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人口学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以人为本”的政府决策至少不会比过往的30年更加激进。

“中国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用不了多少年，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太少了，而不是太多。”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看看拥挤的城市、有限的资源，这样的担忧听起来多半像是危言耸听，但如今这却是中国人口学界的主流论调。

60年就像一个轮回，当年马寅初振臂高呼，中国人口太多了，应该立即严格限制生育。而今，一大批人口学家，四处奔走，呼吁中央政府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生育。

“人口学有人口学自身的铁律，如果违背客观规律，一味控制人口增长，必将会遭到惩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低生育率时代，今天中国人口增长已经过慢，而政府和一般老百姓都对此问题认识不足，作为专业的研究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些告知公众和决策者。就在2009年初，他和他的同事联合了一大批人口学界知名研究者，联名向中央政府动议尽快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看来，人口学界充满了荒谬和空洞的理论。“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人口增长，将人口总量降下来。”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主流人口学界关于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种种理论和说辭一一批驳，并利用各种途径向最高当局写信：无论这个世界上充满多少花言巧语，我们都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我们有能力把中国这项最伟大的事业，以上下都满意的方式，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与50多年前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争论相比，今天关于人口政策的争论，激烈程度丝毫不减当年。这是一个困扰了中国60年的基础命题，回顾共和国60年历史，人口政策的每一次变迁，无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同时，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

一个怀抱富强梦的中国，在追逐现代化的道路上，到底需要多少，人?每一代的执政者和研究者之间总是充满了争论与妥协，而每一次庙堂之高的争论和随之而来的制度设计，都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

毛泽东与马寅初

生于1882年的马寅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人口问题而留名史册的知识分子。一直到今天，讨论中国的人口制度时，马寅初都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957年6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书面发言，他根据195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新中国人口增殖大快，国家机器必须依靠强权来控制人口。

在当年2月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面，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那次发言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后来，马寅初一系列关于“人口控制”的制度设计被概括成“新人口论”，被广泛讨论。今天读来，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其“新人口论”主要是从消费与积累、提高工业化建设的劳动生产率等现实的国家经济形势来论述人口问题。他说，中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太慢，他引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实例是苏联帮助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粮食仓库，通过种种劳动率数据对比，他认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人口的增加消耗了国民财富，变成了国家的负担，因此必须加以控制。

将当时的6亿人口完全作为生产机器来衡量，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今天听来，工具理性的意味过于强烈。但1950年代的中国，正是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套“人口控制”理论一度赞赏有加，在那次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当场就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马老讲的很好。”

由国家机器全盘掌控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生育计划，这些听起来完全符合毛泽东对于国家建设理想主义的制度设计。“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地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类似这样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论述，在《毛泽东选集》中并不鲜见。

但是，当这套理论被拿去检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出现了诸多不适。“那个年代，中国刚刚打了那么多年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刚刚稳定下来，过上好日子，还不让我们生孩子吗?”回顾历史情境，顾宝昌说，当时对于“控制人口”的不理解其实广泛存在于人民群众中，马寅初的理论虽然充满了漏洞，但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敏锐观察力观察到了那个时代隐藏在社会深处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这个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无法接受的。

检视当年的各类人口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人口的急速增长，最大的原因在于死亡率的降低。“与1949年前相比，人口的出生率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最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安定，医疗条件改善，死亡率降低了。”顾宝昌说，共和国前20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死亡率的降低问题。

事实上，1950年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第一个10年，那个时候，世界上主要大国的人口增长率都比较高，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在动荡之后必将迎来复苏的历史规律，横向对比，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大体与这些国家同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人们的生活好不容易改善了，自然想多生孩子，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但那都是产生于农业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在还没有进入工业时代时是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这种超前的观念不被重视也几乎是必然。

加之后来的3年自然灾害、大饥荒、苏联人中断了援助，一切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中国人是不是太多了?这样的担忧在风云变幻的国事变迁中消弭于无形，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很快淡出了历史舞台，而他本人的政治遭遇，则是另外一则故事。

如今，那场争论已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强权抗争的符号性事件。倒是那场争论之后的人口政策到底对中国社会之后的变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乏人关心。

