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辨体式源流考辨及正名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论辨体式的研究，也遇到因为“名不正”导致的“言不顺”“事不成”的问题。长期的“议论文”教学，鲜有成效可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个不当命名有关，亟须“正名”。

在我国千百年的写作史、写作理论史、文体学史上，论辨体式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其演变、发展、变化的过程极为复杂。各种命名，都有其目的、原因、道理，值得好好学习、领会、琢磨，但这些分歧多样的名称，也造成了运用实践的混乱、随意，甚至无所适从。例如，在现行语文教材与《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使用、混用的所谓的“议论文”或“议论性文章”“论述类文本”，就使人以为这些虚拟的或不伦不类的名称，就是论辨体式正确的名称。这三个名称本身就是矛盾的，前者是作为“文体”名称，后二者是作为“文类”名称，更遑论这三个名称的观念、含义、逻辑上的差异与认知局限。这势必导致论辨体式写作行为上的偏差。可见，对古往今来各种论辨体式名称的梳理、澄清，是十分必要的。它将使我们对论辨体式有更加全面、深入、系统的了解，从而确立一个相对准确的名称，走出概念杂用、误用的迷津，摆脱“无知者无畏”所导致的现实窘境。

一、“议论文”考辨

先将当今最常见的论辨体式名称“议论文”，作为讨论的目标。

“议论文”源头之一是“议”。《文心雕龙》有“议对”篇，讨论的是“议”和“对”两种文体。“议”这一文体，据说黄帝时起就有了，“‘周爰咨谋’（跟可靠的人商量——赵仲邑译），是谓为议。……议贵节制（以合乎礼节制度为贵），经典之体也”[2]。汉代称为“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3]“对”是“议”的别体，主要指的是应试文体“对策”。由皇帝命题，举子答题，所答的文章即称为“对策”。可见，“议”作为文体，指的是“商议”。“对策”也带有一定的“商议性”，所以，“议”“对”合论。

源头之二是“论”，指的是“经”——经典之外的说理性文体。《文心雕龙》：“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4“]论”的含义是“述经叙理”，即阐释经典、陈述道理的文章。“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5]可见，“论”是“述经叙理”性文章的总称，包含了八种文体。“述经指‘圣人’语录、传注和经解。这是论的正体。叙理指议、说等政论，赞、评等史论，序、引等文论以及其他有关学术思想的论著。”[6]“论”的功能是：“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7]主要是“解决各种疑难和评价万事的是非得失”。后来陆机《文赋》中有“论精微而朗畅”、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书论宜理”的文体风格的定位。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则将“论”“列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论，八曰设论。”[8]后世许多相关的名称都是从“论”中派生出来的。可见，“论”是作为一大类文体的总称，是一种文类，不是一种文体。

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对“议”与“论”关系的认识就是比较混乱的。有时“议”与“论”是不同层次的概念，“论”涵盖了“议”，但是也常将其并列，或混为一谈。《文心雕龙》中，“论”包含了“议”，在讨论“论”时，涉及到“议”，即“论”涵盖“议”，但又将“论说”与“议对”并列。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这里“议”与“论”是并列的。在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曾引韵书所言“论者，议也”[9]，二者所指则是同一的。就是说，二者的意思逐渐趋同，终于合二为一。

将“议”与“论”合称为“议论”，大约是在宋代。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将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将“议”与“论”合并为“议论”体式，使之成为四大文类之一。这大约是在古代“议论文”的命名较为直接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与当代的“议论文”作为一种文体名称不同，这里的“议论”是作为文类的名称。《文章正宗》后代一直作为读写教材使用的，真氏的文体分类可以说是较早的“教学文体”分类，对后世影响深远。后来明代吴讷的文体学专著《文章辨体序说》就是以此为蓝本。

在现代，夏丏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开明书店1926年版）、叶圣陶的《文章例话》（开明书店1937年版）等就是用“议论文”这个名称。夏丏尊与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1935年版）、《初中国文教本》（开明书店1936年版），这两部国文教材都将文体分为记述文、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四种：记述文——记事物的形状、光景，叙述文——叙事物的变化经过，说明文——说明事物和事理，议论文——评论事物，发表主张。[10]叶圣陶校订的《新编初中精读文选》（文化供应社1949年版），也是将文体分为记叙文、抒情文、说明文、议论文四种。就是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议论文”就成为语文教学中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教学”文体名称。

