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藏北宋拓《集王圣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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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王圣教序》，全称《唐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附心经）》，为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法师玄奘自西域取经归来并翻译佛经而作，内容由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与敕答、太子李治的《述三藏圣记》和笺答，以及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组成。后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中集字镌刻为碑，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十二月立。后署“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碑文为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凡1903字。

玄奘俗姓陈，名神，隋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陈河村附近）人。少时出家，后西行求取佛法，历时多年后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并带回六百五十七部经书。此举受到太宗的重视，令其于长安弘福寺进行译经并撰写《西域记》，玄奘多次上表请求太宗为其译经活动作序太宗最终应允并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贯众经之首。贞观二十二年（648），皇太子李治又制《述圣记》。此二序文出后，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玄奘本人和佛教在当时的影响，所以当时的弘福寺寺主圆定和京城僧人“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太宗同意了，于是“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之所以集王羲之书法，不仅因为其“书圣”的地位，还因太宗最为推崇王羲之，‘万几之余，不废模仿”。此碑立后，访碑、拓碑之人络绎不绝，成为书法史上一大盛事。

一、《集王圣教序》的考据与国博藏王

际华跋本

《集王圣教序》因其在书法史、佛教史上的地位，历代屡经捶拓，存世拓本较多，但尚未见唐拓。唐拓本的记载唯见清人王澍《虚舟题跋》中记载，雍正六年（1728）裘鲁青说“曾见山东新城王氏所藏唐拓原砂本，朱色鲜润，香气袭人，自首迄尾纤毫无缺。碑一册，跋三册，重十数斤，盖是初刻成时进御者。非直圣教奇宝，亦是碑刻墨王”。凡碑刻成后，首拓往往以殊砂拓，意为吉祥，然此拓本未见其他文献记载.实物亦无人得见。

此碑于宋以后中断，具体断石年月不可考，通常认为在宋元之际。1973年西安碑林整理倾斜的《石台孝经》时。于石夹缝中发现整张《集王圣教序》未断本，一同发现的还有金女真文书、正隆元宝（史载“正隆通宝”为误）等物。经考证可知这件整幅拓本为南宋时期拓本，此时碑身并未断裂，仅于三十行“文林郎”之“林”字处有细裂纹，但字数损泐较多，达二百一十字。

根据《集王圣教序》拓本的传世情况，目前所见最早即为北宋拓本。北宋拓本在考据上的依据为：六行“纷纠所以”之“纠”字仅“L”部首与石泐连。十五行“圣慈所被”之“慈”字完好。廿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左下不连石花。廿四行“波罗蜜多心经”之“蜜”字完好无损。廿七行“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禾+辱）”之“多”字上“夕”部完好。至于八行“百重寒暑”之“重”字“田”部，即北宋早期拓本亦已稍损。若“纷纠所以”之“纷”字“分”部首笔可见，应为北宋早期拓本。

国家博物馆藏王际华跋《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即为北宋早期拓本，其得来殊为有缘。1958年，王壮弘先生在上海张家花园在一堆发现了几页散落的宋拓《集王圣教序》，后经多次翻找，却始终还缺两页，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王先生在灶头找到那缺失的两页补齐"即为现在的《集王圣教序》最早拓本。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竣工，这部珍贵的拓本被调入北京，成为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的一级文物。

这件拓本以折枝花卉宋锦为面，旧裱册页.共十六开，每开十二行，行十至十一字不等，每半开纵31厘米，横185厘米，并无题签。翻开拓本，一种古旧之气扑面而来。白麻纸，字画较瘦硬，拓工精湛，墨色适中，锋铩俱在，神完气足，整本未有任何拼补描填之弊。该拓本的考据为：文内六行“纷纠所以”之“纷”字“分”部首笔可见，“以”字右笔首未泐粗，“圣慈所被”的“慈”字不损，“久植胜缘”的“缘”字不连石花，碑裂纹仅及“文林郎”之“林”字，“尚书高阳县”之“书”字无裂纹。

