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视角浅析教育管理整合论
[摘 要] 上世纪90年代，学者依维斯和拉科姆斯基提出了教育管理整合论，旨在建立一门新型的教育管理科学。该文在简单介绍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教育管理整合论的主要观点，并浅析了教育管理整合论的方法论问题。
[关键词] 方法论；教育管理整合论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201-2
从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史上来看，就教育管理科学的本质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两大理论流派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坚持不同的主张，有时发出的还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二者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牛顿的经典力学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曾一度使得人们坚信一副确定无疑的世界图景在等待着人们去描绘。在自然科学的强大力量的影响下，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认为，教育管理学所研究的教育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管理科学中也同样适用。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在方法论上主要隶属于逻辑实证主义，崇尚经验判断，将自然科学规律推及人类社会，但其忽略了人的情感、道德、习惯、传统思维等主观因素，采用“价值无涉”的方法论，因而难以与事实相符。
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则站在价值论角度上，从人的情感、道德、习惯、自由意志等出发，认为教育管理学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不能将自然科学方法生搬硬套到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来，而应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注重在研究中对教育管理现象“做出主观解释并赋予它们特定的意义，重视探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与视域融合。”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主张更多的关注教育管理对象本身，但该理论只注重定性研究，而往往无法作定量的考察，因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难以具有可操作性。
出于对以上两大派别的不满，上世纪90年代，依维斯和拉科姆斯基提出了教育管理整合论，旨在建立一门新型的教育管理科学。这种新型的教育管理科学是通过系统整合，从而使教育管理学成为一门整体合法的科学。
一、教育管理整合论的主要观点
依维斯和拉科姆斯基这两位教育管理整合论的倡导者，自1991年合作出版《认识教育管理:当代教育管理研究中的方法论论争》以来，又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合作推出系列著作《探索教育管理:连贯主义之运用及批判论争》与《从事教育管理:关于教育管理实践的理论》。这三本著作已成为当今教育管理整合论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从国内文献来看，张新平、孙锦涛、罗建河、杨天平等学者对整合论的观点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张新平分析了整合论的思想基础。他指出“教育管理整合论受蒯因的影响甚大。”“总体上看，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观及其对经验论教条的批判，对教育管理整合论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同时，他将整合论的基本观点归纳为“教育管理整合论的根本目标是试图建立一门新型的管理科学。”“教育管理整合论要求发展一种有关教育管理的后实证科学。”“教育管理整合论重视运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来理解人的主观性。”“教育管理整合论倡导管理理论与教育理论之间的统一，强调在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建立一种更富成效的关系，反对在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作简单的二元区分，呼吁从一元的、整体的观点审视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
孙锦涛、罗建河以依维斯和拉科姆斯基的三本著作为原始资料从组织理论、管理决策、领导理论、管理培训等四个方面对整合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孙绵涛提到:“埃沃斯和拉科姆斯基就是以后实证主义的立场来构建这种“新的教育管理科学”的。他们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知识观，指出这种知识观认为知识来源于事实并能被事实所检验时一种幼稚的经验主义。
杨天平教授概括性地指出“教育管理整合论的领军人物当属澳大利亚的埃沃斯和拉科姆斯基，他们以教育管理研究的现状和走势为论基，以整体主义为理论依据，阐发其民主的、开放的、宽容的、温和的整合论思想。”“致力于构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客体与主体、事实与价值、组织与个人、效率与公平等多元一体的新型的教育管理科学。”
以上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教育管理整合论的主要观点。
二、浅析教育管理整合论的方法论问题
所谓“方法论”是指“研究者认识各种方法的性质与作用，选择与运用各种方法的理论，包括研究预设的提出、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结论的解释等，核心是选择方法、处理材料、解释结论所持的原则与标准。”本文旨在从方法论的视角探讨教育管理整合论的理论特色，因此，主要从该理论构建过程中方法选择以及处理材料及解释相关结论所持的原则等来讨论教育管理整合论的方法论问题。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教育管理整合论富有特色的做法是将认知神经科学的成果运用到教育管理学中来，为教育管理整合论提供解释模式。“认知神经科学是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在探寻认知活动脑机制的过程中发现，人类的认知活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通过发展相应的压缩规则而进行的。这种压缩规则的一个重要的脑机制就是神经信息加工模式，即神经网络模式。”“这种神经网络模式是由输人层、隐藏单元层和输出层三个层面所构成的，各层之间存在着大量联结网络。教育管理整合论认为，教育管理活动中存在着类似于人类认知活动中“压缩”规则，而当代认知神经科学能帮助人们认识管理活动中存在的这类规则，并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教育管理的属性和本质，并构建了一个用以说明人的教育行为的信念网络模型。”