与真德秀、吴讷等古人将“议论”作为“文类”名称不同，语文界前辈是将其作为“普通文”中的一种，认为是一种实用体式。然而在实际运用上，是作为一种只存在于教学情境中的“伪文体”，是一种虚拟的教学、训练体式，而不是作为真文体的“文类”。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议论文”之中具体包含哪些体式。

二、“论说文”考辨

今人称论辨体式为“论说文”的，仅次于“议论文”。论说文这一名称也是源远流长。

在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就已有“造论著说之文”这个文体名称（有人认为这个“文”字要解释成“文化”，笔者以为还是解释为“文体”比较准确）：“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解释经书之人）所能为也。”[11]这指的是创造性地阐明自己对世俗的见解的文章，王充将以往包含在“论”中“述经”一类的文章排除在外，专指“叙理”一类的文章。目的是强调“造”与“著”，即阐明作者的独立见解，进行思想创新的重要性。他给该文体以极高的地位：“尤宜劳焉”（尤其应受到犒劳）。王充“造论著说之文”的命名，也如其一贯的批判性风格，将以往“论”的“正体”——“述经”之文——给颠覆了。他认为这些“述经之文”，在创造性与作用上，不如“造论著说之文”——“叙理之文”。这大约是较早对论辨体式的专门研究，在“造论著说之文”名称中，“论”“说”二字已具备，也许这可以看作是“论说文”名称的原始版本。

及至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其文体论中就有了专门的“论说”篇，这也许是“论说文”名称的直接源头。前面我们已将该书中“论”的含义作了引述，那么“说”指的什么？“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说就是喜悦之意，兑就是口舌。因此说话有赖于使人喜悦愉快。……总之说辞的主要问题，是必须选用对劝说有利的时机，同时劝说的内容又必须是正确的；使进攻时对成功的要求有所适应，退却时对自身的荣誉也没有妨碍。如果不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说辞，就要依靠忠诚和信实。要披肝沥胆地向人主献议，飞快地运用敏捷的文思来取得语言的成就。这就是说辞根本的要求。[12]可见，这里的“说”指的不是文体，而是说辞，“论说”的意思就是：说理的使人愉悦的言辞。

但是，“说”也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中就有“说”这一体式：“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著《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13]“说”就是“阐释”“说明”。这接近于今天“论说文”这个概念中“说”的含义。议论文一般也包含着说明成分。

“论说”作为文体名称流传下来。来裕恂的《汉文典》（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把文章分为三体九类：叙记——序跋类、传记类、表志类；议论——论说类、奏议类、箴规类；辞令——诏令类、誓告类、文词类。这里在“议论”之下分出了“论说类”。后来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正中书局1936年版），直接称为“论说文”。他们所说的论说文，与议论文所指对象是同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叶圣陶看来，论说文与议论文所指对象是不一样的。在《国文百八课》中也曾出现“记叙文”“论说文”这两个名称：“记叙文”就是“记述文”和“叙述文”的合称，“论说文”是“议论文”和“说明文”合称。“一种是作者自己不说话的文章；一种是作者自己说话的文章。前者普通叫做记叙文；后者普通叫做论说文。”[14]叶圣陶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说：“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15]这里说的论说文，也是说明文与议论文的合称。

今天有人沿用“论说文”的名称，一般是将其等同于“议论文”。

三、其他相关名称举隅

后来，又有“论辨类”“论辨文”“论辩文”等名称的出现。

清代姚鼐在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中将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这大约是较早对“论辨类”的命名。“论辨类”之下还包含诸多体式，如所选的韩愈的文章就有原、辩、问、解、议、说、论、戒、杂说、颂十种文体。“论辨类”是一大类真文体的总称。

后来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上海民智书局1922年版）用“论辨文”（另外还有“诱导文”），高语罕的《国文作法》（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用“论辩文”（包括“论说文”“批评文”“辩驳文”“诱导文”等四种），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25年版）用“论辩之文”（下分为说喻、倡导、考证、批评、对辩五种）、薛凤昌的《文体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用“论辨体”，这些大约都是继承了姚氏的命名。请注意，这里的“论辨”与“论辩”虽有写法上的差异，但字义上有相通之处。

其实古代带有论辨色彩的文体很多：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谥议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论辨性，可以归入论辨体式之列。

今人对论辨体式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如施畸《中国文体论》（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作“论理文”，其下分为“告语”“疏证”“论评”三类十三种。朱光潜在《谈文学》中称“说理文”[16]，他有一篇专文题目就叫《漫谈说理文》。

