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贵州农耕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要：历史上贵州各民族创造了多种农耕经济文化类型，贵州的传统农耕文化因其诸多可持续发展因素而能够传承至今。时至今日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贵州农耕文化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生态环境的重建，将为贵州农耕文化的发展带来广阔前景。
关键词：农耕文化；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4－0105－05
收稿日期：2006－06－20。
[作者]吴嵘(1970—)，男，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Analyse on the Reason of the Cultivation Culture"s Continued Development in Guizhou
WU Rong
(Guizho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Guiynng, Guizhou550004,China)
Abstract：Every ethnic groups have created many economic culture types of the cultivation in the history of Guizhou, The traditional adtivation culture in Guizhou spread on today for it many seasons of continue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ivation culture is faced with a giant challenge for the reason of worsen ecology enviroment in Guizhou today.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ivation culture has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reasons of progress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adjust industrial makeup,rebuil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cultivation culture;agriculture;continued development
贵州各民族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长期发展中，各民族不断探索出适应贵州山地生态环境的各种农耕方式，并将其传承至今。但是近现代以来，由于人口的激增，人们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把农业现代化建设作为农业发展的目标，为追求农业的规模化而盲目地毁林开荒，同时把“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作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虽然农业建设在一段时间期内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建设中忽视了生态规律，因而引发了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水资源紧张、石漠化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农业生产及其发展陷于难以为继的境地。反观传统农业由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环境的保护，讲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因此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至今传统农耕文化在贵州的某些地域仍能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对贵州传统农耕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因素的研究，不仅能探索时代背景下贵州传统农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也能为贵州山区如何建设新型的生态农业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贵州传统农耕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贵州的各民族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不仅成功地改造、利用自然环境和各种资源，获得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料，而且还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农耕文化。到20世纪80年代，贵州农业仍然保存较多的传统成份，按照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在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之下，仍然能够清晰地划分出4个经济文化类型。即：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猎型、山地耕牧型和具有山区梯田特色的丘陵稻作农耕型。贵州农耕文化能够保持得如此完整，这除了由于贵州地处山区，交通阻碍，受外界影响极小的原因之外，其文化内部所具有的可持续发展因子是贵州农耕文化得以传承并发展的重要因素。
1、悠久的农耕历史和厚重的农耕文化