事实上，认知心理学不仅是教育管理整合论的主要思想来源，而且是教育管理整合论用以对教育现象进行说明的工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管理整合论框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领导理论、组织设计与组织学习理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理论、管理者的培训理论等，都是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方法加以说明的，可以说，教育管理整合论中的这些部分理论是认知心理学在教育管理学中的外显理论。
正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说明之上，教育管理整合论宣称自己所建立的这种新的管理科学是一种教育管理的后实证科学。这种后实证的教育管理理论“既包含价值论题，同时又能高度关注人的主观性和道德伦理问题。教育管理整合论主张不仅可以为科学主义的观点进行辩护，也可为价值论的见解进行辩护，同时还可广泛运用于主观领域。”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理论在结构上是一个整体。
从教育管理整合论的主要观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蒯因的整体论对教育管理整合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蒯因整体论的基本论断有:“第一，我们的信念或知识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检验的。第二，经验面前，对信念和知识整体内部的某些陈述的再评价必将引起整体内部的重新调整，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第三，经验处于信念或知识整体的边缘，由直接的观察陈述到具体科学的陈述再到逻辑、数学的陈述等，受经验的影响程度逐级递减。第四，理论语句分为场合句和固定句。观察句作为特殊的场合句，在信念或知识整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扮演着无需证明或自我证明的基本信念的角色，可以单独地接受经验的检验，并可以独立地具有经验意义。”
在蒯因看来，科学理论内的每一个单个命题都有自己唯一不变的经验意义，经验蕴涵着某一假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他看来，所谓知识或信念的整体，都是人造的“网络”。将蒯因的整体论延伸至教育管理学中，便形成了依维斯和拉科姆斯基的教育管理整合论的信念网络模型。自然科学和伦理、道德、价值等被一起划归为信念网络模型的内容。
但稍作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蒯因整体论存在着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面对经验时，“我们的任何信念或局部知识都不具有特殊地位，都不能免于修正，都不能独立具有经验意义，”因为它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操作；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在特定情境中免受攻击，“蒯因又赋予观察句以特殊的地位，充当无需证明或自我证明的基本信念，允许它独立地具有经验意义。”而依维斯和拉科姆斯基的教育管理整合论并没有有效地避免这一矛盾的存在。他们不满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张，但同时又赋予认知心理学以更多的功能；他们本想将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也纳入到整合论中，以期望修正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但是它以认知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强调用一般自然科学所特有的主体间研究技巧(特别是纯粹的认知科学)对认知过程或学习过程进行发生学研究时，他的方法论就属于典型的科学主义传统，这也使教育管理整合论最终又滑向了科学主义，倒向了科学主义一端。同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由于其只注重整体的描述，缺乏实践基础，而难以作规范性的考察，因而可操作性较弱。
当然，总体上看，教育管理整合论代表了教育管理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为破除科学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传统客观主义教条作出了贡献。在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约束的同时，延展了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了科学理性的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精神，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教育管理中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同时，教育管理整合论综合各个学科的知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教育管理学，这也是未来教育管理学的需要，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在具体研究中，教育管理整合论对整体性的强调，是以丧失问题研究的深刻性和事实的逼真性为代价的。因此，教育管理整合论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空间。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霍金近年来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实在论主张：“理论和世界图景是一个模型（通常具有数学性质）以及一组将这个模型的元素和观测连接的规则的思想。”他将这一新的实在论主张称之为依赖模型的实在论。他主张，“科学理论即模型。两个理论或模型都可精确地预言同样事件，人们就不能讲一个模型比另一个更真实；说的更精确点，哪个模型更方便我们就随意使用哪个”。霍金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主张为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最佳说明推理的辩护，也极有可能为教育管理整合论进一步完善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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