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论中的情绪及其影响

摘要：微博的诞生与普及使微博生产的舆论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由于微博具有私密性与公共性特征，其在产生社会影响的同时，其中具有的个人情绪的社会表达不能忽视。文章认为，结合当前的社会化转型、技术发展等实际，微博舆论中的情绪对当前的社会结构、权力变迁等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导致一定的舆论危局，对微博舆论的社会治理考验着政府智慧。

关键词：微博舆论；情绪；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29-005

微博舆论是网民借助微博平台对近期发生的、被广泛关注的某一议题的共同意见，是具有某种公共性的社会心理的聚集。虽然舆论一词体现了理性与进步[1]6，着重点是“论”，属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范畴，但是在微博舆论的生成过程中，情绪又具有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的巨大作用。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就能够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2]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的新书《愤怒与希望：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中也认为，社会化媒体促使社会运动，不仅和个人经历相联系，在传播过程中也和情绪相关。[3]当然，本文也无意强调情绪在微博舆论生产中的唯一性，而想强调其在构建舆论生态影响下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一、 微博舆论中的情绪

中国社会生活网络化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仅十多年时间，而微博走进公众的日常生活时间更短。2009年8月，新浪微博开始内测。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底，三年多时间我国微博用户规模达到了3.09亿，手机微博用户规模为2.02亿，中国社会网络化甚至微博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样式，微博生产的舆论已经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说网络是社会事件的“放大器”和社会情绪的“发泄器”，那么微博则能将这两大功能无限放大。[4]纵观最近3年来的舆论监督事件，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超过传统媒体一成；在新媒体中，微博爆料数量是论坛、博客的两倍。[5]相较其他传播样式，微博又表现出具有情绪特征的“个体性、群集性、非预谋性、非常规性、权宜性、动员性、围观性、游戏性、挑战性等民间性社会特质的杂糅”[6]。

按照心理学理论，情绪由三部分组成：涉及身体变化，涉及有意识体验、包括认知成分，认知部分即牵涉人们对环境的评价方式和反应方式。微博作为舆论生产的平台，其活跃度与内容生产的便利性，加之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相契合，体现出较强的对公众生存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的关注与评价特征。观察2010—2012年的微博热点事件，诸如江西宜黄拆迁、“我爸是李刚”、7·23动车事故、郭美美炫富、活熊取胆、北京暴雨等，都体现着较强的情绪指向。当然，这种公众情绪并非是对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等进行批判的唯一力量，然而，通过微博舆论生产，进而把这种舆论生产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去审视，可能发现，情绪成为构建当前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微博也成为当前中国如何进行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以及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争论场域，情绪与微博生产一起，体现着当前中国更为深层的社会政治意义。

二、微博舆论情绪产生的原因

考察微博舆论中的情绪因素，不能忽视中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不同是中国新媒介发展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收入分配、住房、医疗、教育、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无不体现着社会结构转型之痛。对于公众来说，微博提供的宽松平台、社会秩序因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问题，以及社会批评的想象，成为微博舆论生产的重要动力。

1.微博舆论具有公、私双重特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言的“礼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亲情、乡情、宗族、血缘等来维持。但是随着城市化与传媒的发展，舆论生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几千年来中国人以散居状态为主，并深受儒家重情、重礼的影响，人与人交流的方式主要是口耳相传，舆论通常在这种交谈中生成，影响范围小，扩散慢。但是，随着都市群体的兴起，公众走出了依情聚集、散漫的存在状态，开始有规律的城市生活与工作。有规律的工作让公众有了较为固定的空闲时间，但是城市巨大的空间往往又不是为了聚集而设计，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整个世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或者通过宏大空间的设置，体现城市的景观或政治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公众交流的线索减少了。此外，现代人大多受到一定规则的制约，社会的规训逐步让每个人变成文明人，人们变得克制，在公共场所变得彬彬有礼。现代社会成了理查德·桑内特所言的状态：人们没有权利找陌生人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公共权利的无形盾牌，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大城市中的日常行为确实变得和他人无关。[7]

陌生化、文明化把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欲望降低了，但是，人是交流的动物。大众传媒的出现，正好弥补了欧文·戈夫曼所言的前台演员表演式的交流方式的空虚，人们从公共场合无法真实呈现（representation）自我情感的泥沼中走出，寻找到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个体与大众传媒进行交流。[8]特别是网络的诞生，便捷、匿名促进了人们交流的愿望，人们从都市化、现代化的压抑中，走向了新的交流方式。网络时代的交流打破了传统大众传媒时代无法互动的交流方式，但是其也存在一个现象，即必须面对很多无法识别身份的交流对象。这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公众充满着既勇于批评时弊又易于被操纵的矛盾性特性”[1]11，情绪成为社会表达的策略与道德批评的手段之一。

