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画卷

湘西作家黄光耀近期出版了一部上下卷的长篇历史小说《土司王朝》,写的是湘鄂西土家族历史。作品以世居武陵山区腹地的容美土司在清朝改土归流前的百年史实为素材,扫描了从土司田沛霖而田既霖而田舜年,至最后一任土司田旻如的历史,演绎出一轴土司王朝触目难忘的历史画卷,通过神秘而诡谲的土家民俗,曲折哀婉的情爱传奇,美丽而奇妙的山水风光,营造出一个令人神往的梦中山国。作品有较为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故事和丰富的想象,使一段深藏的往事闪射出民族历史的光辉,作品具有较强的史实性、通俗性和可读性,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画廊。

《土司王朝》是一部试图解说土家族历史的艺术作品。

土家族与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土家族的先民——古代巴人的一支,就在鄂、湘、渝、黔边地开拓疆域,繁衍生息,世代兴替,以容美田氏土司为代表的诸土司在明清数百年的历史时空里,演出了一出出有声有色的活剧,留下了许多极富特色的民族地域文化信息,遗憾的是,这些历史信息因“改土归流”而多至湮灭,这些生活的富矿也未曾得到文学家们及时的开采。光耀的作品差不多是在这片小说处女地上进行开垦,因而散发出新鲜的泥土气息和迷人的艺术芬芳。田氏土司辖治容美(属地主要在今之鄂西鹤峰、五峰、恩施、建始、巴东)四百多年,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备,实际上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民族区域自治,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相对稳定,又因容美处于一个东接江汉,西接巴蜀,南临潇湘的地理位置,受到周围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大大促进了司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即使到了土司末期,雍正皇帝仍然认为:“楚蜀各土司,惟容美最为富强”。这样一个“富强”的山国为什么会很快走向消亡?这也正是作者想探求的一个问题。

容美田氏土司时期,其文治与武功都是令人骄傲的。仅举二例:容美土兵多次奉诏抗倭、“平叛”,累战累捷,受到朱明王朝的嘉奖。珠江口的虎门炮台,在抗英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土家族英雄陈连升父子,就是从容美司地慷慨从军的,他们的崇高气节,使今天的凭吊者无不钦佩而感奋。容美土司不只是以勇武强悍著称,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尤其是以田氏诗派为代表的土家族作家文学,成为一份特别值得我们骄傲和珍视的遗产,它开创了中南西南诸少数民族中文化史的诸多第一。从明万历年间,田九龄首开诗风,涌现了田宗文、田玄、田圭、田甘霖、田舜年等一批著名诗人。诗人辈出,诗集不断,吟诗赋文作为一种世家风尚代代相传,蔚然成一种少数民族文学奇观。田氏土司历百载荣衰,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在湖广颇负盛名,在土家族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属罕见。田氏诗歌世家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受汉民族文化影响,是土汉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土司王朝》所写的故事就是从田沛霖袭职司主开始的,田既霖、田甘霖、田商霖是他的兄弟,他们是田氏诗人群的第五代,而田氏诗歌的集大成者田舜年就是田甘霖的儿子,是这些诗人中的第六代,这一任土司也是作者在此书中着墨最多的一个形象。

容美土司在群雄逐鹿中原之际偏安一隅,他们在封建皇权统治之下,充分利用司权自治机会,学习汉地经验,发展经济,强大军事,广纳贤才,兴办县学,在万山深处建立起了一个国中之国。而《土司王朝》所截取的时段已是容美土司由盛而衰的末期。明末清初,风云变幻,容美土司在南明、大清、“西山寇”、吴三桂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挣扎求生而元气大伤,容美再次陷入了历史的漩涡之中。当大清把主要精力放在平边固疆的战事上时,对地处腹地的各土司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绥靖政策,一俟大清统一了江山,它就不会允许卧榻之侧有土司鼾睡了,再加上世袭制度下的兄弟争权,父子反目和各土司之间的攻城夺地,尽管田舜年、田旻如诸司主力图再现容美盛世,仍然无法挽回其衰亡的命运了。

《土司王朝》形象化重现了土汉民族友好交往的史话。

作品中写到,一七○四年,曾在京师供职的汉族诗人顾彩受《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之托应邀到容美游历,他对容美土司的兵、刑、礼、乐及风俗、文艺、山川名胜等等进行了详细考察和记述。他与土王晨歌夜弈,咏诗作赋,历时半载,几近痴醉。他后来写成《容美纪游》一书刊行,热情地向外部世界形象描绘了这一“世外桃源”。顾采看到,曾在京城风行一时而后遭禁的《桃花扇》,在万里之遥的武陵僻地却盛演不衰,而且父子各有戏班。《土司王朝》描写了这一中国戏剧史上的佳话,成民族交往的一段趣闻,其中有的章节几乎就是重现了《容美纪游》中的情景。

