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之假设与求证
人物司马光的《上仁宗论谨习》奏议,详尽地从历史角度论证礼制为治国之根本,进而指出复兴三代礼制的必要性,为礼器制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降及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明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化民……自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于是风俗日坏……至于有唐,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帅者,朝廷不能讨,因而抚之,拔于行伍,授以旄钺,其始也,取偷安一时而已,及其久也,则众庶习于闻见,以为事理当然,不为非礼,不为非义……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机,征伐刑赏,断于圣主,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自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凡此数种,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臣愚以为陛下当奋刚健之志,宣神明之德……使礼义兴行,风俗纯美,则国家保万世无疆之体,犹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一股思潮形成后,总要寻找突破口,付诸实际行动;矛头的重点是当时使用的礼器法物,并将当初制定礼器的聂崇义等人拉出来批判。
大儒们认为现行的礼器法物“皆循唐故”“与郑注多相违异”“率意定其制”与三代礼器不符,应进行改革。
神宗朝(公元106年-公元1085年)详定官陈襄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趟、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卉。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
校书郎賈安宅言:“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问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宜绘于图,著其义,具为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像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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