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也谈〈中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类目设置》一文的再探讨（一）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载了陈标《也谈〈中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类目设置》一文（下称“陈文”），指出了施振宏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中图法）“中国当代史”类目设置问题探讨》一文中：“只提出要注意到‘中国当代史’与‘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类目设置的联系和区别，没有提出应当根据‘合并同类’的原则，取消‘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并入‘K27’”和“‘将建国后的历史以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大历史时期，设立两个同位类’过于简单，不符合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图书的实际情况”的缺憾，“根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并按照‘合并同类’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出一个具体的修订方案”，笔者认真拜读后受益颇多。但同时也对其中：改革时期（新时期）的上限；取消“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下称“D65”）并入“K27”和相关实例归类的处理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似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里，冒昧提出一孔之见，权作是抛砖引玉。

1关于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起点的上限问题

在“陈文”的修订方案中，将“以改革与开放为特点”的时期，作为“K27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史）（1949年～）”（下称“K27”）类目下的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编列为“K274改革时期”，是符合建国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分期划分实际的。对此，笔者深表赞同。但同时亦对“陈文”把“改革时期”的起点确定为：“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持有异议。因为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徘徊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并未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上来，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新时期还没有真正揭开序幕。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起点的历史时期划分方法，目前已被广泛认同，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普遍采用和遵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要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以粉碎“四人帮”作为划分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坐标，下面这些精辟论述无疑为我们作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解答。谢荫明、陈静认为：“粉碎‘四人帮’虽然是很重大的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党的中心工作和大政方针均无明显变化，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主要精力还是搞政治运动。虽然和以前有所区别，总的任务是向安定团结和现代化建设转变，但指导思想没有变，这也是出现‘两年徘徊’的根本原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才使党站到了历史新起点，真正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时期。”[1]郭德宏认为：“严格地讲起来，新时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的。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只能看作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延续，或者后来新时期的酝酿，而不能看作新时期的真正开始。”[2]高继民认为：“新时期是相对‘文革’时期而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正是新时期区别‘文革’时期的根本标志。毫无疑问，新时期开始的标志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徘徊时期’之所以不是‘新时期’的开始，不仅是因为上述‘新时期’标志性的内容还没有或在孕育之中，更是因为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判断处理上与新时期的要求背道而驰，特别是在它的前半期。”[3]胡绳则进一步认为：“既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那么两年徘徊应当放在前一时期。”[4]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5]丁关根则用了三个“伟大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伟大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行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邓小平理论指导全党工作的伟大起点”[6]，高度概括和阐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界碑意义。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更是进一步强调和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7]“隔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8]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9]提法也是与上述观点相互呼应的。由此观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应是改革开放上限名副其实的界碑。

2 “D65”不宜与“K27”合并，而应各司其职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下称《中图法》）分别在“D6中国政治”和“K2中国史”类目下设置了：

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10]

D6511949年10月～1966年5月

D651.1土地改革

有关土改的方针、政策、文献、组织领导

等著作入此。

D651.2镇压反革命

〈平定西藏叛乱，4版改入D651.9〉

D651.3抗美援朝

D651.4三反、五反运动

D651.5肃反

D651.6整风、反右派斗争

党内整风入D264。

D651.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D651.9其他

平定西藏叛乱入此。

D652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林彪反党集团、“四人

帮”及论述“四.五”事件的著作入此。

D653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D6541979年1月～

{D659}其他

〈停用；4版改入D653与D654〉

K27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11]总论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入此。

以容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关“政治运动、政治事件”著作和相关“历史”著作。从类目划分和各自定位来看，两者既有内在的联系，又存在着明显区别。凡对政治事件、政治运动进行具体的研究、评论的著作，入“D65”类下的相关类目；凡系统、全面地研究或叙述某一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结果，或作历史回顾的著作入“K27”。前者的著述角度立足于现状，后者的侧重点则着眼于历史。既然如此，在分类标引相关文献时，两者应各司其职，也就自不待言了。显而易见，“陈文”“根据‘合并同类’的原则，取消‘D65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并入‘K27’”的做法，是让人难以认同的。

其一：作为政治大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D65”与“D6中国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若取消“D65”，则势必会破坏“D6中国政治”类目设置在整体上的完整、统一，混淆“政治”属性与“历史”属性类目的界限。

其二：与“D65”相对应，《中图法》还分别在“D73/77各国政治”（下称“D73/77”）、“D676.58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下称“D676.58”）、“D676.59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下称“D676.59”）[12]类目下的“专类复分表”中设置了“5政治运动与事件”。若将“D65”合并到“K27”，则割裂了同样情形的“D73/77”、“D676.58”、“D676.59澳门”与“D65”在类目设置上的共性统一，失去了其应有的的助记性和固有规律，也给分类标引带来了不必要的人为混乱。