土家族先民以开放的心态,走出去,请进来,自觉融入华夏文化主流,历代土司利用司主的便利,进京朝贡,出山游历,送子弟外出求学,延请汉族文人进山讲学,制定政策吸引商贩工匠,这些方面都开了历史先河。新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进入大大促进了土司地区的发展,如果说“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土家族先民与汉族歌风迥异的明证,则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葩“竹枝词”,就是土家族汉族文学交流的光辉结晶了。曾引起汉族文人极大兴趣的“巴人踏蹄之歌”如今谓之摆手、跳丧,还有哭嫁长调,乃是土家人对生命体验发出的天籁之声。司主打开山门,广纳人才,以至形成了“出山人少进山多”的良好局面。光耀的作品在这方面虽未重墨,然均有涉猎。

《土司王朝》是一部湘鄂西民族民间风俗史画。

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开明为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容美土司以开放而宽阔的胸怀,重视与汉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又善于吸收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化,充实和发展自己。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世居武陵山地的土家族是一个以能歌善舞著称的民族,古代的梯玛神歌、毛古斯、傩堂戏、竹枝词,以及传承到今天的风俗节庆文化和独有的摆手舞、跳丧歌舞、哭嫁歌、地方戏曲、山民情歌等,各以其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成为土家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品,在中华民族文化长廊中占据耀眼的一席。《土司王朝》以大量笔墨生动地描述了土家族人民历史文化生活的许多风俗画卷。湘鄂西历史上以巫风盛行著称,作者在作品中杜撰了一个天赐梯玛,他的额头上生有天眼,能知来识往,人神互通,可说是无所不能。作品赋予他极大的能力,他的权威与土司不相上下,这一形象能给读者带来神秘、新奇和浪漫的感受。作品中信手拈来,写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的知识和习俗,节庆节俗的由来和形态,增添了作品的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价值。当然,我在愉快的阅读之余,也发现,其中的梯玛在鄂西作着法事,唱的神歌却往往是湘西的特色,而这一点,外地人恐怕是不易区分的。

《土司王朝》是一曲爱情和情欲的悲歌。

作品中上到土司下至平民,七情六欲,像山花一样随处开放,但他们毕竟处于封建文化笼罩之下,没有几对爱情之鸟能够在狭隘的天空自由飞翔。田甘霖与覃楚碧的相濡以沫,田既霖对嫂子梅朵无望的爱,幺木匠与桂云之死,若云与淮月的偷情,白鹤仙女对少土司的戏弄,壶川与兰婷的同焚,以及贵妃池里的情欲等等,这些情与欲的杂相让我们看到,土司之女只是政治联姻的工具,平民之女难以冲决层层罗网,所谓爱情大多成了情欲的牺牲品,倒是那些野合的偷情者还能发出几声本能的自由欢叫。从这一点来说,那种纯洁、自由、淡定、动人的古典式民族爱情倒是写得太少了一点。

《土司王朝》所涉史实较多,人物较众,思路也开阔,作者能驾驭住小说之马在预设的山地上驰骋,作品情节曲折,语言通俗,照顾到了当下小说市场受众的兴趣,可读性较强。是目前我所读到的直接以土家族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力作,取得了书写本民族历史的成绩,能使读者产生出阅读的快感。

《土司王朝》是一部以真实历史为题材的小说。

作者在前言开篇即说:“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并没有去想非得写武陵山地的哪一个土司。”接着又说:“而我所写的土司之境,虽然是容美土司之境,囊括的却是整个武陵土司和土家人的历史血脉。”作者的主观愿望是想借用容美土司之境之事,来表达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思想探索和美学追求,现在出版的作品在情节和时序安排上,基本史实、大的情节、主要人物、包括时间和地点等,几乎都在容美有关史料中可查,这就出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进入文学虚构之间的差异问题。我觉得,小说主要有以下两点可以商榷:

一、我认为,容美土司历史的主潮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开放、爱国、重文、图强。这也是“民族精神之内核”,也是它能成为“楚蜀各土司,惟容美最为富强”的根本原因。作品因为选截的是容美由盛而衰的晚期,似乎对这一主潮着墨难多。容美土司在湘鄂西边地守土数百年,接受元明清历代皇帝的封号,主动进贡,奉诏抗倭和接受征调,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能在卧榻之侧安睡数百年,这与土司执行的与汉地友好交往,臣服皇权,奋发图强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对最后一任土司田旻如的描写,也有可商榷之处,他是以土司子弟送入汉地接受教育,曾就读于京师国子监,进入皇家侍卫,还受康熙召见,补直隶通州同知缺。在皇帝身边当过差,用现在的话说,他在中央机关挂过职,又去汉地做过流官,在多个岗位上经受过锻炼,是优秀后备干部,应当是有新思想新作风见过世面的人,皇帝派他回家乡做土司,是有其希望和用意的。如果说山中的土司难免孤陋寡闻,那么,一个长期在汉地做官,接受过先进经济和文化熏染的流官回司任职,他的革故鼎新应当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起码存在执政观念的冲突,但他回到司地后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着笔不多,恰恰是他这样一个人物充当了土司制度的送葬人,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显得不力,对这个人物的描绘是可以更多一些更深一些的。

