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尔滨诗集》看室生犀星眼中的中国东北城市

摘要：《哈尔滨诗集》是现代日本作家室生犀星于1937年前往中国东北地区旅行后创作的诗集。作品中，他有意回避“国策文学”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以诗人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对于中国东北的几大城市进行了独具个人特色的阐释。

关键词：室生犀星；《哈尔滨诗集》；伪满洲国；哈尔滨

中图分类号：I313.07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21－005

1937年4至5月间，室生犀星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为期19天的旅行。他在神户港登船启程，抵达大连后途经奉天（今沈阳）等地，最终到达旅行目的地哈尔滨。这是室生犀星73年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海外旅行，对于此次旅行，他在游记《骆驼行》中这样写道：“有传言说我此次旅行收到了某些后援力量的资金赞助，事实上我并没有受到满铁的招待，亦或是某些后援的赞助，我只不过是拿着自己的钱去旅行而已。”（1）［1］446在此，室生犀星明确地指出自己的旅行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个人行为，这一点在他归国后创作的《哈尔滨诗集》以及长篇小说《大陆之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其他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旅行的日本作家不同，室生犀星的作品中很难找到当时风行的政治因素。诗人出身的他用自己独到的感悟和细腻的笔触，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当时的中国东北地区。

作为此次旅行的成果之一，《哈尔滨诗集》的出版显得姗姗来迟。1957年（昭和32年），《哈尔滨诗集》的初版终于由冬至书房刊行。室生犀星在诗集卷首感慨道：“昭和12年4月末的时候，我去满洲旅行，途经大连、奉天，最终来到哈尔滨住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想发表这部《哈尔滨诗集》，但是，20年了，却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2］这部时隔二十年终于发表的诗集，共收录《大连》、《石兽》、《哈尔滨之歌》等34首诗歌，其中最短的一首《荒野的王宫》只有3行，最长的一首《石兽》则达到108行。这些长短各异的诗歌按照作者在中国东北地区旅行的顺序串连在一起，将诗人落在各座城市的视线交织成一幅诗人风格的画卷重现在读者眼前。

一、“安静”的旅大堡垒

对于20世纪前半叶游历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而言，旅顺几乎是他们行程中必须安排的一站。这种独有的情愫源自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作为登陆中国东北的港口要地，争夺旅顺的战争异常激烈。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死亡人数达到6万多，仅在位于西线的二零三高地一处日军就损失了4.5万左右的兵力。为此，身为指挥官的乃木希典在战争结束后特意将二零三高地根据谐音改为“尔灵山”，以纪念在战斗中死去的日本士兵。《荒野的王宫》便是室生犀星在参观了这样的堡垒之后写下的短诗：

我睁大眼睛/在洁白如宾馆般的堡垒/侧耳倾听风儿即将掠过的声音［3］

只有三句的短诗展示出诗人一看一听两种感官。第二句“洁白如宾馆般的堡垒”是诗人看到的场景：对于“宾馆”这个比喻，人们脑海中大都会产生整齐划一的印象。位于旅顺的很多战壕、堡垒都是俄军作为永久工事修筑起来的，虽然炮火已经将其摧毁为残垣断壁，堡垒整齐划一的格局却并不会改变。因此，诗人此处的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十分形象且贴近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同时，“洁白”这一形容词展现的则是作者对于惨烈战事的一种凭吊。在诗人眼中，这些死在战斗中的日本士兵都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他们的死是壮烈的也是圣洁的——“洁白”一词在此寄托了诗人对于士兵灵魂圣洁的一种追思和祭奠。在将战争遗址描绘得洁白肃穆之后，第三句对于诗人听觉的描写则为诗歌营造出“安静”的氛围。诗人在这里倾听的是“风即将掠过的声音”，以风声反衬现场的安静，愈加烘托出堡垒遗址肃穆的感觉。

