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释义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体现在其由来、内容和方法上，都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色

中图分类号：D61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7）01-00025-06

随着中国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大多数国内学者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其内涵侧重两个方面，即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前者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规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原则和价值目标，区别于资本主义；后者强调这种社会主义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具有国别特色的社会主义，区别于教条主义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将其定义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等，认为中国打破传统社会主义框架，利用资本主义经验又克服其弊端，为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缺陷提供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有些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认为其超越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模式和特定前途，但这种概括模糊或回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有一些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为儒教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认为中国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1]这其中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分析，也有相当程度的误解、误读和意识形态偏见。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及特色所在，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也是增强“四个自信”的关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

正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2]它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既超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现实中的思想流派，其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

“社会主义”一词自产生至今有三百多种界定，[3]而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其超越了其他流派从道义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空想，以及无法触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而寄于其自我改良的幻想，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两大理论基石，深刻揭示了资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以及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以及建立新社会的途径。在马恩的设想中，未来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4]

然而，现实中社会主义的产生与马恩所设想的有所不同。首先，社会主义革命最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这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时代变化有关。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都达到顶点时，便产生了国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体和主体条件。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后，资本的全球扩张和掠夺使得两大积累转移到整个世界体系中进行，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发达国家，贫困越来越集中在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转嫁到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并使其率先具备了革命的主体条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5]这也带来了随后的第二个问题，即不具备物质客体条件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探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来“走向”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有益尝试。而后斯大林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并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但在实践中日益显露出诸多弊端。这促使南斯拉夫等国家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也由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问题。至此，苏联的实践给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两个课题：第一是落后国家能否直接运用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来建设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具有多样性。

上述课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到了回应。经过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围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一是明确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多样性，冲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提出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论述的经典的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三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上述三点从根本上回答了长期困扰落后国家的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并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历史方位，是落后国家迈向马克思所论述的经典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和特殊历史形态。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是现实各社会主义国家立足各自国情、建设有国别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一种。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中国国情相融合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释义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共性，运用于实践时必然由于时代特点和各国情况的不同而体现出鲜明的国别和民族特色。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形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特色由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与中华民族的曲折命运以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紧密相连的，这也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由来。

中国曾经是历史上的东方大国，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和辉煌成就，但又在近代惨遭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尊心受尽屈辱。在寻求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道路上，封建改良主义、旧式农民革命以及仿效西方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实践中相继失败，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也只能促成国人在思想上的觉醒而拿不出切实的救亡方案。这时由俄国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的反帝民族解放理论，为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困境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通过艰苦斗争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国家主权与尊严、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成为中國人民的坚定信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围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富强展开。经典社会主义原本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这一理想目标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繁荣富强的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是对中华民族富裕与强大的探索，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面对中国与经典社会主义生产力条件的巨大差异，毛泽东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原则并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进行改革开放和全方位建设，解决了由初级阶段迈向经典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富强及复兴的时代课题。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国外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民族共产主义”。[7]这一提法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含的民族复兴和爱国主义因素，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

（二）特色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其具体内容上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显著特征。

1、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但在公有制的实现条件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指出，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和私有制的废除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8]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具有水平低、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与之相适应，因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中国相当数量的国有经济部门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主导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这种“社会主义属性”的优势在近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得以成功应对，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9]而相比苏联模式单一公有制，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而既发展又引导的方法，使得中国在兼容资本的同时将其纳入国有经济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轨道，形成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

2、激励又约束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具创造性的实践。此前，不论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市场是与私有制紧密相连，而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为了解决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市场机制中性论，认为市场本身不具有基本制度属性只是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市场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在于，市场既被激励又被约束，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使其运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这突出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国家中长期规划和政府宏观调控之下，这种宏观调控因有相当数量的国有经济作为载体和传导机制而更加高效。这种将政府与市场作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有效地避免了近年来国际上盛行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下过度的自由市场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使市场从属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不是主导其发展。

