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故里再探讨

摘要：大禹故里问题可以从夏文化分布范围、鲧禹活动区域以及大禹治水区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嵩山地区是夏文化的起源地，考古发现的“新砦期”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嵩山南北分布广泛，且有先后发展关系，聚落分布密集；文献记载鲧、大禹在嵩山周围活动，“禹都阳城”与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大禹首先在嵩山地区治理洪水，河济地区是大禹治理洪水的重要区域，但不是夏族的兴起地，综合以上分析，大禹故里在嵩山地区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关键词：大禹故里；夏文化范围；大禹治水

中图分类号：K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108-06

大禹故里问题，由于文献记载模糊，导致众说纷纭，学术界大致有河南嵩山说、四川北川说、四川汶川说、陕北说、山东说等①。笔者认为，大禹故里应在河南嵩山地区，本文拟从夏文化的分布范围，鲧、禹的活动区域，大禹治水的范围等方面试作出一些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夏文化看大禹故里所在

1.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文化地域范围

夏文化的地域范围，显然与夏族的活动区域有关。关于夏族的起源与活动区域，历史文献上有记载。《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②意指夏在伊、洛河附近。《左傳·昭公四年》说：“夏启有钧台之享。”③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④《史记·货殖列传》曰：“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⑤《史记索隐》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⑥《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条下，班固自注说是“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⑦《史记·周本纪》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⑧《逸周书·度邑》与《周本纪》有相似记载，区别只是“居易毋固”改为了“居易无固”。⑨《史记·夏本纪》记载：“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⑩从文献记载来看，以嵩山为中心的区域，是夏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

2.近现代学者关于夏文化分布的讨论与探索

夏族兴起于何地，历来争议颇多。20世纪初，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提出，夏、商两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都活动在河济地区。顾颉刚与王国维有相似的观点，“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王玉哲认为夏族兴起在山西，“夏代初期建都的‘阳城’所在地，旧有河南登封与山西河东两说。我们赞成后说”。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率队前往豫西进行“夏墟”考古调查，徐旭生认为，根据《左传》《国语》及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目前只有两个区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河南洛阳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等地，

另一个即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安金槐认为，夏族活动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沈长云则主张夏后氏早期居住的地域在古河济地区的中心区域濮阳一带，这种观点也曾引起学界关注。随着夏文化研究的深入与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夏族兴起于嵩山地区的观点越来越被学界所接受。尤其是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二里头文化因夏鼐提议而命名，此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周围区域。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主要来源于本地的河南龙山文化。从考古类型学演化逻辑出发，“新砦期”遗存被证实处于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度环节，二里头文化受到了“新砦期”的影响。1965年大型宫殿遗址的发掘说明二里头遗址可能是一座都邑所在，使得二里头文化更加受到考古学界的关注。其后持续不断的发掘工作，发现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关于二里头文化各期的性质，尤其是三、四期的定性问题，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的热点。一方认为三、四期性质不同，即为夏商分界点，代表人物如田昌五、孙华、杜金鹏等；一方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代表人物是邹衡。双方交锋激烈，其共同点则是充分肯定了嵩山地区是夏文化的核心区域。截至目前的材料，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来看，可以看出二里头一期的分布范围为东至郑州附近，西到渑池，南至豫中，北不过黄河，主要分布在伊洛河和颍河上游地区以及豫西地区。其范围比新砦期扩大了许多，主要是向西、南方向大大拓展了分布空间。邹衡认为二里头一期（夏文化早期）“其分布面仅局限于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尤其是第一段的遗址，目前还只在嵩山周围半径大约百里左右的地区内发现”。李维明主张二里头一期遗存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根据所在地理单元和文化特征，可将一期文化分为伊洛平原，嵩山丘陵区和豫西山地区。其中伊洛平原区和嵩山丘陵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分布最为密集。

3.聚落考古学视域中的夏文化

嵩山南北地区，在龙山时期是中原地区聚落分布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嵩山北面，聚落主要分布在伊、洛河流域，南面主要分布在颍河流域。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似乎在嵩山南北存在着一场较大型的人口迁移运动。