此帖最早由明人张应召旧藏。张应召，字用之，明中后期山东胶州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温如玉等人摹刻《淳化阁帖》肃府本。精鉴赏，善收藏，其收藏有两件宋拓《集王圣教序》，另一件藏于上海图书馆。国博藏拓本末页有清乾隆年间藏书家、文献学家、文华殿大学士王际华跋：“宋拓《圣教序》旧藏天瓶老人家，后归葭谷居士，十数年来，未尝轻示一人，予与葭谷为亲串得从借观，越岁葭谷使至，赍手札并此帖见赠。祗领之余。聊志其末。乾隆壬午七月既望，梦舫居士王际华书。”可知此帖曾经张应召、李守、天瓶老人张照、葭谷居士孔继涑、王际华递藏。内钤阳文篆书“张应召印”“字用之”“南唐张应召藏图书印”“毂薌”等印，并有“爱听吴言”双葫芦花押。经与其他存世宋拓本参照比对.这件王际华跋本最为完整精彩，很好地保留了原碑的风貌。

《集王圣教序》北宋初拓本为历代文人藏家搜求之至宝，即为未断亦价值千金，因此翻刻本极多，清代金石学家王昶就说“如孟津王铎本、西安苟氏本皆极工，可以乱真”。翻刻本并非无迹可寻如原本四行“佛道崇虚”之“道”字右上角有中断，八行“杖策孤征’之“孤”字左上“子”部有中断，皆因有石筋让刀：后文所提两个“群”字有飞白破笔。四行“崇”字“山”下有一小横等特征，皆为分辨原刻和翻刻的重要依据，在鉴别时要详加审定。

二、《集王圣教序》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集王圣教序》集王羲之行书近两千字。虽然怀仁有集字自夸之嫌，因为除唐太宗和高宗的《序》和《记》外，怀仁还加上了太宗和高宗对玄奘谢表的答，以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篇，字数上远超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但是不可否认，怀仁的做法对于保存王羲之书法是有所裨益的。

王羲之正书学钟繇.草书学张芝，又博学多习，兼取众长，自成一家。其笔法精绝，书风潇洒飘逸而不失古拙沉着，唐人李嗣真将其所书三体及飞白定为逸品，称其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瑜瑾烂而五色，黼绣搞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聪，可谓草之圣也”，可谓评价极高。其行书尤为精到，儒雅蕴藉，道美多姿。唐太宗雅好书法，对王羲之推崇备至，甚至亲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论，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他视《兰亭》为瑰宝，苦学不辍，又广搜天下右军书迹，藏于内府：“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敕起居郎褚遂良、教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内出右军书。相共参校。令典仪王行真装之。梁朝旧装纸见存者，但裁剪而已。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太宗深得羲之笔意，其所书《温泉铭》和《晋祠铭》开创了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在这样的“二王’书风盛行的背景，怀仁集王羲之行书立碑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对于研究王羲之书法具有重要意义

《集序》作为唐代刻帖，对于研究王羲之书法提供了十分可信的依据。首先，集字者怀仁具有深厚的书法造诣，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载：“释怀仁，积年学王羲之书，其合处几得意味，若语渊源，故未足以升羲之之堂。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所能到。”其次，《集序》所选取各帖又来自于内府珍藏，不仅数量多，而且可信度很高。时太宗广搜天下王羲之真迹，并令褚遂良等书法家进行挑选：（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裔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这段《旧唐书》的记载，说明了太宗搜求王羲之真迹的事实，也肯定了褚遂良在鉴定方面的水平。再次。《集序》的刊刻方法真实地保留了王羲之书法笔墨的原迹。一般刻碑是先书凡再镌刻。而《集序》有所不同，乃“以蜡纸摹得真迹上字，再以细线勾勒每A画之背，轧附于石上，然后奏刀，逐线刻之”，所以此碑后既有勒石者"也有刻字者姓名。这样的刊刻方式比普通书丹更为精准，加之唐代刻工优良，所以右军笔法得以跃然石上。怀仁经过多年努力（至晚从贞观末开始），终于在咸亨三年（672）完成了这一创举，“逸少真迹，咸萃其中。今观碑中字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

