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兴智库热潮

“中国的智库数量可能会在今年一年内翻倍。”这是中国网智库频道负责人张林的统计预测。据此估算，仅2015年一年，大陆新成立的智库数量就将是过去30多年的总和。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其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况复杂多变，中国高层需要更多合理有效政策建议的迫切性，被认为是中国官方加强智库建设的现实背景。自2013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后，“智库”（Think Tanks）这个西方舶来品，就渐渐脱离了陌生的神秘感，被大陆媒体广泛提及并写入中央文件。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

此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各层面智库建设序幕由此拉开，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形容为“智库春天”，但也有学者担心这场“春天”演变为一场“大跃进”。

数量多达2000家？

“去年我们统计的中国智库大大小小总和有2000家”。作为这波智库热的产物，中国网于2013年9月专门开出智库频道，进行智库跟踪，其负责人张林每天的工作就是搜集和智库有关的信息，参与智库举办的活动，并逐一拜访各大智库。

中国网智库频道罗列的官方智库种类繁多，不仅包括中央文件中提到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等，还罗列了国务院参事室这样的中央直属政策咨询机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浦东干部学院这样的干部培训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节能协会这样的行业协会，以及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文化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这种部委内部研究机构。

民间智库则更加五花八门，包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这样类似于美国民间智库的类别，也有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这样的咨询公司，新华社瞭望智库、人民网舆情分析室这样的媒体智库，甚至还有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金融40人论坛。

不同机构所统计的中国智库数量也参差不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课题组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3》，中国智库的数量达426家，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而2014年中国网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统计的中国大陆智库数量则多达2000家左右。

2015年2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曾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近两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仅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注，智库这一概念想不火都难。”“于是，便出现了‘一哄而上做智库，争先恐后赶时髦’的趋势”，以及某些“看似热情却多少带有些‘大跃进’味道的势头”。

热烈而混乱的局面还不止于此，“有时候就一个所长带两个研究员，3个人就建一个智库了。这样到底算智库么？”张林在进行智库统计时确实发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智库正在产生。

上述现象与官方要求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标准出入甚大。《意见》中明确要求是“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需拥“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等。而且《意见》还极具前瞻性地提到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整体规划，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防止一哄而上和无序发展。”但这项要求仍未能避免地成为现实。

民间智库争夺影响力

在此般疯长的环境中，长势最为迅猛的是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但究竟有多少，目前并无权威统计。

国观智库负责人任力波向《凤凰周刊》介绍说：“与我们同期成长起来的民间智库，大概有两百家。”国观智库是一家致力于发展企业政策和公共政策服务的民间智库，成立于2013年3月，正是在这轮智库热潮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这些智库有的以企业身份注册，有的在民政部以社会组织身份注册，有的虽为民间智库，但还未脱离原来的事业单位。也因如此，目前中国民间智库的形态和类别复杂多样：有些虽名为“智库”，但实则为咨询公司，有些虽未挂名“智库”，但却也向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建议。

这些鱼龙混杂的民间智库以及部分高校智库之所以发展显性，是因为相比内敛的官方智库，他们能更加开放地与媒体接触和合作。“我觉得目前我们最应该学习国外智库的，就是如何通过传播手段扩大影响力。”致力于公共外交的察哈尔学会会长柯银斌说，據他了解，美国排名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有1/3的人员和精力致力于发展“影响力”。

在这些机构的研究中，不乏针砭时弊、学术水平可靠的优秀成果，但也有部分媒体人向《凤凰周刊》抱怨称，部分民间智库的活动水平不高，且内容重复，“有些专家就是在这个智库讲完，又把相同的内容在另一个智库那儿讲。”张林则将部分智库的行为形容为“疯狂”：“本来我们想逐个跟进这些智库所举办的媒体活动，但是发现根本就跟不过来，每周都有好几场智库活动，实在太多了！”

“相比体制内智库，我们的劣势无外乎缺乏资金和不被政府重视。”不少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的负责人向《凤凰周刊》坦言，“通过提高社会影响力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吸引企业和政府的关注，倒逼其为智库发展增加马力。”

