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食联中国创始人
在食联中国创始人刘全勋看来，除草剂为代表的化学农业从某种程度上毁灭了中国农药的道德底线。
除草剂背后的转基因泛滥
《齐鲁周刊》：作为有机农业的代表，您如何评价化学农业的功与过？
刘全勋：从种植业来讲，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其中，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功不可没。
但增长的背后，引发的环境问题令人担忧。目前中国的粮食增产，主要靠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以化肥为例，化肥施用以后只有35%有效，65%都是污染物留在环境中。就是这65%的“残留”给土壤与水资源带来了很大的污染。
《齐鲁周刊》：在您看来，除草剂泛滥的原因是什么？
刘全勋：除草几乎占据了农田管理的一大半时间，也是农活中最辛苦的。能用10元一瓶的除草剂解决的事，农民干吗还要费时费力地进行人工除草？再一个，因为违规的成本不高，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成本，农业生产者开始滥用化肥、农药、除草剂。
《齐鲁周刊》：除草剂与转基因农作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刘全勋：除草剂是农药一种，说到除草剂就得说转基因。除草剂是除草的，但是庄稼也是一种草，你如何让它不除庄稼？那就给庄稼做基因改造，就让它里面有对抗除草剂的片断，这样一来，我这个除草剂只对草管用，对玉米、小麦、大豆没用。
《齐鲁周刊》：也就是说除草剂泛滥与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推广也有关系？
刘全勋：是。当然抗除草剂基因，不一定在转基因作物里面才有，但是有些作物，天然是不具有除草剂基因的，那就必须要通过转基因的方式来拥有。特别是大豆、玉米，它不具有抗除草剂基因，你就得给它植入这种基因，你植入基因，就是转基因技术来做。
科技的善意来源于人的善意
《齐鲁周刊》：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上涨，如果不是搞有机农业，再让他们用人工的方式去除草，这也不太现实。
刘全勋：除草剂可以用，也可以开发，但是我个人感觉除草剂的开发应该以什么为方向呢？以非转基因作物的应用为方向，而且对人类无害为方向。
《齐鲁周刊》：现在的除草剂基本上都是以转基因为方向做研究的吗？
刘全勋：大部分是，当然也有一些生物除草剂，它的价格就贵一些。
《齐鲁周刊》：有不少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走向了摈弃一切科技元素的做法。
刘全勋：我不反对技术，因为也不可能回到那种纯粹原始的状态，要解决粮食问题，再去一把一把地拔草、除草，那不大现实。
《齐鲁周刊》：我们需要相信科技的善意。
刘全勋：科技的善意来源于人的善意，科技本身没有善恶。
《齐鲁周刊》：科技总是在改变生活，虽然说改变不一定是好和坏。
刘全勋：对，人利用科技最根本的目的是让生活变得更好，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坏。但是在利用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过犹不及的情况。比如说以转基因为方向的除草剂的研究，短期之内转基因作物大规模的种植，除草剂打上以后，一年四季都不用除草了，多好，多节省人工，但是长期来看，整个生产链全破坏了，我这里只能长转基因作物了。
为什么说西方转基因企业能够实现你的种子垄断？自己的地里遗留了大量的除草剂，这种除草剂的残留会导致本土物种的消亡，我外来的物种有抗这种除草剂的基因片断，它可能就活。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你国家的粮食命脉。
重建农业道德底线
《齐鲁周刊》：回乡是不少城市白领的一个田园梦，但现在好多人发现自己都回不去了，记忆中的农村已经消失了，您做有机农业，您心目中的现代农村图景应该是什么样子？
刘全勋：中国现在搞美丽乡村，什么样的乡村是美丽乡村？中国的美丽乡村就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做到环境优美、生活便利、空气清新、水质干净、食品安全，在衣食住行各方面能让这里的人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自卑感。
《齐鲁周刊》：古代的人做官，到最后都是告老还乡，再大的官员，退休之后，他不会住在京城里。
刘全勋：是。现在告老也还不了乡，但是古代的告老还乡也是一种利益的延续，那个时候他从统治秩序里面获得利益，再到农村里去，延续他的利益扩展，这是一种封建社会，咱们不可能走这个老路。我们需要在农村重建一种农业道德底线。现在有这样一种状况，不少农民会为自家留一块地，给市场使用另一块地。“为生活而生产”的地块主要满足家庭消费，就会少施肥少打药，甚至不打药，生产出安全产品，为市场而生产的就无法达到这一标准。这是我们现在的农业道德困境。
《齐鲁周刊》：但是也不能空谈，做安全农业的成本毕竟比较高，有些坚持有机理念的农业企业无法实现盈利。
刘全勋：这要靠两个方面，一个靠法治，真的要严格执法，乱世就得用重典。不能让做有毒农业的收益又高，条件又好，开宝马、住洋房，而做安全农业的，家里穷的叮当响，这肯定是不行的，你要安全农业，就要把害群之马逐步去清理掉，这个力量只有靠政府。另外科技要跟上，不让用剧毒农药了，低毒农药你又没有，那大田里闹虫灾、闹虫害了，你让老百姓都去喝西北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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