微博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们交流的生态，微博具有公共性和私密性的双重特性，使微博成为情绪表达的舞台。一方面，微博具有传统媒体所具有的公共性，它能向受众传递信息、意见，具有大众传媒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个人书写、个人表述的日志式特征，属于典型的自媒体。这种公私交错引致的后果是，人们既关注社会又关注自身，其所生产的舆论既指向公共事务，又带有个人情感因素。

2.社会转型增加了微博舆论情绪化特征

社会转型是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当前的利益冲突、社会公正诉求、权力与权利要求等，使舆论呈现多样化，话语权争夺激烈化。

随着全球化发展、公众教育的普及以及和外界交流的增多，西方较为发达国家的运行机制受到重视，以民主、自由、平等为基础的西方思想在网络上获得了推崇，甚至一时有了被举为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批判根据的趋向。据此产生的微博批判不仅涉及当前的政治运行机制、经济领域存在的不公现象，也涉及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现象等。微博舆论生产过程中，悬在腐败、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怒砍下来的可能，通过微博渗透的大众情绪成为舆论监督、政策制定、政府官员等行动的基础而发挥作用。

微博舆论的社会情绪放大功能与社会转型息息相关，过去一段时间不当的社会运行机制、宣传体系使整个社会弥散着怀疑的氛围，由此生成的舆论常带有一些偏颇。像2013年2月微博盛传的“山西省委前副书记侯伍杰出狱回家受到当地官员富豪列队欢迎”的假消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迎合了转型期人们预设的怀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微博舆论中的情绪甚至成为公众实现“正当性”的途径，成为公众通过微博进行参与与批判的方式。

3.技术进步对传统媒体体制制约有所突破

1978年以前，新建立的中国政权在传媒体制方面以学习苏联模式为主，强调媒体为政府服务。改革开放后，传媒从单一的政治功能过渡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定位，这种既服务于政治又服务于经济的功能在改革初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传媒在新闻专业主义，在对权力的监督方面，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这也和传统媒体的容量有限、缺乏互动、讲究政治表现相关。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改变了过去由政治、文化精英把持大众传媒渠道的局面，使公众在最大限度中参与传播行为。网络传播的互动性、信息海量、影响大，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个人行动的基础。而微博的出现，进一步解放了传播方式与传媒体制的制约，每个人都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都可以是广播、电视或一份报纸。这种信息传播与接受的便捷性，按照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 1951）的表述即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微博传播导致的结果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信息的即索即得创造着更深层次的民主。”[9]

微博舆论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舆论，传统媒体舆论大多受制于传媒体制，以及传播者因所属群体、社会环境、制度化约束等形成的传播习惯，舆论的形成与报道多是理性的、可预见的甚至是可控的。而微博传播则是指数式的、多中心的一对多、信息裂变等模式，舆论走向不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造成这种舆论局面，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来源于西方，而这一技术的基础是西方天赋人权的理念，也即强调个人价值，强调表达自由，强调个人批评的权力。因此，微博从技术层面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表达习惯，使舆论形成有了一种崭新的模式。微博舆论产生速度快、影响大，能在短时间内对突发事件的走向产生实质影响。按照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网络诞生前，中国社会缺乏充分而有效的公共表达机制与路径，这使公众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时，不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从国家层面来说，政府部门也因公众表达机制与路径的欠缺，难以进行全面而科学的决策[10】。微博的诞生有效地解决了公众表达与政府了解民情的断裂问题。

然而，基于技术发展基础上的微博并没能解决所有问题，140字的碎片化传播，难以准确、客观、具体、完整地描述事件，这导致更易于传播的不是事件信息，而是情绪信息。[11]当然，情绪不仅是我们表达情感、传播思想的重要方式，也是信息，是表征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特殊信息[11]，同时，通过微博渠道，这种渗透在微博舆论中的情绪，还对当前的制度安排甚至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三、微博情绪传播的舆论结果

从近几年产生的舆论事件看，不少是由微博爆出，这其中情绪因素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一是微博天然具有的弱信息、强情绪特征，二是情绪渲染成为信息传递的一种高明化策略，三是个人聚集的不满通过微博渠道得以宣泄。因此，纵观近几年的舆论事件，大多附带有情绪效应，甚至2011年微博上的负面事件占据了75.6%的份额。[11]回顾近年来的各种公共政策和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可以看到其背后都有着网络舆论的影子。[12]

1.助推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这里的权力是指具有支配性作用的力量，而不仅指政治权力。微博产生后，由于每个用户都可成为传播者，且传播的信息更为及时、快速，传播的方式更为自由、便利，表述的话语更为真实、批判，所以网民对微博的社会认同度也比较高，微博传播的效果也很明显。

从近三年的微博事件看，通过具有个人情绪和公众情绪的微博报道、转发、评论，不少事件都得到了解决，像江西宜黄强拆自焚、7·23动车事故、我爸是李刚、雷政富事件、微笑局长杨达才事件等。这些事件的解决不仅是个案的处理，还进一步影响了旧有的话语权、政治结构、文化生态等，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

