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司马迁心中的一盏明灯
教授《屈原列传》一文的时候,总恍惚着把屈原当做了司马迁,一个“志浩行廉,爱国忠君真气节;辞微旨远,经天纬地大诗篇”,一个“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种感觉很强烈:同样的正义耿直,同样的遭遇不幸,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的影响深远。在所有为之纪传的人物里,司马迁独对屈原情意笃深,与众不同:写作行文采用变体,评传结合,抒情浓厚,倾向鲜明。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闻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予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泪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一生,光明磊落,其赤雕忠心,日月可鉴,正如司马迁在《庭原列传》里的评价,“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德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认为屈原正道直行。忠贞为国,却遭到诽谤和打击,这是极为不公的;他高度赞扬了屈原的可贵品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屈原遭遇的深切同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千古奇冤,万世忿怨,然此并非屈原一个人的遭遇,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百多年后的一天,同样的遭遇也落到了司马迁的头上。
司马迁10岁遍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阉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励,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身受腐刑。身为男儿身,受此极刑,何人能堪?悲痛欲绝的司马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千古忠贤,途竟一辙!其痛苦万状,与屈原“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何其相似!
同遭不幸的屈原与司马迁在生死叩问的当头,虽然选择殊同,一个毅然赴死,一个隐忍苟活,但同样“重于泰山”,因为“用之所趋”相似,两人皆凭借其非凡的才华写出两部赫赫巨著,一为《离骚》,一为《史记》,似两颗璀璨的明星,光耀于国之文坛。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天上人间、现实幻境、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离骚》高度的艺术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热情歌颂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它极高的评价。
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贡献巨大:其一,建立了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其二,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独立地位的,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其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艺术手段尤其高妙。文章措词妥贴,思路井然,文字生动,笔力洗练,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成大事者自有高标的人格风范,即使身处绝境,依然保持着清白的品质和应有的良知。在这一点上,屈原与司马迁的表现也是惊人的相似:深受昏君打击和小人排挤之苦,无路可走的屈原憔悴不堪,面对渔父的好心劝问,屈原的回答却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绝望的届原至死不愿与众小同流合污,自投汨罗,选择清流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司马迁只因替李陵说了几旬公道话,便横遭暴行,
惨受极刑。宫刑之后的司马迁,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异常沉重,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在乎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还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而又悲壮的行为啊!他们是人间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们把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看做生命的本体,他们把传播这种意志和精神作为责无旁贷的义务。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也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应有的形象。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提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以其超越世俗功利的价值尺度而获得了永恒的意义,故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司马迁亦满怀深情地歌颂屈原,在生死抉择的当头,决心要效仿屈原,忍辱负重,退而著书,以另一种方式成就自己不屈的理想。在身处困境的司马迁心中,屈原就是他心灵的明灯一盏,照亮了他昏暗而悲伤的灵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毫不含糊地作出了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司马迁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了屈原的一生。他饱含感情的书写着屈原,其实也是在写他自己,他的经历、他的选择、他的委屈、他的信念、他的荣耀以及他的绝望,全熔铸在屈原的形象里。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子长不幸,身遭极刑,一个男人最大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挑战并最终被粉碎;然而子长又何其有幸,于变乱纷飞的历史书页里找到了安放心灵的处所。找到了一抒苦痛慰藉人生的千古知音,遂成就了万世芳名!
亘古如斯,千年一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尘埃飞土,皆已淡去;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隔了两千年的烟云,我们依然看见,泪罗江畔,形容憔悴的屈原并非孑然孤独一人,司马迁也来了,带着对屈原满腔的钦佩,带着旷古的幽怨,一路追随屈原的脚步。碧波之上,香草芬芳,兰花馥郁,苍天有泪,草木含悲,见证两位英才化作历史的波涛汹涌,化作文坛的激浪澎湃,化作后世无尽的哀叹与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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