从聚落考古学观察，此一时期嵩山南北存在着聚落分布明显变化与较大型人口迁移运动，似乎与夏成立前后风云激荡的形势有关。我们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相关遗址点内容，发现龙山时期嵩山北面有6大聚落群，大型聚落主要分布在伊洛河的中上游，聚落数量73处，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的5处，到龙山晚期整个洛阳盆地聚落中小型化比较明显，但分布密度依旧很大。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嵩山北部尚未发现龙山时代的城址，有大量聚落分布而无史前城址出现，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可能反映了此一区域属于一个大型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势力范围，外来威胁与内部社会冲突不严重，可能是华夏族联盟中尧舜文化的传统区域。有学者分析指出，嵩山南北王湾三期类型文化的分布地域内，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三期，伊河、洛河交汇点附近，没有发现龙山时代的大型遗址群或大型遗址，只是在平原边缘地带的小型河流沿岸分布有小规模的遗址群。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洛阳平原的中心地带才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在二里头遗址周围，较大型的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网状结构。这种分析也许是正确的，正好反映了这一时期嵩山南北存在移民迁徙运动，这种网状结构，则可能是夏族组织结构相当成熟与稳固的表现。夏族似乎很注重对核心区域屏障的保护，二里头遗址东面的稍柴聚落遗址，时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显然既是二里头遗址在东部的屏障，也是连接嵩山南北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嵩山南北文化因素汇聚于此的特点十分明显。

二里头文化时期，伊洛河交汇处的平原中心区域聚落突然大量出现，说明了此一阶段人口在向此区域迁移与聚集。二里头文化的聚落人口源自何处？似乎与嵩山东南麓关联很大。二里头遗址以东到嵩山东南地区，聚落遗址的分布与文化因素显示，“新砦期”文化因素越来越明显，似乎显示出嵩山东南麓文化向伊洛河流域迁移的迹象。实际上反映的可能是嵩山东南麓人口向北麓迁移的情况。同样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记录的遗址数量，我们认为嵩山东南麓聚落密度在龙山晚期要高于嵩山北麓伊洛河中心区域。其中大型聚落群9处，聚落108处，其中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16处。此一区域分布有登封王城岗龙山晚期城址、新密古城寨龙山晚期城址以及新砦城址。嵩山东南麓城址的出现，肯定跟当时的社会冲突有关。山东龙山文化代表的东夷族文化已经渗透到颍河上游的嵩山脚下，与河南龙山文化代表的华夏族文化发生冲突。而更重要的是华夏族群似乎发生了分裂。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及近十几年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颍河中游沿河分布的瓦店聚落群和双洎河流域的古城寨聚落群之间存在着广阔的空白地带。该区域以古城寨为代表的王湾三期类型文化遗址点较少，分布范围较小；而瓦店、煤山等為代表的煤山类型（王城岗类型）文化遗址点较多，分布范围更广。我们认为王湾三期类型文化代表的是尧舜文化。煤山类型（王城岗类型）文化代表的是夏族文化。显然，在嵩山东南麓煤山类型（王城岗类型）文化代表的夏族文化比王湾三期类型文化代表的尧舜文化要强势得多。这样导致了其后嵩山东南部的夏族（新砦类聚落遗存）的人群向嵩山北麓迁徙。即意味着夏族势力战胜了传统的尧舜势力。时间节点应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舜帝禅位给大禹之时。也就是说舜禅位于禹，可能不是和平的权力交接，而是有所冲突。嵩山东南麓出现的王城岗、古城寨、新砦三座城址，虽然时间有早有晚，但反映了嵩山东南麓不同部族势力的冲突情况。王城岗龙山城址是夏族早期的中心聚落，与周边的聚落形成了严密“金字塔”结构，最有王都的特质。王城岗龙山城址周围，南北向6公里、东西向9公里，总面积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16处聚落成群分布，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群，并具有以下四个明显特征：第一，聚落群体规模较大，聚落数量多，并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成群态势。第二，在颍河上游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凝聚了16个大小不一的聚落。聚落间相互距离大部分仅3公里，活动半径0.8公里，比中原地区同时期聚落的平均间距小了很多，可见聚落分布密度较大。第三，在这些聚落之间，等级区分明显，根据面积大小可分为：特级聚落1个，二级聚落3个，三级聚落2个，四级聚落2个，五级聚落8个，构成了完整的金字塔式结构。第四，整个聚落群呈现明显的城乡分化。我们推断，王城岗的修建，依靠的是这个聚落群的力量。这个聚落群很可能是早期夏部族，王城岗时期已经进入了早夏文化时期。稍晚的新砦遗址也形成为嵩山东南麓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并影响到洛阳盆地，其后整个嵩山地区逐渐融合成为二里头文化，并形成了以二里头为中心的新的聚落群。