整首诗歌最值得注目的地方是诗歌的题目——《荒野的王宫》。诗人将作为战争遗址原样保留的堡垒比喻为王宫，绝非仅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对于日本诗人室生犀星而言，眼前这片曾经战死过几万日本士兵的焦土，因为士兵们誓死效忠、勇往直前的“武士道”精神而显得无比“高贵、圣洁”；同时，由于这里长眠着“英烈”们的灵魂，又使得这片土地是那么的肃穆、安详。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诗人才会选择“王宫”这样肃穆高贵的喻体来描述堡垒遗址，让诗歌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室生犀星的弟子伊藤信吉曾在其评传中称他为“避战的作家”。的确，在室生犀星的诗作中鲜能见到直接讴歌战争的作品。但是，诗人基于日本人自身民族情感的抒怀，却使得他的作品在对战死者的缅怀中不可避免地浸透了战争的痕迹。

二、荒野中的奉天“石兽”

《猫柳祭——犀星的满洲》的作者财部鸟子在《哈尔滨文化之旅》一文中提到：

日本传统诗的影响，在1889年出生的室生犀星的诗里，仍然很显著。俳句诗人，在旅行目的地，为了表达对当地土地的敬意，也写了俳句。这首在沈阳写的敬献诗，多达二十八联（2），题目叫《石兽》。［3］

姑且不提室生犀星的长诗《石兽》是否真的源自他对于当地土地的敬意，纵观诗歌总体，这首长诗确有日本传统俳句的特点：从诗歌的格式来看，这首长诗一共有二十七联，每联四句。虽然四句的格式与遵循“五七五”的俳句略有不同，但是其短小的风格却十分相像；从诗歌的表达方式来看，《石兽》的二十七联各自成景，干脆、简练地将诗人的所见所闻展现给读者。而且，室生犀星在此仅对这些场景进行客观描述，除了最后两节略有抒情的成分，其余二十五联都未见诗人直抒胸臆之处，这些创作方式都属于典型的俳句风格。与以诗言志的中国诗人不同，日本俳人更倾向于简练、真实地将自己所见到的景致还原，至于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深意，还要靠读者自己来领悟。

诗歌中的“石兽”指的是位于昭陵（皇太极陵园）神道两边的石雕猛兽，共有石狮子一对、石貔貅一对、石马一对、石骆驼一对、石麒麟一对、石象一对。这些石兽统称“石象生”，是帝王陵墓中主要的祭祀仪仗雕塑，含义各不相同。《石兽》中有几处对于石兽形象的描写：

石兽的/吼声起时/黄尘卷起在/蒙古的天空里 （第六联）

古时候的麒麟/怒目圆睁/鬃毛皆立/似要一跃而起 （第九联）

在那巨大的/金色石兽的鬃毛里/春天的微风/短暂地停息 （第十一联）［1］61

诗歌中，室生犀星从两个方面强调了石兽的特点。第一点是石兽的高大威猛：上文节选的第十一联和第六联是对其庞大身躯的直接描写，另外像第九联那样用“怒目圆睁”等词汇来体现石兽威严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第二点是石兽的吼声：像第六联这样描写石兽吼声的诗句共在七联诗句中出现，其中有两联是专门对“象吼”进行的描绘——石兽纵然高大威猛，怒吼出声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诗人此处描绘的实际上是他想象中的场景，这种想象中的怒吼愈加体现出神道两边石兽们的气势。

但是，诗人对于石兽的描写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上述这种肯定的态度上，诗歌在第二十一联等处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描述：

石兽的/沉重的肌体/随处可见/古老岁月憔悴的痕迹［1］61（第二十一联）

在这里，诗人将石兽高大威猛背后的破败展现给读者。不仅是石兽，皇陵中其他地方也都显露出衰落的迹象，比如寝陵上空“鸢舞旋旋，啼声不息”（第十八联）的落寞，以及神道石缝中“满洲的苔衣”（第二十联）所带来的苍凉幽怨等等。

室生犀星的这种情绪并非个例，他体现出了大正以及昭和初期大部分日本文人所抱有的一种中国情怀。谷崎润一郎曾经指出：“如今我们日本人表面上看来似乎全面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与之同化了，但是在我们血管的深处，所谓中国情趣的根深蒂固实在要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一面抵抗着这种中国情趣，一面又以一种希望不时回到父母身边的心情，悄悄地回到那儿，而且这种情趣不断地反复出现。”［4］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提及的中国情趣仅限古代中国。室生犀星于1937年来到中国，彼时的中国早已被帝国主义瓜分殆尽，中国东北地区也已经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诗人眼中，不但昔日泱泱大国的雄浑气度无处可寻，充斥视线的场景除了支离破碎的残垣断壁，便是固步自封、愚昧无知的民众。对此，诗人只能一方面被昔日文明留下的辉煌所震撼，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感慨其如今的破败与落后，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三、犀星的“哈尔滨之歌”

