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地炮庄》成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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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地炮庄》现存四和本子，皆属同一底本。比对四者，可知此書始刻于康熙甲辰年(1664年)，印行于康熙丙午年(1666年)、丁来年(1667年)之问。据《炮庄》诸序及相关文献，可证此書始著于方以智闭关南京高座寺时期(1653－1655年)，续作于庐墓舍山(1656－1658年)，完稿于禅游江西时期(1659－1664年)，前后持续十年之久，洵为方氏晚年思想之结晶。
[关键词]《药地炮庄》 方以智 觉浪道盛 《庄子提正》
[中图分类号]B24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20－07
《药地炮庄》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1611—1671年)的晚年代表作。由于文字狱的缘故，更由于方以智被捕并死于押解途中，此書刊刻流通不久，就逐渐淡出了学人的视野。晚近一、二十年，随着方以智和庄学研究的深入，《炮庄》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除了“三教会通”论、庄子“托孤说”等核心思想外，此書之版本源流、写作缘起和成書经过也都成了讨论的话题。下面谨就成書经过，略述个人的看法，以供研究方氏学行和庄学史者参考。
一
《炮庄》现存的本子主要有四个，一是安徽博物馆藏“潭阳大集堂”本，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潭阳天瑞堂”本，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王木斋题记本，一是四川省图書馆藏本。四个本子虽印行时间有早有晚，序跋篇数或多或少，完整程度不一，但都属于同一个刻本。
从印行时间来讲，大集堂本应该最早。该本《目录》后面，第一篇文字是萧伯升的《刻炮庄缘起》。由此序可知，正是萧氏的捐资，才有了《炮庄》一書的刊刻。方以智第二个儿子方中通有诗《萧孟昉捐资为老父刻(药地炮庄)感赋》，讲的正是这件事：“苦心思救济，尽现漆园身。蛮触征皆罢，逍遥足绝尘。父書还赖友，古道可娱亲。三世交情重，应知贱子贫。”萧序末尾题曰：“康熙甲辰，春浮园行者萧伯升谨识”，这和《目录》后面的识语“康熙甲辰，庐陵高唐曾玉祥刊”，时间上刚好吻合。因此，可以基本断定，《炮庄》的正式刊刻是从康熙甲辰年(公元1664年)开始的，这一年方以智54岁。
除了萧伯升的《缘起》外，大集堂本的序作者依次还有陈丹衷、何三省、余飚、竺庵大成，全書末尾则有兴翱、慈炳等人的跋语以及张自烈的《阅炮庄与滕公剡语》。这些序跋中，仅陈丹衷、弘庸、大成、慈炳四篇有明确的写作时间。陈序标以“雍茂孟陬”，是为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弘庸标以“辛丑”，是为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大成题日康熙丙午(公元1666年)。慈炳题日“阏逢执徐”，是为康熙甲辰年(公元1664年)。四篇的时间差了八年之久，这并不难理解。索序于人，并不需要等到完稿之时。从刻版到印刷，也会有个过程。假若大成之序是所有这些序跋中最晚的一篇，那么大集堂本的印行时间应该就在康熙丙午年(公元1666年)。这离始刻之时已经过去了两年左右。
与大集堂本相比，天瑞堂本的序文有所变动。一是萧伯升的《刻炮庄缘起》被删除，二是新增了文德翼、苗蕃和戒显三序。萧序被删，原因不详。若与萧伯升晚年入狱有关，那么此本的印行时间需推到康熙十七年前后(公元1678年)。新增三序，文德翼、戒显两篇无写作时间，苗蕃序则署日“丁未纯阳月闰之朔，楞华狂屈蕃具草”。“丁未纯阳”为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四月。苗蕃此序未能收入大集堂本，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错过了大集堂本的印刷时间；二是方以智对此序的内容不太满意。后一种的可能性极小，若属前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大集堂一定在康熙六年的四月之前已经印出。另外两序，情况估计也差不多。还有一点需说明的是，天瑞堂本正文中缝出现20余处“甲申年崇安补”的字样。假若这些都是当时的增补，那么该本的印行时间就得推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这离方以智辞世已有33年之久。
