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基本方略

摘 要：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和抵御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基本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立国之本；坚持科学发展观，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动摇，以经济发展求政治稳定；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以增进民生幸福谋求民意支持；坚持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执政合法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政治风险；应对方略；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4-0041-05

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是革命的实质。[1]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涉及到从理论层面到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何将改革开放中的政治风险控制和化解在社会发展的合理范围内，确保社会变革稳定、有序、健康、和谐发展，是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面临的一大考验。而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大的十年，也是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极为关键的十年。因此，总结十六大以来党应对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基本方略及其基本经验，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和挑战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各种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和挑战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1. 多元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构成的威胁。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秉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加之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被蒙上了一层神圣光环，成为主导社会的唯一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被引入到国内，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一方面活跃了人们的思想，有利于人们走出狭隘的思想禁锢，但同时也会因为缺乏科学的认知与判断而进入思想的误区，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甚至拒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趋势更是有增无减，而且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增强。据有关调查统计，57.4%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是人的精神支柱；36.6%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被作为了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10.7%的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现实，难以实现；同时还有2.4%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时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2]这一数据说明，尽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已经明显受到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渗透与削弱。一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大众所排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指导地位也就失去了实际作用。这必然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安全。

2.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冲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性的科学的认识。这一认识的理论根源直接导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但是，在十六大以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尚不完善和成熟，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加之，在此时期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给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提供了抨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口。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十六大以来，“左”派和右派分别极力主张用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来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左”派的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的是社会主义旗号，行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当代的“两极分化”根本上是由假改革和假社会主义所导致的，因而极力鼓吹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右派的理由则是，既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左灯，向右转”，还不如干脆褫去社会主义的“外衣”，走宪政民主道路，通过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特洛伊木马”而进入科学社会主义。[3]在他们看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当代中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由于以上二者都抓住了当代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即改革存在制度缺陷导致社会发展有失公平与正义，因而颇能蛊惑和诱骗大众，甚至连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深受其惑。面对这两种挑战，如果党不能予以正确的回应，那么改革开放就很可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走向“老路”或“邪路”上去，从而重演历史的悲剧。这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最大的政治风险。

3.腐败对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合法性的削弱。所谓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4]在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下，合法性就是合乎人民性，讨论合法性，主要是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其执政结果能否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因为人民是党最坚实的政治根基，也是判断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根本依据。众所周知，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和人民选择的结果，由于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逻辑一体关系，从而决定了党的现实执政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合法性的继承。但这种合法性并非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只有当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党把执政权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人民才会信任党、支持党，党的执政才会具有合法性，否则，合法性就会丧失。导致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削弱的风险最主要潜隐于党员干部的腐败之中。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但同时也是腐败案件高发的十年。（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化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5]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尤其是由权力与资本勾结构成的利益集团的腐败，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额的财产损失，严重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直接抹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严重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尽管在此过程中，许多腐败分子受到了法律的应有惩处，但是腐败所造成的恶果却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了党的身上，从而造成一些群众对党的执政的不满。从人民网调查来看，民众对当前社会的不满，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腐败，比例高达80-90%之间，而且连续几年居高不下。[6]这一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遏制，将会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处置不当，则可能演化为巨大的政治危机。

4.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动荡。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各地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他并且设想在上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要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再一次谈到了贫富分化问题，他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8]可见，邓小平早已从政治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思考。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确具有远见卓识。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时即已突破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问题逐渐凸显。而到2010年时，中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41.4%的财富。[9]与此同时，最穷的10%的家庭只占居民财富的1.4%，[10]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低收入群体达2.7亿人。[11]这些情况表明，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贫富悬殊加剧的危险发展状态。美国学者潘恩认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从制度上，而且是从道德上已突破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底线”，其“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破坏力是人们自己所无法想象的”。[12]从那些已发生过两极分化的国家来看，贫富分化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导致社会动荡和阶级（层）之间的矛盾加剧，甚至随时有可能发生社会革命。

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基本方略

1.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立国之本。首先，坚持和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面对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的新特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在人们思想观念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潮多样、多元、多变的情况下，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出区分，倡导多元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在对待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上，则毫不含糊，坚决予以抵制和打击。为此，党中央通过中宣部组织编写了《六个为什么》和《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干部教育读本，借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外，党还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通过筛选、加工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代表性、群众影响力和政治亲和力，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忠实支持者和拥护者。这不仅避免了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分裂与断裂，而且也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其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西方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失败论，[13]以及国内“左”派和右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非难与攻讦，十六大以来，党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相反，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境界。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奋斗目标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4]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当全世界把关注的目光聚集在中国方面之时，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宣布：“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十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不仅从正面直接回应了来自各方的疑问和指责，而且更加凸显了道路的正确。

