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造影诊断肝脏占位病变的临床价值
【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实时超声造影（CEUS）对判断肝脏良恶性占位诊断的价值。方法 选取经手术证实的52例患者的55个结节样病灶，术前行二维超声、彩色超声及超声造影检查，对结节的二维及超声造影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恶性病灶共计20例，超声造影确诊18例，未明确诊断2例；良性病灶35例，超声造影明确诊断34例，未明确诊断为1例。结论 超声造影技术对肝脏结节样病灶定性诊断的敏感性、准确性值得肯定，具有实用价值。
【关键词】超声；造影；肝脏占位；诊断
【中图分类号】R44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ISSN.2095-6681.2017.21..0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接收的肝脏结节样病变52例患者（共55个结节），其中男性32例，女性20例，年龄34～70岁，平均58.3岁，结节2.2～6.4 cm。病理结果由手术切除获得。
1.2 仪器与方法
（1）仪器：飞利浦IU-ELITE；（2）肝脏结节，增强模式；（3）同步进行图像存储，检查后经病理证实的结节的二维及造影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
2 结 果
共计55个病灶，恶性病灶共计20例，超声造影确诊18例，未明确诊断2例；良性病灶35例，超声造影明确诊断34例，未明确诊断为1例。
3 讨 论
肝脏占位是本组病例基本达到术前诊断，肝脏局灶性结节性增生FNH特征性结构是拥有多种类型和较高的肝脏占位发病率，相对较大的差异存在于良性与恶性预后之间，因此应高度重视鉴别诊断。无特异性是多数肝脏占位的临床表现，经过实验室检查，可以掌握部分信息，但是应用于肝脏占位评价中仍然存在不准确性[1]。在对肝脏占位回声、位置、信号特征以及密度进行显示时，利用影像学检查能够呈现出较强的直观性，而血供特征也可以在增强扫描基础上充分反映出来，局部血流灌注问题可以得到清晰的观察。现阶段应用于肝脏占位性病变诊断中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中，价值最大的为螺旋CT和超声检查[2]。C5-1凸阵探头和超声造影软件是超声诊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拥有1～5MHz的频率。
（1）造影剂
对声诺维（SonoVue）经外周静脉团注进行应用，1.5ml/次为用量，团注以肘静脈为主（每两次注射之间应产生10分钟以上间隔，确保全面清除循环微泡）。
条件设置
对腹部造影条件进行选择，通常拥有≤0.1的机械指数，在图像深部、病灶深缘进行单点聚焦，增益轻度抑制肝脏背景回声显示应进行有效调整。
检查方法：
应用常规超声检查体位，造影时不可以改变体位：第一，探头、体位在常规超声中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形成最佳血流和图像，详细记录彩色多普勒血流动力学（color dopplor flow image，CDFI）参数和常规超声指标；第二，确定切面最大病灶和最丰富血流切面，将其向超声造影模式切换，对相关参数进行调整，保证患者处于平缓呼吸状态，将声诺维在外周静脉进行快速推注，对病灶进行实时观察，持续时间120秒；第三，观察内容病灶在造影前后会发生变化，应对其进行观察，明确增强过程中的方向、程度以及途径。部分病灶在应用超声造影新方法后无法进行一次明确诊断：2例肝内转移癌，轻度低增强现象在延迟期产生，未对其进行明确诊断，经术后病理检验证明其为转移性腺癌。未明确诊断肝血管瘤1例。20例恶性病灶，都属于转移癌、肝细胞癌，拥有36.36%恶性度，其中90.0%为一次诊断准确率，其中17例为肝血管瘤，拥有97.1%的一次诊断准确率。
在临床治疗中，肝脏病灶性质不同，所采用的预后以及治疗方案也存在差异，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为原发性肝癌，最重要的是在早期进行有效的诊断和临床良恶性鉴别。由于针对恶性肿瘤来讲，临床治疗效果的以重要影响因素就是病期早晚，然而现阶段诊断肝脏局灶性病灶时还缺乏先进技术，确诊时需要综合应用多种措施。在诊断鉴别肝脏占位时首先应选择影像学检查，而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方法是超声，组织会对超声波进行不同反射并成像，整个过程中不仅成本低，且可以实现动态性观察，具有较高软组织分辨率[3]。据有效数据显示，常规二维超声不会对肝脏占位产生敏感反应，其中仅拥有50%～80%的小肝癌诊断灵敏度，其直径通常不超过3 cm[4]。在声场影响下造影剂微泡会生成非线性效应，超声造影技术利用这一特点，可以高效展开检查血流信号的工作[5]。
研究显示，超声造影能够定量评价组织血流灌注，肝脏局灶性病灶位置血流速度、血管密度等会对定量参数变化产生影响。肝癌异常血管数量越多，产生的动脉血流也更多，动脉期就会产生更大的肝癌增强程度[7]。血管内皮细胞瘤、硬化性血管瘤、海绵状血管瘤、毛细血管瘤等是肝血管瘤的多种类型，钙化、血栓的产生，动静脉瘘、血管塌陷、纤维分隔等的形成为常见病理变化。但是几乎不会产生合并肝硬化。在这一病理结构基础上，才会导致“周围向中央填充”、“周边结节状增强”、“动脉期中央处不完全填充”等的产生，部分情况下还会产生动脉期的弥漫性增强。
星型瘢痕组织位于中央位置，纤维间隔呈放射排列，由中间开始向四周分散，血管、胆管、Kuffer细胞、肝细胞等是镜下重要组成；此时不会产生局部肝小叶，证明肝细胞会被放射状纤维组织分离，一条或数条动脉会在纤维间隔中生成；Kuffer细胞和肝血窦样结构会在纤维分隔间形成。在这一病理结构特点基础上，促使理论上超声造影增强的存在模式以轮辐状动脉和四周填充的形式为主，而延迟期增强因素可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类似肝血窦状结构的存在。这一增强特征存在于本组2例FNH中，增强模式产生于动脉期，也就是说能够快速的完成“中央向四周填充”的特征，通常无法快速辨别帧数。因此，产生的供血动脉、延迟期的等增强是FNH的有力诊断证据。血供丰富程度、原发癌病理会对转移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呈现出相对复杂的肝转移癌灌注增强表现。但是门静脉双重供血为在转移癌中体现，因此良恶性病理区别过程中可以以CEUS为基础。在对2012版《肝脏超声造影临床应用指南》进行综合应用的过程中，针对非肝硬化背景下结节，动脉期的高增强和延迟期的低增强，均应怀疑恶性。
目前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的超声诊断新技术这一就是肝脏超声造影，临床应用指南于2004年得以颁布，并在2008和2012年得到了更新和改进。在对超声造影进行合理应用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准确、灵活的诊断肝占位病变。
肝细胞肝癌通常在动脉期表现为高增强，一般为杂乱扭曲的血管网状增强模式，在门脉期和延迟期，肝细胞肝癌通常显示为低增强，但也有分化良好的肝细胞肝癌可能呈等增强。动脉期的高增强是从外周开始均匀填充。
肝本组病例胰腺癌1例，原发性胃癌3例、结肠癌5例，由于基础病史存在，诊断基本正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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