中研院史语所藏本实际上是大集堂和天瑞堂两本的拼合，其根据就在王木斋的扉页题记：“余二十一岁时，闻先师杨朴庵先生屡称无可大师《药地炮庄》为说《庄》第一書，即有心求之。廿余年来，仅得卷首一本。至辛亥六月，乃见有持此書求售者，欣然购之，如获异珍。首卷复缺四序一题咏。考前购残本，有此六叶，遂以补入，此書得成完本。”记中所称杨朴庵即杨摛藻，乃晚清佛学大家杨文会的父亲。他推崇《炮庄》，也许和佛学信仰有关。王木斋受老师影响，留心《炮庄》已久。辛亥年所购者可以肯定是大集堂本，所谓“复缺四序一题咏”，实际上并非全属残缺。苗蕃的题咏，文德翼、戒显的两序，本来就没有收入大集堂本中。他的补本，当然只能属于天瑞堂本。两本相加，王木斋为我们保留了《炮庄》的全部序跋，这是该本的最大优点。
四川博物馆藏本仅有正文九卷，民国美学林本即据此排印。由于缺少序跋总论部分，它究竟属于大集堂本，还是天瑞堂本，很难辨识，对成書过程的考辨帮助也不大。
二
相对于《炮庄》完稿和刻印时间来说，方以智何时开始写作此書，却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由于史料中存在一些看似矛盾之处，研究者因此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方氏作《炮庄》，源于他的老师道盛禅师的托付，因此该書的动手时间不能早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的春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方以智从梧州北返、停经庐山时，就已经有了《炮庄》的稿子，他动手写作的时间，甚至比顺治九年冬天还要早。
持前说者，根据主要在陈丹衷的一段话：
杖人癸巳又全标《庄子》，以付竹关。奄忽十年，无可大师乃成《炮庄》。
“杖人”全称为“浪杖人”，道盛禅师之别号。“癸巳”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竹关”原指南京高座寺看竹轩，此处代指方以智，因其圆戒后曾闭关于此。下推十年，为康熙癸卯年(公元1663年)，《炮庄》完稿。甲辰年(公元1664年)，即有萧伯升捐资刻版事。
陈丹衷，字曼昭，号涉江，江宁人。崇祯癸未进士，长期追随道盛，法名大中。由《炮庄》正文九卷卷首皆题日“天界觉杖人评、极丸学人弘智集、二三一斋老人正、涉江子陈丹衷订”可知，他曾经亲自参与过《炮庄》的编订工作。有此特殊身份，他的说法的真实性当然用不着怀疑。
方以智自己的文字，似乎也支持这种说法。
《炮庄小引》这样写道：
子嵩开卷一尺便放，何乃喑醷三十年而复沾沾此耶?忽遇破蓝茎草，托孤竹关，杞包栎菌，一枝横出，曝然放杖，烧其鼎而炮之。重翻《三一斋稿》，会通《易余》，其为药症也犁然矣。
“子嵩开卷便放”，典出《世说新语?文学》：“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喑醷”出《庄子?知北游》：“自本观之，生者，喑醷物也。”“破蓝茎草”指道盛的《破蓝茎草颂》。《三一斋稿》是方以智外祖吴应宾的遗稿，《易余》是方以智自己解《易》之書。整段话合起来，大意是说，庾子嵩读《庄》开卷便放，自己读《庄》30年，为什么还要沾沾于此?是因为遇到了恩师道盛禅师，后者把解《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于是支鼎烹炮，以《庄子》为药，以《三一斋稿》、《易余》及历代注疏为辅，就有了《炮庄》这本書。需要指出的是，方以智这段话中的“忽遇破蓝茎草，托孤竹
关”，不能理解为《破蓝茎草颂》中就有“托孤竹关”之事。《破蓝茎草颂》的确是道盛专为方以智所作，可文中全都是对后者担荷大法的勉励和期待，根本没有提到过解《庄》之事。方以智这里只是借用“破蓝茎草”代指老师而已，并不意味着“托孤竹关”一定要与该颂的写作同步进行。
在道盛师徒那里，“托孤”是一个双关语，既可指庄子以孔门之孤主动托身于老聃门下，又可指他们自己的学术薪火相承。对道盛来说，庄子已经是“孤”，再把这个解《庄》的任务交给方以智来完成，那就是另外一种托“孤”。方氏的旧友门人对此显然印象深刻，几位序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件事，就是明证，
《炮庄》制药，列诸症变，使人参省而自适其当焉。梦笔、药地，立寓双冥，其寂感何如耶?(何三省)
杖人评《庄》，正欲别路醒之。药地炮《庄》，合古今之评，以显杖人之正，妙在听天下人，各各平心，自吞吐之。
(弘庸)
浪杖人灯热一書，十方始知是火，师即传以为炮岐黄，不在父子间乎?
