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环境事件中的风险沟通
摘 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突发环境事件。以2018年11月4日“泉港碳九泄露事件”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剖析这一事件报道中的信源、体裁、态度、内容,揭示媒体的风险沟通策略。分析发现,报道中以消息、中立报道、政府信源、风险解释和风险决策的框架为主。有以下问题亟待完善:提升深度报道和负面报道、增强环境议题报道能力、平衡“影响框架”下的恐惧诉求、重视“健康防护框架”的教育功能、积极促进多种风险主体力量的沟通,赢得共识和互助。
关键词: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沟通;风险主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3-0000-03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突发环境事件,它指的是由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导致的突然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事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类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而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贝克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但没有进一步探讨风险如何建构,直到這一概念进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才有了对媒体风险报道的框架研究。
西方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突发环境事件中的风险,80年代至今,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全球性话题。国内则大致于2003年SARS风波开始出现大量有关环境风险的讨论和成果,然而立足于媒体“风险沟通”视角下的成果还较少,研究亦期望能补充风险社会下的视角和内容。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
以“泉港碳九”为检索关键词,结合纸质报刊补充查阅,统计发现新京报、中新网、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是跟踪该事件最多的媒体,此外中青报、澎湃新闻在后期产生了高质量的通讯和评论,具有分析价值,也纳入样本之中。泉港碳九事件爆发于11月4日,至11月19日,两周内经历了露出报道、密集报道、报道衰退的过程,适合进行整体的报道分析。
综上,本研究选取新京报、中新网、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中青报、澎湃新闻在2018年11月4日到11月19日期间的有关报道为样本,去除其中转载自其他媒体的报道,共计得到有效样本41篇。
研究采取内容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内容分析的变量为“报道体裁”、“报道态度“、“报道信源”。报道体裁分为:消息、通讯/特写、评论。报道态度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负面报道。信源分为: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企业、媒体、普通民众。鉴于信源的多样性,采取多选形式规定至多三个。研究结合具体报道,提炼出报道的主要框架有:风险解释与风险治理、风险溯源与风险决策反思、涉及风险主体的影响、地区人员的健康防护。鉴于长篇报道的框架往往不只一个,采取多选形式规定至多三个。
三、 内容分析
(一)报道体裁
报道的主要体裁是消息(73%),其次为通讯/特写(24%),再次是评论(3%)。消息重视时效性,表明事态处于变动之中,如污染处置情况、渔民受损程度、政府解决方案、涉事企业惩处等。其中新京报、中新网、新华社侧重在第一时间报道消息,而每日经济、澎湃新闻更侧重对事实背后逻辑的挖掘。
(二)报道信源
报道信源最多来自政府部门(51%)、其次为媒体(21%)、普通民众(17%)、专家学者(10%)、企业(1%)。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源占比一半,说明媒体对政府消息的强依赖。来自媒体的信源占比第二,说明在政府信源之外,媒体也注重调查和现场,侧面解释了普通民众的信源占比第三。
(三)报道态度
媒体的中立报道最多(70%),其次为负面报道(18%)、正面报道(12%)。中立报道贯穿始终,正面报道主要在前期,负面报道则多在中后期。中立报道的数量与转载政府的通报不无关系。而早期的正面报道表明,事态初期更需要稳定民心、推动政府决策。中后期的负面报道表明,随着事态的发展,风险的形成和风险应对措施都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
四、框架论述分析
(一)风险解释与风险治理框架
这一框架包含两个议题:一是说明风险物和风险程度为何,二是表现风险主体应对风险的行动,该框架是事件报道中的主要框架(51%),分析发现该框架常与其他框架结合。例如结合风险主体影响框架,往往作为背景的铺垫;结合风险溯源反思框架与风险主体影响框架,则多表现为深度报道;再比如结合健康防护框架,则是作为主导框架,在风险治理部分延伸出健康防护的内容。
结合对报道态度的分析,发现不同的态度往往由几种报道框架组合形成。如风险解释治理框架+风险溯源反思框架,形成负面报道,在回顾风险背景的基础上,对风险主体的应对举措持反思批判态度;风险解释治理框架+风险主体影响框架,则形成正面报道,这类组合在前期出现得较多,通过对风险物的解释,强调政府应对措施的正确有效性,以稳定人心推动决策;风险解释治理框架+风险溯源反思框架+风险主体影响框架,则形成中立报道,既肯定风险主体在风险应对中的有效措施、也批判其中存在的的错误或不足。
