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之固守桌秉恬儒雅风范浅论
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历史来看，清代道光年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碑帖转型期。这个时期承續朝前朝“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的帖学书法格局，足可称为清代帖学的盛鼎。道光以降，书坛逐渐形成了碑学一统天下的大势。可以说，道光时期既是帖学书法由盛转衰的式微期，同时又是碑学大兴的发端。此时的帖学家书仍以当朝官居高位的文士人大夫为多，也就是说，该时期的官方主书流法仍然为帖学所主导。卓秉恬就是活跃于这一时期且被多数治清代书法史者所遗忘的帖学书家，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历仕三朝，垂六十年，在碑学风尚渐兴的时代潮流中，仍然固守着帖学书法的阵营，对卓秉恬书法的艺术研究，无论从书法史的角度还是学帖书法的角度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所谓碑学与帖学最大之别，就在于工匠与学者的界限。崇尚碑学者，能将所谓工匠书法之精神理念融入自己的书法之中，形成有着独具风格个性的书法艺术，这对于书法艺术的弘扬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碑学的崛起，对于固步自封的中国书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刺激、冲击，发展到清代嘉道时期，崇尚碑学已成为书法界的潮流与时尚。
卓秉恬主要生活的时代正是书法艺术变革转型时期，卓秉恬宦海一生，所谓三朝元老，谈不上政绩显赫，但也称得上清正廉明，两袖清风。留给后世的多为诗文、书法墨迹，用清正、儒雅来评价卓秉恬人生是恰如其分的。在诗文上，卓秉恬以写景抒怀居多，观其诗韵，“淡雅”是其特色。在书法上，没有更多的张狂与个性，“淡雅”也是卓秉恬主要之书法特色。
因此，尽管卓秉恬生处书法艺术的变革时期，卓秉恬书法仍然以晋唐入手，董、赵为宗，文人气十足，不为所谓“碑学”所动，依然固守着历代文人雅士所推崇的所谓“法帖”之精神。
卓秉恬（1782—1855），字静远，一号海帆，四川华阳县（今成都）人，嘉庆五年（1800） 19岁入华阳县学，为诸生，20岁参加嘉庆辛西科乡试中举，并联捷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年（1805）授检讨，参加乾隆朝皇帝实录的校勘。嘉庆十二年（1807），充陕甘乡试副考宫。自嘉庆十八年（1813）以后，由山东道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而至内阁大学士，累官至兵部、户部、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中央要职，历仕三朝，任职长达到50余年，被称"三朝元老"。持身清正，工书，尤善诗文。咸丰五年（1855）卒于任，清延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溢号文端，赏给陀罗经被。墓在北京昌平县黄土村聚福庄。
《华阳县志·人物志》评价卓秉恬"持身清正，不为赫赫之名顾，独危言悚论，封事无虚月"。在整顿吏治、关心民瘦、培育人材、改良政治等方面有不少建树，为巩固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卓秉恬效力尤大，做到了"鞠躬尽瘁"，所以他的政敌把他称做"官场上的不倒翁"。
卓秉恬雅工诗文，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奏议既上后辄焚稿，家人子弟弗得见也”，精于衡鉴，性喜收藏，官京时，曾出巨资购得雷氏琴。
卓秉恬书法飘逸，峻拔遒劲，运肘敛指，别具风格。行楷饶有晋唐风范，将晋人的典雅、唐人的严谨融于一炉，挥洒有致，朴拙自然，意趣淡远，富有书卷气。目前所见卓秉恬的书法墨迹存世较少，主要信札为形式，且大多流散在其家乡四川成都一带。以前成都许多酱盐店，都挂有“酱园”二字的榜书吊牌，字迹结构严密，飘逸飞舞。它们是卓秉恬为他家经营的广益酱园亲笔题写的。由于人书俱高，争相翻拓，遂致遍于同行业。
目前，除见于著录的有苏州市博物館所藏《枯兰复花图》卷题尾的诗部分作品外，四川泸州市博物馆收藏也有其《过扬子江行书团扇》及《行书对联》等藏品。
此外，泸州市博物馆所藏卓秉恬《过扬子江行书团扇》墨迹可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卓秉恬的书法艺术特色的珍品。
《过扬子江行书团扇》为绢本，直径26厘米。整件作品四周局部残损。书体为行草，无年款，仅署“春林学兄嘱书过扬子江 □卓秉恬”，题款下铃有白文及朱文印各一，但因残损，不能完全阅读，从残余部分可推测白文印为“卓”字，朱文印为“秉恬”。
《过扬子江行书团扇》的书法内容为：“数船带得我船行，雨后扬帆浪未平。草树万行缘岸起，金焦雨点入云撑。□今定醒鱼龙梦，间□噬听风水声。路指瓜洲刚过午，掉头一笑大江横。”
《行书对联》，纸本，横35厘米，纵161厘米。其内容为，“束身以圭观物以镜；种德若树养心若鱼”。落款为“卓秉恬”，落款为“卓秉恬”，无印鉴。
卓秉恬的书法艺术特点，《过扬子江行书团扇》体现得尤为突出。从卓秉恬在该作中的用笔、结字均呈现出强烈的帖学书法面貌，这种学帖的风貌既非前朝影响至深的“赵、董书风”的翻版，又与清代中期“刘、梁、王”等帖学家名的风格不同，蕴籍儒雅然又不乏醇厚的骨力韵味，体现出卓氏独特的审美祈尚和书法观念。
卓秉恬崇尚颜真卿、苏东坡的书法，因此在灵动的用笔中时见拙朴厚实之感， 在结字上也不时可见所受“颜、苏’影响的痕迹，如诗中“数、我、缘、浪、掉”等字，在字的写法则与《黄州寒食帖》中字绝相类。由于此作为正式创作的作品，故与日常信札、题跋等书不写同，字径的放大使得用笔、结字、用墨诸方面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梁山舟《论书》云：笔要软，软则遒；笔头要长，长则灵；墨要饱，饱则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卓氏似得此论之精要，无论是用笔的细腻灵便处还是单字的用墨以及行间的贯气均体现相出当强的控制力和整体意识，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作为清代道光年间的帖学书家，卓秉恬总体的书法创作均体现出官方书法的人文特点。更为有趣的是，卓秉恬虽身居高位，处于清代碑学观念的隆兴期，但他既不与帖学决裂，又不完全盲从于碑学，而是在书法内理上追求线条内部的厚实和骨力，以期与碑学的精神相贯通，这或许是他根植于内心深统传处的中庸思想在书法上的体现。
应该这样认为，在传统艺术上，尤其在书法艺术上，卓秉恬是不可能有更多的逾越，固守传统，展现儒雅大家风范是卓秉恬思想体系中最高、最本能的体现。
作者简介：傅伟军（1978—），男，四川泸州人，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