室生犀星于1937年4月25日到达哈尔滨，一周左右的旅行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哈尔滨诗集》中有十一首可以明确是以哈尔滨为主题或背景进行创作的诗歌。初到哈尔滨的室生犀星以一种欣喜的心态写下了《荒野之都》和《哈尔滨之歌》等几首诗。如《荒野之都》——

荒野尽头的都市/点缀着萤火虫一样的灯光。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都市/寺院里响起古老的钟声/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

我不了解这都市/我要去探寻这都市。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都市/异国的人们走过/春寒料峭中传来咳嗽的声响。［1］62

哈尔滨作为伴随中东铁路的修建而逐渐形成的现代都市，虽然在几万年以前就已开始有人居住，但其作为现代都市存在的历史却并不是很长，到室生犀星前去旅行的1937年为止，也只不过几十年时间而已。因此，诗人在诗中提及的古老其实并非源自城市外貌所带来的感观，而是他自身对于蕴含在城市深处另一种古老文化的触动。这种触动可以向前追溯至他自幼年时代起便抱有的“俄罗斯情愫”。

日本学者川村凑曾在2005年冬季号的《ifeel》中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岛敦的评论。在评论中，他对日本人的“哈尔滨观念”进行了如下精炼的概括：对于日本人来说，哈尔滨是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中发掘出来的“西欧”都市。是沿传统路线从亚欧大陆南下的俄罗斯，与根据北进论从库页岛、满洲、海州、西伯利亚北上的日本相遇的城市。作为位于东方的西欧文化以及俄罗斯文化的象征，那里不但修建了俄罗斯人街，还从莫斯科、圣彼得堡移植过来逃亡者的文学、戏剧以及白俄们的文化。因此，对于日本学者而言，哈尔滨这座城市是最近的“俄罗斯”，是实地体验“俄罗斯文学”世界的最佳地点。

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将哈尔滨定位为一个中国城市，他们早已将它视为欧洲文化——特别是俄罗斯文化在东方的缩影与代言。在这种定型视野的影响下，生活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已经不能构成哈尔滨的典型风景，庄严壮观的东正教堂和金发碧眼的异国面孔才是哈尔滨最贴切的形象。在这一时期以哈尔滨为主题的日本文学中很难发现地道的中国元素，日本作家笔下的哈尔滨无异于一个国中之国，一个地道的“东方莫斯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室生犀星诗歌中的哈尔滨才被赋予了源自斯拉夫民族的古老的异域风情，变成一座“寺院里响起古老的钟声”，有“异国的人们走过”的老城。

除了对哈尔滨进行概括性描述之外，室生犀星还细致观察了当地几处具有代表性的风景，比如松花江、有俄罗斯女招待的咖啡馆以及东正教堂等。例如《混浊的江》：

浑浊的松花江/在春日的阳光下终日/向岸边推来略带寒意的微波。

这清冷的涟漪啊/裹着碎冰咯哧咯哧地吟着

我用手捧起其中的一片/眺望着茫茫的对岸。

啊！松花江水无处清澈/就这样浑浊着浑浊着不知流向何处

它未像黄龙那样吼叫着流过/日复一日浑浊的波浪/不知这浑浊的波浪奔向何方。［1］63

对于早已习惯家乡清澈河水的室生犀星来说，面前“浑浊的江水”并未带给他肮脏的感觉。在他眼中，江水的浑浊俨然成为历史沧桑的沉淀，远处“茫茫的对岸”则勾勒出诗人对于古老俄罗斯的无尽遐想。这首诗歌将日本诗人细腻敏感的情愫揉进了俄罗斯文学宏大沧桑的模式中，十分直观地再现了20世纪初日本文人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认识与憧憬。

诗集中第二处代表性风景是松花江畔中央大街旁边一间叫做玛尔斯（今华梅西餐厅）的咖啡厅，那里是室生犀星常去的地方。诗歌《君子的哀愁》描述的便是诗人在玛尔斯的所见所感。