目前王羲之手书真迹已不可见，传世摹本参杂。即便可信，最早也为唐摹本，《集序》则最为真实地保留了王书原貌，为研究、比照王羲之其他书迹提供了范本。朱翼盒先生说，“昔王良常（即王澍）曾藏明内府宋拓本怀仁圣教，自跋其后云：‘天下行书第二。吾家法书第一’。盖以禊帖为右军亲书入石。此为集书也。然王书所存。此为渊薮。今日禊帖真本既不可得，山阴法乳，惟赖此以传，比之宋刊法帖，自不能同日而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历史上也曾对《集序》有过反面评价，如宋代某些人就“极薄之，呼为院体，院中人习以书诰敕，士大夫不学之也”，盖因《集序》字数多，且为集字，有些为右军原字，有些则从不同字取其偏旁部首拼凑而来，所以没有一定功力难以掌握，“非有二十年精进之功不能知其妙，亦不能下一笔，宜乎学者寥寥也”。但《宣和书谱》还是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怀仁书二，《圣教》居首，《圣教序》有二本，一褚遂良，一则僧怀仁集羲之诸行字所成也，二本皆为后学宗楷。学羲之书者，必自怀仁始。”至明清时，情况则更为改观，王澍日：“至有明宏（弘）正间士大夫始复重此碑，购求一本往往倾囊倒箧以为难得。虽已断者。购之尤数十金。盖至于今二三百余年。而圣教石刻遂至断阙剥蚀。几于无字可寻矣。”可见未断拓本明清时已十分珍贵，士人争相购之。

客观而言，《集序》作为首部集王羲之书法的碑刻作品，是选字、编排和镌刻等各方面高度艺术成就的结合。此碑广采王书之众长，章法合理，在选排字体时注重变化和衔接，注重整体艺术效果，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充分展现。再加上其字数多至近二千字，字体变化丰富，选字来源可靠且多采自王羲之著名法帖如《兰亭序》《十七帖》等，这些都为其他法帖所不及。至于因为集字而导致某些细节不够连贯或字体与原书有异，实为不可避免，不能因此而否认其艺术价值。故清王兰泉说：“能将《兰亭》《圣教》《兴福》三碑临摹十年，再写智永千字文及《阁帖》中右军字。服膺终身。”时至今日，此碑仍为不可多得的欣赏、研习王书的典范。

2.开创了新的刻帖体例

“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集王圣教序》是首部以集字方式刊行于碑者。这种刻碑方式不仅保留了书法家的大量字迹，而且还开创了新的刻帖方式，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

自怀仁集《圣教序》以后，集右军书迹者纷出，唐代有卢藏用集《建福寺三门碑》、僧行敦集《怀素律师碑》、开元十年（722）卫秀集郭翥撰《梁思楚碑》，这三种碑刻拓本未有传世。又有元和六年（811）《周孝侯碑》，原碑为集王书，《苍润轩帖跋》有记载：大和六年（832）唐玄度集《六译金刚经；《田尊师碑》之碑阳《清净智慧观身经铭》和《永仙观碑》（《萃编》卷96及《八琼》卷63），《清净智慧观身经铭》为田名德集，《永仙观碑》为萧森撰并集王书：大雅集《兴福寺碑》，由于仅存下半段，俗称“半截碑”，此为《集序》外集王书之佼佼者。

宋集王书者有咸平二年（999）《绛州修夫子庙碑》（《萃编》卷131）：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鼎文并集《忻州建东岳庙碑》（《山右石刻丛编》卷12）：天圣十年（1032）《解州盐池新堰箴》（《萃编》卷131），此碑与前《绛州》碑文皆系逸民趺趺望所集：《玉兔寺净居诗》，张仲尹作，慈云寺沙门静万集（《萃编》卷132）。

太宗征高丽后，高丽又有集字立碑者，收于刘喜海《海东金石苑》中，一为沙门灵澈集《沙林寺宏觉国师碑》，一为《磷角寺普贤国师碑》，二者皆集王书：另有集唐太宗书者，为后晋天福五年（940）崔光胤集《兴法寺忠湛塔铭》（《八琼》卷129），碑在朝鲜原州道。

集王书碑虽多，然均不及际仁《圣教序》，即便著名如“半截碑”，启功先生评价云：“然其摹集，拼凑益多。更少顿挫淋漓之胜，远不如怀仁圣教也。”

