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
摘要：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漢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关键词：
《淮南子》；刘安；黄老；王朝；王国；道治；秩序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5-00-09
一引言
在汉代思想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的代表性论著——《淮南子》一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历史因由。在以往的“淮南子学”研究中，受《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传统史籍的影响，学者一般都认为刘安组织门下宾客编著《淮南子》，内在的动机在于试图通过“文治”的方式与手段，为自己博取更高的政治声望，达到“流誉天下”[1]（P3 082）的现实目的。这种对《淮南子》著述意图的传统认识承袭流衍至现代，更为有些学者进一步推阐发挥，变为一种“为谋反或夺权服务说”，认为刘安编著《淮南子》是“对于有天下的汉武帝的肆无忌惮的攻击”，“与武帝对立”，而“《鸿烈》集道术的号召成了精神斗争的武器”，其“野心在这里是通过了政权争夺的实质而展开学术的‘鸿烈’旗号的”[2]（P74）。因此，《淮南子》深刻地反映出刘安“时刻觊觎着最高权力并伺机而动”的“权势欲”与“政治野心”[3]（P223-224），是他“走上以文才讨好皇帝，力图顺利取得刘氏政权，而为其祖母、父亲报仇的道路”[4]（P92）的现实表现。与这种看法有所不同，也有一些学者并未过度夸大《淮南子》著述意图的政治消极性，而是对刘安采取较为正面公允的态度：或认为刘安编著《淮南子》有着“个人和社会动机两个方面”，既是为了自己在内的个体生命“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长远统治，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学说”[5]（P154）；或强调刘安自身热衷于从事学术思想著述“内在冲动”，以及西汉前期“藩国文术繁荣的外在刺激”[6]（P32-41）。
应该说，以上两种关于《淮南子》著述意图的观点都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尤其是后一种更能切近淮南王刘安编著《淮南子》的历史初衷及实际意图；但是也要指出，这些看法都未能充分关注和认识《淮南子》全书中多次提到“刘氏”“刘氏之书”
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淮南子》中4次提及“刘氏”，以表现其对西汉政权的政治认同感与归属感。其中《齐俗》《道应》《氾论》中所言“刘氏”均与秦政相比较，以突显“刘氏”自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为反秦暴政的结果，强调其政权存在的历史正义性和合理性；《要略》所言“刘氏之书”则表现刘安及“淮南学派”以《淮南子》著述为己任，力图为西汉王朝探求能够促其“与世推移”、实现“合三王之风”的善政良治的汉代新黄老的治国方略。
的复杂意涵，对其中所隐含的“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著述立场，以及经由此种交错立场所反映出的力图为“刘氏”政权立言，构建和提供一种贯通天人古今之学、“心身国同治”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的深层次意图，也都缺少应有的深入剖析和探讨。故此，本文结合“淮南学派”整体的历史因素，从“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淮南王刘安编著《淮南子》的根本动机与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淮南子》所具有的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的理论实质，及其文本结构和思想体系的特殊而具体的意涵呈现。借由以下研讨，也试求深化和推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为“刘氏”立言：基于王朝与王国立场的双重考量
作为西汉前期重要的诸侯王，淮南王刘安组织门下宾客精心撰著《淮南子》一书，既是满足他于学术文化事业的“有为”心理，又是反映他身为王者所具有的极为复杂的政治心态与深层意图。换言之，《淮南子》的构思、撰著、成书及进献始终都蕴藉着刘安特殊的政治动机与意图，是他对自身所处政治时代、地位与环境切身体验后的综合反映，无可置疑地带有不可替代的个人思想印记。从《淮南子》的文本思想出发，结合淮南王刘安在西汉皇权政治中不同一般的身世地位，可知其著述《淮南子》实则有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内在立场，而此种双重立场通过为“刘氏”立言的方式得到深刻的表达，一方面显示出交错融合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透露出刘安作为诸侯王所具有的既臣服大一统的皇权政治又“反对控制”“希望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7]（P54-59）的矛盾心态。
其一，刘安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的实现持有肯定和接受的态度，并具有显著的政治归属感与使命感。他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根本上是基于大一统的“天下观”的“王朝政治”立场及视野。
身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刘安认为西汉王朝的代秦而兴是反抗后者“暴政”发展的历史结果，与“汤武受命”一样，具有内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而且意味着传统王朝政治正统的时代赓续。一方面，刘安在《淮南子》中表现出强烈的“过秦”意识，站在西汉王朝的立场上，严厉批判秦始皇、秦二世时期的“亡秦之政”，强调其穷兵黩武、纵欲极奢、与民争利、“与民为仇”的反民本主义的“暴政”实质。《氾论》云：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8]（P942-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