玛尔斯咖啡店的俄罗斯女郎/整天扭动着肥臀/

一路小跑/为客人端茶送水/里里外外地忙

硕大的肥臀/随着脚步/一走一晃/少女的纯洁/对这一切毫无察觉/没有掩藏

我在异国的咖啡店里/远远地凝视着那硕大的肥臀

我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下面垫着一张看不懂的/俄罗斯报纸

心里充满了/无力老虎一般的悲怆［3］

作为俄罗斯文化的象征之一，咖啡馆在当时的哈尔滨并不少见，那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招待也成为一道艳丽的风景。与清秀温婉的日本女性不同，俄罗斯少女丰满的体态和欢快的举止让诗人在异国他乡有了惊艳的感觉，成为他在诗中主要的描述对象。当时很多日本作家都把哈尔滨描绘成寻欢作乐的天堂，甚至有作家干脆直接在作品中让主人公高呼“哈尔滨没有处女”［5］。然而，在室生犀星的诗歌里少女那“硕大的肥臀”却并未给他带来任何欲望的想象。在他心中，正是因为少女自身十分“纯洁”，才会对自己丰满的身材“没有掩藏”。室生犀星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他对于俄罗斯人宗教信仰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俄罗斯民族为了信仰可以不计较生死，有着如此虔诚心理的民族，怎么可能以不纯洁的形象出现呢。

室生犀星选择的第三处代表性景致是在当地颇负盛名的东正教教堂。诗人在到达哈尔滨之前曾经结识过一个俄罗斯朋友，那是一个以教授俄语为生的白俄，租住在距诗人家不远处只有三叠大的房子里。这位白俄朋友对于宗教的虔诚，让室生犀星形成了有关俄罗斯民族宗教观的最初认识。他曾经这样感慨白俄友人的虔诚：

当我从他的同僚那里得知，连盘子都买不起的瓦西里居然还在向俄罗斯教堂捐款的时候，眼前这些人对于信仰的执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并不由得为眼前这些人的喧闹而感到些许悲凉。［1］453

带着对于俄罗斯民族宗教观的深切体会，室生犀星写下了诗歌《尼古拉耶夫斯基教堂（3）》。作品中，诗人虽然一直迷茫于“究竟该祈求些什么”，但当他“坐在幽暗教堂里的椅子上”，听着俄罗斯小女孩儿“如同胡琴般的嗓音”时，心中还是不由得升起“如果有缘我们还会再见”［1］64的宿命感。来自白俄友人的宗教感染，将室生犀星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认识上升到了“灵魂”的高度；也正是对于俄罗斯民族宗教观的深入理解，才使得他在文学创作时没有流于大众意识将白俄单纯地定义为“享乐”、“没落”的群体，他更倾向于赋予白俄正面、虔诚的形象，形成了昭和文学中一道相对健康的“白俄风景线”。

四、消失的都城“新京”

在《哈尔滨诗集》所收录的三十四首诗歌中，以哈尔滨为主题的有十一首，以沈阳为主题的有四首，余下的诗歌则以大连、旅顺等地为主题或取景地。室生犀星到达中国东北地区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五年，首都新京（今长春）的建设也已收到了相当的“成效”。然而诗人却在作品中有意回避这个伪满洲国首都的出现，三十四首诗歌中竟然没有一首提及新京。室生犀星从大连乘火车沿满铁一路北上到达哈尔滨，途中不可能错过新京这样一个铁路枢纽，但是他却在诗集中直接从奉天跳到哈尔滨，其中的用意不得不让人深思。

对于自己之所以没有去新京游览，室生犀星在游记《骆驼行》中这样解释：

在奉天时，直到出发前一个小时我都还在磨磨唧唧地犹豫究竟是去新京，还是去哈尔滨。……我实在是太纠结了，一方面我想尽早到达哈尔滨，可是同时我又很想去一下新京。因为坂本君总是以一个大丈夫的姿态照顾我，我也就索性很奇妙地像一个女人那样什么事情都交由他来决定了。……

（坂本君说）“你要决定不下来的话还是我来给你选吧。去哈尔滨吧！”