贵州各民族很早就开始操持农耕生活，从贵州近年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出，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开始，贵州人类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在平坝飞虎山和安龙观音洞的古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箭镞和网坠说明当时狩猎、捕鱼都有较大进步。在平坝飞虎山遗址中出土了石锛、石斧、石刀和骨铲，标志着纯粹取之于自然的经济在向着不断创造新财富的农业生产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其础上，人类逐渐定居而成村落。在这方面，有在普安铜鼓山的发现立柱式房屋遗址一座，在毕节青场发现的房屋遗址四座可以为证。在威宁中水大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长0.7米、宽0.2米、厚0.14米的碳化谷物，鉴定为水稻，证明了贵州是水稻起源很早的地区。
根据一些历史文献记载中，贵州各民族不仅很早就从事农耕生产，而且早在汉代以前就已形成几种不同的农耕类型。世居贵州的古代民族主要有百濮、百越、苗瑶、氐羌等几个族系。这几个族系在历史发展中都创造了不同的农耕经济类型。
贵州农耕文化不仅起源很早，而且它对其它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深深地渗透于其它文化之中，如许多民族的节日活动、生活习俗、婚礼丧仪、宗教仪式都包含了农耕生活内容，农耕文化已与节日文化、建筑文化、婚俗文化、宗教文化等各种文化形式相互交融一起，形成了贵州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而正是由于诸文化交汇而产生的文化互动，推动着贵州农耕文化的不断发展。
2、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农耕技术
明以前，贵州的农业尚处于比较粗放的阶段，与先进地区有较大差距。虽然贵州从事农耕比较早，有些地方早已是“耕田有邑聚”，开始水稻栽培，但直到唐宋时期，仍然是“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耕作“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土，又不耕耘，一任于天”。或使用踏犁，“踏犁五日，
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牛耕之深于土”。在广大山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其生产力十分低下。
自明代以来，由于大规模的移民，把中原长期积累起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传入贵州，贵州农业有了很大的进展，表现在改进耕作制度与耕作技术、水利建设、推广牛耕、制造农具、引进和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等方面，这使得贵州各民族传统农耕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领导下，贵州各地积极改革耕作制度、推广良种、改革栽培技术、提倡积肥和施肥、防治病虫害、改革中低产田、防治兽疫、开展植树造林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不断增加农业投入，扩大农业技术装备，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水平，增加了农业发展后劲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村经济和粮食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贵州农耕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3、各民族善于利用生物多样性
贵州大部分地方，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热配合良好，而且生态环境多样，生物资源种类繁多，从亚热带到暖温带的动、植物均有分布。野生植物约3800种，野生动物超过1000种，这些生物资源就成为贵州农业建立的物质基础，人们耕田以食，纺织以自衣，劈竹以制器，伐木以建屋，山上可以捕猎罗雀，河里可以捞取鱼虾，还可以采集野果野菜。各民族在农耕生活中除了利用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之外，还对其进行长期选育，并培育出繁多的适合当地发展农业所需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畜禽品种，一些品种如关岭牛、可乐猪、小香猪、黑糯米、糯高粱、糯小米等更是驰名省内外的地方优良品种。在贵州山区，各个民族因居住地区不同，地理环境差异，其中耕种的农作物不尽相同；就是同一民族，因分布地区不同，农作物的栽培品种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笔者曾于2005年在从江县往洞乡朝利村进行调查时发现，在方圆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当地侗族根据土壤、日照、灌溉、地势等条件的不同，安排种置的糯禾品种竟达18种之多。这说明了贵州各民族对各生物品种特性的掌握以及利用具有很高的水平。
4、与环境相适应的农耕方式
贵州各民族在开发贵州的历史上，讲求对环境的适应，在实际生产中他们因地制宜，宜耕则耕、宜猎则猎、宜牧则牧，使得贵州现今仍留存了多种农耕类型。这些不同的农耕类型是人们在改造自然、适应自然过程中的一种选择。以刀耕火种为例，刀耕火种从现今来看，作为原始农业的起源方式，它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极具破坏性。但是，从历史的、自然的角度来分析，它却是适应生境的结果。