今人的论辨体式名称有议论文、论说文、论辨文、论辩文、诱导文、说喻文、倡导文、考证文、批评文、对辩文、辩驳文、论理文、说理文……，其中有的是一级文类名称，有的是二级文体的名称；有的名称相同，含义不同，有的名称不同，含义相同；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小同大异；有的相互重合，有的相互交叉。关系十分复杂，有必要加以梳理，使之归于一是。

四、论辨体式正名

古代的论辨体式，不少到今天已经消亡了。从古代演变流传至今的这些文体名称来说，作为最高一级的概念，比较而言，以“论辨体”或“论辨类”“论辨文”为佳。因为，它既表明了该文体的性质——论，又表明了该文体的方法——辨。这里的“论辨体”或“论辨类”，指的是一大类真文体，“论辨文”所指也相同，包含了诸多以“论辨”为特征的体式，如学术随笔、札记、杂文、评论、论文等，是一种真文类。长期以来的伪文体写作，造成了写作教学中的低效，甚至反效，必须回归到真文体写作，以真文体取代伪文体——教学文体，势在必行。

先辨析习用的“议论文”名称存在的弊病。

首先，“议论”二字，在古代虽有区分，如前所说，“议”即“商议”，“论”即“述经叙理”，但是也往往二者不分：“论者，议也”。现今这二字意义一般没有太大的不同。《百度词典》在作为“文体”的义项上解释为：

“议”：旧时文体的一种，用以论事说理或陈述意见：奏～。驳～。

“论”：分析阐明事物道理的文章、理论和言论：理～。舆～。专～。社～。

二者基本含义都是“说理”。因此，作为文体名称，用意义交叉的“议”“论”二字似无必要。

其次，现今“议论文”偏离了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的“真文体”“文类”的属性，已经被用“岔”了，事实上成为一种虚拟的“教学文体”“伪文体”。在教学实践中，相沿成习，一般是特指以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理论支撑的训练文体，而这种认知与写法是不符合论辨体式实际的，在观念上是偏颇的。议论文已沦为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文体。

再次，诡异的是，明明“议论文”是一种“教学、训练文体”，夏丏尊、叶圣陶等却又将其定位为“普通文”，即实用文，这就造成了一种认知混乱与误导，使学生以为这就是“真文体”，认认真真地学，到头来才发现它与“真文体”写作大相径庭，学不能致用，在实际写作中并不存在叫议论文的文体，除了中小学教学刊物，其他刊物都不发表所谓的“议论文”，在实际的工作中，也没有使用到叫“议论文”的文体。

今天的“议论文”认知，与现代语文学者陈望道、梁启超的定位也不同，他们曾清楚地指明了自己的分类仅仅是为了教学之需，而不是“普通文”中的一种。陈望道在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中说：“文章体制，包括记载文、纪叙文、解释文、论辨文和诱导文等五种文式。”“我们这一种文体分类法，是作文法上的分类法，并不是文章作品上的分类法。实际做成的文章，大抵一篇文章中含有两种以上的文体，如先解释题义，然后论辨论旨之类。要将每篇文章，归入哪一类，实际几乎不可能；至多，只能看彼全体底旨趣接近哪一种便将彼归入哪一种。然而从文章作法上看，这种分法，却确乎不可移动。譬如一篇文中含有解释和论辨两种文体时，作解释体一部分，便必须依作解释文的方法，作论辨体一部分，便必须依作论辨文的方法，这都断然不得逾越。因为这样，所以在读本方面最好能够注意‘什么兼什么体什么体’，不要囫囵地说这一篇文章是什么体。”[17]他明确告诉读者这是“作文法上的分类法”，不是“文章作品上的分类法”，就是说，这是一种教学、训练体式。实际写作中，一篇文章会用到多种文体，这里的“文体”，有点类似于“表现方法”。

梁启超在1925年出版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说：“文章可大别为三种：一、记载之文；二、论辨之文；三、情感之文。一篇之中，虽然有时或兼两种或三种，但总有所偏重。”[18]他也等于说这些不是“真文体”，是一种从教学出发权宜的划分，在实际写作中每一篇文章都是“兼类”的。——不知怎的，之后的语文学者、语文教师却以假为真、以讹传讹，以为与上述分类目的相类似的“议论文”是一种真文体——“普通文”（实用文）。