“那好，我去哈尔滨。”［1］446

就这样，室生犀星在友人的决定下放弃了前往新京的行程。虽说旅行中的很多决定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随机性，但是上文中诗人给出的解释却依旧显得有些唐突。从整个行程来看，室生犀星一共在哈尔滨住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倘若他真的十分想去新京游览，那么他完全可以把这一周的时间分成两个部分，三四天的游览时间对于新京或者哈尔滨都十分充裕。加之新京在地理位置上正处于奉天到哈尔滨的途中，并不需要绕道或者转车，因此，诗人这种“忍痛割爱”般的随性选择反倒更像是有意而为之的结果。

除了《骆驼行》中的解释之外，《哈尔滨诗集》中还有两种现象让新京的“消失”显得意味深长。

首先，长诗《石兽》的创作。《石兽》是《哈尔滨诗集》中最长的一首，共27联108行。作品通过对北陵建筑、石刻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崇敬之情，以及对于寝陵破败苍凉现状的悲怆之感。全诗长达108行的篇幅足见诗人的用情之真，抒怀之切。

北陵是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的寝陵，其后世末代皇帝溥仪便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室生犀星来到伪满洲国时，这个作为清朝历史后续的新生“国家”已经成立五年。但是，室生犀星不但在《哈尔滨诗集》中只字未提这个与日本息息相关的政权，反倒对它遥远的先祖感慨颇深。借助这种只感古、不怀今的态度，诗人有意识地忽略掉了伪满洲国与日本政府间的种种关联，将其彻底还原为单纯意义上的中国东北——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意识，清朝初期的都城奉天才成为深受诗人注目的对象，而新生伪满政权的首都新京则在一整部诗集中黯然地消失了。

其次，源自古老俄罗斯的情愫。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文人来说，以探讨“人究竟该如何活下去”为主题的俄罗斯文学毫无疑问是一种“人生论的教科书”。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被直接或者间接地翻译到日本，到1908年时，其翻译数量曾经一度超过英语作品。

出生并成长于明治年代的室生犀星在与俄罗斯文学的亲密接触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对此，室生犀星的弟子伊藤信吉曾在自己的著作《室生犀星——战争的诗人?避战的作家》中指出，正是因为室生犀星从少年时代起便与俄罗斯文学接触密切，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的影响，才使得他没有选择奉天或者新京，而是把哈尔滨作为自己旅行目的地，以此来与心目中“古老的俄罗斯”相会。加之诗人自己也在游记中特意强调这次旅行没有受到任何资助，只是一次私人兴趣的旅行而已。因此，他的中国东北之行便成为与俄罗斯文学进行实地相会的文学之旅，诗人不走“国策文学”的套路，对新京过而不入的安排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在《哈尔滨诗集》中的消失绝非仅是基于友人建议而产生的简单结果而已。诗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对于新生殖民政权的漠视让他更倾向于将古代中国的遗迹作为自己对于中国东北的印象；而他自青少年时期起便抱有的俄罗斯文学情愫，则让他的这次旅行几乎完全避开了政治因素，成为一次单纯的文学之旅。

室生犀星的《哈尔滨诗集》仿佛是诗人的一部旅行笔记，在这部作品集中，他以移步换景的姿态，用诗人细腻的艺术思维，对于自己所到的中国东北城市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描述。在他的笔下，沉默的旅大堡垒，威严矗立的奉天石兽，古老且异域风情浓厚的哈尔滨，以及在作品中黯然消失的都城新京都被赋予了诗人独有的文学含义和艺术象征，成为昭和文学中为数不多的、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纯文学殖民地形象。

注释：

（1）本论文中所使用引文如无特殊标注，均为笔者所译。

（2）据《室生犀星集（日本現代文学全集61）》中收录的《石兽》，这首诗实为27联。

（3）尼古拉耶夫斯基教堂以俄国沙皇尼古拉的名字命名，也称中央寺院，建成于1900年，1966年被毁。

参考文献：

［1］ ［日］室生犀星.室生犀星集（日本現代文学全集61）［M］.东京:讲谈社,1961.

［2］ ［日］室生犀星.哈尔滨诗集［M］.东京:冬至书房,1957:卷首.

［3］ ［日］财部鸟子.哈尔滨文化之旅［J］.北方文学,2010,（5）.

［4］ ［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赵怡,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22.

［5］ ［日］群司次郎正.ハルピン女［M］.东京:大空社,1998:328.

（责任编辑 岳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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