再次，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存量民主带动增量民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缺乏民主传统以及民主实践的不足，时至今日，民主理论与实践深层矛盾仍然是我们深化政治改革的巨大障碍。但是，作为制度的民主涉及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命脉问题，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贸然采用激进改革的方式变动上层建筑，不但不能达到既定目标，反而可能破坏既有的经济基础，使社会发展停滞或受阻。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如苏联、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改革失败的沉痛教训。鉴此，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民主方面始终坚持走以存量民主带动增量民主的道路，实行积极稳健的政治改革。十六大以来，党把政治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重点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决不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自十七大以来，理论界和公共政策部门逐步达成了一种新共识，即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16]在此阶段，党十分注重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内容涉及到民主政治的各个方面。政治的开放度和透明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在存量民主的基础上一步步实现了增量民主的目标。

2.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动摇，以经济发展求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中经济对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最为突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增长可以给民众以良好的社会预期，一个期待着将来能改善自身状况的人，总是社会政治稳定的积极促进者。[17]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就是经济落后，很多政治性问题往往是由经济问题所引发的。因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发展谋求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略。十六大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社会之所以能保持稳定，主要原因在于党中央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方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推动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为此，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18]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转变经济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十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截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2年增长1.8倍，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19]与此同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显然，在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频发的背景下，政治上没有发生任何动荡和混乱，最根本的就是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3.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以增进民生幸福谋求民意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快了市场改革的步伐，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利益结构失衡，如贫富两极悬殊、城乡差距以及区域分化等。在此背景下，2003年末知识界和公共政策部门自发展开的关于改革走向的大量讨论，话题越来越集中于对“主义”的反思，以及如何扩大改革受益面和调整社会利益结构，并逐渐达成共识，即改变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模式，让更多民众从改革中获益。已具有新政策范式特征的“社会建设”正是这种改革共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日趋凸显的表现。为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系统地概括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重点是利益关系调整，形成了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政策思路。围绕这一目标，党的十七大以来将社会建设的重点进一步明确为改善民生，提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六大领域社会建设的具体政策目标，相应地，政府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如推动建立全面农村低保制度、全国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就业、促进《劳动法》《合同法》的立法等等。随着社会建设的大力推进，民生得到了较为显著的改善。到2012年3月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28775万人、51520万人、14376万人、17689万人、14268万人；新农保总参保人数达到3.76亿人，其中达到领取待遇年龄人数1.07亿人，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水平得到提高。[20]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改善民生，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较为紧张的社会矛盾，为政治稳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4.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执政合法性。首先，大力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干部的作风是干部的世界观和党性的综合体现，是干部素质的综合体现。抓住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十六大以来，围绕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在党内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学习“两个务必”，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开展“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倡导领导干部要大力弘扬“八种良好风气”，增强“三种意识”；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和保持党的纯洁性活动等等。开展这些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其次，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大力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命题；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出发，进一步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中央正式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在推进制度反腐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地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为进一步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适应党建的新发展，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包括《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等。这些相关制度和措施的颁布、推行，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和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而且有力地保障了党建工作的法制化和制度化，为党建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再次，严厉惩处和打击腐败犯罪。腐败严重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针对日益严峻的腐败犯罪态势，十六大以来，党把反腐败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重点加大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的惩治力度。2002年12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1万余件，结案132万余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118万余人，其中十七大以来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余人。[21]在此期间，共处理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30余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对党员干部腐败犯罪的严厉惩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坚定政治立场。因此，在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经验时，胡锦涛深刻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三、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和抵御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基本经验

1.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22]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体现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六大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崇高目标，党始终着眼于捍卫国家和民族之根本利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作为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诉求，通过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为党应对和抵御改革开放政治风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注重党的自身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核心领导力量，党能否成功应对和抵御各种政治风险，关键在于能否搞好自身建设。针对新形势下，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党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从而确保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极大地提高了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为党应对和抵御改革开放政治风险提供了良好的主体保障。

3.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应对和抵御政治风险，并不是要维持现状，裹足不前，墨守成规，相反，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政治风险，必须要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用改革创新的办法去解决。十六大以来，党正是秉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因而才能成功地化解和抵御各种政治风险，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潮时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魅力，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从而为党应对和抵御改革开放政治风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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