此后宋元亦有不少集其他法书者，如集欧阳询书者有宋政和三年（1113）《上清宫牒》，汤纯仁集字：元至正十年（1350）《长洲县重修学宫记》，杨维桢文，危太朴集。集颜真卿书者有宋宝祜元年（1253）《胜因院记》，僧处仁撰。集字人不详：元至元四年（1267）《默庵记》。集柳宗元书者有金《沂州普照寺》碑。集诸遂良书者，有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九月吴士端集行书《峨眉山普贤金殿碑》。

这些集字碑，水平不一，字体各异，有些仍然巍峨屹立，大多却早已佚失，有幸者拓本流传至令帮助今人一窥当时的书法风貌。

三、关于《集王圣教序》的一些存疑

《集王圣教序》流传以来，一直存在一些争议或疑问。包括碑是否后人重刻、碑文是怀仁集字抑或自书，以及润色大臣的署名时间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现在的《集序》碑是否可信、传世拓本是否可信，故从文献的角度作一些探讨。

关于此碑的集字和书法艺术性，启功先生以为其乃“近两千年来书法史、美术史、手工艺史上的一件著名杰作”，而且确证其中某些字如廿五行的“苦”字，六行、一六行的两个“群”字，分别来源于《阁帖·建安灵柩帖》和《兰亭》，且与《兰亭》各摹本一致，并批驳了董其昌认为此碑为怀仁一手写成的观点。实际还原到唐代来看.怀仁集王羲之书法除了自身对书法的研究爱好外，更多负有弘扬佛教的责任，需要获得皇帝的欣赏和认可，而且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则天都精通书法，尤其武则天亦精于“二王”，其“初得王导十四世孙方庆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模搦把玩，自此笔力益进”，怀仁岂能、岂敢不以王书真迹入碑？

至于碑末大臣的署名问题，碑末列：“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左庶子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府等奉敕润色。”有人以此非咸亨立碑时诸人官职而认为《心经》及之后文字非怀仁所集。

首先，《三藏法师传》中关于高宗敕大臣润经事有一段详细记载：（显庆元年春正月）壬辰，崔敦礼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检校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

又据新、旧《唐书》各人本传：于志宁，永徽元年（650）封燕国公，永徽末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显庆元年（656）迁太子太傅。来济，永徽五年（654）封南阳县男。六年（655）迁中书令、检校礼部尚书。显庆元年（656），兼太子宾客，进爵为侯，中书令如故。至显庆二年（657）坐与褚遂良朋党，左授台州刺史。许敬宗，贞观十七年（643）封高阳县男，永徽元年（650）为礼部尚书，后被贬，六年（655）复拜，显庆元年（656）拜侍中。薛元超，永徽六年（655）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后以疾出为饶州刺史。显庆三年（658）坐与李义府贬。李义府，永徽六年（655）授中书侍郎，赐爵广平县男。显庆元年（656）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二年（657）为中书令。显庆三年（658）因与杜正伦不和遭贬。杜正伦，显庆元年（656）授黄门侍郎，二年（657）拜中书令，三年（658）与李义府同贬。

又《心经》至迟在显庆元年末已完成，因为显庆元年（656）十二月五日玄奘上表曰：“辄敢进金字《般若心经》一卷并函。”

从以上材料可知。诸大臣“奉敕润色”的对象既不是序文，也不是集字，而是玄奘所翻译的经书。时间在显庆元年（656）中后期。唐高宗颁敕之后，所署官职则为《心经》译成之后各人所领官衔。明王世贞《弁州山人稿》说“唐世宰相中有兼译经润文使者即其职也，凡唐藏经卷尾皆有诸公名姓”，所以咸亨三年（672），其以刊定《心经》时官职入碑是很正常的事。至于为何碑末并未署杜正伦之名，则可能因其并未参与《心经》的润色或非主要润色人而略书之。

或有学者提出《心经》中不应出现错别字，根据上面《三藏法师传》中“文义须精”之语，可以肯定玄奘所译《心经》必是准确的。窃以为怀仁集太宗、高宗的《序》和《记》，因有其文章底本，且作为碑文主体，必不敢有误。《心经》—文则很可能是怀仁根据自己记忆而采集.况集字刻碑工程浩大，旷日持久，出现一些纰漏也不无可能。当然。更有力的证据还有待日后确凿材料的出现。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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