由此，我们认为，夏文化源于嵩山地区，核心在嵩山地区，晋南、河济等地为主要辐射区域。虽然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但与新砦期连结一起，似乎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夏文化发展脉络，故大禹故里应该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寻找。有的学者明确主张，二里头文化向北扩张，在晋南地区形成了以中条山为界南北对峙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向晋南扩张和移动，既有扩张领土的需求，也是以对铜矿、木材等资源的攫取为目的。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夏族源自晋南地区则得不到考古学的佐证。至于河济地区，由于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早期到不了此一区域，说夏后氏兴起于此地似乎也难以成立。

二、从鲧、禹的活动区域看大禹故里所在

1.鲧以嵩山为活动中心

《汉书·郊祀志》：“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这可以说大致划定了夏族的活动区域以嵩山为中心。许顺湛说：“我相信夏禹族源在中原。”唐兰先生亦主张，“在今河南省密县，西为嵩山，是夏族旧居”。

鲧称为崇伯，为夏族的重要首领。伯为一方之长，可能是部族首领或者古国的国王。因其活动在嵩山一带，嵩即崇字，故称崇伯鲧。《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国语·周语下》：“有崇伯鮌。”注：“鮌，禹父。崇，鮌国；伯、爵也。”《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而《太平御览》三十九“嵩山”下引韦昭说：“崇、嵩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史记·封禅书》又曰：“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汉书·武帝纪》说：“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崇高，为之奉邑。”《汉书·地理志》颍川郡“崈高”条下，“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庙，古文以崇高为外方山”。也间接证明了崇、嵩相通。《国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述，说明鲧是崇国的首领，崇与嵩通用，崇国也即嵩国，在嵩山附近。另外，《左传·昭公七年》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山海经·中次三经》：“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维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郝懿行案，“山在今河南新安县西北二十里。《水经注》云：新安县青要山，‘今谓之强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鲧的亡故地离嵩山亦不远。

2.禹都阳城在嵩山脚下

大禹作为鲧之子，既是夏族首领，也是夏王朝创始人，其早期居住地与政治中心都在阳城。《史记·夏本纪》载：“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云：“夏后氏禹居阳城。”《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条下，注引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冢古文》亦云居之。”《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阳翟”条下，“阳翟禹所都”，李贤注引《汲冢书》曰：“禹都阳城。”《孟子·万章上》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根据以上古文献的记载，“禹都阳城”应不存疑问。

“禹都阳城”之“阳城”究竟在何处？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君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也。”由此引发纷争。我们认为当以阳城位于登封說最为有据。《左传·昭公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史记·夏本纪·集解》刘熙云：“今颍川阳城是也。”《史记·夏本纪·正义》：“其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又引《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水经注·颍水注》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颍水经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县南对箕山。”另外《世本》《通志》等不同时代的文献都认可，禹都阳城在嵩山脚下。

3.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与“禹都阳城”