(文德翼)
自天界老人发托孤之论，药地又举而炮之，而庄生乃为尧舜周孔之嫡子矣。(余飏)
杖人《庄子提正》，久布寓内。……在天界时，又取《庄子》全评之，以付竹关。公宫之托，厥在斯欤!(大别)
这么多人都强调两人的承继关系，说明道盛的托付对于《炮庄》的编纂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他的《庄子提正》和“全标《庄子》”，恐怕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药地炮庄》。从这个意义上，说《药地炮庄》始著于竹关，并没有什么不妥。
持第二种观点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条，是方以智弟子传笑的一段识语：
此愚者大师五老峰头笔也。佛以一语穷诸外道，曾知佛现外道身，以激扬而晓后世乎?苟不达此，不须读《庄》，又何能读《炮庄》?大医王详症用药，横身剑刃，申此两嘘，苦心矣，岂问人知?壬辰孟秋，玉川学人传笑识。
这条识语系于《炮庄?总论下》篇《惠子与庄子書》的末尾。其中，“愚者”是方以智最喜欢用的别号。五老峰，即庐山主峰。方以智登庐山不止一次，但传笑的题识中却讲得清清楚楚：写作此文的时间是“壬辰孟秋”。壬辰年即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这一年年中，方以智随施闰章一道从梧州北返，中途借住庐山数月，直到年底他才回到老家桐城。由于不愿受地方官出仕的胁迫，方以智在第二年的春天再一次离家，前往南京天界寺，正式接受大法之戒。如果按照传笑所说，“苟不达此，不须读《庄》，又何能读《炮庄》”，那么方以智在五老峰时应该就有了《炮庄》的稿子。此时当然还不存在什么“托孤竹关”的问题。
持此说者早已注意到了方以智《冬灰录》中的一段话。该書第二册载有《天界老和上影前上供拈香，焚(炮庄)稿》条，其言曰：
十年药地，支鼎重炮，吞吐古今，百杂粉碎。藐姑犹是别峰，龙珠聊以佐锻。今日喷雪轩中，举来供养，将谓撤翻篱笆，随场漫衍耶?
既然可以焚烧《炮庄》之稿，说明此書已经有了全部或者部分的刻本。既然要上供于道盛影前，说明该書一定与道盛有关。这些都不成问题。有问题的是，方以智为什么说“支鼎重炮”?这不正好证明他早先已经“炮”过了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与此相关，还有一点同样值得思考：道盛身边好《庄》、注《庄》者并不少，他何以偏偏“托孤”于方以智呢?大别《发凡》曾经提到：“薛更生、陈曼昭时集诸解，石溪约为《庄会》，兹乃广收古今而炮之。”石溪法名髡残，受衣钵于道盛。陈曼昭即陈丹衷。薛更生，名正平，钱谦益《有学集》卷三十一载其墓志，称“少为儒，长为侠，老归释氏”。《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卷十有诗题曰：“薛更生居士颂予《庄子?天下》篇，喜而和之”，可知更生亦是好《庄》者。三人既然都有与《庄子》相关的著作，道盛岂有不知之理?他不“托孤”于此三人，却选择了刚刚到来的方以智，这岂不是有违常情吗?当然，如果方以智此前已有与《庄子》相关的著作、并深得道盛欣赏的话，那就另当别论。
查方以智入关前的作品，能够与“炮庄”扯上关系的，只有在五老峰所拟的两篇《向子与郭子書》、《惠子与庄子書》。《浮山文集前编》卷九“岭外稿下”收有《書(庄子)后》一文，让我们知道方以智虽在颠沛流离之中，仍常读《庄子》。但也仅此而已，寥寥三百字并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作为“癸巳人关笔”的《象环寤记》，讨论的话题及所用术语如“蒙媪”、“象环”等，的确与《庄子》相关，文中也曾借外祖之口谈到自己小时就很喜欢《庄子》：“汝卯时，汝祖督汝小学，汝曰：‘旷达行吾曲谨。’吾呼汝头陀，汝曰：‘逍遥是事乐园。’全以庄子为护身符，吾无如汝何。”但《象环寤记》毕竟是“入关”之笔，性质上也不属于“炮庄”之作。除非方以智还有什么解《庄》之作彻底失传、全无踪影，否则他呈给道盛的只能是五老峰二書。