鉴于“议论文”命名上的交叉，与认知上的混乱、偏颇，且作为教学、训练文体，实际效果不佳，因而不宜作为一种真文类的名称。

再说与“议论文”相近的“论说文”。“论说”，在古代指的是两类文体，现代语文学者叶圣陶等指的是说明文、议论文这两种文体的合称。今天一般所指则与“议论文”异名同实，今人的这一命名，大约是基于如此考虑：一是作为议论、说明这两种表达方式的合称。这指的就是“议论文”。因为“议论文”往往是以“议论、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有时在一篇议论文中，说明性的内容所占的比例很大，甚至超过了议论性内容。一是作为为议论文、说明文这两种文体的合称，一般人顾名思义，大多也会这么理解。这样，便会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不知“论说文”究竟指的是“议论文”，还是“议论文”与“说明文”两种文体的合称。同时，“论说文”也存在与“议论文”一样的“伪文体”问题，不宜进入教学。

当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在“议论文”之外，还使用“论述类文本”这个名称，也须一辨。“课标”对究竟什么是“论述类文本”没有明确的解释，不知所指是“文体”还是“文类”。它似乎是为了纠正上述议论文、论说文的伪文体问题，将其作为真文体的一类体式的名称，即便这么理解，它在逻辑上仍有明显错误。

一是所谓的“论述类文本”，不能与“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并列。因为它们的分类标准不一。“论述类文本”是以“说理方式”为标准，“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是以“审美”为标准，这势必造成交叉。“实用类文本”包含了“论述类文本”，这是不同层次上的分类，“实用类文本”是“论述类文本”的上位概念。以“审美”为标准划分，“文学类文本”与“实用类文本”二者可以对举；以“说理方法”为标准，与“论述类文本”对举的，可以是“阐释类文本”，因为论述与阐释都是说理方法之一。

一是“论述类文本”的“论述”，只是论辨体式的说理方法之一，不能作为论辨体式的名称。论辨体式的说理方法很多，如阐释、阐述、阐析、论证、比较、比喻、归谬等，“论述”，未必是说理方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不能指代“说理”。阐释、阐述、阐析、论证等都很常用，不宜以任意一种说理方法作为论辨体式的名称。

笔者认为，以“论辨类”或“论辨体”“论辨文”作为名称，可以避免以上问题。

“论”表明该类文体的目的、功能、作用：求真，阐明见解。“辨”表明该文体写作的认知与说理方式的特点：分析、思辨。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该文体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要求。“辨”，“分别，分析，明察”，即“理性”辨析，是该类文体的主要认知特征。“辨”也通“辩”，即“辩解”“辩论”“争辩”“对辩”“辩驳”，这也是求真、阐明见解的题内之义。任何一种观点的阐发，都是自我的辩解，也或直露或隐含着对他人观点的辩驳。这是作者、习作者必须明白的。这一层含义也很有必要在该类文体名称上体现、揭示出来，并加以强调。由于“论辨”一词，已包含了“论辩”之意，“论辨文”涵盖了“论辩文”，也就无须用“论辩文”这个概念。

——以分析、思辨、辩驳定位该文类，便不至于使写作与思维方法落入“三要素”的偏重“例证法”“引证法”之窠臼。

当年姚鼐、陈望道、高语罕、梁启超、薛凤昌等用的“论辨类”“论辨文”（含论辩文）“论辨体”等，当为较恰当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陈望道、梁启超是将其作为教学文体、训练文体的，而我们现在是将论辨文或论辨体、论辨类，与叙事类、抒情类、说明（阐释）类并列，作为“真文类”的名称。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姚鼐等对“论辨类”“论辩体”命名的“真文类”的认知。“类”“文”“体”这几个词虽然不同，但是都可以作为“文类”的名称。大家认可其中哪一个名称都行——权且统一称其为“论辨类”吧，因为它直接阐明了这是一种“文类”，使人一目了然，不致产生是一种“文体”的误解。

从以上的溯源与正名，可以看出论辨体式认知与嬗变的大概，与各种名称的内涵、外延，以及它们合理性或局限性，了解了这些，就不会囿于习用的“议论文”这个“伪文体”名称，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偏颇的“三要素”观念。以“论辨类”作为论辨体式的总称，揭示其“辨”的基本属性，使之回归为“真文类”概念，这就为论辨写作教学与实践走出伪文体、伪写作的迷津，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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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3]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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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充.论衡·佚文，陈建初.白话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9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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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朱光潜.谈文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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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梁启超.作文教学法，饮冰室合集·第15册7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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