考古学发现或许可以进一步佐证“禹都阳城”在嵩山附近的说法。1977年，考古工作者曾在今登封告成镇的东北隅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同时在附近的王城岗发现了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河南龙山晚期城堡基址，其后又在城堡基址之上发现一座更大的城址，该城址东傍五渡水，西邻八方村，北倚嵩山南麓王岭尖，南抵颍河北岸，“城址为长方形，东西向城墙复原长600米，南北向城墙复原长580米，城址面积复原为34.8万平方米”。城墙以外发现有西城壕和北城壕，“东城壕有可能以五渡河代替，南城壕可能以颍河替代”，城内发现有多座祭祀坑等。从这两座城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可知，当时人们“是先将王城岗小城的城墙夷为平地后才修筑王城岗大城的”，因此，两座城址虽略有早晚，但都同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登封王城岗与阳城》中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东西相连的两座城址的发现和城址内龙山文化二期许多重要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探索夏文化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两座龙山文化二期城址的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的地望十分吻合。我们初步认为王城岗的两座龙山文化城址有可能就是夏代城址。”安金槐首先提出王城岗城址是“禹都阳城”，并提出了四条理由。也有学者认为王城岗龙山城址是鲧作的城。马世之称“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堡是夏鲧之都，也许比较更加接近历史事实”。董琦持有相似的观点，“（鲧）在嵩山之阳的颍水左岸王城岗上，修筑这样一个小城堡，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尽管学术界对王城岗龙山城址的性质的看法还不一致，但属于夏文化范畴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正如李伯谦先生认为，文献上说“禹居阳城”，没说“禹筑阳城”，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作这种推测，那么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如果说能确定“禹都阳城”在嵩山地区，那么在此区域寻找大禹故里似乎就有一定道理了。

三、从大禹治水的活动区域看大禹故里所在

1.嵩山地区是大禹治水的首要地区

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大禹治水主要是“导九川”，就是疏浚弱水、黑水、河水、汉水、江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这些区域显然是寻找大禹故里的重要线索所在。其中河水（黄河）、济水、淮水、渭水、洛水都在中原地区，可见大禹治水的中心区域在中原地区。“亲自操橐耜”的大禹不可能带领其族众到全国各地去治理洪水。四渎如果真的浩浩汤汤，也非当时人力所能治理。故我们认为大禹治水首先要解决夏文化核心区域的洪水问题。前面我们提到，考古学已经证明夏文化核心区域在嵩山地区。而在龙山文化晚期，嵩山地区确实发生过洪水。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的小城曾经被冲毁，仅余小城的西城墙墙基。后依西城墙再建西部的小城，还在一些龙山文化的遗迹中也发现有淤沙的现象。此一考古发现说明，龙山晚期嵩山地区发生洪水的可能性存在。由于嵩山地区地处第二级台地，地势较高，我们认为洪水的发生应该是局部的，能施以疏的方法，治理起来顺地势而为，应该相对容易。《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淮南子·齐俗训》称“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遂公盨》亦云：“天令禹敷土，随山濬川。”意即上天命禹“规划天下土地”、“顺应山势，疏浚河川”。反映出大禹曾经在有山川的地方治水，显然嵩山地区符合这一地理特征。历史文献对大禹在嵩山周围治水的文献记载也很多。《尚书·禹贡》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底（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又说“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淮南子·本经训》说禹“辟伊阙，导瀍、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淮南子·人间训》说：“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曰：“启，夏禹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汉书·武帝纪》又有：“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见夏后启石。翌日，亲登嵩高。”除了历史文献记载，嵩山地区有很多民间传说，佐证大禹曾经在此治理洪水。如“借禹尸还魂”“涂山化望夫石”等。这些有关的传说有很多条，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2.河济地区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

大禹除了在嵩山周围治理洪水，夏文化的辐射区域晋南乃至河济等地应该也是重要区域。大禹治水不仅仅是对本部族民众的救治，也包括对部落联盟乃至天下民众的救治。《孟子·藤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草木畅荗；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犹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決汝、汉，拼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应该指的是大禹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治理洪水，可能就是晋南乃至河济等区域。这样“三过其门而不入”才显得更加伟大而弥足珍贵，更加容易收服民心。大禹治水的过程，是名望形成与夏文化影响力扩大的过程，为夏王朝创立奠定了基础。