在贵州，“地广人稀”是明代以前特别突出的社会现象。由于人烟稀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因而土地大部分未经开垦，故在明代方志中，常有“黔不患无田而患无人”、“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的记载。在“地旷人稀”的情况下，一方面人们为了追求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由于山形陡峻，地势险恶，灌溉比较困难。因此选择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就不难理解。彝族的先民原本是游牧民族，但是在进入贵州以后也“耕山到处皆凭火，出入无人不带刀”。就是拥有先进农耕技术的汉族屯军在进入贵州以后，也有部分屯军向当地的少数民族学习这种生产方式，这从明正德年间王阳明谪贬贵州所见到的“山荒聊可田，钱A还易办。夷俗多火种，仿习亦颇便” 的情况亦可证明。由此可见，刀耕火种也是贵州少数民族进行农业生产中为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选择。
5、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的生态思想
在贵州各民族的传统观念中，人与万物皆同源，不仅人有生命与思维，万物亦有它的生命与思维。因此，人与物要和睦相处，人如对万物过分的采撷、猎取和破坏，将要遭到万物的报复和惩罚。贵州许多民族长期以来奉承“择而捕之，适可而捕”的传统渔猎观念和“抓大放小”的狩猎方法。如在捕鱼、捕鸟过程中，若毫不费力的捕获到鱼、鸟，或捕到太多的鱼、鸟，都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轻者要生病，重者要死亡。如上山打鸟，或下河捕鱼，遇到受伤的鱼、鸟都忌捕捉。过去都柳江畔人们所用的鱼网，网眼大小有一定的规定，最小不能小于二指。在九洞地区，人们上山诱鸟时，如飞来的鸟太多，一般人们见此即收拾工具回家。据说如不这样要遭到老虎的偷袭。以上说法和规定，其目的都是要人们“适可而捕”，捕时不要太贪心，要留有余种才行。同时，还有一条就是“择而捕之”并不是什么野兽、什么鸟都要捕杀，对有些益鸟，也是少捕或禁捕。
在丘陵地区，稻作民族高度重视对环境的开发利用，由于水稻对于水资源的要求，人们在生产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保护的问题。尽管这种保护是下意识的。在经营梯田的山区，这种下意识的保护尤为明显。梯田一般由坡脚向山坡上延伸，其延伸度一般与山泉的出水位置（海拔）略低一点，以保证山泉能够自流灌溉。梯田之上的山坡一般不再经营旱地，山坡的梯田上部一般皆为翠绿的森林。这是因为，坡头上森林是水泉涓涓流淌的植被保证，暴雨季节，山下的梯田可以接收山上冲刷而下的有机养份，又不至于造成水土流失。这一区域的人们经营旱地一般选择在无山泉或山泉水源无法保证灌溉的缓坡的坡面上。这种因经营土地而下意识保护生态的结果，是各地拥有了良好的植被。
6、各民族在农耕活动中不断探索和掌握农业生态技术
在清水江、都柳江区域内各民族皆有“稻田养鱼”的传统。表面上看，稻田养鱼似乎体现人们关于生产经营的多样性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结果。当地人们对于稻田养鱼有着其它解释。在三都阳基乡一带，当地人认为，稻田养鱼，除了增加鱼的产量，还具有除草的作用，所以他们偏爱于喂养草鱼，这样，稻田中的杂草在生长初期，就会被草鱼吃掉，从而起到了清洁稻田的作用。而在三都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独山本寨、都匀套头等地区，人们认为“稻田养鱼”另一种实用功效是防治病虫害。栽秧季节，在稻田中放入适量的鲤鱼苗，在秧苗返青和分蘖的季节，幼小的蝗虫和水稻根部的细稻蚊就会成为鲤鱼口中的食物，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防虫目的，以保证农作物的生长。少数民族利用动物的食物链进行病虫害防治，是无污染的的生态病虫害防治方法，这是当代国内外学者研究和推崇的防治方法。稻耕民族除对水稻的栽培技术及管理有着一套较为传统的完整体系外，尤其重视田土肥力的保养，许多种植糯米的地区，每当成熟之际，只用摘禾刀将穗摘去，而所余禾杆全部还田，这与近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灰分还田”原理十分契合。另外稻耕民族比较注重有机肥的施用，一般人家都喂牛，每年春耕时期，便将牛栏里的牛粪与青草或稻草混合发酵，然后挑放到田地作为肥料。若牛粪少，则相互帮忙上坡采摘秧青埋于水田中发酵，在秋末冬初把田旁的草木铲入田中或挑村中阴沟、排水沟肥土入田，以此确保稻田肥力不衰，粮食增收。稻耕民族对稻田肥力保持，除注重施肥和稻草还田外，传统上还十分注重土地的休耕，田里除每年种一季稻谷外，什么也不种了，多留泡冬田，有利于地力的恢复，这种保护地力使“地力常新”的做法也非常符合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福冈提出的“自然农业（natural farming）”的生态农业理论。
二、现实中贵州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
贵州作为历史上几大民族系统的文化交汇之地和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具有气候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世居其上的众多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今天贵州民族文化绚丽多彩的局面。但是时至今日，传承了数千年的农耕文化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贵州长期以来大规模改变自然条件、使环境适应农业生物需求的能力还相当有限，因此，各民族注重根据农业地形地貌特点恰当地安排农业生物，在不同的区域和地段形成不同的农业基本结构，也因此衍生了不同类型的农耕文化。但是，贵州各农耕方式，一般来说是立足于地方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为主的一种农业方式。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有较大比例在系统内消耗掉，农产品商品率极低，大抵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仅仅能满足人类生存和简单的社会再生产，而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如何在农业生产资料有限性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使其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产品，这对传统农耕方式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生态问题日益严峻是传统农业生产难以为继的重要因素。