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反思与重塑
摘要 全球气候治理离不开公众个体气候变化科学知识、公众参与法律规范认知素质的培养与提升，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以知识和规范认知为基础的公众个体自觉而合理的气候变化应对行为。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解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可以发现，认知的来源或基础主要集中在经验传导、舆论塑造、教育传输以及规范指引等功能或作用。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除存在着传统的、一致的障碍与难题，从认知视域解读，还暴露出公众难以认清气候变化客观紧迫性，难以辨识气候变化的科学成因与准确应对，更难以判断参与过程的公共政策选择与支持等困境。以认知、态度与行为理论以及规范指引行为理论为逻辑思路，构建出一条主动的、责任的公众参与气候应对路径以解决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规范难题并回应公众参与的一般困境。通过建立以公民教育和气候变化教育为两大层面、以知识、情感与技能为三大层次的认知供给体系弥补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以及公民气候变化应对法律责任时机尚不成熟的缺陷，夯实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知识基础、情感基础与资格基础;通过建立公众气候变化传播权，解除信息公开单向线性的弊病和破除公众参与被动、后置的阻难，提升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决策的可能性、主动性和有效性，确认公众风险沟通的话语权;通过拓展公众非正式和个体化参与的途径，紧急应对当下公众参与在知识和能力上的局限;通过确立公众个体非正式、组织化的参与行为的权利与效能，纠正气候变化应对科技对策与信息传导潜在的利益取向偏颇，强化公众觉知与科学数据之间的连结，降低沟通与政策实施成本，并反向刺激公众参与的自主意识。
关键词 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规范认知;气候变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 D922.6;D6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10-0115-09 DOI：10.12062/cpre.20190612
除不可窥见的自然界气候的规律变化外，全球气候变化肇因于广泛的人类活动[1]，因而，限制人类温室气体的排放自然成为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必要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科学技术革新层面的支持，而且依靠社会层面法律规范对于人类行为的纠正与限制。然而，被动或强制的行为管控也并非长久之策，应当回归公众为主体的分析，重新审视公众的能动作用，由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参与。据统计，同意公众个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比例高达71%，甚至高于对国际组织的认同[2]。
本文的“公众”不囊括NGO、社会团体等非权威组织，不采用“公民”一词在于承认公众的群体性及其行为。因此，“公众”意指单独个人或多数众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认知理论主张，人的行为源自社会方面的动力更具有决定性，且人的行为塑造于其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相关外在因素。也就是说，以认知为基础，个人对于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看法或者对社会的期待等都会影响个人的行为，更甚之，影响其所生活的整体周遭。因此，公众积极地、成功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先决条件应然为信息的获取与运用，即认知的可能和程度决定应对行为的可能与程度[3]。《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2012）总则列明“公众参与原则”，并于第七章专门规定“提高全民的气候变化科学素质，增强全社会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气候的自觉意识”。“全民”“全社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不言自明。公众的气候风险认知直接影响个人应对行为的选择，其气候变化意识更是直接决定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态度。如何理性地反思和重构我国气候变化应对公众与面向的规范路径仍需要谨慎对待[4]。
1 气候变化的公众认知解构
现有气候变化公众认知的研究以类型化的分析方法予以梳理，可以大致概括并类分为：以特定人群或特定学科为研究样本，将政策优化的途径归于注重样本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开展气候变化教育与气候变化信息传播;以特定行业为研究视域，描述气候变化的科学态征;以国别或国际为对比研究的范畴，揭露气候变化公众认知的现状以及公众参与意愿与行为表现。这其中存在多个相似或相同的识别因素。
1.1 气候变化公众认知的途径
环境心理学认为，个体行为与周遭环境存在相互影响，并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信息交换。感知——输入过程，从环境中提取和接收相关信息;认知——输出过程，以感知为基础，对环境的识别和理解;行为——输出后过程，以认知为基础，对行为的选择和行动[5]。就气候变化而言，公众一般从以下四个途径认知气候变化：一是经验，或称实践。根据IPCC的定义，气候变化适应行为正是人们在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下适应地选择生产或生活方式[6]，一种本能地信息觉察[7]与行为选择。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存在双向作用关系，感知成为行为的心理基础，且程度呈现出正相关;而行为成为感知的先验。农业作为自然气候依赖性产业，极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事实上，具有更多生产经验的农民更为关注气候变化，也更为主动地采取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8]。这也证实感知程度与环境变化程度、环境对生活影响程度正相关的结论[9]。二是舆论。公众了解气候变化依赖于媒体的信息传播。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媒体争相报道全球气候变暖议题与现象，美国公众对此的关注因而达到巅峰。舆论变相激励公众能够或准确识别气候变化风险，也一定程度上左右公众的政策倾向与个人选择[10]。亦即，公众理解气候变化以针对性的传播对策[11]为基础和高效的气候变化科学传播体系[12]為前提。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参与意愿及信心、行为参与度[13]都关涉媒体的传播。客观科学解释下的气候变化知识与主观自觉感知下的气候变化认知达到一致的情形下，相关公共政策和个人行为的选择才具有更高程度的接受性。三是教化。借助环境教育，将作为主要污染群体的城市公民[14]、作为新生力量的学生群体[15]等列为教育对象，不仅开展普识性的科学知识教育活动，而且宣导国内外、国际上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或政策，还注重培养人们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16]，摒除文化偏见导致的高知分子消极应对的现象，破除对气候变化影响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安全方面简单认知[17]的困境，形成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普遍意识，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应对的普遍行为，是国际上的共识性选择。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知识传输、观念塑造或能力培养的过程。四是规范。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做出价值判断——好与坏、适当或不适当、可接受或不可接受以及正当性或不具正当性等均是立足于感知基础，这一基础则是由社会规范（包括政策、国际规约等）所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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