其三：“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文献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将其集中归入“D65”或“D73/77”中的“5政治运动与事件”，彼此也更互为匹配。比如：《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集》入D651.1，《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入D651.3，《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入D651.5，《彻底平定西藏叛乱》入D651.9，《天安门事件真相》入D652，《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思考》、《握手在春天：连战、宋楚瑜应邀访问大陆》入D654，《八月政变》入D751.25，《伊朗门内幕大曝光》、《帝国噩梦：“9·11”美国惊世恐怖事件纪实》入D771.25等，就非常符合这类著作的内容主旨。否则，会造成著作内容与所属类目关系上的名不副实。

其四：“D65”由“K27”越俎代庖，有悖保持类目相对稳定的立类原则，将会人为导致大量文献的改动变化，不仅徒增了不必要的劳动，而且给《中图法》大量用户的检索、利用和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有鉴于此，“D65”不仅不应当被取消合并，反而应对其存在的薄弱环节（如D651、D652等的缺少类目名称）予以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3相关实例归类不够准确到位

“陈文”的一大特色就是在修订后的具体类目下，列举了大量实例以示说明。这一举措无论是增强用户对类目涵义的理解，还是指引用户在归类时能对号入座，皆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其所列相当数量的实例，在归类上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现择要陈述己见如下：

3.1下列实例归类不够妥当

3.1.1廖盖隆、庄浦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入K270.44

因为K270.44为采用纪事本末体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如：魏宏运主编《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为编年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故该书理应对号入座归入K270.43。

3.1.2戴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99》（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新华月报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4》（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进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89～199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入K270.44

因为所谓大事记，就是记大事，是“按年、月、日顺序排列重大事件，以便查考的材料。”[13]大事记虽然源于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但近现代以来出现的大事记，在内容上已不像编年体史书那样，记事、描述、追述、评说融为一体，而是仅限于记事，只提供事实本身。记述的内容，一般只包括事件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等基本要素。[14]况且大事记的编纂体例，除编年体外，还包括纪事本末体和分类编年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81－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85－1988》，记录了建国以来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具有全国意义的比较重大的事件。其体例便采用了分类与编年相结合的编排方法。全书依据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性质区分为政治、财政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中外关系五大类别，同一类别内的事件再依时间顺序排列）的大事记。基于此，根据被仿分的“K20（中国）通史”类下子目设置的实际情况，“大事记”只宜按内容归入“5历史事件”，而不应按形式归入“43编年”或“44纪事本末”。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89～199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等“大事记”性质的著作都应归入K270.5。

3.1.3俞卓立、张益珲著《目击二十年中国事件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入K270.6

该书的时间跨度仅涉及改革开放一个时期，即：“74改革时期（1976年10月～）”。按照“陈文”自己对总论类应涵盖时间范围的界定和总论类下各时期类目的划分，由于该书既不属于总论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也不属于跨两个以上多时期史著作，因而，该书只能归入K274.05方可自圆其说。退一步讲，该书即使按总论性质对待，也只能归入“K270.5历史事件”，而不能归入“K270.6史料（档案、笔记、旧闻、回忆录等入此）”。

3.2 按照《中图法》的类目设置和分类规定，不应归入“D65”或“K27”相关类目的实例

3.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入K271.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该书收入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纲领、决议、报告等文献92篇，分为8个专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国家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其内容属于中国政治的方针、政策范畴。按规定，中国政策文献汇编、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及其阐述入“D601方针、政策”。[15]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应归入D601。

3.2.2白希编著《大镇压：反革命归案伏法纪实》（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入K271.3镇压反革命（取消“D651．2镇压反革命”并入该类）

该书虽然以“镇压反革命”这一真实事件为表现对象，但该书却是用文学笔法创作而成的纪实文学作品，按规定，纪实文学应归入“报告文学”类目[16]。故，该书确切号码应归入“I25（中国）报告文学”类下“I253通讯、特写、专题报道”中的“I253.1政治、法律”类目。[17]

3.2.3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徐焰著《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柴成文、赵勇田编《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入K271.4抗美援朝（取消“D651．3抗美援朝”并入该类）

军事史与战争史虽然都是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军事史侧重于战役过程中战略、战术的研究。凡是从军事角度论述历次战争中战略、战役、战术的历史，包括战斗中英雄事迹、军队建设成长历史的文献应归入E1/7中的“军事史”；战争史则侧重于对战争的历史记述。凡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探讨和阐明战争起因和经过，以及评述战争所反映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历史史实的文献应归入K1/7有关各类。[18]从内容上看，上述3书皆为从军事角度论述的抗美援朝战争方面的著作，属“军事史”范畴。依据《中图法》“E29（中国）军事史（战史、建军史）”下的“E297.5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以后）”类目注释：“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中越边境抗击侵略者的战史入此。”[19]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版）第一卷：分类号－主题词对照表（一）》（下称《词表》）“E297.5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以后）”下对应的“抗美援朝战争”[20]，上述3书可明确归入E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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