官方智库获更多资金支持

相比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灵活多变、风生水起的热闹景象，大部分官方智库显得相对低调，被形容为“公开而隐秘的群体”。

在中国政府要求未来重点建设的50个高端智库中，这些神秘而低调的官方智库则首当其冲。据知情人士透露，首批的10个高端智库名额已经确定，主要包括官方文件中所提到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等。其他的高端智库接下来每年都会进行评审。

在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智库的热潮中，大部分体制内的智库获得了比往年更多的资金支持：例如，中国社科院2015年获得18亿元财政拨款；一些部委内部的智库机构也增加了财政拨款或人员编制。

体制内智库谋求升级的路径之一是“联合”，以期克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所称的体制内智库“分散、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碎片化研究”等问题。隆曾参与《意见》起草，是大陆最早倡导加强智库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

最近，围绕一个重大政策聚集多个智库共同研讨的形式开始流行。据公开的媒体报道，今年4月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和“中国自由贸易区研究联合智库”。

不过部分与会智库学者认为，这种形式只是刚刚开始，更多的是研究相关课题的智库代表们欢聚一堂而已，还没有更多关于整合和优化研究课题的方案。

高校智库也成为官方力推的内容。此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内，早有优秀的高校智库存在，一般集中在经济、国情和国际政治领域，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主要以知名学者各自牵头兴办。

2014年3月，中国教育部为响应中央对于智库建设的号召，则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高校智库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由此铺开。该文件称，高校智库需明确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深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运行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国各大高校，同年12月初，上海则举行了首届“中国大学智库论坛”，以推动高校智库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难以独立，也难以沟通上层

在不少学者眼中，独立性是一个智库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这并不容易。“官本位是制约智库独立性的主要原因。”隆国强和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于今在大陆媒体上如此指出。

这一点对于身为事业单位的体制内智库更深有体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坦言：“中美智库在功能上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不同。如何处理好独立、科学地为党中央决策服务，始终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尽管不少体制内学者们正在努力，但是独立、科学地发挥智库作用和为中共中央决策建言献策，要将这个天平稍稍拉平都着实不易。目前最为普遍的现实情况是，“很多体制内智库已经习惯了为政府出台后的政策做合理化阐释；而不是提出独立立场的政策研究成果。”一位了解内情的智库学者向《凤凰周刊》透露，这样的情况尤其发生在以理论研究为主的智库机构。

“这关乎于顶层设计和整个体制改革，不是一两个智库机构可以改革的。”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罗仲伟向《凤凰周刊》介绍，包括社科院这样的体制内智库改革，在此前朱镕基时代也曾经有过设想，但是阻力重重，效果并不理想。在现阶段，诸多学者认为并不会轻易开启这个庞杂而沉重的阀门。

一份科学、客观、独立的政策研究报告诞生，需要高水平的智库团队调查撰写，但这只是第一步。要使它发挥建言献策作用的另一个关键，是它被决策者看到。在中国，智库政策建议生效的唯一指标是被中国高层看到并做批示。

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政策建议会被智库呈报、通过何种途径呈报、批示结果如何，这一切过程像中南海一样，是一个外界无法窥探和被公开的秘密。中国政府在哪些问题上需要智库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又采用了哪些被呈报的政策建议（即内参），外界也不得而知。

即使是很多体制内或半体制内（高校）的智库研究人员，很多时候也因为不清楚政府需求的方向而感到迷茫。例如，隶属于中国国安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研究水平较高的体制内政策研究型智库，多位研究员私下都曾表示，在很多新政策提出之前，他们也不清楚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新政策，只能被动地对这些新政策内容进行研究扩充。为官方而生，却与官方沟通困难，这是大多中国智库需要面对的尴尬现实。

“在政府越来越需要更多智库意见的时候，應该对研究课题进行公开招标。”面对上下不能互通的现实，柯银斌对《凤凰周刊》建议说。

这种市场经济的操作模式虽也被写入中央文件的要求，但实现起来仍有困难。

一位了解内情的观察人士向《凤凰周刊》介绍说，“中国智库数量庞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方也摸不清楚哪家智库研究水平高，值得信赖和依靠。”而聘请国外智库出谋划策又有可能被指责为“保密意识太差”，广东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均有过类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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