微博舆论引起的这种变化是一种软变化，是不同于通过革命等方式达到的变革，这种变化通常是缓慢的，但是是坚决的。比如，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一部分社会精英手中，他们拥有政治资源或者传播渠道，使得一般公众的话语权得不到彰显。但是在微博时代，草根阶层的舆论更容易受到关注，得到转发，受到赞同，而官方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则受到抑制。这种现象导致了如今两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存在。在社会现实中，社会精英掌握着话语权；而在虚拟的微博世界，草根占据优势。这种不同场域不同话语权的存在，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强势”一方在微博上成了弱势，而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又能通过微博的集群效应使得事件得以解决。

微博舆论聚集与发生变化的重要变量是网络动员的方式——当然，网络动员的方式比较多，比如图像事件、民间语文、替代性符号等，而情感动员是微博舆论产生的重要路径。观察关注度高、转发率高的微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具有动员性，要么体现爱国之心，要么关注安全之事，或者体现人性之美。

2.导致想象性批判的公众参与的产生

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权利时代公众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吁求，这些都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兴起。[13]而微博的发展，公众参与的路径更为多样而便利。特别是微博中商业成功人士、知识分子、草根民众等意见领袖社会参与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一般微博使用者，为他们构建了一副公众参与的想象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认为，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印刷媒体勾画出的知识谱系。微博的发展，也为公众参与构建了看似合理、强大的参与图景。微博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几乎是原生态的叙事方式带来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冲突，个人把自我情绪通过公共平台向外传播，把具有批评、发泄指向的情绪通过微博平台进行传递，因此，整个微博传播呈现出一种泛冲突化的特征。公众通过这种泛冲突化的表现方式，实现自我想象的参与过程。特别是意见领袖的指数式的影响力，普通人在情绪无处发泄或者想表达些什么时，往往采用粉丝众多的意见领袖的表达方式，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员性、情感性，甚至煽动性的信息向外发布，从而希望自己达到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3.可能导致一定的舆论危局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济德，一名拥有大学学历的26岁街头小贩被城市警察驱赶，后点火自焚，因伤势严重不治身亡。这一事件引起了突尼斯的全国革命，也启动了中东革命的序幕。这之后，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摩洛哥等国家先后发生革命。“茉莉花革命”不仅影响了中东、非洲，还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很显然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传媒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回顾两年前的这一事件，可以发现其中充满了情绪性的动员因素，公众通过线上线下的动员，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

这种舆论情绪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尤其在集合行动与成功行动之后，更具有示范效应。这一方面来源于国际间传播障碍的消失，一国或一地区的信息很快就能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全球传播机制附加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使得整个世界逐渐变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任何内部的风险很可能会很快被放大、传播，也有可能受到外部极小事件的影响。因此，渗透了情绪的舆论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扰乱社会秩序，导致社会的舆论危局。

4.考验政府舆论治理智慧

微博信息的生产机制是随时随地、难以控制，特别是众多网民的参与，容易使事件发生意想不到的走向。以2012年发生的微笑局长事件为例，舆论的产生可以说是突然的，毫无预兆的，其走向也不受人为的控制。

对舆论进行治理并非强调政府的集权化思想，而是通过政府的引导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达到让社会风清气正、社会清明的境界。但是，从目前来看，首先，对微博舆论难以做到预见性。由于微博的匿名化特征，网民不用担心现实社会中因实际身份带来的责任、面子等问题，因此，网民发言和信息发布带有很大的主动性，转发和生成舆论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其次，负面信息居多。微博信息传递中，负面信息甚至谣言较为多见，这和个人情绪相关。一方面，个人表达难以做到理性，另一方面，情绪化的转发、评论等，进一步加剧了负面舆论形成的可能。如果再加上网络推手、水军等的推波助澜，微博舆论往往成为负面信息的集散地。如何合理、有效地对微博舆论进行引导与治理，需要政府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胡钰.新闻与舆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65.

[3]Fuchs C. Some Reflections on Manuel Castells’ Book“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J].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2012，10（2）：775-797.

[4]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J].江淮论坛，2011，（5）：16.

[5]刘鹏飞，周培源.2011年网络舆情走势与社会舆论格局[J].新闻记者，2012，（1）：5.

[6]谢新洲.关于微博政治传播的几个问题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2，（9）：36-38.

[7]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

[8]孙余余.论人的虚拟生存的生成[J].齐鲁学刊，2011，（4）：80.

[9]金枝.虚拟生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46.

[10]李艳红.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J].开放时代，2006，（6）：5-21.

[11]隋岩，李燕.论群体传播时代个人情绪的社会化传播[J].现代传播，2012，（12）：10.

[12]闽聪.网络舆论对我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机制与后果[D].复旦大学，2011：4.

[13]王锡锌.公众参与：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想象及制度实践[J].政治与法律，2008，（6）：8.

（责任编辑 木 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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