其实，笔者以为，有此二書，已经足矣。在《向子与郭子書》中，方以智说：“庄子者，殆《易》之风而《中庸》之魂乎!”在《惠子与庄子書》中，他进一步发挥道：“义精仁熟，而后可读《庄子》。蒸涪《六经》，而后可读《庄子》。则《庄子》庶几乎饱食后之茗荈耳。”㈣这和道盛在《庄子提正》中的说法如出一辙：“夫论大易之精微、天人之妙密、性命之中和、位育之自然，孰更有过于庄生者乎?”“庄生所著，虽为六经之外，别行一書，而实必须辅六经，始能行其神化之旨也。使天下无六经，则庄子不作此書，而将为六经矣。”住在五老峰巅的方以智，有否读过道盛“久布海内”的《庄子提正》，我们不得而知。假若没有读过，竟能得出如此一致的结论，说明两人对《庄子》本有相似的判断。假若曾经读过，那也没有问题，毕竟和道盛身边的那帮弟子、朋友不同，方以智的这些看法是仅凭阅读和思考而得到的。可以想象，当两人有机会面谈时，心灵的感通恐怕早已超出言说之外。道盛因此而“托孤”于方以智，应该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儿。
剩下的问题就是，《向子与郭子書》、《惠子与庄子書》是否可以如传笑那样称作《炮庄》?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方以智投奔道盛前，当然早就开始了《炮庄》的写作。个人觉得，此问题的要害其实源于我们对“炮庄”二字的理解。“炮庄”可以指一部著作，也可以指一种活动或工作。如果像前面那样，一律把传笑所说的“炮庄”解读为“《炮庄》”，那就必须承认《药地炮庄》并非始作于竹关。如果把传笑所说的“炮庄”解读为“炮《庄》”，解读为对《庄子》一書的炮制，那么一切的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向子与郭子書》、《惠子与庄子書》当然都是对《庄子》的“炮制”。既然此二書本来就是所谓的“炮制”，那么称竹关时期开始的解《庄》为“支鼎重炮”，也就没有任何不妥。
总之，方以智在投奔道盛之前，已经有过解《庄》的尝试。由于这种解读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注释，方以智和他的弟子们统称之为“炮”。这种说法深得道盛之欣赏，后者遂把自己对《庄子》的评、提转交给方以智，南他来完成对《庄子》全書的“炮制”，这大概就是方以智编纂《药地炮庄》一書的缘由。
三
至于说方以智在五老峰巅，是否有过炮制《庄子》全書的计划，从现有的文献中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自从接受了道盛的托付之后，方以智花费了大量精力去编纂《炮庄》。
下面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过程：
(1)老父在鹿湖环中堂十年，《周易时论》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关。穷子展而读之，
公因反因，真发千古所未发。万物各不相知，各互为用，大人成位乎中，而时出之，统天乘御，从类各正，而物论本齐矣。复予蓍筒而铭之，曰：“蓍卦之德，退藏于密。即方是圆，两行贞一。”不肖子以智时阅此论，谨识之以终卷。
此条编在《炮庄》卷一的末尾、《齐物论》“庄周梦蝶”段的后面。“甲午”年为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方以智闭关高座寺看竹轩的第二年。整段话讲的是父亲方孔熠寄示《时论》一事，但无意间却透露了《炮庄》的进度。经过一年左右的工作，他刚刚完成了全書的第一卷。
(2)藏一曰：世道交丧矣。拘方约结，终缚生死。荒冒废学，差别茫茫。……大师庐墓合明，幸得朝夕，剥烂复反，乃叹日：大道易简，私黠乱其神明。备物无我，善刀无敌。学问饮食，享其性天。消息时行，何用跃冶乎?因合录之，时自省览云尔。自有仁智夙愿者，总持幸甚。圉噩岁涂，黄林学者左锐识。
这段话摘自《炮庄?总论中》篇的末节。该篇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开头是三位高僧的庄评，篇幅较少。后面的内容有一个标题叫《黄林合录》，编录者自称“黄林学者左锐”。据《青原志略》、《周易时论合编》诸書，左锐，字藏一，桐城人，与方以智的关系，当介乎师友之间。左锐此文的编录有时问(“圉噩岁涂”，指的是丁酉年十二月，该年为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有地点(“庐墓合明”)，假若它原本就属于《炮庄》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可以肯定，方以智在守丧三年中仍在延续竹关时期的工作。假若它是后来才编入到《炮庄?总论中》的，也没有问题。因为此文中有大量的关乎庄子的内容，譬如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敢问《易》与庄、禅分合，可得闻乎?”其他如“虚舟子曰：柱、漆无所不包，而意偏重于忘世”、“吴亚侯曰：仙定，出世之死法也。庄禅，出世之圆机也”、“沈长卿曰：庄子散人，则语不犯正位”、“休翁曰：读《六经》后，彻《庄》透宗，再读《六经》，即非向之《六经》矣。妙在怒笑之余，别路旁通，乃享中和之味”等等，可谓举不胜举。这些都说明，方以智庐墓期间，除了与子侄一道重编父作《周易时论》外，也一定没有放下恩师交给他的“炮庄”任务。
