上之美，齐名见遇。”而且，萧齐政权内部出现的宗室入纂也一并被称为霸府，见《南史·谢裕传附眺传》：“隆昌初，敕胱接北使，胱自以口讷，启让，见许。明帝辅政，以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其事由是齐明帝萧鸾以宗室身份连废两帝然后以“皇太后令”的方式人纂大统。

《梁书》卷21《王瞻传》：“高祖霸府开，以瞻为大司马相国谘议参军，领录事。梁台建，为侍中，迁左民尚书，俄转吏部尚书。”

《梁书》卷49《丘迟传》：“高祖平京邑，霸府开，引为骠骑主簿，甚被礼遇，时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也。”

与东晋袁宏提出霸朝这一概念一样，后世史家的正统观念日渐明显地反映在具体的史籍的书法体例上了。加之，北朝统一南朝，唐袭隋，隋袭北周，故唐以北朝为正统，东晋南朝各政权自应降为偏霸，故东晋南朝诸史书中普遍地出现霸府概念。

而北朝系统的齐受魏禅之前，东魏高欢的大丞相府被视为霸府；宇文氏的西魏北周政权也被视为霸府。前者例见唐修《北齐书》卷43《李稚廉传》：赵郡李义深之弟，“世宗嗣事，召诣晋阳，除霸府掾。”《北齐书》卷44《张雕传》：张雕为当时名儒，“魏末，以明经召入霸府，高祖令与诸子讲读”。而且，早于唐修《北齐书》的北齐史家魏收在私家修撰的《魏书》中也已把高欢的大丞相府称为霸府，见《魏书》卷93《王睿附椿传》：“至于齐献武王之居晋阳，霸朝所在，人士辐凑。椿礼敬亲知，多所拯接。”后者例见《周书》卷18《王思政传》：“史臣曰：王思政驱驰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际。及乎策名霸府，作镇颍川，设萦带之险，修守御之术……。”可见，霸朝概念有严格的限定，只有那些被史家视为非正统政权的军阀政权其前身才被称为霸朝。而且，它也并不滥用于普通的军阀或权臣身上，如西晋八王之乱中的诸侯王并无“霸朝”称号，东晋的王敦、桓温专权也不以此概念相称。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霸朝”用词更多地出现在史书的“史臣日”“论曰”等后论或结尾部分，如《北齐书》卷25张纂张亮诸臣传“史臣曰：张纂等并趋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齐之良臣也。”《北史》卷55诸臣传：“论曰：孙搴人幕未久，仓卒致毙，神武以情寄之重，义切折肱，若不爱才子，何以成夫王业。(陈)元康以知能才干，委质霸朝，绸缪帷幄，任寄为重，及难无苟免，忘生殉义，可谓得其地焉。……张纂、张亮、张曜、王峻、王纮等并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齐之良臣也。”从古代史书的书写体例看，“史臣曰”“论曰”这一部分是史家对

历史的直接表态，对人物史事的褒贬评议皆包含在这一部分。

若把魏晋南北朝诸史书稍加对比，便会发现唐初修订的几部史书，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及最后定稿的《晋书》等更偏向于用“霸朝”名词，这应是唐代史家统一前史、并形成明显的以唐所继承的北朝周隋为正统的历史观所致。所谓“正统”，周一良先生做了概括：“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

三、霸朝概念的历史认知功能

“霸朝”一词是东晋史家袁宏对汉魏禅让之际的政治现象的评价性指称，属于历史评价术语范畴，是史家对这种历史现象的抽象概括和主观认识。袁宏将汉魏之际的曹操政权命其名为“霸朝”，其史学价值在于真实地反映了武力定霸、“以力假仁”的汉魏禅让政治之实质。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单一、流于空泛的儒家王道学说和史学认知模式的补充和突破，对于后世史家真实地把握与其类似的历史现象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认知参照。

只有那些被史家视为非正统的军阀政权其前身才被称为霸朝，其被使用与否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汉魏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历史有诸多相似性，政权更替以禅让形式出现，而禅让的基础在于武力，武力是分裂时代最常见的斗争手段，霸朝概念准确地揭示了这一特征，因此也揭示了禅让政治与霸朝政治内在必然的逻辑关联。二是由于正统史观对史家修史的影响，汉魏以降正统史观、民族意识等史学论题逐渐凸显，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正统之辨，防于晋而盛于宋。”袁宏所处的时代是东晋偏安朝廷，与三国时的蜀汉处境相似，象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那样，袁宏贬曹魏当也有为东晋争王朝正统之考虑。而唐修诸史带有普遍倾向性地运用这一概念，即在于唐代为大分裂之后的统一帝国，出于为自己的政权辩护之需要选择了尊北朝系列的政权为正统，故把东晋南朝降为闰位、霸朝。

霸朝与禅让概念不同，两汉时期禅让之说兴起，汉魏禅让、魏晋禅让及后朝的禅让程序、文告在史书中多有繁琐的记载，而对霸朝的记载则多在史家的评论文字中倏忽而至，而对其内涵的揭示并不多。它的组织特征究竟是武将的军府?还是州郡地方机构的升级?这些还得从具体历史中求证；而且，从它的最初使用是一种认识历史的价值尺度和评价工具看，如果把它泛化为一种通用的政治体制理解时，就可能偏离它的初始涵义。故当代史学者需慎重认识霸朝一词的内涵和关联域，既不能忽视，也无需放大。因为，从汉唐政治的大时段特征看，无论夺取政权时武力作用如何巨大，但由于官僚制度的形成和稳定发展，所有的军事性政权最终都要转换为文人化、官僚化的政权，(这一转换过程直到宋代才结束)这也是中国汉唐时期政治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

(责任编辑　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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