大禹对晋南地区洪水的治理，或许主要是对汾河进行整治。此一区域与嵩山地貌有相似之处，所以洪水治理难度应该不大。河济地区地势平坦，如果洪水浩浩荡荡，治理难度比起嵩山地区来说，可非易事。河济地区东衔传统的东夷文化区，西接传统的华夏文化区，是东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重要区域，是夏文化东进的主要通道之一，应该是大禹苦心经营，长时间治理洪水的地方。正如徐旭生所说：“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兖州是古代河济的重要区域，也是各部落较活跃的区域。沈长云认为，夏后氏兴起于河济地区。我们不认可夏后氏兴起于河济地区，但大禹率部落民众长期在此治理洪水应该是可信的。河济地区逢雨季，沟河淤塞，造成灾害。《禹贡》全文不满三千字，而多次提到河济地区的濮水、大野、雷泽、孟诸、菏泽、菏水、济水、陶丘等。《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指的应该就是此一区域。历史文献记载说明这里水患严重，生态环境恶劣。考古发现，此一区域大部分地区史前聚落分布稀疏，时代较晚，大多为堌堆型聚落。堌堆型聚落形状有覆锅形、长条形、椭圆形等，地势比四周高，面积在几千平方米到几万平方米不等，显然是因水害而不得已而为之，因而局限了聚落规模的发展。到龙山晚期，河济地区史前聚落数量有很大增加，显然这是史前一次规模不小的人口东迁运动形成的，但与豫西、豫中相比，聚落分布密度与聚落规模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认为河济地区聚落数量的增加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不大，而与豫西、豫中人口大量增加、生态容量饱和有关，与豫西、豫中地区人口东迁、夏族势力东扩紧密相连。夏族要向东扩展势力，改善河济地区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水患是首要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大禹长期在此区域治理洪水的原因。大禹及其部族长期在此活动，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乃至有学者认为，夏后氏兴起于河济地区。事实上，河济地区地势平坦，在龙山时期受到黄河河水外溢的威胁，遭受的洪水远比嵩山地区凶猛，史前生态环境不足以支撑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生存。夏若兴起于此一区域，所谓“阳城”如在河济地区，经常为洪水所苦，部落成员难以果腹，何以与嵩山地区生态环境较好的部落相抗衡。自然灾害足以抑制史前文化的发展，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就可能是因为自然灾害而衰退。夏部族能在水害频发的河济地区兴起？令人存疑。

综上所述，大禹故里在嵩山地区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夏文化发源于此地不是空穴来风。

注释

①常松木：《大禹故里考论》，《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蒙默：《“禹生石纽”续辨》，《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陈剩勇：《大禹出生地实考》，《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②左丘明著，鲍思陶校：《国语》，齐鲁书社2005年，第13页。③左丘明著，蒋冀骋校：《左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244、243、254页。④⑤⑧⑩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0、3269、129、85、1391、82、1371、82、84、51—77頁。⑥司马贞：《史记索隐》，中华书局，1991年，第15页。⑦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0、1205、190、1560、1542、190、190页。⑨皇甫谧撰，刘晓东校点：《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2卷，中华书局，1950年，第451—452页。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77页。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第65页。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南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李学勤、安金槐等：《先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第22—23页。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5、13页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1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田昌五：《夏文化探讨》，《文物》1981年第5期；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第6期；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张东：《试论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背景》，《中原文物》2013年第3期。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李龙：《中原史前聚落分布与特征演化》，《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第338页。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31、104—104页。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753、185页。郭璞注，郝懿行笺注，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页。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421、3422页。《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227、112、115页。郦道元：《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414～415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788、783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安金槐：《河南夏商考古综述》，《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马世之：王城岗遗址的再探讨》，《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董琦：《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文物》1984第11期。李伯谦：《关于早期夏文化——从夏商周王朝更达与考古学变迁的关系谈起》，《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6、81、195页《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率先公布《遂公盨》的器形照片和铭文拓本。李零：《论遂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94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69页。周秉钧注译：《尚书》，岳麓书社，2001年，第4页。蒋卫东：《自然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兴衰关系的思考》，《华夏考古》2003第2期。

责任编辑：王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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