(二)风险溯源与决策反思框架
该框架比重相对较低(14%),主要集中在事件发展的高潮,在初期和后期则偶有出现。分析发现,该框架主要报道涉事企业、政府部门、当地居民三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涉事企业的违规操作是导致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背后更多的是此前与政府及居民在协商沟通上存在的问题。此外,突发环境事件中的风险不仅限于风险本身,还包括应对风险的措施,如应对不当,则可能产生更严重的次生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反思应对决策亦是反思风险扩张的原因。
(三)涉及风险主体影响的框架
该框架使用频次高(33%),在事件高潮期运用的最多,主要报道碳九泄露对责任企业、政府部门、当地居民的影响。在受影响的风险主体中,媒体着重报道当地渔民和居民受到的影响,展示碳九泄露的破坏性,令人触目惊心。如《泉港化工原料泄漏续:有渔民损失百万 水产捕售被停》、《福建泉港官方:疑似接触碳九泄漏 52人就诊》、《每经记者直击泉港碳九泄漏区:比“味道”更让村民担心的是“未知”》、《特写|鱼之死》等。
(四)地区人员健康防护的框架
该框架在本次样本中占比极少,仅新京报《四问泉港碳九泄漏事故:对人体危害会有多大,油污清理进展如何?》明显使用此框架,说明媒体对突发环境事件中伴随的健康风险不够重视。尽管有一些报道能对碳九进行科普,解释污染物的物理属性,及对身体、环境产生的影响,但却几乎没有站在健康防护的角度,告诉人们如何正确使用救援工具进行抢救、如何在今后的日常生活预防身体不适。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发现,媒体对该事件的建构方式以消息、中立报道、政府信源、以及风险解释和风险决策框架为主,有以下问题亟待完善:
(一)提升深度报道和负面报道
社論和深度报道是新闻体裁中的重型武器。在突发环境报道中,媒体除了及时报道污染治理情况,更应该从动态的治理和成效中,揭示风险的本质、治理关键,提升风险报道的“治本”成效。
危机中蕴含着危险和转机,媒体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在为将来的预警功能服务。研究发现报道以推介告知的中立报道为主,鼓励建设的正面报道为辅,负面报道的比重仍需提升。应充分发挥负面报道的监督功能,揭露、批评风险应对措施中的不足,使其尽快得到改正。
(二)加强报道环境议题能力
媒体报道环境议题的能力影响着新闻生产的流程、传播的效果。然而环境报道具有专业性、科学性的特点,涉及生态学、资源学、政治学、科技、经济学等多领域。此次报道中的信源大量源于政府部门,少量源于专家学者、媒体,与媒体在环境议题上的科学素养缺乏不无相关。
摆脱这种局面需要主动诉诸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例如美国媒体发展科学和环境报道的专业领域,聘请接受过这些领域培训的专业记者,并在报纸上为科学和环境的主题开辟专栏。一些新闻学院也陆续开设了环境媒介课程,专门讲授科技写作,以及科学和健康报道。
(三)平衡“影响框架”下的恐惧诉求
“风险主体影响”框架描绘了许多海域受到污染、渔民身体受损的景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治理污染、防护健康的积极性,但过量的报道也容易使人们陷入恐慌和绝望。霍夫兰的研究表明恐惧诉求与态度转变之间呈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只有适当的恐惧诉求才能引起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转变。过度的恐惧反过来会导致应对无力,于正向效果无益。
(四)加强“健康防护”框架的教育功能
不仅是告诉公众事实为何,更重要的是告知如何应对,这即是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近几年来,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风险事件,如厦门PX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成都市彭州石化事件以及广州南沙石化事件等,这些环境事件虽各有不同,但却具有相似的衍生问题,这就是伴随的健康风险,甚至带有潜伏性和渐进性。在这类报道中,媒体更应注重发挥教育功能,指导人们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污染物对身体造成次生伤害。
(五)积极促进风险主体沟通,赢得共识合作
美国环境保护署拟定的风险传播规则强调风险沟通,最终目的是要确保人们共享一种共同的、准确的对风险的认知,使公共讨论和方针决策建立在最优化的信息互动基础上。在该事件早期的通报中,政府宣称“海面油污基本完成清理,大气挥发浓度指标也在安全状态内”,与人们的亲身体会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网上纷纷表示还能闻到浓重的臭气味、海面上也漂浮着黄褐色的油污,社交媒体一片喧哗和愤慨。可想政府出发点是尽快稳定民心、避免混乱,但却超越了真诚,选择性遮盖风险,不仅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无法使受众愤怒与质疑的情绪得到抒解,久而久之又酿成新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该积极介入场上多股力量的沟通,特别是政府-公众之间,避免更深的误解和谣言,谋求双方对事件合意的最大化,最终能够达成共识和互助,这正是风险沟通最重要的目的与其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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