作品中着墨较多的人物是天赐,这是一个虚构人物,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的矛盾或者作者难以解决的问题都由他来解决。司地崇巫尚鬼,多神杂教,作品在展示奇特丰富的民俗文化的时候,把天赐作为人与神相通的使者,他的无所不能,多有神异的表现,有的地方显得不够真实可信,用小说的行话,没能把假的写成真的。还有,天赐既然是巫的代表,却又暗地组织“莲花会”,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首领,目的居然是为了“收买人心,取消初夜权、取消宫刑”,这就有了一点地下党闹革命的味道。

二、作品中通篇虚设了一个初夜权矛盾,而且作为“莲花会”革命的目标,这大可商榷。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初夜权”问题,我们没有看到过确切的文字记载,与初夜权紧密相关的性贞观念倒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我去年曾写过一篇《初夜权及其他》的小文章,发表在《鄂西民族》上。“初夜权”如果作为人类漫长婚俗的一个历史过程,恐怕各民族也在所难免。但也有学者对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初夜权”风俗表示怀疑,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眼下还难以作出最后结论,见仁见智。土家族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初夜权问题,结论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因为,从土家族所处历史时段来看,土家族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不是很长,直到宋代才被正史单独称为“土”民,这一时期,地处中国腹地的武陵山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对偶婚已经十分稳固,早已失去初夜权存在的社会条件,即或追溯到战国时的巴人,也没有有关“初夜权”风俗的记载,这一点也似乎是肯定的,即使在丰富的土家族民间故事传说中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具体记载。我们也知道,“初夜权”的故事曾出现在我国几个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出现在一些文艺家的笔下。毕竟不等于初夜权存在的史实。在湘鄂西诸土司中,一夫多妻是存在的,强占民女(其中也包括强占了某个民女的初夜权)也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权制度的初夜权却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对作家在写土家族历史的作品中设置初夜权情节,一向是持否定态度的。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作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来写,让人觉得主要是为了适应读者的某种需求,这就大大减弱了作品的历史严肃性和文化的品位。

在容美土司的历史上,田甘霖和覃美玉倒是一对真正的情侣,覃美玉曾是土司的一名优伶,她的文艺天赋很高,被誉为“歌仙”,她对儿子田舜年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土司起了很大作用。在历史记载中,她是“遭诟”后为了保护丈夫和儿子而自杀的。这其实是很有发挥余地的一条线索,但在小说中,被阴谋所害的原型人物却被写成了一个阴谋家,这种安排的效果显然是不理想的。作品里对情爱着墨较多,但在爱情的描写中,缺少一个严肃的感人的主线。

如果从更高的要求来说,小说也存在叙事的粗糙感,这可能是因为作品篇幅较大,打磨不够。内容上对生活本质的认知表达可以更加纵深,因为思想这个东西是和深度和厚度密不可分的。从结构来看,上下部两头写政局写权谋较多,中间写纷争和情爱较多,土司和汉地的交往矛盾,与中央皇权的伸缩互动本可以写得更为丰富更加有力的,这样可以加强作品的大气贯通和历史的庄严感。作者的注意力本来是对准了“土司王朝”的生存状态,写王朝消亡的必然,但真正着墨时,却有了些眼花缭乱的俗相,这多少也影响了作品所应达到的高度。另外,作品中有多处与历史不符:真实的宋生是客居,是在为明朝遗老文安之守墓,作品中却在为土司守墓;作品中几处地名的方位不对,比如流放田甘霖夫妇的陶庄,从平山是走不过去的;小说中引用的诗句,比如有几首诗是顾采写的,小说中让田舜年来写,第44章写若云冤死时血写的“竹枝词”:“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山地近巫山峡,犹是巴娘唱竹枝。”原诗是长阳诗人彭秋潭的作品,时代不同,场景相异,心境也不一样。这些细节的错位,作者可能是不大熟悉容美情况,也可能是想尽可能多地展示一下土家文化的精华而移花接木。

读后我在想,这部作品如果完全虚构人物,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是否可以回避上面所说的大部分问题呢?是否可以更加舒展自由地写作呢?总之,《土司王朝》是一部难得的少数民族历史小说,是值得深入研讨的。

责任编辑 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