现在看来，那20年人口剧增，对后来的中国社会至少有两层意义，一个是为改革开放前期提供了农业劳动力，正是对农业的“剪刀差”式剥削为中国积累了工业化的原始基础；二是为改革开放后期提供了廉价的产业工人。不管廉价劳动力支撑起的中国经济成功背后充满了多少不公和低效率，但这确实是中国最近30年的真实景象。

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下，人口到底是负担还是财富，看起来并不像当初的知识精英们所预见的那样无可置疑。

计划生育

马寅初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控制人口”的议题并没有退出中国。早在1970年代，当共和国迎来第二个20年时，计划生育就再次提上国家议程。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制订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计划生育时代”。在顾宝昌看来，计划生育事实上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是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当时国家下决心调整人口政策，一是人口数量本身的压力，另一个则是经济因素，“当时中国经济接近崩溃，吸纳人口就业能力极弱，加上知青回城等等因素，让决策者深深感受到适龄就业人口过多。”顾宝昌说，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因素。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原本就是就业问题，不得不把他们赶到农村，跟农民抢食吃。”李小平也认为，到了1970年代以后，国家百废待举，知青回城，一大批适龄就业人口无法安置，这些促成了当时的领导者下定决心要搞计划生育，至少要在城市开始搞。

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自然增长率下降超过10％，整个1970年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最快的时代。“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主要是解决非意愿生育的问题。”顾宝昌说，那个时候生育率急剧下降，关键原因在于民众意愿，而非国家强制，老百姓自己其实都不愿意生育太多孩子。

1980年，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开始讨论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随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出“一胎制”，尤其是在城市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今天人口学界对现行人口政策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主要诟病就集中于1980年代以后的“一胎制”模式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认为，这是在触及意愿生育的问题，效果不彰且不够科学。

“1980年代，国家出台更严厉的生育政策，是在当时百废待举的形势下，希望从人口方面帮助国家复兴。”顾宝昌说，决策者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人口问题也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不是电灯泡，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当良好愿望超过了客观规律的时候，就会遭到惩罚。

1980年以后，执政者确信控制人口是一项有利于中华民族现实和长远利益的制度设计，现实的紧迫性加上执政道德感的驱使，在推行计划生育的问题上，国家意志的强烈超过了任何一项制度，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定为基本国策，30年来，计划生育的标语几乎刷满了中國大地。但是，当强大的公权力触及人民意愿生育的底线时，遭遇的反弹同样是强烈的。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计划生育问题都被列为媒体、学术等各种争论的禁区，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生活里，计划生育都是无法抹去的记忆，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人民而言，在追逐强国梦的道路上，计划生育成为我们似乎别无选择的悲情史。到今天，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开花结果，当年被计划成独生子女的一代，今天被称为“80后”，已经开始成长为中国在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主体力量。

30年的改革开放，也已经将经济学家们念念不忘的人口红利支付殆尽。独生子女的一代逐渐感受到人口政策的负面影响。他们的父辈中，许多人面临的是老无所依。

“中国历史上就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可是今天儿子少了，社会保障制度却远远没有建立起来。”顾宝昌说，这一代人注定要承担起历史的阵痛。

今天，独生子女的一代人，面临的是住房、医疗、教育全方位的市场化，他们既要承担计划生育留给他们的巨大的养老负担，又要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劳动投入到市场化的竞争中去，以至这一代人被广泛诟病为丧失理想，缺乏责任，拜金主义，物质至上。

低生育率时代

就像1980年前后，经济崩溃和就业压力促成了那一轮人口政策调整一样，进入21世纪以来，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巨大压力让执政者不得不开始酝酿新一轮人口政策调整。

学术界的争论早在2000年就已经开始。那一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的一个指标“总和生育率”让整个人口学界如坐针毡。在考察生育水平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关系中，人口学家特别提出了“更替水平”的概念，即一个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所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

为了达到更替水平，人口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和生育率”必须维持在2.1以上，警戒线则是1.8。而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1.22。

这个指标的持续走低对中国的人口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通常被认为主要会产生三大无法回避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是青壮年人口、幼儿人口持续减少，这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对教育行业的招生都形成强烈冲击；二是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未富先老，以超越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的姿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必然使得就业人口不堪养老保障的重负；三是过低的总和生育率又畸形刺激了部分家庭一定要生男孩的心理，这会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衡。