目前贵州生态环境非常恶劣，主要表现在：一是陡坡开荒严重；二是水土流失愈演愈烈；三是土地石漠化的不断加剧。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拓荒处女地的消失和可猎取鸟兽的森林的锐减，刀耕火种文化和山地耕猎文化，无论是继续维系原有的生计方式或转而操持其他生计方式，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恢复生态；在山地耕牧类型中，目前维系其种植业和畜牧业比例协调发展的亦是十分脆弱的生态植被系统，一旦任何因素破坏这种平衡，后果将无法设想。因此，该经济文化类型同样存在最大限度调整生态系统良性发展，以增强其抗击被破坏的能力；丘陵稻作型农耕，虽然因对水源的追求而较大范围地实现了无意识的保护自然生态的局面，问题是，随着人口压力增加而形成的对食物数量愈来愈庞大的需求，这一经济文化类型中，也在不断滋长着破坏自然生态的因素，因此，这一类型亦面临着如何更好地保护生态的问题。因此各类型农耕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恢复生态环境的问题。
三、贵州农耕文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1、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贵州农耕文化的发展提供广阔前景
在知识经济来临的今天，知识作为生产资本和生产要素，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贵州省近年来农业的发展和实践，我们可以推断，科学技术将成为第一生产力推动贵州农业的发展。“七五”期间以来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地推广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水稻两段育秧、稻田半旱式栽培、玉米地膜覆盖和育苗移栽、旱地分带轮作多熟制、油菜育苗移栽、微量元素肥料、再生稻、科学喷洒农药等适用技术，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事实证明，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为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农业发展的第一要素，这将为土地资源缺乏的贵州农业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现代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推广也为贵州农耕方式转型提供了保证，例如把刀耕火种土地转变为多年生种植园，让坡耕地变成果园、茶园、药园等等，这样不仅有效地保护生态，且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
2、产业结构调整将有助于农耕文化的继续发展
农业作为贵州省的基础产业，一直承载着的巨大的压力。农业除了提供农业维持自身发展的必需产品外，还必须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食品、物资、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撑，这造成了用于农业自身的扩大再生产的积累不足，影响了农业的大发展。在国家着力调整产业结构的今天，农业承受的压力正逐步减轻，从近年来我国取消沿袭几千年的农业税征收以及中央加大农业投入的情况来看，随着农业投入的不断增加，农业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
同时，我国正处于一个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的时期，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人口正向非农产业快速转移，近几年兴起了“打工潮”已使某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正因为由于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压力不断减轻，农业生产向规模化发展成为可能，农业生产效益将会有显著增加。
3、生态环境的重建是农耕文化持续发展的条件
恢复生态环境的实施就是要将不宜于农耕的土地适时退耕还林还草。近年来，我国粮食出现阶段性的过剩，粮食价格持续走低。因此，贵州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粮食等农产品相对充裕的有利时机，争取国家的资金和粮食扶持，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综合性措施，以粮换林（草）。通过退耕还林打断恶性循环，恢复生态平衡，在生态环境恢复与改善前提下，再发展贵州绚丽多彩的农耕文化，这种“反弹琵琶”看似经不纡曲，实则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贵州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在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中，“贵州省建设成为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加快以退耕还林还草和天然林保护为重点的生态建设”作为贵州省今后重要发展目标。我们相信在西部开发的大潮中，贵州生态将得到巨大的改善，石漠化地区将重新披上绿装，草场更青，森林更茂，水流更蓝。曾经诞生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绚丽多彩的农耕文化，也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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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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