3、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鲜明特色，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与西方先有国家后有政党、各政党间通过竞争上台执政的政党政治逻辑不同，中国政党先于国家体制产生并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创立和发展新中国中所作的艰苦努力及成就，使其有了深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坚持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重视推进自身建设，这使其保持了先进性、代表性以及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广泛的人民民主并塑造了不同于西方多党竞争制的合作和谐的政党间关系，形成了协调凝聚各方力量的执政机制。上述因素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使得中国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高度的凝聚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这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持续推进改革及经济社会发展并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

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0]这成为两者可以融合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未割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是充分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包含着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共性价值追求，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精华如爱国主义、和谐思想、诚信仁义观念等融入其中。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共同富裕、中国梦等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这种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思想理念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文化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优势和自信。

5、融入但不依附于世界市场的对外开放。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他们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因此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而愈加紧迫，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又不能在融入的过程中被世界市场所同化；既要同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接轨，又要保持经济自主性；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又要防止其弊端。中國解决上述问题的做法是，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相结合，一方面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自主制定对外开放战略，将开放与维护经济主权结合起来，并努力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因为如此，中国既利用世界市场大力发展了生产力，又避免了如某些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实现了在全球化中的自主发展。

（三）特色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遵循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法和原则，这也是不同于其他国家建设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

1、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思想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几经曲折，正是由于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才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勇于创新、大胆试验，使社会主义成为具有生命力的现实模式而不仅仅是来自书本的信仰。国外学者也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使中国免于陷入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11]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在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节点上能够勇于创新和试验，对其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等坚持以实践标准来检验，并以实践的最终结果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持久活力和生命力的源泉。

2、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而提出的实现人的解放和本性复归的重要命题，现实中这一问题并未解决，并因资本主导发展的逻辑带来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等对人的发展的诸多制约。中国在发展问题上既立足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又在发展理念和方法上立足超越资本逻辑及弊端，致力探索并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努力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坚持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都体现了发展的人民性导向和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在发展措施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将经济发展与消除贫困、促进公平正义、美丽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文化生态条件。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方法，为超越资本主导发展的缺陷提供了社会主义的视角和途径。

3、渐进改革。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而在改革的具体方式上，中国走了一条由点到面、由增量到存量、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改革带动各领域的全面改革、改革发展稳定相结合的渐进式道路。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经历了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加大市场调节比例，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也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对国有企业形成外部压力，促使国有企业加快建立面向市场的现代企业制度。相比俄罗斯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允许试错并随时修正改革方案，避免改革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先立后破，避免了激进改革下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制度真空并可能由此导致的“混乱的效率损失”；有利于保持民众的改革理性并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从而使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国家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也是中国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4、自主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但在改革发展的方向上坚持独立自主，绝不照搬和盲从。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也没有改旗易帜而是更加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旗帜和方向。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中国没有走向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也没有照搬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基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有着浓厚中华文化传统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探索立足本国实际的、有国别和民族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体制转轨和发展转型的路径上，中国没有追随西方“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样板，而是在转轨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市场化改革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并在与国际市场接轨中确保经济自主权，避免了“华盛顿共识”下众多发展中国家深陷转型泥潭的困境，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步快速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方向的关键因素。

综观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填补了苏东剧变后东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真空，使得社会主义的声音没有在世界历史中被淹没，反而引起了整个世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而福山所预言的“历史的终结”最终并未实现。[12]对于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两种主流模式的另一种发展路径，这证明了各国因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而必然带来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并在多种发展模式的并存中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外一种途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探索自身特色发展道路的经验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重视，并启发他们走上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不断发展与完善，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并在多样性的世界中“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3]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7）：7-8；[美]阿里夫·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24-35；马启民.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评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6）：53-57；徐艳玲、申森.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6）：89-93.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8.

[3] 辛向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多维解析[J].红旗文稿，2009（24）：20-2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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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9.

[9] 范春燕.近年来西方左翼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及其启示[J].国外理论动态，2011（7）：28-32.

[10]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86.

[11] [俄]季塔连科.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变革——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5）：88-91.

[12]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1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7-2：002.

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