(3)吸尽西江水，东流不到家。阶前如见佛，座上便拈花。颜色成枯木，愁心结乱麻。趋庭无别语，开示总《南华》。
此诗乃方以智第二子中通所作，诗题日“庚子同四弟省亲寿昌”。诗末有小注，“时老父着《药地炮庄》”。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著述记录。庚子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距离庐墓结束已有两年。此时的方以智主要行脚于江西南城一带。他之所以“开示总《南华》”，可能与恩师的去世有关。上年秋天，道盛禅师圆寂于南京。加快《炮庄》的进度，也算是给恩师付嘱的一个交待。
(4)药地愚者唾此糠枇，一怒一笑，且三十年。五十衍《易》而占之曰：用九，见群龙无首。
今日登黄龙背，饮南谷茶，诵《逍遥》一过。四围苍翠欲滴，白云西来，平浮竹槛，万峰在下，出没有无。忽忆张浊民拈郑亿翁句曰：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阳。
这两段话分别见于《逍遥游总炮》和它的眉批。“五十衍《易》”用孔子学《易》之典，说明方以智此时已过50。方氏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下推50年，刚好就是上条中通所说的“庚子”年。这说明《总论下》篇的七篇《总炮》，当作于方以智50岁之后。这一点也得到了眉批的验证。所谓“南谷”，指的是江西新城南谷寺。据乾隆朝《建昌府志》载，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方以智正是该寺的住持。因此登山饮茶、吟诵《逍遥》，一切都顺理成章。苍翠欲滴、万峰出没，看上去又是多么的惬意!不过，“忽忆”二字早把人拉回到了现实当中。张浊民即张鹿征，崇祯朝官锦衣卫千户。煤山变后，殡于西华门，百官无至，唯鹿征缭服哭临，守梓宫不去。后为道士，终身素衣冠，自言先帝仇未报，服不可除。郑亿翁即郑所南，宋亡后终身不娶，时时向南恸哭，所著《心史》，字字血泪。面对良辰美景，适意逍遥之际，涌上心头的却是亡国遗恨、面目全非，此时方以智的复杂心情，又岂是借《庄子》放浪形骸者所能知?
(5)往年惠到《时论》，恨生未从尊公伯父游。象数几微，蒙惑罔测。今即未谓遽窥什一，要如神珠置浊水中，不渐次湛清不得也。闳论秘义，括举两间，大至此乎!广至此乎!糠秕之引，恐非末学敢任，幸择人畀之。再承贶《寂历图》及《炮庄》大刻，实变化《时论》而出之者。翁兄力大解捷，如香象蹴蹋，岂蹇驴所及?又如冥室中炽然慧炬，何幽弗照，岂萤火比朗?宜弟方之蔑如也。而六十年来，如醉如梦已矣，悔何益矣。黄海幽胜，未尽余喘，尚浮沉其问，翁兄其无忘东来为我稍施针砭乎?
公既赏《庄》而读《易》，何不以《炮庄》激扬、以易几征格之乎?特奉一部，并致商贤。还当久住青原，获真益也。
这两段话皆摘自《青原志略》卷八。第一段出自沈寿民《寄青原药地大师書》，第二段出自传笑《与刘雪林》。沈寿民也是安徽人，方以智老友，施闰章之师。传笑的情况，已见上文。两人皆提到《炮庄》大刻，说明此書早已印刷流通。从沈氏書的标题及传笑書中的“还当久住青原”，可知此时的方以智已是青原山净居寺的住持。方以智正式入主青原，始于康熙三年(1664年)年底，萧伯升也于同年捐资刊刻《炮庄》。在此后的数年间，方以智的师友和弟子们常常在書信或交谈中提及此書。最有趣的是，作为易堂九子之一的彭士望，竟然还于梦中作过“炮庄诗”：“曾从天际别，动辄八千秋。自古谁青眼，于今已白头。赋诗全是怨，读史近能羞。要与鲲鱼说，南溟尚可游。”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炮庄》一書曾给时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总之，作为十年心血的结晶，《药地炮庄》得以定稿流通，既是对道盛禅师付嘱的完成，更是方以智对自己晚年思想的一个总结。方氏常常要求弟子们细读此書，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责任编辑：罗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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