其中，老龄化问题带给执政者的现实压力最为明显，也因此成为围绕人口政策调整争论最激烈的一点。“从我学习人口学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在接触高生育率概念。一切科研、课题都是围绕如何降低生育率进行的。”顾宝昌说，毫无疑问，中国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而对低生育率状态下人口政策的认知，我们才刚刚开始，低生育率人口状态对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等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都还缺乏科学的研究。

在人口学界，李小平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少数派。他对中国迈入低生育率时代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在他看来，低生育率时代绝不是坏事。“老龄化的过程就是消灭过剩人口的过程，而消灭过剩人口的过程，就是中国转变发展模式的过程。”李小。平说，老龄化带给社会保障的种种难题，必须也完全能够依靠社会化养老制度的建立来解决，而不是让中国人回到‘养儿防老’的老路上去。为此，他自己设计出一整套将养老制度、土地制度和生育制度和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的解决方案并对此充满信心。

2002年，在第八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李小平提出了中国的两个百年人口目标：2100年降到8亿～10亿之间并力争更低；2200年降到3亿～5亿之间。“为此，就需要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左右并长期保持下去。”他的观点听起来如此激进而遭到了诸多学者以及网友激烈的口诛笔伐。

但6年多来，李小平在网络、学术会议等各种场合，从未停止过为自己辩护。“我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学家，更希望成为一个为中国成长为世界一流国家而贡献全部智慧的

人。”他坚信自己通过各种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的人口规模早已超过了成为一流国家的环境承载力。即使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仍然要增长到2035年，才可能停下来。因此，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加速人口零增长，绝不是放开二胎。

而所谓的劳动力危机，在李小平看来也是个伪命题。“以前总喜欢说人口红利，可那只是相对的红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除了廉价劳动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因此只能做世界工厂。”李小平说，拥有10亿人的中国，资源的紧张和压迫，决定了我们永远只能低层次发展。中国今天需要的是绝对优势。而这只能依靠更少的人，更发达的科技，提供更加完善的教育、医疗和生存环境。人在科技上的创造力才会实现。

谁能影响决策?

从2000年至今，学术界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激烈争论已经进行了近10年，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一方是拿老龄化、劳动力危机、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来警告决策者。另一方则是拿人口与资源环境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来提醒决策者。但二者都有着无法自圆其说之处。

现在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开始生儿育女的时间段，今天的老龄化问题与80后一代人将来会面临的问题，听起来并不像是同一件事。现在所激烈争论的问题，大多是当80后一代老去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科技水平将会是怎样的状况，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能给出明确的描绘，就像1960年代的毛泽东和马寅初根本想象不到1980年代的中国一样。

而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造成的?跟人口数量究竟有着怎样的正相关关系?这些都还需要研究者们给出更具说服力的论证。

与6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是学术自由、还是学术质量，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因此，不少研究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达了乐观情绪，认为中国有能力做出更加科学的、有益于民族长远利益的人口政策调整。他们的理论框架，分析模型以及实证方法，都已经大大专业化了。依据这些专业模型，推演出的结论使得大多数人口学家们更加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

专业化的学术训练，确实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意见，但另一方面却把研究的视野变得狭窄，条块分割，使得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变得越来越僵硬。人口学又恰恰是这样一个与私人生育意愿、一个国家振兴的宏大策略，与经济形势、政治制度设计密切相关的问题。专业化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比以前更值得信赖?

在记者的采访中，李小平对于自己观点的论述听起来虽然不免极端，但他看起来更能超越人口学的视野来考量问题。“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再进行100年，也达不成统一意见，还是各自试验吧。”顾宝昌说，在这个问题上，他觉得邓小平的“不争论”策略最有实际意义。

2010年，中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而十二五計划的制订也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这将是中国人口政策迎来本质调整的最大契机。“不争论”的现实下，是各种流派知识分子，都在通过各类管道影响决策者，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主导未来的中国人口政策。

事实上，人口预测的历史，从来都是充满了失败的历史。人类从来都是在不断的人口增长中，寻求更加高级的生活、生产组织模式，通过新技术的创造，来克服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而人口控制的历史，同样是充满了失败的历史。人类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由强力推行的大规模人口控制，只有中国。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以人为本”的政府决策至少不会比过往的30年更加激进。而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洪流冲击与计划生育宣传包围中成长起来的育龄夫妇，与他们的父辈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上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极度私人化的问题上，人民的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更将会决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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